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白人至上论的挫败
奥康纳称《人造黑人》是她自己“最喜爱的小说”。[548]很多批评家也不约而同地把这部作品看作“她的最好的小说之一”。[549]奥康纳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我叔叔称为‘黑鬼的雕像’的东西更能够大声疾呼出南方的悲剧。”[550]奥康纳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自己把南方看作悲剧的观点，而且认为这个悲剧是建立在种族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在《人造黑人》中，奥康纳通过描写一位自命不凡的种族主义者[551]海德先生与外孙纳尔逊进城的故事，揭示了白人至上论者由傲慢转为谦卑的过程，表明了奥康纳的种族立场。
《人造黑人》讲述的是一位从乡下来的六十岁的海德先生和他的外孙纳尔逊在亚特兰大一天的故事。海德先生是个白人，他带自己的外孙到城里去的首要目的是想挫败他的锐气，让他学会谦卑。海德先生想让纳尔逊明白，他不应该以出生在亚特兰大而骄傲，更想要让纳尔逊明白他什么都不懂。海德先生希望通过这次旅行使纳尔逊“从中发现自己没理由仅仅因为出生在一座城市里就骄傲自大”。[552]他想让纳尔逊打消因为出生在城市而产生的自豪感，以后能够心甘情愿地在乡下生活。同时，作为一位种族主义者，海德先生还想让纳尔逊明白白人和黑人的不同，接受白人的优越感。他警告纳尔逊：“你可能一丁点儿也不喜欢这座城市，那尽是黑人。”[553]“自从十二年前咱们把那个黑人赶走以后，咱们县城就一个黑人也没有了。”[554]其种族主义思想可见一斑。
旅行之初，奥康纳就通过描写海德先生因为年龄而感到的自豪感生动地表现了海德先生的滑稽而荒谬的自以为是的性格：“海德先生满可以对它［月亮］说，年龄是上好的恩赐，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才能心平气和地理解生活，这种理解使他成为青年人合适的导师。”[555]对于海德先生内心的傲慢，作者进行了长相上的关联性描写：“他肉体上的反应如同他精神上的反应一样，受他意志和强硬性格的支配，这些可以从他的外貌上明显地看出来。他长着一张像试管那样的长脸，嘴张开着，下巴颏又长又圆，还有一个长长的塌鼻子。他的眼睛机警、宁静，在神奇的月色中流露出沉着和足智多谋的神色，似乎是人类某个伟大导师的一双眼睛。他可能是维吉尔，深更半夜被召唤去找但丁，或者更好的话，可能成为拉菲尔，被上帝的一束神光召唤，飞到托比亚身旁。房间里唯一的一个黑块是窗下阴影里的纳尔逊的那张草床。”[556]这一背景的交代生动地反映出海德自以为是地要为纳尔逊当精神导师的情节。海德先生甚至自以为是地认为，“火车是专为他们停的”。[557]
然而，海德先生的计划进展并不顺利。刚上火车，他的白人至上论就遇到了挑战。去往亚历山大的火车上，祖孙俩遇到的第一个黑人就打破了海德先生期待留给纳尔逊的种族印象。首先，这个黑人的装束和神态打破了黑人种族低劣的固定模式，表明当时的美国社会中黑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一个身材高大、咖啡肤色的男人正缓缓地向前走来。他穿着一身轻巧的服装，系一条黄缎子领带，别着一枚红宝石别针……那只提起手杖的棕色手上的宝石戒指发出的光，在海德先生的眼睛里反射……”[558]海德先生的种族歧视在面对这个高大、富有的黑人的一瞬间流露了出来：“突然，海德先生安详的表情起了变化。他的嘴几乎紧闭着，眼睛里流露出既凶狠又提防的神色。”[559]他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纳尔逊的手。等黑人走过去后，对之深恶痛绝的海德先生想趁机对从未见过黑人的纳尔逊进行相关的启蒙教育。由此展开了祖孙二人之间的一段对话：
“那是什么人？”他问。
“一个男人呗，”男孩说着气愤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对这种看不起他的才智的问题感到很厌烦。
“什么样的男人？”海德先生坚持说，他的语调却不动声色。
“一个胖男人，”纳尔逊说。他开始觉得自己还是小心提防点儿好。
“你不知道他是哪种人？”海德先生用一种决断的声调说。
“一个老人，”男孩说，他突然有一种预感，今天他不会过得快活。
“他是个黑人，”海德先生说着坐回到座位上。
这段对话颇为发人深省。从未见过黑人的纳尔逊对同一黑人的三次描述与肤色毫无关系，不带有一丝种族歧视：“一个男人”、“一个胖男人”、“一个老人”。[560]也就是说，在孩子未被灌输种族主义思想之前，他根本意识不到肤色与人们的高低贵贱之间的关联性。纳尔逊对于平生见到的第一个黑人的反应表明了种族主义观点的荒谬。通过祖孙俩对同一个黑人的不同反应，奥康纳揭露了种族主义的论调的虚构性。正如纳尔逊对自己没能认出黑人之后的辩解和抗议：“你说他们是黑色的，你从来没说过他们是棕色的。你跟我说得不对，怎么指望我知道呢？”[561]同时，由于没能认出黑人而受到了海德的讥讽，纳尔逊感到那个黑人男人是故意过来愚弄他的，“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原始的、刚刚萌生的仇恨憎恨这个黑人”。[562]由此可见，种族间的怨恨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生成的，由社会的习俗和人为原因产生的。
不过，海德先生不时流露出的讥讽以及陌生的城市环境给他带来的恐惧，很快使纳尔逊抛弃了自己由于出生在亚特兰大这样的大城市而产生的骄傲和自豪，变得谦卑了。这使得海德先生的原计划似乎开始变得顺利了。在火车的餐车上，海德对黑人服务员禁止他们进入厨房的幽默反击令第一次出来见世面的孩子对他非常佩服，“纳尔逊感到在他身上有一种突然而强烈的自豪感。他明白在他们即将到达的那个陌生地方，这个老人将是他唯一的依靠”。[563]接着，因为外公知道应该在哪一站下车，纳尔逊对外公感到由衷地佩服，“他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外公对他是不可缺少的”。[564]至此，纳尔逊的骄傲和自以为是得到了抑制，孩子变得谦卑了：“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怎样，我只是说我生在这儿，我从来没说过我会喜欢这里或者不喜欢这里。我也从来没说过要上这儿来。我只是说我生在这儿。这跟我毫不相干。我要回家。”[565]当然，纳尔逊对海德先生的依赖感为下文的被老人遗弃埋下了伏笔。正是由于突然产生的强烈的依赖感，孩子才对老人对自己的出人意料的遗弃痛恨不已。
然而，真正需要明白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是纳尔逊，而是自命不凡的海德先生。海德先生对黑人表现出极大的种族偏见。他的骄傲来自于自己的白人至上的观点。在整个故事中，白和黑之间的二元性相互斗争。白色和冷漠、傲慢、头脑、敌对联系在一起。首先，海德先生的姓氏“Head”的含义就是“头”，而“头”往往和“理性”、“冷漠”相关联。再如故事一开头，在银色月光下，海德先生觉得自己挂在椅背上的裤子都“显出一种几乎是高贵的神气，像某个大人物刚扔给仆人的一件长袍”。[566]下火车后，为了避免迷路，“海德先生下决心不进城里任何一家店铺，因为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旅行时就在一家大商店里迷了方向，受了许多人的侮辱后才找到出口”。[567]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还是迷了路，而且是纳尔逊首先发现他们迷路了。但此时的海德先生仍然不承认自己迷路了，他说：“我刚才一时记不起方向了。”[568]他们还闯入了一个到处是黑人的住宅区。在黑人居住区，“黑人男子穿着汗衫站在屋里，黑人女人们在倾斜着的门廊里摇来晃去。黑人孩子们在沟里玩耍……嵌在黑脸上的黑眼睛从四面八方盯视着他俩”。[569]
