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艺复兴”的这批作家试图“通过南方的场景和人物折射出普遍真理，阐发对人性的诠释和拷问。正如福克纳本人所说，他的作品描写的就是‘人和自己的心灵的冲突。这是他们作品的生命力持久不衰之所在”。[707]这些作家用文学创作来实现他们对旧南方文化身份的追忆，并在南方重建的历史进程中找寻自己的新位置，对新南方文化身份重新定位。所谓文化身份指的是“身体的文化性，是社会根据物理身体构建的区分话语，包括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在不同对话语场中，身体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含义”。[708]而文化身份并不是固定、永恒的事物，需要不断地被重新建构。新旧南方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的激烈冲突和碰撞困扰着每一位南方人，尤其是担负着沉重使命、思考人生的作家。
奥康纳出生在美国南方素有“圣经地带”之称的佐治亚州。在南北战争之前，佐治亚州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白人种植园主利用奴隶劳动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因此享受着欧洲贵族式的生活，他们中的富有者不仅有豪华的住房、华丽的衣着和风雅的社交生活，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热心于探讨科学文化的最新进展，这种优越自在的生活造就了美国南方独特的历史记忆。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和南方最终的失败，南方昔日短暂的荣耀蒙上了灰暗的阴影，失败后的负罪感、挫败感、经济落后、道德沦丧、宗教的宿命论在南方人心灵上打下了沉重的、挥之不去的烙印。对于那些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奴隶制和内战不是历史，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于是南方作家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回忆着往日南方的人物事迹，记录艰难曲折的生活历史，书写着南方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并对南方的过去、现在、将来进行着沉重的思考。作为南方作家群中的一员，奥康纳也描绘了南方逝去的历史，她常常引用小说家沃克·泊西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失去了这场战争。”[709]奥康纳对南方的过去也有着特殊、复杂的感情。奥康纳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美国南方她身边和周围最熟悉的人和事物。她说：“我不愿意看到再过20年，南方作家也开始热衷于描写身着灰色法兰绒的人物，而不再能认清这些人物其实比我们现在所塑造的甚至更荒唐怪异。”[710]
在1960年9月的信中，奥康纳说：“南方传统的新教团体正驱散在世俗和体面之中，被各种奇怪的派别彻底取代——耶和华见证者、弄蛇者、自由思考的基督徒、独立的预言者、骗子、疯子，有时还有真正得到天启的教派。”[711]奥康纳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她通过小到个人、大至国家的历史的虚构性的阐释来使读者认识到对于南方历史的颠覆和重构的必要性，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来重新审视南方这一独特的地域和文化，重新思考南方所失去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并探索南方未来的出路，以及如何使新一代人能够接受过去、面对现实，开始全新的、真实的人生。
第一节 历史幻想的破灭
《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体现了深深的怀旧情结和对贵族传统的留恋，成为坚持贵族传统的牺牲品。因为无法接受已经完全不同的世界，她不断回忆过去的时光，尤其是关于那座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豪宅的记忆。老祖母的强烈的怀旧情结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对自己的淑女身份的念念不忘，而她至死都没意识到“淑女”已经对于她所生活的时代毫无意义。杀死老奶奶后，“不合时宜的人”说：“她要是一辈子每分钟都有人没完没了地冲她开枪射击，她也会成为一个好女人的。”[712]言外之意，只有不断地面临致命的危急时刻，老祖母才能回归到现实，头脑才能清醒，才会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好女人”已经不再是旧南方的“淑女”形象了。
故事中，正是因为老奶奶千方百计鼓动大家绕道沿着土路寻找她青年时期记忆中的一座古老的种植园才导致汽车行驶在土路上，然后意外翻车。表面上，是老奶奶的建议使得汽车驶上凸凹不平的土路，直接的罪魁祸首是突然蹦出来的猫。实际上，悲剧的根源是其价值观。正是因为对自己从前的贵族生活和价值观的念念不忘才使得她不断地去回忆记忆中的大房子，家人才踏上了不归路。为了达到目的，她故意煽动孩子们的热情，以达到逼迫儿子改道前往佐治亚州的那个古老的种植园，而她后来突然想起那处庄园是在田纳西。“她说那栋房子前廊矗立着六根又大又白的柱子，一条幽静的林荫道，两旁种着成排的栎树，直通到大门前。两边各有一个木格子的小凉亭，你跟情人在花园里散步累了，可以在那里歇歇脚。”[713]当然，老祖母的绘声绘色地描述彻底地吸引了孩子们，老祖母的愿望达成了。结果，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故事一开头，作者描写了老奶奶出发前的精心打扮：“老太太却戴一顶海军蓝的硬边草帽，帽檐上有一束人造的白紫罗兰。她穿一身带小白点的深蓝色长衣服，镶花边的袖子和领口全是白玻璃纱做的，领口那儿还别一枝带香囊的布做的紫罗兰。”[714]老奶奶悉心打扮是因为“万一发生意外，过往行人看见她暴死在公路上，谁都一眼就能辨认出她是一位高贵的夫人”。[715]从老奶奶的穿着打扮便可看出，她的家庭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孩子们的吵吵闹闹也显得这个家庭毫无规矩和教养。这一点从孩子妈妈的打扮上也可以略见一斑：“孩子妈穿一条长裤子，脸膛宽得像棵圆白菜，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头上裹着一块绿头巾，两角扎得就跟兔子的耳朵一样。”[716]
