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宗教和世俗社会中男性权威和男性优越性的颠覆不仅使女性的主体性得以恢复，同时也是对男性的解放，因为父权制下所产生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受害者。只有精神上的解放才能使人类和上帝以及人类自身之间达成一种真正的默契和谐关系。
作为20世纪的知识女性，两性观无疑在奥康纳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人物塑造，奥康纳表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都仅仅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虚构。一方面，在奥康纳的小说世界中，奥康纳打破南方家庭罗曼史的“南方淑女”形象，坚守传统女性价值观的“南方淑女”被抛弃，甚至被杀死；另一方面，奥康纳作品中的另一部分女性人物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非常独立，拥有女人所追求的一切权利与能力。然而，她们却并未因此获得幸福，她们最终不能避免失败，反而常常遭遇突然的暴力甚至死亡。可见，在批判男权统治的同时，奥康纳也批判了试图通过颠倒原来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来取代旧的等级制的方式来建立新的等级制的女性形象，通过颠覆等级制的性别歧视，奥康纳试图构建一个既接受差异同时又保持主体性的两性和谐的状态。
第一节 “南方淑女”的消亡
父权制社会构建了一套女性性别话语——“虔诚、纯洁、顺从、持家有道和深居简出。”[380]所以，“女性则被看作是被动的、温柔的、合作的和敏感的，并且是柔弱的”。[381]漂亮、纯洁、温柔、顺从是文学作品中很多理想女性的共同特征和女性所追求的理想品质，是很多女性角色恪守奉行的行为准则。奥康纳的作品中，很多具有“南方淑女”特征的女性坚守着父权制社会所建构的传统女性角色特征。这一角色特征体现了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期待，导致女性主体性的丧失。在奥康纳的小说世界中，这些“南方淑女”完全不适合现代的美国南方社会，已经不再是现代男性所渴望的理想女性形象。这些“不合时宜的人”最终只能被历史所遗弃。
戴丽指出，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一直以来，而且现在仍然是被伪装起来了。首先，它被“性别角色分离所掩盖”。[382]男人和女人都陷入了一种历史悠久的陷阱中。女性的解放和男性的解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化所产生的性别角色是虚构的、毁灭性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所赋予女性和男性的虚假身份不仅隐藏了性的等级制，也加强了性别等级制社会的观念、态度、刻板印象、习俗和各种安排。“等级制度是由相互依存的单位组成的，改变一个单位就改变所有的。”[383]“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不仅是社会的问题，更是女性自身的问题，需要自我觉醒和自觉发展。”[384]所以，如果要改变女性的命运，必须首先是女性认识到这种性别角色是虚构的，不可取的。只有充分意识到性别角色带来的危害，两性之间才能真正平等地看待对方，实现两性关系的和谐。
奥康纳在《你拯救的也许正是你自己》中明确表达了这种“南方淑女”形象的不合时宜性。故事以旧式“南方淑女”被遗弃而告终，表明了奥康纳对于“南方淑女”的命运的思考和她的南方历史观。
以“南方淑女”形象为代表的南方妇德观或者以南方美女形象为代表的年轻未婚女性的形象“是南方白人奴隶主们想象的产物”。[385]自相矛盾的是，在20世纪，淑女神话继续保持一种昂扬的生命力。20世纪上半叶，南方作家迎来了“南方文艺复兴”。这些作家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形成了南方别具特色的历史观，而其中的主导意象就是“南方淑女”。结果，“南方淑女”继续在内战后和20世纪代表独特的南方价值观。在南方家庭罗曼史中，对女人的社会角色的期望是建立在“南方淑女”的理想之上的。她的社会习俗表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白人妇女应该像“淑女”。她们应该是全部致力于服务丈夫、家人和家庭，培养依从性、纯洁和能力这样的美德，以保持“礼貌谦让的南方淑女”形象。[386]《你拯救的也许正是你自己》用辛辣的笔触表明了“南方淑女”形象及其所代表的南方传统妇德观的不合时宜性。