相反，黑色和温暖联系在一起。在迷路后，海德先生宁愿漫无目的地乱走，也不愿降低身份向黑人问路。黑白对立更加强烈。虽然害怕黑人，纳尔逊还是不得不向一位黑人妇女问路。纳尔逊被为他指路的黑人妇女所吸引。当站在她面前时，纳尔逊打量着这个女人，“突然，他想要她伸出手，把他抱起来，把他搂得紧紧的，接着他想要让他的脸感觉到她的呼吸。他想要在她把他越抱越紧的时候，盯着她眼睛看”。[570]奥康纳在1955年5月4日写给本·格里菲斯的信中谈到这个妇女形象时说：“我打算用她通过一种肉体的方式向他（纳尔逊）暗示存在的神秘。”[571]问路之后，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纳尔逊不小心撞倒了一个老妇人。老妇人不停地威胁要喊警察并且要让纳尔逊的家长赔偿。面对这一状况，海德先生第一次表现出了恐惧：“感觉到警察从后面走近来了。他笔直地瞪着前面的女人，他们愤怒地聚在一起，像一堵坚固的墙那样挡住了他的去路。”[572]惊恐的海德先生拒绝承认纳尔逊是自己的孩子：“‘这不是我的孩子，’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573]纳尔逊对于海德先生的这一做法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不屑在他外公喝过水的地方喝水。海德先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失去了一切希望……他能感觉到男孩根深蒂固的憎恨……他还知道在他的余生中，他俩将继续这样相处”。[574]二人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至于纳尔逊，他的思想已经把他外公的无情无义的行为冷冻起来，他好像试图把事情完整无缺地保存起来，直到最后审判日奉献出来。他走着，不向左右张望，但是当他感到在内心某个遥远的地方出现一个神秘的黑人形象，好像这个形象会用一次热烈的拥抱把他那冷冻的幻象融化掉的时候，他的嘴会扭动一下。”[575]这一细节再次将黑色与温暖联系在一起，暗示祖孙二人看似无法和解的已经冰冻的关系只有在与黑人的关系改善后才能破冰，暗示种族关系的改善与白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善密不可分。
纳尔逊由于被遗弃而突然感到自己的孤独和无助，更感到了自己力量的渺小，他的骄傲彻底消失。同时，因为自私和懦弱，海德先生不敢在众人面前承认闯祸的纳尔逊是自己的孩子，因此备受良心谴责。纳尔逊也因为外公的遗弃而对他充满怨恨，二人的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纳尔逊对此做出的反应更让海德先生极为不安。他的傲慢和自以为是受到了抑制。小说的大部分情节中，海德先生和纳尔逊都以自己的智慧而骄傲，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应付任何局面。然而，他们发现他们的智慧和知识根本没办法去应付城里的情况和城里的黑人居民。海德先生最后不得不承认：“我迷路了……我迷路了。我找不到路了，我和这个孩子必须赶上这班火车，然而，我找不到车站了。哦，上帝，我迷路了！哦，上帝，帮帮我吧，迷路了！”[576]
最终让海德和外孙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罪人并且得到拯救的是一座“人造黑人”的塑像。就在他们寻找回火车站的路的时候，他们在一所房子前碰到了一个“人造黑人”的雕像。通过这座雕像，奥康纳表达了对整个黑人种族的同情，暗示不同肤色人种间的一种共性。祖孙二人默默地站着，“盯着这个人造黑人看。好像他们面对着一件极其神秘的东西，一个为纪念另一个人的胜利而树立的纪念碑，这把他们俩在共同的失败中带到了一起。他们俩都感到它像一个仁慈的行动解除了两人之间的隔阂”。[577]这种对失败的认同使他们互相原谅，从而和解。那雕像所消除的“隔阂”也可以解释为种族间的隔阂。祖孙二人意识到在上帝面前整个人类是平等的，白人与黑人应该相互依靠、和平相处。世界上人与人之间肤色不同，阶级不同，但是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靠和相互依存的。黑人雕像对祖孙俩灵魂获得启示与拯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雕像拯救了海德先生，进而使他消除了内心的种族歧视：“他以前从来没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但是现在他明白他的真正的腐败堕落一直隐藏着没有让他发现……他明白没有什么罪孽大得使他不承认是自己犯的，因为上帝是按照他宽恕人的程度爱人类的，他感到自己到那时会做好准备进入天堂。”[578]
奥康纳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解释了这个《人造黑人》的故事。在1955年5月4日的一封信中，奥康纳写道：“我还收到另一封关于《人造黑人》的信，信中问我海德先生是否象征彼得，纳尔逊是否代表童年的耶稣。我得说，海德先生的行为确实与彼得有点类似，但是说纳尔逊的性格是童年耶稣的象征还真是牵强。我想通过人造黑人暗示的是，黑人为了我们而遭受的苦难带有救赎意味。”[579]黑人因为白人至上论的思想而承受白人的偏见和种族主义歧视。上帝通过黑人塑像向海德先生揭示了他在对待黑人及纳尔逊时所表现出的狭隘观念。这个“黑人石膏像俯身坐在一堵围着一个很大的草坪的低矮的黄砖墙上，大小跟纳尔逊差不多，向前倾斜的角度不太稳，因为把他固定在墙上的灰泥已经碎裂。他有一只眼睛完全是白色的，手里拿着一块褐色的西瓜。无法说出这个人造黑人原先是打算塑成年轻人还是老人；他看起来太糟糕，因此两者都不像。原来打算把它塑成神情快活的样子，因为他的嘴向上绷紧着，但那只有缺口的眼睛和倾斜的角度却使他显得非常痛苦”。[580]这个雕像在身体上跟他们一模一样，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在非种族的象征意义上就是“黑人”。
这个仿佛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的黑人象征着耶稣基督。老人和他的孙子都认识到了他们是罪孽深重并承受着痛苦的人类中的一员。就在这时，海德先生说出了他对于这座雕像的最终的评价：“这儿没有多少真的黑人，所以他们不得不做一个人造的。”[581]海德先生的话体现了这个故事的神学和种族的内在主题。这个人造黑人就像一个“仁慈的动作”[582]，以它自己的出现化解了祖孙二人之间的分歧。海德先生是在故事的高潮时说的这一番话，也就是在这个雕像化解了祖孙二人之间的分歧之后和他们即将返回象征意义上的“天堂”之前。那个天堂是用上帝的仁慈拯救回来的伊甸园。在纳尔逊听来，老人的这番话意味深长，并不是在说笑话，“过了一秒钟，男孩点了点头，嘴唇奇怪地抖了一下子，说，‘趁咱们现在还认识路，回家去吧’”。[583]“黑鬼”象征着破碎而且痛苦着的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黑鬼”还不够。因为无论人类遭受多少痛苦，单单痛苦根本于事无补，毫无用处。人类所需要的是从痛苦当中获得救赎。人类必须得到的是再多一个受难者，再多一个“黑鬼”——一个人造的黑鬼。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上帝成了一个“人造黑人”，一个人类制造出来的受难者。在他自己的痛苦中，海德先生凭直觉感受到了这座雕像的神秘的意义，在这座雕像前变得谦卑了，并且他在自己并没有理性地理解他自己的话的重要性情况下，向纳尔逊无意中揭示了生存的奥秘。故事以老人的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开始，以他们对于黑人的理解和他们的精神迷失的回归而结束。看起来“人类好像只有停止他身上所固有的对所谓黑人的抵制才能超越他在世界上的这一困境，也就是说，他承认他能够去爱别人、表现谦卑和做出牺牲”。[584]
在《人造黑人》中，奥康纳不仅表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挫败和反思，同时，也通过黑人雕像象征性地表明，黑人试图推翻白人的权威，从而凌驾于白人之上，成为黑人上帝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她通过剥夺黑人上帝的话语权塑造了黑人上帝这一“不合时宜”的人，从而批判了黑人神学的片面性，从一个侧面颠覆了父权制神学的等级制度和由此产生的两方对立。
戴利说：“如果上帝是男人，那么男人就是上帝。”[585]而对于黑人解放神学来说，“如果上帝是黑人，黑人便成了上帝”。所以，黑人解放神学仍然是父权制神学的产物，仍然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父权制基础之上。奥康纳表明解放神学中的黑人上帝是完全不可行的。
随着教会对美国人的影响日渐衰退，一直有人想使得教会和个体的生活的关注点更为相关。于是解放神学在第三世界兴起——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那里，人们承认一个人对于上帝的看法和他在世间的行为可能因为他的经历而大大改变。富人的上帝和那些在秘鲁或巴西这样国家中的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面生活的人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认为一个人的福音观是由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观点在美国的某些群体中根深蒂固，在黑人和妇女中尤为如此。尽管主要的黑人神学家对于经典和教义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它们之间的很大的差异还是在于上帝的“黑色性”。黑人神学中，有些人坚持认为：“在一个因为他们的肤色而遭受苦难的社会中，黑人神学是不会给一个没有颜色的上帝留空间的。”[586]另一些人则认为，尽管他们的神学主要针对黑人的状况，但是，他们承认好的神学“为善意的人们之间的和解留有开放空间，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587]尽管观点不被所有人接受，但是，大部分黑人神学家声称上帝对人们所说的话要以他发现人们所处的环境来决定。上帝对黑人讲话时就用他的“黑色性”，从而让黑人知道他们是“重要人物”，在那些因为肤色而受到压迫的团体中上帝就会采用他们的肤色进行讲话，这就表明了“黑即美”。[588]很多黑人神学家在把耶稣看成黑人这一观点上是一致的：“以黑人形象构思出来的耶稣是我们中的一员。”[589]他们盼望着自己生存的复苏和对于目前困扰着他们的邪恶的胜利。黑人对基督寄予了厚望，因为，“他必须统治到把他所有的敌人都踩在他的脚下”。[590]关于基督是个解放者的教义是黑人神学的一个大主题。但是在奥康纳的作品中，黑人基督的形象是虚弱的、无能的、没有声音的，而且根本没有影响力。对于奥康纳来说，强调基督的颜色仍然是建立在不同种族之间的二元对立思想的基础上。在《人造黑人》中，奥康纳表达了自己对于解放神学的思考。奥康纳剥夺了上帝的话语权和绝对的超验存在，表明解放神学中的黑人上帝是完全不可行的。