除了在穿着方面所坚持的滑稽可笑的标准和荒谬的想法折射出她对南方传统的恋恋不舍之外，老祖母对黑人的态度进一步体现了她强烈的种族观念和白人优越感。在路上，当她看到路边一个没穿裤子的黑孩子时，她故意说，“这不就是一幅画吗？”引得“大家都扭头去看后挡风玻璃外的那个黑孩子”。接着，她又以白人的高傲的态度说：他可能根本没裤子吧。她告诉孩子们：“乡下的黑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的他们不一定有。”[717]老奶奶向孩子们传递的不仅仅是对黑孩子的兴趣，更多的是城里的中产阶级对农村的贫困者的阶级优越感和白人对黑人的种族优越感，是曾经的白人至上的记忆的再现，将旧南方固有的以肤色、经济地位等来看待他人和自己的传统传递给了成长中的孩子们。南方白人对黑人的优越感跃然纸上。老奶奶一直恪守着传统的南方价值观，用过去的记忆来故意掩盖现实的生活。当约翰问她“种植园在哪儿”时，她感叹道：“漂走喽。”[718]在餐馆里，老奶奶和店主红萨米特别谈得来，因为红萨米也坚信：“好人难寻呦……再没那种好日子喽。”[719]
事实上，老祖母所极力展示的过去和对他人的态度真实展现的是其对现实的逃避和性格中的肤浅和虚伪。最终，正是因为老祖母的自以为是，全家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在了“不合时宜的人”的枪下。看着家人一个个死在暴徒的枪口下，老奶奶却荒唐地一再劝说残暴的杀人犯和她一起祈祷，祈求上帝的宽恕。为了活下来，她恳求说：“耶稣啊！你不该枪杀一个妇道人家。我可以把我带的钱都给你！”[720]对于这种想法，“不合时宜的人”都感到荒唐可笑，他说：“从来也没听说死尸赏小费给抬棺材的人的。”[721]作者给她安排的最后的结局仿佛在暗示：老奶奶的细心打扮似乎是一种预感，仿佛命中注定她会遭遇不测，而事实上，这正是作者的真正用意所在，她要告诉读者的是，这种价值观是杀人的、要命的，是注定会给持有这个价值观不放的过时了的“南方淑女”带来最终的毁灭，所以，看似偶然的一个事件却呈现了一种无可避免的必然性。正如故事中的老奶奶，在被枪击前，“老奶奶头脑突然清醒了一下”。[722]也许，在那一瞬间，老奶奶意识到自己的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被枪杀后的她根本不会让人们意识到她是一位“淑女”或一位“太太”。
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的碰撞
在奥康纳的作品中，《眺望林景》的故事与大多数的故事明显不同。主人公福琼先生不是维护旧的农场经济，而是面对工业化的现实，试图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和思维模式。然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传统与现实的碰撞中。福琼先生没有种族偏见，却体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父权制等级观念。《眺望林景》表达了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南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剧烈的冲突，表现了奥康纳对于南方传统与北方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冲突的思考。福琼先生看似接受新的观点，实际却是通过接受新观点来维护旧观点，两个冲突的自我通过福琼先生和他的外孙女之间的冲突得到了生动再现。
和奥康纳小说世界中的大多数老人不同，作者在《眺望林景》中展示了一位不寻常的老人福琼先生，“他虽然已经七十九岁，却是个深有远见的人”。[723]“福琼的产业处于一条泥土路旁的乡间，泥土路离公路有十五英里远。如果不是为了与时俱进，他根本不会买地，他一向支持进步。有些来年人阻挠改良，反对新事物，畏惧变化，他不是那种人。”[724]福琼先生已经卖掉了八块地。故事的冲突是由于他的一个新计划引起的。他执意要卖掉一块森林给百货公司，卖掉他女儿称为“草坪”[725]的那块地，在那里建一座加油站。然而，福琼先生的计划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战和阻挠。福琼先生最疼爱的最小的外孙女玛丽坚决不允许他卖掉这块土地，结果，老人一怒之下误杀了孩子，自己也丧命了。
表面上，福琼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人物。一下午，他好几次从床上爬起来，朝窗外眺望，视线越过那个“草坪”，投向外孙女玛丽口中所说的他们以后再也看不见的那片树林，“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树林——不是一座山、一道瀑布或任何一种植物花木，只是树林。在下午某个特定的时间，阳光在树林间迂回穿梭……一棵松树干只是一棵松树干，他自忖到，在这一带，谁没见过松树干呢。每次起床并看向窗外，他都会再度相信，自己卖掉那块地是明智的”。[726]首先，卖掉土地，可以带来非常好的经济效益，造福周围的人，包括他自己。“他想在自家的门前看到一条公路，许许多多的新款汽车奔驰在上面；他想在路对面看见一家超市，他想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一座加油站、一家汽车旅馆和一家汽车电影院。进步让这一切进行起来了。”[727]他满脑子都是这个地方未来是什么样子，这里的人们能从发展中获得什么利益。他越是想到这个地方的未来，就越觉得他卖掉他的土地完全正当：“他匆匆吃完饭，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用整晚的时间向自己指出在如此近的地方就有一处像蒂尔曼商场那样的设施对未来的种种好处。无论什么时候需要一块面包，只要走出前门，走进蒂尔曼商店后门就可以了。他们可以把牛奶卖给蒂尔曼。蒂尔曼是个招人喜欢的家伙。蒂尔曼会带来其他生意。路很快就要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将会在蒂尔曼商店前停留。”[728]其次，兴建一个现代小镇还会提升福琼先生的名望，因为“他认为镇子应该被叫作佐治亚州福琼镇”。该镇将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窗口观望闪烁在路那边树林上空的月亮，倾听一会儿蟋蟀和雨蛙的鸣叫，就在它们那片嘈杂声下面，他仿佛还听得见未来的福琼城镇的脉搏跳动声。[729]老人找到商人蒂尔曼，想把土地卖给他。在去和蒂尔曼签订开发合同的路上，“他再次回顾了导致他作出这种举动的所有正当理由，而且他从中找不出任何不妥之处”。[730]福琼先生坚信：“他是个有远见的人，尽管他已经七十九岁了。”[731]