《你拯救的也许正是你自己》发表于1953年的春天，是奥康纳最成功的短篇小说之一，并荣膺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一个荒凉的农场上，讲述了一对名叫露西内尔·克拉特的同名母女的故事。老露西内尔·克拉特和她的白痴的女儿小露西内尔·克拉特居住在一座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荒芜和衰败迹象的农场里。一天，一个叫希夫利特的流浪汉来到了农场。老露西内尔以物质相利诱，哄他娶了自己的白痴女儿，并且答应留在农场一起生活。然而，希夫利特真正想要的却是农场上的一辆15年没人开过的汽车。最后，希夫利特把新婚妻子扔在了离家100英里的小镇里的饭馆，一个人开着那辆旧汽车离开。
与奥康纳笔下的其他的具有很强的反叛意识或长相丑陋的女儿形象不同，小露西内尔·克拉特温顺、美丽，“长着一头略带淡红色的金色长发，双眼像孔雀脖子那么蓝”。[387]金发蓝眼的小露西内尔全然是天使的化身。这是典型的传统“南方淑女”所具有的理想形象。小露西内尔不仅有着天使般的美丽面孔，也是她母亲眼中最纯洁的女人。故事结尾时，酒馆伙计看着趴在桌边熟睡的露西内尔，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她看上去真像上帝的天使。”[388]
表面上看，小露西内尔几乎是完美的“南方淑女”的化身。老妇人说，她肯定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因为“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无论给我什么东西，我都不愿意把她嫁给别人。她又漂亮，会擦地板、做饭、洗衣服、喂小鸡，还会除草。我不会为了一小盒珠宝就把她嫁人”。[389]正如老妇人问希夫利特：“你想找一个清白的姑娘，不是吗？”“一个不会说话的，不会跟你顶嘴或骂脏话的人。这就是你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在那儿。”[390]这些特征完全是“南方淑女”的典型特征。希夫利特承认说：“是啊，她不会给我任何麻烦。”[391]然而，这一切所谓的美德都无法改变这个女孩被抛弃的命运。希夫利特最终的选择是将这个天使般纯洁的“南方淑女”无情地抛弃在陌生的酒馆里，因为代表现代生活方式的希夫利特根本不会接受这样一位女性形象。
在母亲的眼中，希夫利特就是女儿的拯救者，是来拯救女儿的救世主耶稣。故事一开始，希夫利特在夕阳中出现在母女两个居住的农场。当希夫利特出现在农场时，“老妇人出溜到椅子边上，身子往前探出着，手平放在眼睛上挡住刺眼的阳光……老妇人始终没有改变姿势，直到他差不多进了她的院子，她才站起身，一只手握成拳头放在屁股上。她女儿是个大个子姑娘，穿着一件短短的蝉翼纱衣服，一看见他，就猛地跳起来，又是跺脚又是用手比划，嘴里还兴奋地发出‘啊啊啊’的声音”。[392]母女二人的表现仿佛她们在怀着强烈的期待等待着这个人的出现。同样，刚一出场，作者就赋予了希夫利特耶稣形象：“他转过身子，面对着落日，慢慢地挥舞他那条好胳膊和另一条短胳膊，表示天空是多么广阔，他的身体组成了一个歪斜的十字架……差不多有五十秒，他保持着这种姿势，然后他提起箱子，走到门廊前，把箱子放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说：‘我愿意出大价钱住在每天傍晚能让我见到太阳的地方。’”[393]另外，希夫利特告诉老妇人：“我是个木匠。”[394]希夫利特的木匠身份也将其与耶稣联系在一起。传说，耶稣出生在一个贫寒的木匠之家。耶稣的父亲约瑟夫很早就去世了。耶稣接替父亲的工作，也成了一个木匠。于是，木匠与救世主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希夫利特也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无所不能的救星：“这个农场上没有哪一样破旧东西我不能替你修复的，不管我是否是一个一条胳膊的半拉子生手。