故事并不是在于仅仅要表现海德先生和外孙的思想改变，而且还要表明这个人造黑人雕像所蕴含的更为深刻的人类救赎问题。可见，奥康纳想让她的读者在这个无说话能力的人物身上看出基督的象征意义。这个基督不仅失去了话语权，而且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会说话的雕像。人造黑人已经被遗弃了，而且破烂不堪。除此之外，这样一个毫无感觉和根本不会说话的基督还是个黑人。这个肤色说明了很多。也就是说，对于奥康纳来说，黑人解放神学所创造出来的这个黑色的基督并不能拯救世界。种族问题不能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黑人的解放不能仅仅通过改变基督的肤色来达成，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建立一个新的二元对立。这一点已经在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得到了印证。所以，奥康纳借老人之口暗示出不应该再坚持区分基督的肤色这类的行为和观点，因为肤色问题已经使人类遭受太多的苦难。一个新的黑色基督形象并不能为黑人带来救赎，就像已经过时了的白色上帝不能为人类带来救赎一样。种族的等级制度对于人类的救赎毫无用处。在奥康纳的故事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黑皮肤的殉难者不能带来拯救。尽管他自己遭受痛苦，这个行为却不能帮助别人，甚至连自己都帮不了。黑人神学把上帝塑造成黑色的做法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这一做法仍然体现了种族之间的二元对立，所以不会带来真正的种族平等和解放。
第二节 种族隔阂的悲剧
《上升的一切必汇合》描写了朱利安送患高血压的母亲去“减肥班”途中所发生的悲剧。这一悲剧是由于坚持南方传统的种族思想的朱利安的母亲不肯放弃自己的旧观念而引起的，其批判了种族歧视，彰显了种族对立带来的恶果。
《上升的一切必汇合》写于民权法案通过前夕。此时，黑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然而，固有的种族偏见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朱利安的母亲有着强烈的怀旧情绪，对于现实生活的刻意逃避使朱利安的母亲成了历史观念的牺牲品。故事发生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不久。种族隔离分坐制度已经被取消了，按照法律规定，黑人和白人可以平等地乘车。然而，作为南方旧秩序的维护者，朱利安的母亲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和黑人平起平坐这一现实，所以，她坚持要求儿子陪她一起坐车。她不愿意在晚上单独乘车去参加减肥班。
这辆载着白人和黑人的公共汽车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却风雨欲来。这辆小小的公交车成了当时美国南方社会的剖面图，生动地展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白人与黑人的战争。一个黑人男子上了车，朱利安为了向种族歧视挑战，故意去坐在他的旁边，气得他的母亲满脸通红；另一个白人就像看一个新鲜的怪物一样盯着他。下车时，念念不忘自己“身份”的朱利安的母亲习惯性地掏出一枚闪闪发光的一分钱硬币施舍给一起下车的黑人孩子。黑人母亲被她的施舍激怒了，狠狠地用包击在其头部。起初，朱利安还为此幸灾乐祸，但当发现母亲生命垂危时，才感到手足无措、茫然若失。
朱丽安的母亲是个典型的持有种族偏见的白人形象。朱利安的母亲的家境已经今非昔比。早年丧偶，她辛辛苦苦地把儿子养大，现在还得继续供养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儿子。她因身体肥胖而患有高血压，不得不参加为劳动妇女开办的免费减肥班。其经济状况可见一斑。然而，她却仍然死抱着长久形成的种族偏见不放。和《好人难寻》中的老奶奶一样，朱利安的母亲也陶醉于象征历史的一处大宅子，经常陷入对于爷爷家的房子的回忆之中。在她的记忆中，“当时那所房子有双排楼梯通到真正的二层楼——烧饭做菜都在二层楼。我那时就喜欢待在厨房里，因为那儿四面墙的气味好闻。我会坐在那里把鼻子紧贴在护墙板上做深呼吸”。[591]事实上，那里原来的一切都已经没落了：“双排楼梯已经腐烂，给拆掉了，里面住着黑人。”[592]但是，朱利安的母亲宁愿生活在对过去的记忆中，也不愿面对现实。尽管朱利安表面上处处和他的母亲对立，母亲对于过去的怀旧和对现实的逃避都对朱利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利安曾经亲眼看到母亲念念不忘的那座古宅仙子的样子，“但是留在他脑子里的印象却是母亲所熟悉的那种旧日的形象。他经常在梦中见到它”。[593]而且朱利安家目前的处境通过他们现在的住所的样子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天空紫阴阴的，衬着它的那排房子显得特别灰暗扎眼，尽管没有两幢是相同的样式，却都是那种肝色的鳞茎状的大型建筑物，丑陋不堪。四十年前这一带曾是高级住宅区……每幢房子的四面都围着一圈窄窄的土地，里面经常坐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孩子。”[594]
除了房子给朱利安的母亲带来的历史的优越感之外，奥康纳还用生动的笔触描写朱利安的母亲戴着的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这顶帽子进一步生动地表明，不仅朱利安的母亲对于过去的记忆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朱利安的母亲对于目前的生活也是充满了幻想，无法接受现实。她想用这顶帽子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她本来并不富有，可她为了买到一顶显示自己高雅身份的帽子，不惜用付煤气的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用“原本可以用这七元五角付煤气费”[595]的钱买了一顶帽子，“那顶帽子真是难看透了”。[596]母亲口中连说对帽子不中意，应该退货，其实心里对自己的品位却很欣赏，她认为“这顶帽子我戴着比其他任何女人戴着都好看”。[597]这为后来戴着同样款式帽子的黑人母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以想象，朱利安的母亲如此看重的一顶帽子戴在了她从心底里看不起的一位黑人女性的头上，她是多么的愤怒和失望。当她看到一个黑人妇女竟也戴着一顶同自己一样的帽子时，朱利安看到“他母亲的嘴角有一边开始微微抽动”。[598]可是，她的白人优越论的观点令她很快有了优越感，“脸色开始复原”，她的优越感让她得到了安慰，所以，“她一个劲儿盯视着那个女人，露出一丝感到有兴趣的笑容，好像那个女人是一只偷了她的帽子的猴子”。[599]
朱利安的母亲已经沦落到去上为工人阶层专门准备的免费的减肥班，却“戴着帽子和手套来上课”，而“在减肥班上，很少有几个人像她那样”。[600]戴着和黑人男孩的妈妈一样的帽子，朱利安的母亲却仍然不能面对现实，不能面对自己真实的经济状况和现代南方的现实的种族关系，更不能接受黑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仍然坚持着根深蒂固、不合时宜的种族优越感和阶级优越感，企图摆出旧贵族“淑女”的态势。朱利安的母亲经常教导儿子不管穷不穷，先人们从不忘记自己是什么人，因为虽然她爷爷家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了，但是，“不管紧缩不紧缩，他们可从来没忘记自己的身份”。[601]所以，她和她的儿子也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戴上帽子犹如恢复了贵族身份，朱利安的母亲便可以暂时忘记自己已经日趋没落的社会地位和每况愈下的经济条件。