实际上，福琼先生的所谓新思想还是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和社会等级制在作祟，并非真正地接受了日新月异的现实。原来，福琼先生的女儿嫁给了皮茨，“老头认为，在嫁给皮茨以后，她表现出喜欢皮茨胜过这个家了”。[732]这对于福琼先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皮茨一家就像是他的佃户，他们怎么能够挑战他的权威呢？于是，他就开始刁难皮茨一家。故事一开头，福琼先生坐在保险杠上，玛丽坐在引擎盖上，看着一个工地施工。而这块地就是他卖出去的，这恰好是皮茨成功清除了苦味草的唯一一块牧场，老头卖掉它时，皮茨差一点儿中风。而“福琼先生原本是可以继续留着这块地的”。[733]老人处处显示他的权威。比如，他不许皮茨掏钱钻一口深井，要他们用管子从泉眼里取水，“因为他担心当他对皮茨说：‘你是在我的地盘上。’皮茨就可以对他说：‘但是，你喝的水是我的水泵抽上来的’”。[734]这样他的权力就会受到削弱；在明知皮茨很想买他的地的情况下，他还是“时不时，他通过卖掉一块土地，给皮茨一家人一个切身的教训。再也没有什么比看着福琼先生把一块地产卖给外人更令皮茨痛苦的了，因为他想自己买下来”。[735]在决定卖掉“草坪”的时候，作者告诉我们：“他有了一个锦囊小妙计，这个计策将成为揍向皮茨的一记重拳。”[736]在皮茨声称是因为怀疑玛丽让老人卖掉那块林地而痛打了她一顿以后，老人更加坚定了要卖掉那块地的决心：“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想要看到加油站在房子的前面建起来。如果这样会让皮茨中风，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这样会让皮茨中风乃至瘫痪，那是他活该，他永远都没法再打她了。”[737]当他用整晚的时间设想卖地后的经济效益时，他最后感觉卖地的最大好处是“如果他的女儿觉得自己比蒂尔曼有本事，商店的存在还可以煞一煞她的威风”。[738]同样，他每次向窗外望时会找到很多理由认为卖这块地是对的，但最终的结论还是：“这件事给皮茨造成的不快是永恒的。”[739]可见，福琼先生无论是卖地还是设想未来都是为了和女儿、女婿对抗，而并非真的思想进步。
随着故事的展开，似乎是老人和孩子的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是老人自身存在的对过去价值观的坚持和希望用新的生活方式作为复仇的工具来完全破坏旧有的价值体制导致了悲剧的最终发生。表面上，老人想卖掉土地是为了经济利益和名声。然而，卖掉土地的真正目的却是因为他自身的传统身份受到了威胁和挑战。坚持不允许老人卖地的玛丽实际是老人的坚持传统观念的自我，正是老人心中的两个自我的斗争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玛丽是老人保守的自我的外化。
首先，祖孙二人外貌极为相像：“她有一头浓密而且非常漂亮的沙色头发——和他还有头发时一模一样……她的眼镜是银边框的，也和他的一样，她甚至以他那副模样走路：肚子前凸，拖着脚，步伐小心而又莽撞，身体有些摇晃。”[740]她长得酷似他本人：“她的脸——那是老头的脸的小小复制品。”[741]其次，祖孙二人在性格上也非常相似。尽管他俩在年龄上相差70岁，精神境界之间的差距却甚微。他瞧得起外孙女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她也很像他。她特别具有他那种智慧，他那种坚强的意志和他那种劲头和魄力。福琼先生经常故意逗小姑娘，假装和她争吵，“就像在公鸡面前树一面镜子，看着它和它自己的影像打架一样”。[742]福琼讨厌女儿家的每一个人，除了外孙女玛丽。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最小的孩子玛丽·福琼身上，他暗自写下遗嘱，把财产留给玛丽。每天他都会驾着自己的老爷车带她到工地去察看现代机械作业场景，借机对她灌输反抗皮茨一家人的思想：“皮茨这家人是会让放牛场阻碍社会进步的那种人，但你和我不是。”[743]他一心想将玛丽培养成接班人，每天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教育、影响她，希望玛丽在他过世后继续刁难皮茨一家。可见，老人对玛丽的爱和培养在心底里是为了变相维护自己的家长制的权威。
令老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向和他关系亲密的女孩竟然坚决反对他卖掉这块土地。孩子挑衅地明确声称：“我是玛丽——福琼——皮茨。”[744]“我是纯种的皮茨氏。”[745]玛丽为了能留住树林，不惜一切与外公对抗。在福琼与蒂尔曼签订卖地契约时，玛丽拿着瓶子疯狂地朝蒂尔曼砸去。接着，当她的外公要打她时她发起了进攻，“她的攻击速度如此之快，他根本就弄不清自己首先受到的是哪一击”。[746]最后，“她咬他下巴的一边时，他像头公牛似地吼叫。他似乎看见自己的脸正同时从四面八方来咬自己”。[747]结果，疯狂的老人失去了理智，“就在她松开手时，他卡住了她的脖子……他用紧紧环住她脖子的双手提起她的头，然后将那颗脑袋对着恰好在她下面的一块石头猛烈地撞下去”。[748]福琼狠狠地把玛丽磕死在岩石上。他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了玛丽的旁边。福琼老人在临死之前产生了被拖进树林的幻觉。在他力争逃脱的过程中，“整个湖泊出现在他的面前，微微起伏的波浪朝着他的脚边庄严地涌来。他蓦然想到自己不会游泳，而且还没买船……他绝望地环顾四周，希望有人能救他，但这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一头巨大的黄色怪物坐在一边。它像他一样一动不动，嘴里塞满了泥土”。[749]老人死在了他一直看着工作的推土机的旁边，表明老人的等级制和家长制的历史观的覆灭。
第三节 “家庭罗曼史”的瓦解
1959年，艾伦·泰特说，“南方的中心……是家庭”，[750]这是他在《父亲》中强有力地表达的概念。父亲似乎根本不在场，然而又似乎无处不在地注视着他。这一形象象征了传统的存在。在起源上，父亲就是男性特质的化身——“坚强、坚定、强大”。[751]传统的父亲形象是美国南方家庭罗曼史的核心。在奥康纳的小说中，代表父权制思想的父亲形象成了下一代男性坚持男权意识和性别歧视的支持者，甚至由此发生弑母的悲剧。
和许多奥康纳后期创作的故事一样，《家的舒适》中，托马斯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与母亲居住在一起。母亲的溺爱换来的是托马斯的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父亲去世的时候，托马斯还很小。母亲辛辛苦苦地支撑着濒临破碎的家，如今还要继续供养着已过而立之年的儿子，可是，她的地位甚至连依赖她生存的儿子都不重视。然而，托马斯的父亲虽然已经死了，他的思想的影响仍然主导这个家的一切，在他儿子的心里他依然是主导力量，仍然拥有话语权。
