奥康纳不是天才。这一点她在自己的早期作品《庄稼》中进行了刻画，奥康纳所塑造的年轻女作家就是她自己的写照。《庄稼》讲述了一个苦苦思索地要成为一个“社会问题”[844]作家的未婚女教师威勒顿小姐创作的艰辛。威勒顿小姐坐在她的打字机前，思索不同的故事题材：“如果威勒顿小姐要写一个故事，她就必须思考。通常，坐在打字机前她的思路最敏捷，但掰面包也有一定效果。首先，她得想出一个题材来。能写成故事的题材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威勒顿小姐永远都想不出一个来……有时候，她会放弃一个又一个素材，通常要花费她一周或两周来决定最后的东西。”[845]同样，奥康纳也是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坐在打字机旁。在“爱俄华作家工作坊”，奥康纳从《想象力写作》课程的老师保罗·霍尔根（Paul Horgan）[846]那里得到的最有帮助的建议是，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写作——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这个习惯成了她一生的原则，她的艺术信条的灵魂。后来她曾在1957年和一个年轻的作家分享她对写作的看法：“我完全相信写作习惯，尽管听起来似乎非常老套。如果你是十足的天才你可以不依据写作习惯去创作，但是大多数人只是有才华，所以必须依靠生理和智力上的习惯来辅助写作……我每天只写两个小时，因为这是我的精力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但我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两个小时，在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地点……而事实是，如果你不是每天都坐在那里，一旦哪天灵感来了的时候，你就不会坐在那里。”[847]奥康纳的朋友约翰·霍克思甚至认为，奥康纳“是以魔鬼的意志来写作的”。[848]
但是奥康纳用自己的创作热情、不懈努力和人格魅力构建了自己的荣誉殿堂。1972年，罗伯特·吉鲁按时间顺序将奥康纳的短篇小说整理成集，从她的第一个故事《天竺葵》到这个故事的最后的成熟的升级版《审判日》。《短篇小说全集》的出版使奥康纳在文学史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1956年，奥康纳曾经与全国图书奖失之交臂，在最后一刻输给了约翰·奥哈拉。1972年，《短篇小说全集》终于获得全国图书奖。该奖项通常授予活着的作家。评委们认为奥康纳的作品值得破例，以此来奖励她的终身成就。关于这一点，吉鲁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在一个谎言、欺骗和碎纸机的时代，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清晰视野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燃烧得耀眼……”[849]1979年，书信集《生存的习惯》由奥康纳的挚友萨丽·菲茨杰拉德编辑出版，好评如潮。书信集收录了超过700封信件。这些书信从1948年开始直到她在1964年去世前不久。这些信件在很多方面揭示了奥康纳在米里奇维尔的生活、写作习惯，最重要的是她的深刻的宗教信仰。读者第一次可以超越骇人听闻的故事看到作家的敏锐的才智、热情和诙谐的性格。《生存的习惯》获得了多项大奖，《基督教世纪》杂志将其列为十年间最有影响力的十二部宗教书籍之一。正如萨丽·菲茨杰拉德指出的：“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真正的肖像是她自己勾画的，用文字绘出的一幅自画像，在她的书信中去发现。”[850]1982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设立了“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奖”（The 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用以纪念这位杰出的小说家。竞赛面向所有的英语作者，无论作品是否出版，作者必须是北美洲的居民。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每年颁发给两名优秀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该奖项关注和鼓励年轻作家，已经成为衡量新人创作的重要尺度。获奖稿件作者得到现金奖励，以及其作品集随后由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有时选择超过两名获奖者。第一个获奖的短篇小说集于1983年出版。“弗兰纳里·奥康纳奖”系列作品已经出版五十多部短篇故事集。“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奖”的获奖者包括现在被读者广泛阅读的名作家哈金等。奥康纳的手稿成为她曾就读的母校佐治亚大学的永久收藏作品。1972年，该校图书馆出版了年度《弗兰纳里·奥康纳简报》（The Flannery O’Connor Bulletin）。[851]1988年，美国图书馆出版了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全集》。奥康纳是“第一个得此殊荣的女作家，也是20世纪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二位作家（第一位是福克纳）”。[852]1992年，奥康纳被评选为“全美历史上最佳十位女作家之一”。[853]2009年，《短篇小说全集》被评为“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作品”。