对于黑人的解放，朱利安的母亲曾说：“他们应该站起来，对，不过得在他们自己的篱笆那边才对。”[602]她无法接受与黑人并肩坐在一辆车里，所以上车后，看到车上都是白人，她颇为宽慰地说：“我发现车厢里坐的都是咱们自己人。”[603]这些话反映了一种白人和黑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一点在车上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态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上车后，朱利安虽和母亲坐在一起，却把自己封闭在报纸后面。第一个黑人上车后刚刚落座，“穿红白条帆布凉鞋的女人顿时站起来，走到车厢那头刚才下车的那个女人的座位上坐下”。[604]朱利安的母亲对这种做法非常赞成。由于对母亲和那个白人妇女的做法感到不满，更为了气自己的母亲，朱利安起身坐到黑人男性身边，正好在母亲对面。和朱利安一样，黑人也借助于报纸将自己与白人隔开。朱利安很希望和黑人谈一些高雅的话题，可是那人却一直保持沉默。两人之间的报纸在他们之间仿佛构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朱利安希望通过向黑人借火来打破僵局，但是，这个明显屈尊的举动只引来黑人更强烈的反感和厌恶。显然，朱利安表面是不在意和黑人男子接触，实际是为了气他的母亲。这一富含屈尊意味的行为一定被黑人男子感受到了。接着，一对黑人母子上车了。小男孩坐在朱利安母亲身边，而黑人母亲则挤进了朱利安旁边的空位子。这令朱利安的母亲神色大变，“她的脸几乎都灰了，眼神呆滞无神，好像她突然对某种可怕的对抗无比厌恶似的。朱利安认为那是因为她和那个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彼此交换了儿子”。[605]更让朱利安的母亲无法接受的是，黑人母亲的帽子正巧与她戴的一样。这就意味着，她们是平等的、无差异的。为了抓住最后一丝希望去炫耀自己的白人身份，朱利安的母亲对男孩和男孩母亲故作亲切地微笑：“‘我想他一定喜欢我，’朱利安的母亲一边说，一边向那个黑种女人微微一笑。这是她通常向一个低等人做出的那种特别宽厚的微笑。”[606]下车时，按照以往的习惯，朱利安的母亲打算拿出一枚硬币送给黑人男孩。朱利安的母亲说：我只能找到一个一分钱的钢镚，不过这还是个新的呐。对于母亲的举动，朱利安恨得咬牙切齿。他极力阻止母亲“别这样做！”[607]朱利安的母亲却追上母子俩，“给你一个又新又亮的钢镚”。[608]结果，“那个高大的黑种女人转身站在那里片刻，两肩一耸，脸让丧气的怒火气得铁青，两眼瞪着朱利安的母亲。接着她忽然像一台机器由于多承受一盎司重的压力而爆炸了”。[609]母亲受到猛烈攻击，又遭到朱利安的教训，昏倒在路旁。朱利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已经晚了。他大声呼喊求救，却于事无补。
朱利安的母亲与黑人母亲之间的冲突是两个种族之间长期积怨的爆发。在描写黑人妇女打朱利安的母亲这一幕时，奥康纳用了极为简约的语言：“朱利安看见那只握着红皮夹子的黑拳头挥舞过来。他紧闭两眼，身子一缩，听到那个黑种女人嚷道：‘他才不稀罕谁的钢镚呐！’等他张开眼睛……朱利安的母亲跌坐在人行道上了。”[610]面对受到攻击的母亲，朱利安气得“咬着牙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望着她”。正如朱利安所说：“别以为这只是碰上了一个盛气凌人的黑种女人，这意味着整个黑人种族再也不会低三下四地接受您施舍的小钱了。那个黑人跟您一模一样。她也可以戴一顶跟您那顶一样的帽子，而且肯定地说……她戴着可比您戴着还好看呢。这一切都说明，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些接人待物的旧方式已经过时不用了……您再也不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了。”[611]在故事中，朱利安不止一次就“身份”与母亲争论，对母亲的种族观念和怀旧情绪进行了辛辣讽刺。朱利安说：“知道自己的身份只对一代人有效，您现在根本一点也没闹清您现在的地位和身份。”[612]通过故事的冲突和悲剧的结局，奥康纳借朱利安之口，表明了对种族歧视的看法，朱利安的母亲后来的悲剧暗示了旧思想的腐朽与消解。
在这个故事中，黑人女性和朱利安的母亲之间的冲突的性质不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两个种族之间的竞争。两个女人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发生在朱利安的母亲身上的悲剧来自她的社会优越感，尤其是对黑人妇女所表现出的白人至上论。朱利安的母亲已内化白人至上的观念，认为自己优于黑人，这当然会导致黑人女性的攻击。她们分别代表她们的种族。尽管这些种族刻板印象是不准确的，它们却已经影响了黑人和白人妇女的自我形象以及对对方的印象和概念。结果，在“种族间的接触中，种族偏见可能限制行为的方式，使黑人和白人的行为符合这些刻板印象”。[613]因此，社会角色隔离使得她们无法将对方看成是父权制体制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反而彼此仇视，最终彼此伤害。
通过她的作品，奥康纳展示了戴利所说的“女性的反女性主义的后果”。[614]这种女性间的分裂是存在于女性自我内部的二元对立的思想的延伸和扩展。一方面，女性的自我在行动、言说和创造。另一方面，这些行动、言说和创造是代表了父权制下的二元对立的体系，以这种方式行动获得的成功只能成为父权制的傀儡。在故事中，朱利安的母亲和黑人妇女都内化了各自种族中对于对方种族的社会偏见。
戴丽认为，所有类型的妇女应该首先实现心灵上的突破，承认他们作为女性的基本相同的情况，并且“女性要结合在一起成为姐妹来寻求解放”，[615]将其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普遍特征。“粘合产生于共同的承认存在一种世界范围的性别等级制，不管你是否生活在沙特阿拉伯或瑞典，基本相同”。[616]女性应该意识到这个全球的性别等级制度涉及由于出生不同而规定的等级制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在商品、服务和权力的获得上不平等，在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获得方面的不平等。只有克服分裂的自我麻痹，开始感知，进而转化为具体行动，才能达成不同种族和群体间的女性的和解，从而实现真正的种族和解。
第三节 虚假平等的恶果
在南方，种族隔离虽然在名义上消失了，但是很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仍然存在，同时，“种族平等”的口号也成了一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这些人把种族关系当作一种斗争手段，不去努力进行真正的沟通，结果种族间的不理解导致了表面平等和尊重，而实质隔离和隔阂的状况依然存在，正如在《发冷不已》中的情况，即：发冷不已，无法沟通。通过这个故事，奥康纳表明：除非真正的理解和沟通，达成一种真正的平等，否则种族的隔阂将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怪病。
在《发冷不已》中，和奥康纳作品中的很多儿子一样，由于过分溺爱，已经成年的阿斯伯里还不能自食其力，并且对含辛茹苦的母亲毫无感恩之心。像奥康纳所塑造的其他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阿斯伯里“不只是聪明，还在于他有艺术家气质”，[617]至少在母亲眼里和他自己心里。阿斯伯里对自己所生长的美国南方的社会环境嗤之以鼻，到了25岁却一无所成。由于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厌恶和不满，阿斯伯里去了纽约，希望在这座大都市找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新天地，相信自己能够在纽约干出一番事业：“我来这里是为了逃离家里那种奴役的气氛，为了发现自由，为了解放我的想象力，为了像把一只鹰带出樊篱一样带走想象力，让它‘旋转进入不断扩展的循环中’（叶芝语）。”[618]然而，事与愿违。他根本无法成为作家，“结果我发现了什么？它（想象力）不会飞了。它是一种被驯化了的鸟，坐在自己的囚笼里，怒发冲冠，拒绝走出去！……我没有想象力。我没有才华。我不会创造。除了对这些东西的渴望，我什么都没有。”[619]旁观者清。这一点他的母亲早就看出来了，只是不告诉他：“她现在明白了，受的教育越多，他们能做的事情就越少。”[620]更可悲的是，他在经济上也无法支持自己了，“因为连续很多天没去做书店里的兼职工作，他已经丢掉了那份差事。自那以后，他就一直靠积蓄度日，或者说勉强度日。积蓄一天天变少，最后只够回家的路费了。现在他已身无分文”。[621]面对破碎的作家梦和空空如也的钱袋，阿斯伯里把满腹怨气撒到母亲身上。他责怪母亲没有赋予他创造力，在他准备的那封死后留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你为什么不把渴望也杀死呢？女人，你为什么要缚住我？”[622]