虽然对寡居多年、含辛茹苦的母亲不屑一顾，家却是托马斯逃避社会的避风港。对托马斯的母亲来说，虽然托马斯威胁她只能在他和斯塔之间选一个，“她赌他离不开电热毯”。[752]而且，“得益于母亲理智的美德——她拥有的这栋房子井然有序，她做的饭很可口——他自己的生活才可以忍受”。[753]对托马斯来说，“他的家是家、工作室和教堂，是必需品，就像龟壳一样的私隐”。[754]然而，“出于她（母亲）那鲁莽冒失的善心，即将毁掉这座房子的宁静”。[755]“家的舒适”突然被自称斯塔·德雷克的女孩打破了，律师说她的真名叫做莎拉·哈姆，十九岁，是个“女色情狂”。[756]“一个月前，这个女孩因为开空头支票被投入郡监狱。”[757]在托马斯的母亲的邀请下，莎拉搬到了托马斯家来住。和他的父亲一样，托马斯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但他不完全和他父亲一样。“托马斯遗传了父亲的理性但摒弃了他的残忍；遗传了母亲的善良但摒弃了她追求善良的性格。他对所有实际行动的态度都是一样的：静观其变。”[758]
“托马斯写历史”，“他是本地历史学会今年的主席”。[759]作为知识分子的托马斯本来打算书写历史。书写历史本来是一个给他一个视角去看待人类的职业，这应该给他话语的建构和重构人类历史的权力，但情况并非如此。奥康纳把托马斯摆在一个荒谬的位置。作为一个成年的儿子，托马斯还依靠他的母亲生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什么都没有写。他与莎拉的对抗也不令他满意。面对莎拉的嘲讽，即使愤怒不已，托马斯根本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托马斯的情况表明，即使一个像托马斯般的沙文主义者也具有女性特质，即失声性。
托马斯成功地压制了自己身体上的欲望，仿佛他在身体上的最大的需求便是代表“家的舒适”的电热毯和打字机。与托马斯的苍白的性格特征相反，莎拉身上洋溢着热情的活力。当她走进房子，“狗欣喜若狂，兴奋得直打哆嗦，一边跑过去喜出望外，快乐摇晃着，跳跃着奔跑过去欢迎她”。[760]很显然，莎拉的身上体现出的性别活力深深地困扰着托马斯：“女孩在他思想的深处——他的分析能力无法触及的一个地方——制造了混乱。他觉得自己看见一阵龙卷风从身边掠过，朝前行进了一百码，但他敢肯定，它会掉过头径直朝他席卷而来。直到上午十点左右，他才稳住心神，开始工作。”[761]托马斯把美德“看成是一种秩序准则和能让生活可以忍受的唯一一样东西”。[762]莎拉在他的生活中引进了一种全新的东西，对他的生存产生威胁的东西，而对此，他既不能完全控制，也不能进行思想上的推理。尽管母亲认为莎拉是个本质善良的女孩，只是环境使得她变坏了，托马斯却反复称莎拉为“小荡妇”。[763]通过这些词汇，托马斯表示，在他眼里，女人是邪恶的力量。莎拉是不怕她的性的。她性格方面的这一特点对于无性的托马斯是具有威胁的。在奥康纳的时代，逃逸派/重农派的男性作家“对于女性的性别及其具体体现的颠覆性的力量具有一种潜在的恐惧”。[764]奥康纳的小说对女性的身体的再现表明她深深理解女性身体的力量。莎拉，“小荡妇”，暗示在女性体内的可怕力量。她的身体活动使通常表达力极强的托马斯哑口无言，而她的无礼的挑战彻底阉割了他的权威：“坐在桌边，握着笔，托马斯比谁都更善于表达。他和萨拉·哈姆坐进车里。车门关上，恐惧使他的舌头打了结。”[765]托马斯在面对她的力量所表现出的被动性表明女性的身体的潜在力量。莎拉拒绝承认自己的道德败坏和她的行为实际上对托马斯产生的不适，而她的性侵犯在很多方面颠覆了男权话语关于女性的顺从和贞洁的观点。西苏认为，因为西方的哲学和宗教话语已经使女性身体成为生病或死亡的样子……禁忌的原因和所在地，一个以肯定的语气写身体的女人一定在进行颠覆性的行为。在她看来，“真正的女性性别的文本——足够强大来‘打碎机构的框架’和‘摧毁法律’——既扎根于对没有受到父权制话语介入的身体的承认又扎根于对该身体的庆祝”。[766]奥康纳含蓄地表达了没有受到父权制话语影响的身体的跨界的性质，体现了女性身体颠覆父权秩序的可能性。
在愤怒和恍惚中，在托马斯的内心深处，他感到父亲仿佛活了过来，“他才下饭桌，关上书房的门，就看见父亲在他的脑海里蹲了下来。老头有像乡下人那样蹲下说话的习惯，尽管他根本就不是乡下人”。[767]他听见父亲谴责他说：“任她对你为所欲为，你不像我，不像个男人。”[768]得知萨拉因为酗酒即将被房东赶出来时，“父亲的鬼魂在托马斯的面前升起。打电话给治安官，老头提醒他。‘打电话给治安官，’托马斯大声说，‘打电话给治安官，叫他去那里把她带走”。[769]可见，每当不能作决定的时候，托马斯的父亲就会出现。这个在场的缺席者以其强大的思想力控制着托马斯的思想。然而，托马斯根本没有能力服从他死去的父亲的话，因为他的父亲“会把他的脚落下”，[770]并且“不让任何东西在他的脚下生长。特别是不会允许一个女人种植的东西”。[771]而他却对眼前的这个女孩的挑衅无能为力。最后，在发现他的枪失踪后，万不得已的他在父亲的敦促下，确切地说，是在父亲的思想的敦促下去找警长费尔布拉泽。在托马斯不能控制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时，父亲再次出现：“他看见父亲在冲他冷笑。傻瓜！老头咬牙切齿道，傻瓜！那个犯了罪的荡妇偷了你的枪！去见治安官！”[772]托马斯求助警长，寻求其建议，从而使后者成为一种父亲形象的替代者。警长是另一个版本的托马斯的父亲，“除了穿格子花衬衫，戴得克萨斯帽，年轻十年，治安管理员就是托马斯父亲的一个翻版。他经常说谎，但是由衷地崇拜托马斯的父亲”。[773]事实上，发生在警长与托马斯两个男人之间的互动是主导与顺从的父子关系的翻版。警长，一个明显的权威人物，也是托马斯的父亲的裙带。和他与他真正的父亲的关系一样，托马斯在警长面前显露了他的脆弱性和被动性。托马斯跟他说话时声音紧张，固执地等待警长回应。向他求助时，“托马斯带着因焦虑紧张而生的挑衅表情走过去”。[774]托马斯再次丧失了表达能力，“把同一件事重复了好几次之后，他终于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来了”。[775]治安官帮他设计了一个方案，这样就可以证明枪被莎拉拿走了。回到家后，托马斯却发现枪被放回了他的书桌。托马斯的父亲再次“出现”：“傻瓜！他父亲咬牙切齿道，傻瓜！把枪放在她的钱包里。别傻站在这儿，把枪放在她的钱包里！……快点，老头命令。”[776]他试图把枪放回莎拉的钱包，但她抓住了他。“在那一瞬间，托马斯不但诅咒了女孩，还诅咒了让她存在的那一整套宇宙秩序。”[777]面对萨拉的指证和谴责，托马斯束手无策，“开枪！老头嚷道”。[778]托马斯抓起枪，扣动了扳机，治安官在这时也到了。结果，治安官发现“老女士躺在托马斯和女孩之间的地板上”。[779]面对弑母事件，治安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个家伙早就想杀了母亲，把罪推在女孩身上。”[780]最后，托马斯成了死去的父亲为代表的父权制的受害者。