奥康纳是个因病魔缠身“足不出户”的女人，同时又是一位“朋友遍天下”的女人。虽然预计只能活五年，她设法活了十四年。在与死亡抗争的十四年中，红斑狼疮这匹“狼”逐渐减少着奥康纳的活动能力，吞噬着她的能量，增加了她对母亲的依赖。由于父亲死于红斑狼疮，奥康纳对自己的前景不抱任何幻想。但是，面对不治之症，奥康纳很少抱怨，似乎接受了它，最重要的是，泰然处之，甚至幽默以对。奥康纳的书信揭示出在这个外表看似简单的生活的深处所蕴含着的超凡、丰富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蕴藏在祷告和对于天主教教义的坚定的信仰之中。虽然用于治疗红斑狼疮的药物令她虚弱，奥康纳设法每天都有一部分时间写作，她甚至进行了数量惊人的旅行，去作演讲和朗读自己的作品。奥康纳做了60多个报告和朗读会，以至于她对朋友说：“我心里偷偷地想和在演讲台上的查尔斯·狄更斯相媲美。”[854]她终身未婚，依靠信件以及和母亲的密切关系来获得友谊和精神支柱。作为一位热心的书信人，奥康纳通过信件与文学界的菲茨杰拉德夫妇、罗伯特·洛厄尔、卡洛琳·戈登和伊丽莎白·毕晓普等著名作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奥康纳也花费大量时间回复年轻作家的信件，在写作、人生观和信仰等诸多方面和他们进行坦诚的交流。她收集天主教神学书籍，有时针对信仰和文学进行讲座。为《佐治亚通报》（亚特兰大教区的一份出版物）写神学作品的评论，接待寻求文学和精神建议的来访者。
奥康纳又是一位充满矛盾性的哲人。1951年，奥康纳被诊断患上了家族性的红斑狼疮，被迫像她父亲一样回到了佐治亚的家庭农场，并且不得不最终拿起了拐杖。奥康纳那个摆放在简单的床旁边的拐杖使这个女人的生活具有了一种古怪的矛盾性。她的疾病显然给她的世界带来了局限性，但是这些局限性又意味着她可以更为深入地投入到写作中，更少地浪费时间在一些分心的事情上。她由于红斑狼疮而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悲剧，但是从天主教的角度来说，又是可以用幽默和荣光来接受的事情。奥康纳的天主教信仰使她意识到：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苦痛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含义。然而，如果有人公开羡慕她如此从容地对待自己慢慢减少的生命，奥康纳一定会发火，因为她讨厌被称为圣人，并且没时间顾影自怜。死后，奥康纳被赞誉为“她的家乡里的一位没有被欣赏的先知”。[855]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他作为囚徒的生活所遭受的苦痛积极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它是一所好学校。它强化了我的信仰，激醒了我对那些耐心地承受所有痛苦的人们的爱。”[856]奥康纳知道和接受这一切。她对痛苦的体验、信仰的强化和爱的觉醒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显现，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具体化，疼痛是她的缪斯。“我经历过很多，并且将看到和经历更多——你会看到我有多少东西要写。”[85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可以说是奥康纳的话语再现。西尔维亚·斯托林斯在《纽约先驱论坛书评》报上撰文指出：“奥康纳小姐的写作力量来自于她对一种心智痛苦的理解，而那种痛苦是因受上帝的折磨而造成的。”[858]奥康纳说：“最近几年我在思考两件事：病痛和成功。其中之一单独并不会给我太大影响，但是两者结合起来则对我影响巨大……我认为那些没有得病的人失去了上帝的一次恩典。”[859]奥康纳拒绝将自己的作品降为只有一层简单浅显的含义，因为她相信一篇好的故事总是蕴含着奥秘，甚至对于作者来说也有未解之谜，并且会对不同的作者传达不同的声音。[860]
奥康纳喜欢在她的故事中建构各种程式，而她自己的一生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你拯救的也许正是你自己》中，希夫利特用心良苦而得到的那辆破车和《智血》中的黑兹尔开着传教的那辆破车如出一辙。《善良的乡下人》中卖《圣经》的人带着的大大的黑色的箱子和《火中之圈》中的三个魔鬼般的男孩所带着的箱子也颇为相像。奥康纳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完成的《审判日》是她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天竺葵》的翻版，重新讲述了一个有着不同结局的相同的故事，完成了自己人生和创作生涯的一个完整的圆。
奥康纳的生活和艺术是不可分的，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奥康纳有机整体：一只孔雀从奥康纳的安达卢西亚农场来到了她的小说世界，成了《背井离乡的人》中的一员。在散文《百鸟之王》中，奥康纳再次明确揭示了自己生命中不断循环的这些模式。她注意到了自己童年的那只独特的会倒行的小鸡到它的艺术上的后代，那些会“前后来回跳舞的”孔雀。[861]
奥康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也许我应该说的是你大于你的历史。”[862]这句话恰恰是奥康纳自己的写照：她的一生简单而且平凡，只是在房子和养鸡场之间往返，然而她给我们留下的却远远超出这一切！奥康纳通过她的故事和人生告诉我们：完满的圆是人生应有的轨迹，和谐的关系是社会应有的形态！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