我可是个男人，即使我身体残疾，但是我有精神智慧！”[395]果然，一个星期后，这个地方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干了大约一星期才使这个地方起了明显的变化。他修补了前后台阶，盖了一个新猪圈，修复了栅栏，还教露西内尔……说了个‘鸟’字。”[396]对于教这个白痴的女儿学说话，简直就是奇迹，因为“她完全是个聋子，活到现在还从未开口说过一个字”。[397]这一切使老露西内尔看到了希望，将其视为农场的救星和女儿终身的托付对象。她说：“我之所以没让别人而让你娶了她，因为我看你不会亏待她。”[398]此外，他竟然使已弃十五年的汽车能够重新启动。修理好老妇人的汽车时，他“身子笔直，端坐在驾驶座上。他的脸上是一种严肃而又谦虚的神情，好像他刚刚使一个死者复活过来似的”。[399]救世主的模样在他脸上显现出来。他一再声明说：“对有些男人来说，有些东西对他们比钱更重要。”[400]对于依靠农场来谋生的母女来说，农庄的变化更加赋予了这个外来的年轻人以救世主和拯救者的形象。并且从故事开始，小露西内尔似乎就对这个闯入农场的陌生的年轻人充满了依赖和信任，“女儿也坐下了，带着小心谨慎、躲躲闪闪的神情注视他，好像他是一只已经离得很近的鸟似的”。[401]当希夫利特拿出一盒胶姆糖递给她时，“她接过去，剥开后嚼了起来，可眼睛始终盯着他”。[402]希夫利特教小露西内尔学会说“鸟”时，“这个面色红润的大个子姑娘到处跟着他，一面嘴里念着‘鸟……鸟’，一面还拍着双手”。[403]这个饱含自由的意象成了即将被遗弃的女孩一生学会的第一个单词，也是唯一一个单词，使整个故事情节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更增强了女孩命运的悲剧色彩。作者告诉我们：“露西内尔正坐在一只鸡篓上，跺着双脚，嘴里尖声喊着：‘鸟……！鸟……！但是她的尖叫声被汽车声淹没了。”[404]这一场面生动地表明，面对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象征着“自由”的“鸟”是没有生存的空间的。
这个故事似乎是一个浪漫的南方绅士淑女的爱情故事。然而，母女二人心目中的这个拯救者却是根本靠不住的，而“南方淑女”最后也遭受了被遗弃的下场。
首先，希夫利特本人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人，一个很难确定身份的人。这种身份的飘忽不定为老妇人试图促成的爱情和婚姻打下了悲剧的伏笔。希夫利特说自己是25岁的流浪汉。他告诉老露西内尔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曾唱过福音赞美诗，在铁路上干过临时工，在殡仪馆当过助手，也曾作为罗伊大叔和他的‘红河牧马人乐队’的一员，参加过三个月的广播节目。我曾为祖国打过仗，负过伤，到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在哪里，我都见过为达到目的不惜任何手段的人。”[405]他自认为：“我已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406]当老露西内尔问他的个人情况时，他的回答说：“夫人，如今，人们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我可以对你讲，我是汤姆·希夫利特，来自田纳西州的塔沃特，但以前你从未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撒谎呢？你怎么知道我名字不是爱伦·斯巴克斯，家住佐治亚州的辛格伯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乔治·斯皮兹，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卢西；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自密西西比州旧拉弗斯的汤共森·布莱特呢，夫人？”[407]