当托马斯用他父亲的枪射向莎拉的时候——阴茎权力的象征——他确信她的身体和与她的身体相伴而生的她的主体性，不仅被射死，而且被彻底消除：“托马斯开枪了。轰鸣声就像一个将要终结这个世界的罪恶的声音。在托马斯听来，这个声音能粉碎所有荡妇的笑声，直至所有的尖叫都哑掉，甚至破坏完美秩序之宁静的东西一点不剩。”[781]在他父亲的“声音”的要求下，托马斯想通过把手枪放在萨拉的钱包里来诬陷她，借机摆脱她。这把枪曾经属于托马斯的父亲。作为一个男性化的象征，该枪具有的生殖器的暗示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托马斯和莎拉在争夺对枪的控制权而打斗时，他母亲进来了，并被射死了。托马斯在父亲的命令下开枪了，表明儿子愿意认同并走向他的父亲。通过母亲的“意外”被杀，托马斯解除了和他的异性家长的纽带，最终确定了与他父亲的认同。父亲的父权统治最后杀死了母亲。它也通过弑母罪杀死了儿子。服从他死去的父亲的恶魔般的怂恿，托马斯试图通过管束年轻姑娘来维持家的和平，失败后，则通过枪杀他的母亲达到了目的。儿子，在父权制的父亲的鬼魂和恶魔的阴影下，杀死了母亲。父亲死了，母亲被杀，弑母罪将结束儿子的生命，这将最终导致南方传统家庭的解体。
南方传统的家庭模式正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产物，最终也被父权制意识形态扼杀致死。这个已经没有父亲的家庭终将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女性主义神学是对父权制神学观点中的男权中心论和厌女症观念的批判。这是“妇女和男子找到共同的价值和共享彼此的人性解放和对方从特定性别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指导原则和战略”。[782]对于女性来说，批判父权制神学的任务之一是重新获得他们的身体的重要性。因此，通过声称他们的身体的重要性，女性可以说明她们的身体在本质上是好的而不是可耻的，她们可以重新索回在关于“创世”和“堕落”的父权制写作中被剥夺的原本属于她们的权力。
第四节 白人男性的失语
1962年，奥康纳开始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书名暂定为《异教徒为何发怒》（Why Do the Heathen Rage？）。在这部未竟小说中，一个儿子挖苦自己的母亲：“你们这一代的女人要好过我们这一代的男人。”[783]他认为这种改变对男性来说是一种耻辱，他的男性优越感遭到了严重的挫败。奥康纳以此概括了内战之后许多南方绅士对自身失败的苦涩理解，同时，巧妙地将依赖和软弱无助的特征位移到她的男性人物身上，这无疑是对南方文化中传统“男子汉”形象的一种批判和嘲弄，对于南方父权制的否定。南方神话中那些体魄强健、意志坚强的英雄形象被瓦解，男性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诠释者，不再是家庭的支撑者和女性依靠的对象，而是呈现出依赖、失语等“雌化”品质。奥康纳通过颠覆男性形象来解构男权话语，“以倾斜的方式讲真理”。[784]
奥康纳的作品表明男性也拥有或渴望女性的品质，也是父权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就男性而言，他们的处境中所体现出的哈姆雷特的困境中的根本对立不是男性的力量能解决的，“男人不能自由选择是成为男人还是不成为男人”。[785]奥康纳试图在她的故事中篡夺男性权威。其中，奥康纳使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剥夺男性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理性和话语通常与能力相关联，但是奥康纳拒绝给予她的知识分子这种能力。奥康纳的男性知识分子很少达到独立或自立；相反，“接受被动性和依赖性是他们的命运，他们放弃所拥有的传统的男性身份而成为女性化”。[786]
《帕特里奇节》中的男主人公卡尔·霍恩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卡尔·霍恩，23岁，对自己的才能自以为是的年轻知识分子，自诩为艺术家。在名为帕特里奇的南方小镇，卡尔·霍恩的曾祖父创立了杜鹃花节。卡尔·霍恩的贝茜姑婆和马蒂姑婆仍然生活在这个镇上。表面上，卡尔·霍恩访问帕特里奇是“是来欢度这个节日的”。[787]而实际上，“他上这来，只不过因为辛格尔顿勾起了他的幻想”。[788]卡尔·霍恩是想更多地了解镇里面是如何处理和对待辛格尔顿的，期待着能够写些东西，能够为这个杀人狂翻案。辛格尔顿是疯狂的杀人狂。在杜鹃花节刚刚开始的时候，辛格尔顿开枪射死了六位居民。
《帕特里奇节》中，女主人公玛丽·伊丽莎白是卡尔·霍恩的姑婆的邻居。虽然卡尔·霍恩和玛丽·伊丽莎白性格迥异，但她们都对帕特里奇杜鹃花节发生的这件枪杀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节日开始前十天，一个名叫辛格尔顿的人在县政府前面草地上，受到一个模拟法庭的审讯，因为他不肯买一枚杜鹃花日章。在受审的时候，他给戴上了枷。等判了罪以后，他和一只山羊一起给关在‘监狱’里……十天以后，辛格尔顿出现在县政府门廊上的一道边门里，用一柄自动无声手枪打死了坐在那儿的五位大人物，还错击毙了人群中的一个人。”[789]卡尔·霍恩和玛丽同情辛格尔顿，认为他是被迫害的，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尊严受到了侮辱。卡尔·霍恩说：“辛格尔顿只不过是个工具，帕特里奇本身才是有罪的。”[790]玛丽说：“他是替罪羊。”[791]玛丽甚至直截了当地称辛格尔顿是“一个基督式的人物”。[792]对卡尔·霍恩来说，辛格尔顿是一个社会的牺牲品，“他的目的是把那天的下午用来访问一些人，打听一下辛格尔顿的事。他想要写一篇文章替那个疯子辩白一番”。[793]他告诉玛丽：“我对这个该死的节日或是这个该死的杜鹃花女王全不感兴趣。我上这来，只不过因为我同情辛格尔顿。我要把他的事情写出来。也许写成一部小说。”[794]玛丽的目的则是“我打算写一篇非小说性的分析文章”。[795]他们都认为是残酷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辛格尔顿的悲剧。