故事开始时，阿斯伯里刚从纽约回到南方的家乡，回到他母亲的奶牛厂。他相信他得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致使“他看起来有一百岁”。[623]疾病缠身又饥寒交迫的他被迫回到南方家庭农场等待死亡，他认为他的死亡已经指日可待。实际上，他在心里期待着死亡的来临，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至少可以结束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痛苦，更能够以死来给母亲一个重重的打击。阿斯伯里要下火车时，“他母亲那张戴着眼镜的瘦脸上堆满了笑意，但当她看见儿子靠在列车员身后的身体时，笑容不见了，微笑消失得那么迅速，取而代之的震惊表情那么完整，使得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看起来还是像往常一样病恹恹的”。[624]看到母亲一脸的惊恐，“他很满意，母亲可能立刻就看到了他脸上的死气”。[625]不过，他的洋洋自得马上受到了重创，他那位在县小学任校长的姐姐讽刺他说：“艺术家来到了毒气室。”[626]姐姐对他的评价是：“如果阿斯伯里有一丁点儿才华，他现在已经出版了一点什么。”[627]当母亲因为阿斯伯里的病一筹莫展，决定请个牧师来的时候，“是个专家”姐姐再次说道：“我告诉过你，现在再告诉你一次：他的病完全是由心理压力造成的。”[628]接着，她又告诉母亲应该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阿斯伯里写不出东西来，所以病了。他将成为一个病鬼而不是一个艺术家。”[629]姐姐认为阿斯伯里需要的是：“两三次休克疗法，一劳永逸地把有关艺术家的东西从他的脑子里弄出去。”[630]姐姐预言：“他还要在这里待上五十年，但什么事也不做。”[631]阿斯伯里不得不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姐姐是对的”。[632]这正是阿斯伯里徒劳地试图忽视或反驳，然而却不得不日益面对的现实。作为一位成年男性，他不仅没有能力回报含辛茹苦的母亲，反而将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已经年迈的母亲。这一事实便足以证明阿斯伯里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不敢面对现实。他不敢承认自己不能写出来任何东西，更创作不出任何东西，于是他猛烈地在心底里谴责他的母亲，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以此逃避现实。他把自己的病作为打击年迈的母亲的武器。母亲因为他的病情害怕和焦虑时，他反而觉得十分高兴，因为“他六十岁的母亲必须面对现实。而他猜想，即使这次经历并未要了她的命，它也会促进她的成长”。[633]他想通过自杀给母亲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说：‘我真的要死了，’他努力让每个字都像一把敲在她头顶的锤子”。[634]他打算在离开人世前留给母亲一封“长信”，让她在他死后发现他的生活的痛苦。所谓的长信是“一封由两张便条组成的信”。[635]由此可见，作者对于这位所谓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写作能力进行了辛辣讽刺。
现在，确信自己快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自己快死了，阿斯伯里让母亲为他请一位耶稣会神父。首先，耶稣会牧师能够谈论天气之外的事情。这样，“在死之前，他可以和一个有文化的人谈谈——即使是在这片沙漠里！”[636]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母亲信奉卫理公会，所以，“没有什么会比这件事更令他母亲恼火”。[637]按照他的要求，母亲为他请来了耶稣会牧师菲恩神父，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刚刚见到菲恩神父时，阿斯伯里“突然觉得自己在这里有了个盟友，尽管他没想到母亲找到的是这样一个神父”。[638]然而，他很快发现，当他问神父对于乔伊斯的看法时，神父的回答是：“我没见过他。”[639]最后，阿斯伯里发现，这位耶稣会神父不但不关心文学，还开始给他进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问答，告诉他：“如果你不经常祈祷，你永远都学不会做个好人。如果不对他说话，你就不可能爱耶稣。”[640]神父甚至咆哮说：“在你明白自己是个懒惰、无知和自负的年轻人之前，圣灵不会降临！”[641]更让阿斯伯里失望的是，家庭医生布劳克在第一次诊断时就说：“你肯定是在那里流浪。”[642]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阿斯伯里的真实状况。他在纽约的生活是完完全全的流浪，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流浪。后来，经过一次次的抽血、化验之后，母亲宣布了布劳克医生为他作出的诊断：“你得的是波状热。这个病会一直反复，但不会要了你的命！”[643]布劳克医生进一步解释说：“波状热不算什么，阿斯伯里，就和奶牛挨了揍一样。”[644]这最终导致阿斯伯里所有的幻想崩溃。他不但不能利用自己的疾病和死亡来给他的母亲以惩罚，令她彻底绝望，反而使自己即将永远无法摆脱疾病的纠缠。他幻想着这个死亡会把他从他的家人和朋友的误解中解救出来，结果，这个暴力的反高潮彻底毁掉了他的幻想，让他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我。
在他的眼睛中，母亲成为南方传统的体现。阿斯伯里承认，“其实她从未强迫他按照她的意思行事。根本没有必要。但他呼吸的是这里的空气。当他发现别种空气时，他不能在其中存活”。[645]她“代表她的文化关于宗教、道德、性别、种族和社会的完善性的思想”。[646]她“体现了父权制的、奴隶制的种植园的南方的中心意识形态”。[647]阿斯伯里反复声明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逃离家中的奴役的氛围，并且断言是母亲扼杀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力。在他的眼睛里，母亲“是这个家的道德中心”，[648]正是南方的传统性别角色规定给南方女性的特点。他认为留给母亲的绝命书或许会惊醒他的母亲去面对他死亡的现实，“她将至少意识到他的悲剧和她自己的悲剧”。[649]对他来说，母亲生活在一个自我满足的、充满陈词滥调的世界。他觉得她仍然保持奴隶制的观念。但他不知道他本人也参与了他的母亲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且，在他自己对黑人所表现出的社会优越感方面，他自己的举止更像他的母亲。所以，他恨自己的母亲，无法接受她，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结果，写这封信时他不能忍受，因为，“为了面对她，他必须面对自己”。[650]可见，阿斯伯里被困在南方传统中。他飞到纽约去当一个作家，但他的创造努力失败了。回家之前，“他已经销毁了自己所写的其他所有东西——两部枯燥的长篇小说，半打从未上演过的戏剧、无趣的诗歌和粗糙的短篇小说——只留下这相当于一封信的两张便条”。[651]他的作家梦彻底失败。对阿斯伯里来说，母亲是传统的代表。他对他的母亲产生了深深的仇恨，认为是他母亲窒息了他的创造力。阿斯伯里感觉他已经被困住，走不出去，所以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母亲在他死后打开。