为了了解镇上的人们对辛格尔顿的看法，尤其是是否同情他，卡尔·霍恩走访了几个人，结果大家对辛格尔顿毫不同情，比如，五金店店主的观点是：“辛格尔顿所做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给我们把比勒除掉了，现在，该有人来替我们把辛格尔顿除掉。”[796]后来，在玛丽的提议下，他们决定冒充辛格尔顿的亲属去精神病院直接找辛格尔顿了解情况。卡尔·霍恩知道去看辛格尔顿“那将是一场令人痛苦的经历，不过也可能使他获得拯救”。[797]然而，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他斜着眼看着这个女孩，向她说一些完全充满暗示的话。这次相遇为两个年轻人提供了辛格尔顿的真实本质。被辛格尔顿可怕的表现震惊了，两个青年的幻想和理想被突然毁掉，他们开始充分理解自己从头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表面上，卡尔·霍恩从一开始就声称要背离他的曾祖父。他想通过曝光这个故事来改写小镇的历史。首先，卡尔·霍恩确信他与这个杀人狂之间有着精神和非理性的共通之处。他对帕特里奇镇进行本质上的攻击，和他认为是他的曾祖父的对立面的辛格尔顿达成认同。卡尔·霍恩告诉自己，他和这个凶手具有相似之处：“虽然他的眼睛是大小不相称的，他的脸型却是宽阔的，就像辛格尔顿。不过他们之间真正相同的地方却是内心的。”[798]在理发店时，他坐在椅子上，理发店的小伙子觉得辛格尔顿也可能在这把椅子上坐过，这令卡尔·霍恩激动不已。“他从镜子里自己的脸上拼命寻找暗藏着的和那个人相似的地方。他看到那种相似的地方缓缓地出来了，他的炙热的感情使一种秘密的信息变得十分明白”。[799]卡尔·霍恩与辛格尔顿的相像将最终迫使他承认自己与这个杀人狂之间的真实关系，“他们在精神上是亲属”。[800]当卡尔·霍恩说他想与辛格尔顿认同的时候，他还把自己和辛格尔顿看成是对立的，因为卡尔·霍恩既像辛格尔顿，又像曾祖父。马蒂姑婆告诉他：“你年纪越大长得就越像爹啦，你有他那红润的肤色和几乎同样的表情。”[801]同时，他感觉到正是由于自己的曾祖父设立的这个杜鹃花节才产生了悲剧，“他的幽灵，他的影子，在辛格尔顿的清白的对照下，在他眼前比平日显得更黑暗了”。[802]这一迹象贯穿故事的始终。卡尔·霍恩无意识地感觉到，他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脱胎换骨的变化。
卡尔·霍恩的内心像辛格尔顿。他通过与杀人狂的认同，实际就是和非理性的认同，并且进一步和女性认同。作为一个作家，卡尔·霍恩来到这个镇子是为了曝光辛格尔顿的事件，并且下意识地想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每年夏季的三个月，他和父母住在一块儿。销售空调器和冰箱，这样在其余的九个月里，他可以轻易应付生活上的需要，使真正的自我——艺术上叛逆的神秘主义者——诞生出来。在其他那几个月里，他和其他两个小伙子一块儿，住在市里另一头一所没有暖气、没有电梯的大楼里。”[803]但是这一事实却和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的热衷相反。为了能够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艺术上，尤其是写作上，他每个夏天都忙着卖各种东西，以便于赚到足够的钱，这样就可以在其他三个季节不用为了钱而烦恼，从而可以独立地进行创作。事实上，销售方面，他非常擅长。而且他真的喜欢这样做，他拒绝父亲的补贴，“因为他喜欢销售……他对此非常在行，办得如此好，以致公司给了他一张成绩突出的奖状”。[804]而这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使他非常不愉快，因为他想完全从任何物质的东西中剥离出去，不想为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烦心。他拒绝与他已故的曾祖父相似的任何迹象，他瞧不起他那种务实性，不喜欢他那种算计的性格，那种商人的性格。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改写南方的历史，推翻人们已有的固定看法。为此，他来到了帕特里奇镇。
玛丽·伊丽莎白对这个节日怀着一种类似的不满和怨恨，并且她也自称是记者兼作家。他们在辛格尔顿的问题上找到一个共同点。由于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具有正义性，卡尔·霍恩和玛丽·伊丽莎白都疏离了自己的社区和群体。卡尔·霍恩试图就有关谋杀的问题采访社区里面的人：在五金店的老人，一个白人小女孩和一个理发师。采访中，他发现，似乎辛格尔顿根本就不属于这个社区，完全是个局外人，不过，根据理发师对于整个事件的描述以及卡尔·霍恩遇到的人，卡尔·霍恩和辛格尔顿的相似性表明了卡尔·霍恩和这个镇上的人的相似性。卡尔·霍恩遇见的小女孩说，辛格尔顿是一个坏人，但她很快补充说，如果人们苛刻地待她，她也会“开枪打死他们”。[805]卡尔·霍恩认为，对辛格尔顿的处罚给市民一种优越感，但是这个孩子会本能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辛格尔顿。
当卡尔·霍恩和玛丽准备去看这个杀人犯时，有多处迹象表明了卡尔·霍恩会在医院发现的真实的辛格尔顿是什么样子的。卡尔·霍恩犹豫：“最好等辛格尔顿治疗得见效一些以后，在一个较晚的日期再去看他。”[806]当他试图重构辛格尔顿的理想形象时，卡尔·霍恩不能让自己坚持自己所理想化的画面：“卡尔·霍恩极力想把思想集中在辛格尔顿身上。他心里一步一步地把他的容貌拼凑起来。每一次，他快要把它拼凑完整时，它就又分裂开。他于是又给撇下，一无所获。”[807]虽然他希望此行能够挑战自己的推销员的自我，证明和实现他的作家的自我，但是，他非常害怕此次采访。
玛丽·伊丽莎白称辛格尔顿为一个基督形象，卡尔·霍恩则视他为救赎。在某个地方，卡尔·霍恩认为，一个启示即将到来。确实是。他们开车去了辛格尔顿被收容的精神病院，为了见到辛格尔顿，他们冒充辛格尔顿的亲属。当辛格尔顿向玛丽·伊丽莎白暴露他的裸体时，他们因恐惧而逃离。当卡尔·霍恩和玛丽·伊丽莎白回到了他们的车上时，他们在彼此的脸上看到了辛格尔顿。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击后，他们“转过脸彼此对望。每个人都从对方的脸上顿时就看出了和他们的亲属相似的地方，不禁吓得一怔”。[808]他们惊讶的是，不是因为辛格尔顿与他们不同，而是因为他太像他们了。而且，几乎立刻，卡尔·霍恩扩大了与辛格尔顿的相似度，将他的商人曾祖父也包括了进来。
与非理性和女性的认同表明，性别角色刻板形象只是一种虚构。他们不属于单一的性别。永恒的女性刻板形象“意味着高情绪化的，被动的，自我否定，等等”。[809]卡尔·霍恩与非理性和女性的认同展现在他对与这个节日联系起来的两个人的相像性的承认。姑婆和卡尔·霍恩谈起要给他自己找一个女孩，使这种感觉达到高潮。卡尔·霍恩和玛丽·伊丽莎白共有的这种感觉，就是对辛格尔顿的访问过程中，他们坐在那里等候的时候，“仿佛在等候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场婚礼或者顿时死亡。他们似乎已经在一种命中注定的聚会中接合起来了”。[810]这句话表明，对于卡尔·霍恩和玛丽·伊丽莎白来说，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联姻，主要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联姻，是他们两个人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戴利说：“由这个（永恒男性）刻板印象为代表的人类的形象的缩影依赖其相反的形象缩影赖以存在——永恒的女性。”[811]在故事的结尾，卡尔·霍恩似乎意识到他自己的身上具有其祖先的精神。
在给约翰·霍克斯的一封信中，奥康纳写了自己对辛格尔顿的看法：“他站在那里，我把他看作另一个邪恶的滑稽的形象……堕落的灵魂当然还是灵魂。我想魔鬼教给人们最多的导致自知的东西。”[812]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卡尔·霍恩什么也没写，甚至连什么有意义的话都没有说。他不可能写出来他打算写的东西。“语言常常是男人的财产特征”，[813]但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自然就无法再像前人一样去创造或虚构一个南方的历史了。
奥康纳用与南方家庭罗曼史相反的版本来证明其不自然性、颠覆罗曼史中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以建立两性之间的和谐关系。奥康纳刻画人物的主要冲突来自于社会的原型之间的冲突和他们自己为了生存而产生的追求个性的张力。一方面，她想表明完全吸收异性的特点是自我毁灭性的和破坏性的。另一方面，她试图表明，女性和男性的这些特点是完全捏造的，因为他们不专属于一个性别。无论男女都具备这些素质。男性和女性之间关系的理想模式是承认差异、承认他者，没有主观臆断的假设的等级层次结构，由此结合两种性别中的积极因素，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因此，奥康纳证明，性别刻板印象不是南方的男性和女性的本质性。这些形象是现代社会“不合时宜的人”。
第五节 历史现实的回归
“（美国）南方完全沿着阶级和种族的线被分开”，“种植园主的精英主导着南方生活”。[814]在种植园主的意识形态中，父权制的等级社会比平均主义的社会更可取；农业的生活方式比城市的、工业的生活方式更可取。“南北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一种传统的建立，该传统以死亡和失败为基础，以过去的英雄主义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缺失为衡量标准。”[815]正如福克纳写道：“那些能做的人，做了，那些不能做却又忍受够了的人，来写。”[816]因此，南方的传统应运而生。通过记忆的作用，现实被转化为高度的悲剧和闹剧。
对南方的历史转变，奥康纳带有不认同的倾向。她在《奥秘与习俗》中曾说过：“南方文人的苦闷，不是因为南方与其他地区疏远，而是因为疏远得不够，每一天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像别的地区，我们被迫放弃的不仅有许多的罪恶，还有我们为数不多的美德。”[817]《与敌人迟到的遭遇》刻画了荒谬、可笑、又可怜的“南方文化纪念碑式”的人物形象萨师将军。萨师将军早已忘记了曾经的历史，他的衣服“不是他在内战时候穿的那套制服。在那场战争中，他其实并不是什么将军。他可能是个步兵，他不记得自己的军衔了。事实上，他根本就记不起那场战争了”。[818]但周围的人却认为他见证了南方的历史，成了南方历史的化身。所以，“每年一到联邦纪念日，他就会被裹得严严实实，被国会博物馆借去，在一间满是旧照片、旧制服、旧大炮和历史文件的发霉的房间里从一点展览到四点”。[819]在《与敌人迟到的遭遇》中，通过对这位老将军的写照，奥康纳表现了南方传统的虚构性及脆弱性。她通过老将军的死亡终结了南方知识分子所塑造的南方传统。
萨师将军晚年时，因为在一次活动中名字被介绍弄错，成了“联邦的田纳西·燧石·绶带将军，尽管萨利·波克告诉过戈维斯基先生他的全名是乔治·波克·萨师，还有他只是个少校”。[820]他与他的孙女萨利一起生活。萨利62岁，她每天晚上都跪下来祈祷，祈求上帝保佑他一直活到她大学毕业。将军对她的毕业不感兴趣，但他从不怀疑他会为了这个毕业而活着。故事通过提供一个老将军所代表的世界生动地展现了南方传统的破坏性。传统的权力体现在老人身上。老人已成为过去的空洞的符号，一个不存在的荣耀的象征，一个毫无意义的口号和过去的象征，在年轻一代的眼中的光荣南方传统的象征。对孙女萨利来说，萨师将军是她的家庭的荣耀的象征，她想让他出现在她的毕业典礼上，是为了让普通的市民看看“她身后的一切。他们身后却没有”。[821]她想象着自己对周围的人们说：“看看他吧！看看他吧！你们这些暴发户，他是我的亲人！旧日传统的代表者。荣耀、正直的老人！什么是荣誉！什么是勇气！看看他吧！”[822]
然而，老人只是一个空洞无物的历史遗留文物，象征着他原本就不是的东西。老人坦言：“他们给了我这身制服，给了我这把剑。”[823]连他对外公开声称的名字都是错的。而且他很可能在战争中就仅仅是一个普通士兵，根本就不是将军。他现在的一切光环都是在一部南方题材的电影的首映礼上杜撰的结果，包括那件让他倍感荣耀的将军服。奥康纳暗示了对浪漫化的过去的批判，对拒绝面对时间、历史和死亡的现实的批判是显而易见的。
故事以老将军在死前的瞬间被迫和历史相遇而告终。当毕业列队排着长队朝着礼堂走去的时候，“萨利·波克的视线被引向了礼堂边上一台巨大的红色可口可乐贩卖机。她看见将军顶着灼人的阳光坐在轮椅上，没戴帽子，满面愁容”。[824]萨利决定把老人推过去，可是，“将军觉得他头顶上好像有个小孔在逐渐扩大……音乐似乎透过那个小孔进到他的脑子里，有那么一刹那，他觉得队列也要钻进去”。[825]当他被搬到大礼堂，并且在舞台就座的时候，仿佛被遗忘的历史回到了他的身边，他在迷离状态中感觉到“一定和历史有点关系”。[826]虽然“他一个字也不想再听下去了……但那个孔比他的手指粗一点，感觉孔变得越来越大”，[827]他根本无法阻止事情的发生。故事的结尾的意象表明，在目前的琐碎的事物中，过去被如此虚构。毕业典礼结束后，莎利的童子军侄子约翰·卫斯理负责推着老将军的轮椅到处转，结果尸体被推到了可口可乐机旁边。
对公众来说，萨师将军是南方的辉煌的过去生活的代表。在故事中，“关于过去的意义的自我欺骗界定了主人公的盲目性。”[828]回想起他的战争经历，老将军变成一个“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家长式作风，波旁王朝拥护者”。[829]内战对他意义重大。对年轻一代的许多南方人，内战代表的是他们的英雄的祖父辈和父辈——真实的和象征性的——在他们认为唯一重要的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对内战的重复使之越发伟大，成为反映南方传统的创立者们不朽的事迹的机会。