阿斯伯里的语言使他像西苏的作品《焦虑》中的男性言说者。在这篇文章中，语言被认为代表了象征性的秩序，旨在保护男性。它被描述为一个“由masculine il（he）编织成的隐喻的网”。[652]这种语言是一个“肯定的语言”，所以女人“不能说‘不’，他没有在他的声音中留出被怀疑的空间”。[653]“他”编织着“小说”，[654]谈话时“在自己语言中没有犹豫”。[655]阿斯伯里用的是同样的语言。他在批评他的母亲杀死他的想象力中的作用时语气是如此肯定。在他的信中，他不断使用“我”表明了他强烈的主观的优越性和自以为是。阿斯伯里对他的母亲表现出的强势是基于男性特征的刻板形象的。“他的攻击性行为是明确以男性的特权为基础的。”[656]然而，同时，他在他的信中无法面对自己，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陈词滥调的人，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儿子。他只会用“自由”和“鸟”这样已经用滥了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状况。他在信中引用叶芝的诗，把自己比作在叶芝的诗中的鸟，他肯定知道，这个特别的鸟的自由是无法实现的。他的生活也是一样的。他想到他在纽约的两个朋友：一个叫戈茨，一个是伪神秘主义者，认为“救赎这个词毫无意义，救赎……是对一种朴素的偏见的破坏。但没有人被拯救”。[657]另一个是牧师，伊格沃格尔法，阿斯伯里在一个讲座上结识的。他的朋友们的状况真实地反映了阿斯伯里想要成为的样子和他真正的样子之间的巨大的差距。他的信反映了他对自己的生活的不确定性。虽然是写给他母亲的信，但是，他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他是在跟自己说话。他的言论表明，他也是一个在南方社会产生的“网中苦苦挣扎的苍蝇”，[658]他被传统所困。他在对待他家的农场上的黑人的态度中所体现的“白人至上”的观点表明他是南方传统的真正的支持者，尽管他自己不敢承认。
事实上，阿斯伯里的自我，而不是他的母亲，是导致他毁灭的唯一原因。表面看来，他憎恨南方传统，想要背离南方传统，反对代表南方传统的母亲，甚至以死来表达对传统束缚的抗争。然而，他的内心却是对南方传统的坚持和捍卫。第一个暗示是，他刚一到农场，他遇到了一头奶牛，奶牛用呆滞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他们之间有某种纽带。另外，他对于他自己快死了的决定和他的钱用尽了的事实吻合在一起。他关于避免自杀的合理化的想法表明他真正想要的是生活下去。通过和自己的朋友戈茨的比较，阿斯伯里透露，他打算继续自己的生活。戈茨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对东方宗教的了解的基础上的错觉；阿斯伯里告诉自己，他不能把“日子当成幻觉”。[659]与戈茨的这一分歧在阿斯伯里与一位耶稣会神父的一致中得到了加强。在纽约的一个晚会上，阿斯伯里谈起了圣灵。阿斯伯里告诉自己，他喜欢这个牧师，因为“神父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可以理解他的死亡特殊悲剧意味的人”。[660]可见，对于阿斯伯里来说，死亡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肉体的消失，而是精神上的某种胜利，或者说救赎。他总是想通过死亡来让别人明白他的内心的真正的感受。阿斯伯里对他的农场的家及其代表的价值观的渴望也被他关于牛的幻想暗示出来。在他关于自己的葬礼的梦中，阿斯伯里想象着，他被埋葬以后，他觉得“有人弯腰俯在他的身体上，一股柔和的温暖触在他冰冷的脸上”。[661]他告诉自己，“这是艺术来叫醒他了。他坐起来，睁开了眼睛”，但有一会儿，仍然在他的梦中，阿斯伯里认识到他真正的愿望，他发现“耶稣会牧师消失了。奶牛四散在他的周围，在月光下吃草。其中一只大的——又白又大，身上布满斑点——正在轻轻地舔他的脸，仿佛那是一块盐”。[662]这些事实表明，阿斯伯里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阿斯伯里梦见自己是牛的盐块表明他在内心深处是将自己和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种种迹象表明，是阿斯伯里内心的价值观和渴望遏制了他的作家梦。后来，在回到农场时他又有过一个类似的幻觉，就是上文提到的他和一头奶牛彼此盯着对方的画面。
南方传统对阿斯伯里的影响的外在体现是他对待在他的农场上的黑人的态度。他声称，他讨厌家里面的奴隶的氛围，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表明他已经内化了这些价值观。阿斯伯里自认为是一个上流社会的进步人士，一个20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登上历史舞台的新一代的南方知识分子。这些人“是落后的南方和发达的北方之间的中间介质”，他们“批评整个南方的生活，有时候甚至是严厉地”，但他们“没有反抗他们的父辈们”。[663]在《野蛮的理想》中，通过研究很多这样的人物，布鲁斯·克莱顿发现他们的种族态度具有很大的自相矛盾性，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依然坚持南方家庭罗曼史所构建的神话。他们不但不挑战自己的父亲，他们对于南方人的思想中对于种族主义的坚持也没有真正的理解。[664]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仍然坚持白人至上论。这一点强烈地体现在阿斯伯里对在自己的家庭农场的黑人的态度上。在他看来，黑人在对自己的“依赖和无助感”中感到“无法压制的快乐”。[665]他的白人至上论的观念使他不可能与黑人交流。坐在门廊上，阿斯伯里回忆起去年当他在谷仓里抽烟和喝新鲜的还温热的牛奶的情形。摩根和兰德尔，两个黑人奶厂工人，和他一起抽烟，但是不喝牛奶。他们给不出不喝牛奶的理由。故事似乎在暗示，黑人们知道喝这种牛奶的危害，但是他们不告诉他。故事中，两个黑人的对话耐人寻味。当谈到喝温热的牛奶时，摩根问兰德尔：“你怎么每天都让他喝那么多牛奶？”兰德尔回答说：“他做的事情他负责，我做的事情我负责。”[666]生病后回到家里，阿斯伯里仍然试图和黑人沟通，然而，当两个黑人到来后，他们根本没有关心他的疾病，反复只有一句言不由衷的话：“你看起来非常不错。”[667]他们对他的病情毫不关心，却对他是否给他们每人一包烟颇为在意。故事表明，阿斯伯里对黑人奴隶屈尊的态度不能使他获得黑人们的真正的接受。他和黑人之间根本无法实现沟通。
阿斯伯里也无法与周围的人沟通。他想使自己被别人理解，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做到，尽管他理应具有这一能力，应该具有说服力，令人信服而且健谈。他不具备艺术家应该具有的能力和品质。在阿斯伯里的恳求下，母亲请来了菲恩神父。这位神父“瞎了一只眼，耳朵有一只也聋了”。[668]菲恩神父就他的祈祷、他的纯洁、他的教义问答等向阿斯伯里接连提问。在他们的短暂的交流中，阿斯伯里在牧师身上看到了他自己对待他人的样子，尤其是黑人。当一方认为自己优越于另一方时，双方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沟通，正如他在黑人面前表现的样子。
阿斯伯里的问题最终被发现，他知道他必须一辈子待在家里了。他根本无法逃脱。布劳克医生发现阿斯伯里高烧不退是因为饮用了不纯的牛奶，是他自己自作自受，是与黑人平等的伪装之下的他的白人至上论的恶果。当布劳克的车开过来的时候，“他突然预感到，等待他的命运将比他在任何时候预想的都要残酷”。[669]不可否认，阿斯伯里意识到了他要和他什么也不知道的新知识一起生活。然而，对阿斯伯里来说，家的最重要的象征是他从病床上看到的一只鸟的形象。在他回忆写给母亲的信中，他称自己是一只被束缚的鸟。回家后，“他躺了一会儿，注视着灰墙上的水渍……而就在他床铺上面的天花板上，漏雨晕染成了一只双翅张开的猛禽……自他童年起，这只鸟就在那里”。[670]而这只鸟令阿斯伯里充满恼怒和恐惧，感觉“它随时都有可能飞下来，把冰锤丢在他的头上”。[671]阿斯伯里得知他有一个非致命的疾病后，这只鸟终于降落了。他将被冻结在南方传统的禁锢中。阿斯伯里将终生成为一只囚鸟。他将无处可逃，正如他的母亲告诉他说：“我觉得等你好了，你要是能写一本关于这里的书就太好了。我们还需要一本像《飘》那样的好书。”[672]听到这个，“他能感觉到胃里的肌肉抽紧了”。[673]
显然，《发冷不已》来自于阿斯伯里被自己的传统所禁锢和他渴望摆脱这一传统的冲突。对待黑人，阿斯伯里仍然持有和家庭罗曼史里面的那些人相同的“彻底的家长式作风”的态度。[674]故事的结束意味着阿斯伯里永远不会走出的《飘》为代表的南方文学所塑造的传统。在奥康纳的小说中，写作和声音都不再是男性的天生特权式的能力。他们声称他们将脱离南方的传统，但“他们与南方传统的决裂的坚决性是令人难以相信的”。[675]他们具有失语症的典型症状。南方男性知识分子不能书写，甚至不能表达自己，那么完全由南方男性虚构的南方妇德观就自然失去了根基。因此，奥康纳试图颠覆南方文艺复兴的男性作家所塑造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从而打破南方家庭罗曼史的真实性。阿斯伯里声称他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感知能力。他想在他死之前给他的母亲一个教训，给她上一节课，让她认识一个超越她的价值观的境界。然而，在本质上，阿斯伯里渴望他的南方农场家庭所代表的价值观。在故事中，奥康纳使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讽刺的笔调，使读者意识到阿斯伯里对自己的讽刺。阿斯伯里讽刺他的母亲所代表的南方的价值观，但他对于他的即将到来的死亡的坚持隐藏着其他的动机，他为自己的回归做了永久的打算，这次回家将是一次永久性的。