通过反复暗示他曾经在战争中只是一名少校或普通士兵，奥康纳巧妙地破坏了老将军的意象。他的这个更为高雅的名字、更高的将军军衔和制服都是为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一部关于内战的好莱坞电影的首映式上时，一位公共关系专家配发给他的。孙女莎利对“尊严！荣誉！勇气！”有着一种肤浅和无知的崇拜，而这一切正是好莱坞制片人在制作这部关于南方历史电影的首映礼时的编造。“南方不是天生有传统的，而是社会使然。”[830]在故事中，首映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场面，南方美女被变形为“头戴邦联帽、身穿小短裙的女引座员”，[831]任何愿意支付十美元的人都可以上台。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镀金版的南方历史。萨师将军就是急于从这个虚假炮制的南方历史中牟取利润的一枚心甘情愿当走卒的棋子，很高兴穿着他那身假行头参加几乎任何场合。对他而言，如果孙女不答应让他坐在舞台上参加她的毕业典礼，老将军不会同意参加的。当他穿上将军的制服时，“他知道得很清楚，他无可匹敌”，虽然他知道这不是他转战在美国各州之间的战争时期穿的一样的制服。
将军代表一个重要的而且令人神往的失败。“像一个小男孩面对现代性的黑暗闭上了眼睛。”[832]老将军的时间概念有问题：他痴迷于它，想要取消它，“他不记得美西战争了，尽管在那场战争中他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就连那个儿子也不记得了。他不需要历史，因为他从没料想到还要经历历史”。[833]他想使时间停止，而这个欲望象征着对死亡的渴求。他不想承认时间的流逝和南方传统的崩溃。
作为主导性的在场，老将军确实是存在的，但他没有话语权。他本身就是一个大众传媒的虚构。他自己的话语是无意义的，不具权威性。他的思想是抽象的。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过去，而他的过去又是完全虚构的。他被困在现实中，缺乏澄清和理顺过去的世界以及理解现在的世界的能力。在他的脑海里，历史只是制造出来的，是存在于许多南方人心目中的。虽然他的肉体还活着，他的话语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他缺乏创造秩序的权威。他既没有传统的，也没有能力可以澄清记忆和将重复的欲望转化为回忆和超越。也许，“历史”的意义应第一个受到质疑。尽管萨莉崇拜这个流行的、不真实的南方的历史版本，老人却对于这个历史既没有记忆，也不会利用。在莎利的毕业典礼上，他允许自己被约翰·卫斯理被动地用轮椅推着来回走，约翰·卫斯理是老人的肥胖、邋遢、懒惰的亲戚，被派去照顾老人。卫斯理对自己职责的忽视代表了现代南方白人的不佳的生存状态。在老人的周围，人们毫无意义地在说着荒谬的过去，提醒莎利的毕业典礼上的观众，“如果我们忘记我们的过去，我们不会记得我们的未来”。[834]
当然，这就是奥康纳想传达给她的读者的信息。“历史”在这里指的是真实的历史，那就是，在过去到底真实地发生了什么，南方的过去的实际情形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被美化和英雄化的南方历史。在他的头上，这些词凿出来的“小洞开始拓宽”[835]，话语渗透到他的大脑，使老人一下子意识到了现实。也许这是他的救赎，也是他的同时代人和年轻一代的救赎。当一连串的话最后进入他的大脑的时候，他们用暴力赋予了真实的过去以生命：“当音乐向他涌过来的时候，过去的一切不知打哪儿冒出来冲他开火，他觉得身子被打穿了一百个窟窿，火辣辣地痛，他倒下了，每中一枪就骂上一句。”[836]在真实的过去里，老人看到他的一个秃头的儿子和他的戴着“圆金丝边眼镜”的妻子，[837]而这些他以前从来没想过。在他死之前，“奇克莫加、示罗、撒斯维尔”[838]这些词突然具有了意义，他们的力量是真实的，甚至是致命的，因为他意识到，“好像过去是现在唯一的未来，他只得忍受”。[839]随着老将军死亡，被炮制的内战英雄和不真实的南方历史也随之消亡，真正的南方的过去得以回归。
也许对年轻一代来说，接受真实的历史是残忍的，他们仍然活在自己的梦幻世界。例如，对约翰·卫斯理来说，本来他的重要职责是应该照顾老人，然而对于这个年轻的男孩来说，最重要的是可口可乐，南方现代的以好莱坞等大众文化所代表的廉价诱惑的象征。不过，不管怎么说，无论如何，老人死了。无论多么困难，年轻的一代都得接受眼前的现实。他们现在再也不能生活在过去了。莎莉一直希望她所崇拜的英雄能够坐在她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而最终这成了一个梦想。她必须意识到过去的辉煌已经过去，这种过去不能再支持她的未来。随着老人的死亡，所杜撰的南方传统的模式也随风而去了。
历史观研究结语
奥康纳的作品中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南方社会中人们对于历史的不同看法，正如，作为年轻的一代，《上升的一切必汇合》中的朱利安说道：“旧世界巳一去不复返。”[840]然而，面对代表他一直试图反抗的传统的母亲的突然离开，朱利安又似乎那么无助，而事实也的确令读者担心：这样一个而立之年却始终立不起来的大男孩，将如何面对没有了“历史”的未来。作为老一代，《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和朱利安的母亲则拼死抓住正在逐渐消失的历史的价值观的尾巴，与标志历史变迁的现代价值观做无力的抗争。那两顶被奥康纳精心描述的帽子最后都成了他们悲惨结局的见证。
正如故事中的人物一样，奥康纳的历史观，尤其是对南方历史的态度是矛盾的。1957年10月25日的信中，奥康纳谈到阅读一本当地的一位教授撰写的佐治亚州的历史书：“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对于建立一种历史的连续感很有用。”[841]可见，奥康纳很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同时，她在1963年的一封信中说道：“南方历史通常令我很痛苦。”[842]这一矛盾性观点是南方很多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共性。从美国南方文学复兴开始，南方文学创作上往往带有一种矛盾、疏离的特点，“在思想上，他们想尊崇南部的历史，然而在行动上，他们却抛弃它”。[843]
但是，通过各种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对于坚持历史和试图完全抛弃历史的人物的塑造和惩罚，奥康纳在作品中间接地表现出其和谐的历史观，即：从历史虚构走向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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