第四节 种族关系的破冰
在南方历史上，种族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奥康纳在多个故事中探讨了种族关系。奥康纳在临终病榻上完成的《审判日》是她最早发表的一个名为《天竺葵》的故事的升级版。说这个故事是“升级版”，不仅因为是一个老故事的再版，而且是奥康纳思想的更新。从《天竺葵》到《审判日》的改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奥康纳显示出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过渡，特别是种族问题。两个版本的改写实现了故事主人公的自我转型和脱胎换骨的改变。两个版本的故事说明奥康纳的种族问题方面的态度的变化。奥康纳试图创造一种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去掉黑人工人的“自卑情结”，去掉白人农场主的“家长作风”和“优越情结”，从而建立一个基于种族之间的真正的接受和理解的温馨的氛围。没有等级制的逆转，否则，灾难一定会如以前一样发生。
在这两个故事，主人公，分别名为老杜德利和坦纳，住在北方一个城市的女儿的家中。这两个版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老人对种族关系的态度。老杜德利和坦纳都经常回忆自己过去在南方和一个黑人在一起的生活。在《天竺葵》中，老杜德利常常想起过去和他一起生活的名叫拉彼的黑奴。他是黑人的“老板”，他们之间坚持“平等但隔离”的原则，等级分明。老杜德利对黑人说话时，动词“解释”是常用词，仿佛他在教一个思想上不如他聪明的人，所以他“常常会做解释”。[676]在他看来，黑人是低劣的，无法独立。他的记忆中充满了黑人的可笑的状态。在这个故事中，老杜德利与拉彼的关系仍然是建立在主人—奴隶的模式之上。在白人的眼中，黑人拉彼仍然是孩子气的、幼稚的，应该有他的主人的保护。虽然他在政治上解放了，他在心理上仍然是依赖的、不独立的。在他搬到北方与他的女儿共同生活以后，他仍持有相同观点。当他女儿的黑人邻居帮他上楼的时候，他拍拍老杜德利的后背。对于这位老人来说，这个举动与其说是帮助，倒不如说是更多的折磨。这是一种侮辱。从他拒绝黑人邻居的帮助进一步论证了他对于黑人的偏见。
《审判日》改编自《天竺葵》，讲述了弥留之际的老人坦纳如何迫切渴望回到家乡的故事。故事中的坦纳是一个中风的高龄老人，与女儿女婿生活在纽约的公寓里。坦纳以前也拥有土地，不过倒了运，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在来纽约之前，他在佐治亚州的农村，在一片公共用地上造了间木屋，开了一个酿酒厂，和一个叫作科尔曼的黑人住在一起。后来那片公用地被卖给了一个混血黑人商人。在收回木屋和酿酒厂之后，黑人说，如果坦纳为他经营酿酒厂，就可以仍然住在这里，否则就得立即离开。坦纳拒绝给这个有色人种的老板打工，最后只好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农村，来到了生活在纽约的女儿的家中。但是在乡下生活惯了的坦纳非常不喜欢城市里的生活，自从女儿在他来的那天带他去观光后，他再也没有踏出过公寓半步。坦纳只想将家乡作为他最后的归宿，日夜念叨着最后审判，幻想着自己躺在棺材里被抬回家的样子。最后老人试图偷偷地独自离开，回到南方，结果却不幸惨死。
当然，在《审判日》中，奥康纳并没有刻画一个完全种族平等的画面。坦纳对于自己和黑人的关系的理解仍然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基础上的。“大伙儿都知道，他对待黑人有一套办法。有一种应付他们的手段。应付一个黑人的秘诀就是，让他看明白他的脑力是没法应付你的。到那时候，他就会扑到你的背上来，知道你那儿有一件对他终身有好处的事。科尔曼已经扑到他背上三十年了。”[677]刚刚接触科尔曼时，坦纳发现他近视，就用铁丝和树皮为他做了一副眼镜架，黑人伸手接过眼镜架，把眼镜架很仔细地戴到耳朵后面，然后向前望去，以夸大了的严肃神情东张张西望望。通过这副眼镜架，仿佛他的视力直到这时才大有改进，他才看清楚似的。他看出来“他是白人”。坦纳则告诉他：“唔，你待他就好像他是白人。”[678]当然，从此以后，科尔曼待他不仅像对白人一样，而且像对白人主人一样。
但是，在《审判日》中，坦纳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老黑人为自己作出的一切。坦纳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大人物”。女儿现在谈起年轻的父亲时仍充满敬佩：“他是个大人物的时候，可是个大人物。他除了为自己，一生从来没有给谁干过活儿，而且还有人——其他的人——给他干活儿。”[679]可是现在坦纳老了，他每天的活动就是坐在窗前，“他看上去像一张臭皮囊裹着一把骨头安排成的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形”。[680]南方的土地和他的黑人朋友就像他的灵魂，所以，坦纳决定回到住在佐治亚州的他的黑人朋友科尔曼那里。当年因为坦纳不肯来纽约，女儿生气时说了羞辱科尔曼的话，对此，坦纳的回答是：“你认为是谁烧饭？你认为是谁给我劈柴和倒脏水？……他可不是个坏黑人。”接着，当对此无动于衷的女儿问坦纳他所住的小木屋是谁的时，坦纳回答说：“他和我一块儿造的。”[681]这是在奥康纳所有的故事中白人对黑人的平等身份的最坦诚的承认。
在这个故事中，坦纳将老黑人科尔曼看作朋友。他认为自己和黑人朋友生活在一起，虽然“老黑人是蜷缩在一张床脚下睡觉”，[682]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并不完全平等。坦纳渴望回去跟科尔曼在一起。他认为，如果和科尔曼在一起，他将能够实现所有他想追求的东西。他将回归他的宗教生活的空间。他想象着他回来后就马上装死。他的幻想也表明他对复活的信念。他梦见他跳出棺材，对科尔曼宣布末日审判。坦纳幻想着自己回到南方的情景。他赋予了想象中的与科尔曼重聚以再生的精神含义，他从坟墓中复活。这种精神上的联系表明两者之间的真正地接纳。
《天竺葵》意味着老杜德利和他的南方黑人帮工拉彼之间的关系仍然遵循一种南方的模式，《审判日》则试图展示一种种族的和解。在《天竺葵》中，老杜德利和拉彼分开住，而在《审判日》中，这两个朋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很多年，直到坦纳移居到北方。通过坦纳—科尔曼的关系，《审判日》表明了南方白人至上观念日益减弱的状况。因此，通过两个版本的相同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从等级制的种族关系的思维逐渐向种族平等的过渡，这一过渡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精神上。只有精神上的解放，即两个种族之间的真正的理解和接受，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彻底解放，解放的不仅是黑人，而且包括白人。
在故事的结尾，已经将老人葬在纽约的女儿不堪精神重负，终于将老人重新挖出来，然后葬回了故乡。虽然老人和女儿的心中都还抱有种族主义的残余思想，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真正的和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至少，白人作出了真正的努力和思想上的真正的改变。
第五节 种族平等的端倪
《启示》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种族关系。在这个故事中，不仅是种族之间的等级制，不同群体间的总的等级制都被颠覆。像《上升的一切必汇合》一样，《启示》以社会的剖面图来揭示人物的性格。主人公特平太太是另一个拥有强烈等级观念的女性角色。虽然特平太太有丈夫，但是她的丈夫克劳德·特平先生的温顺反而强化了妻子的强势形象。特平太太对于自己在社区中的位置和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都非常骄傲。她是一个男性化的女人，奥康纳的短篇小说中另一个强势的女主人公，坚守着美国南方社会的等级制度。故事开始时，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的人物都已经聚集在一个狭小的候诊室。
《启示》写于1964年春天。小说的主人公特平太太是个既有房产又有地产的白人女农场主。她是奥康纳的另一位典型的成功女农场主形象。“比特平太太稍微矮一点的”克劳德·特平先生“好像一向惯于听从她的指挥似的”。[683]特平太太的强势跃然纸上。同时，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白人，特平太太是一个等级制观念很强的女人。无意中，她的自以为是的心理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因为在社会等级制中自己的地位比较高，特平太太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等。一进候诊室，她很快根据里面的候诊者的穿衣打扮和举止神态将大家分为几等：沙发上“一个身穿肮脏的蓝色连裤外衣的金发男孩”，[684]“他身边坐着一个干瘪的老太太，身穿一件棉布印花衣裳。特平太太在自己家中水泵房里存有三袋喂小鸡的饲料，麻袋上印的就是那种花。特平太太一起头就看出那孩子跟那个老太婆是一伙儿的。从他们的坐姿她便看出他们的身份——又蠢又穷的下等白人”。[685]另一位是个“瘦得青筋暴露的老家伙”。还有一位“衣着得体、头发灰白的妇人”。[686]这位体面的妇人自然被特平太太划为她自己的一类。对于坐在自己身边的一位十八九岁的“丑姑娘”，特平太太“朝姑娘友好地微笑一下，可是对方瞪眼怒视得更厉害了”。[687]总之，各色人等都被特平太太进行了观察和分类。他们的鞋子都没能逃出她的眼睛：“特平太太向来喜欢暗地里观察别人的脚。那位衣着体面的夫人为了配她那身衣裳穿了一双红灰两色的羊皮皮鞋。特平太太本人穿着她那双好看的浅口黑漆皮鞋。丑姑娘穿的是女童子军鞋和厚袜子。那个老太太脚蹬一双网球鞋。”[688]通过这些关于鞋的细节描写，奥康纳将特平太太对于身份地位的重视生动地展现出来。特平太太一边观察着候诊室里各种身份的人，一边和那位体面的妇人聊天。其间，“那个嘴唇上沾着鼻烟迹的婆娘”试图加入到她们的谈话。“每逢有那样的女人一插嘴，特平太太就会立刻停下话题，不再往下谈。”[689]特平太太对于传统等级制度的坚守可见一斑。特平太太有时候在夜间排列起人的社会阶层来。“最底层的是大多数有色人，并非是她想当的那一种，然后在他们旁边——不是在上面一层，只是同他们稍微隔开一点——是那些下等的穷白人；然后他们上面一层是有房产的人，再上面一层是又有房产又有地产的人，她和克劳德就属于这一等级。她和克劳德上面一层是拥有更大的房子和更多的土地、钱多得不得了的阔人。”[690]旧南方的等级观念和种族观念充斥着她的价值观。她习惯于按照血统、财产和肤色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她甚至常常梦见“各阶层的人便在她的脑海里混成一团，她就会梦见他们统统给塞进一辆棚车，运走送进煤气炉”。[691]
特平太太蔑视“白人垃圾”：“天底下有一大堆事可比黑鬼还糟呢，就像我们白人圈子里各式各样的人那样，他们黑人也不全是一样儿。”[692]对黑人的鄙视也毫不掩饰：“我真的讨厌巴结那些黑鬼。”[693]由于众多黑人前往北方工厂上班，南部的黑人越来越少，导致农场主很难雇到足够的黑人帮手。特平太太抱怨说：“黑鬼不想再摘棉花了。你寻不到白人来摘，如今也没法找到黑鬼了——因为他们变得跟白人处于一样的地位了。”[694]尽管如此，她拒绝购买采棉机，因为“那种机器把一半棉花剩在地里”。[695]于是特平太太作出让步，他们假装和黑人很友好，以此来吸引工人留在农场干活：“克劳德得用车去接他们，晚间还得把他们送回家。他们连那半英里路都懒得走。他们就是不走嘛，我告诉您说。等他们从地里回来，我又拎一桶冰水跑出去迎他们。从今以后事情就得这么办。”[696]表面上看，特平太太把黑人称作“朋友”，而在心底她仍然把他们视为“下等人”。特平太太的偏见在她给黑人劳动者的评论中得到最好的体现：“你简直没法儿跟黑鬼说句正经话。你可以指桑骂槐地讲他们，却无法同他们交谈。”[697]
特平太太话语中流露出来的自负最后激怒了候诊室里坐在她旁边的丑女孩，她用一本厚书重重地打在特平太太的左眼上，骂她说：“像你这个从地狱来的，回地狱见你的鬼去吧，你这头老疣猪。”[698]突如其来的袭击和侮辱让特平太太无法理解。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女孩会将自己骂为肮脏的“老疣猪”。
特平太太与其他坚持等级制观念的女性人物的不同在于她在思考和质疑。她质疑上帝，她开始思考和面对上帝说话，尽管只是在她的幻想中。她不再生活在她的过去，她有勇气去观察和推测。这是她的反抗和解放的开始，因为已婚妇女被要求要在教堂里保持沉默。不准她们说话，而应服从，正如律法所说的：“因为上帝不是混乱之神，而是和平之神。”[699]而特平太太打破了这一戒律，开始怀疑上帝的权威和影响。
在另一个幻想中，她想知道：如果耶稣在创造她之前对她说，“‘只有两个身份任你挑，要么做一个黑鬼，要么做一个下等穷白人婆娘。’那她该怎么回答呢？……她便会扭来扭去，踌躇不安，死乞白赖地央求，但是全部白搭，最后她只好答道：‘好吧，那就把我造成个黑鬼——可是不等于说是个下等的穷人。’于是耶稣就把她造成一个体面的黑女人，干净利落，就像她本人一样，不过肤色是黑的。”[700]
当然，特平太太荒谬的幻想得出的结论展示了她对穷白人家庭的偏见和对保持她的优越的社会地位的渴望。幻想也说明特平太太已经准备建立的等级结构的崩溃，虽然她是无意识的。在她看来，传统的层次被一点一滴溶解，她不知不觉地参与了打破它的过程，虽然是不情愿地。她虽然属于奥康纳的世界中的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在她家庭生活中充当男性角色，但是，在故事的结尾，特平太太获得了救赎，放弃了父权制等级，这使得她在奥康纳的女农场主中别具特色。
“女性主义将父权制视为一个多层次的控制系统，集中在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但也包括阶级，种族，和代际等级制，教权主义，战争，以及对自然的控制。”[701]特平太太的故事是奥康纳的小说中独特的。这是奥康纳所有的故事中唯一一位拥有质疑能力的女主角。而且，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她的答案。在特平太太心中的等级制的瓦解和崩溃是她的思考和理解的结果。
种族观研究结语
在谈到南方对自己的影响时，奥康纳指出：“在我们懂事之前很久，我们所见、所听、所闻和所触就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从我们刚刚能辨别声音起，南方就在我们心灵上烙上了印记。”[702]对种族问题的探讨自然成为奥康纳作品中的主题之一。在奥康纳看来，美国南方社会的很多旧的传统在逐渐瓦解，人们正在面对新的传统的形成，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并非是黑人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种族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南方人必须一步步寻找和形成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使得两个种族在精神上真正互相接受，这样才能消除种族斗争带来的暴力，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奥康纳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上升的一切必汇合》的标题源自法国神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描述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所有历史在时间的末日都移向一个‘终止点’，一切事物都在这个点汇聚。”[703]关于《上升的一切必汇合》，作者在1962年3月4日写给约翰·麦克孔牧师的信中承认，“我想写一整组这样的小说，但在《上升的一切必汇合》中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并且那也大约能表达出我就那一问题的观点”。[704]显然，奥康纳是把这个短篇看成是她对于南方日趋变化的种族关系所作的唯一声明。从题目我们就能看出她所要表现的主题：各个阶层，尤其是白人和黑人，必须汇合在一起，和平相处，否则就会产生对抗和痛苦。在奥康纳的小说世界中，奥康纳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表明了任何形式的二元对立都是不可行的，是种族，乃至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对立、对抗和暴力的根源，人类必须真正摒弃二元对立，实现原本对立双方的真正的理解和接受。可见，奥康纳关注的是人类种族的救赎——无论是红色的、黄色的、黑色的还是白色的。没有这种救赎，社会价值观就毫无意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