其次，希夫利特的价值观与耶稣截然相反。“耶稣来到地上，献出自己的魂，作为换取许多人的赎价。”[408]而希夫利特来到这个农场帮忙的目的却是得到那辆象征现代美国社会价值观的汽车。他说对金钱不感兴趣，同时他敬重纯洁的女性。然而，刚一到达农场，“希夫利特先生暗淡而敏锐的目光已经扫过院子内所有东西——屋角的抽水机，那株巨大的无花果树，有三四只鸡正准备栖息在那儿——目光移到一个车棚那儿，他看到一辆汽车的发锈的方形后部”。[409]他反复声明自己对“清白的女孩”怀有敬意，他却把目光集中于黑暗中“远处闪闪发光的汽车保险杠上”。[410]这一切足以暗示故事的结局：他根本不会爱上呆傻却又纯洁如天使的小露西内尔。随后，希夫利特勉强答应娶小露西内尔，他也终于可以拥有这辆他梦寐以求的汽车，在开车载着他的新娘走了100英里之后，他便将她遗弃在路边的餐馆里。
希夫利特把小露西内尔扔下之后，他让一个路上的男孩搭车，并对搭车的男孩谈论自己母亲的美德：“做一个男孩的母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教他跪在她膝下做第一次祈祷；她给他任何别人无法给的爱；她告诉他什么对、什么错；她关心他做正经事。孩子……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为我离开我的母亲那天那么后悔过。”[411]“我的母亲是上帝的天使，上帝把她从天堂里带出来，给了我，而我却离开了她。”[412]在希夫利特的描述中，他的母亲恰恰是理想的“南方淑女”的形象，是老露西内尔评价自己的女儿的翻版。然而，这个满口仁爱、孝顺的男人却刚刚丢掉了一个他倍加赞赏的形象的女人。可见，南方的现代男性心中仍然保留着对“南方淑女”形象的渴望和崇拜，只不过，这个形象仅仅是一种记忆，一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会被无情抛弃的“不合时宜”的形象。对此，搭车的男孩一针见血地说：“见你的鬼去吧！我的娘是个邋遢的老妖精，你的娘是个臭婊子！”[413]这段话毫不留情地揭开了“南方淑女”在希夫利特这些口口声声热爱和崇拜这一传统形象的人心中的真实形象。
一方面，原本天真、顺从的“南方淑女”成了白痴。小露西内尔这一形象是奥康纳作品中罕见的单纯、美丽、顺从的女性形象。奥康纳将这个三十来岁的女儿塑造成“南方淑女”形象，却同时又是一个白痴，旨在表明：现在的南方已经不是贵族的旧南方，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建构的“南方淑女”形象已经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更不再是现代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心智的残缺外化了“南方淑女”这一传统形象的精神残缺。
另一方面，“南方淑女”成了商品的替代品，被彻底物化和商品化，已经彻底失去了“南方淑女”所承载的传统的价值观。从故事一开始，代表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希夫利特就在内心深处将“南方淑女”与代表现代社会的汽车联系在了一起，结果，这位天使般的“南方淑女”成了其实现物质欲望的工具。希夫利特的人生哲学暴露了他的物质欲望，尤其是对汽车的欲望：“肉体呢，太太，就像一间屋子：它不到处跑；但是精神，太太，可就像一辆汽车，总是在到处跑，总是……”[414]在希夫利特的眼中，他为了换来汽车而被迫答应的婚姻只是一纸文书而已：“我根本不相信这种手续，这只是一个女人在办公室里干的活，只是在纸上写写、验验血而已。关于我的血，他们知道些什么？即使他们把我的心脏挖出来，他们也根本不了解我什么。我完全不相信这种手续。”[415]母亲夸奖女儿，说：“你得了个宝贝”，但“希夫利特先生甚至都不朝她（女儿）看一眼”。[416]同时，口口声声说爱自己女儿的母亲也把女儿的价值用汽车来体现。虽然老露西内尔一再强调说自己的女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纯洁的女人，但是这个老妇人心里很清楚，这个走南闯北的年轻人不会爱上自己的智障的女儿，更不会因为女儿留下来，所以，为了吸引这个路过的年轻人留在农场，她立即想到用汽车做诱饵，想用物质的诱惑让他留下。老妇人对希夫利特说：“既有个永久的住处，还得到一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你不是个傻瓜……”[417]接着，老妇人更加明确地告诉年轻人：“我的井永远不会枯竭，我的屋子在冬天总是暖呼呼的，这儿没有一样是抵押品。你可以上法院自己去了解了解。而且在那儿，在那个棚屋里，还有一辆挺不错的汽车。”[418]希夫利特最终答应与小露西内尔结婚。希夫利特与老母亲之间的肮脏交易为“南方淑女”的被遗弃埋下伏笔。
和很多故事的结尾一样，奥康纳再次以冷漠、超然的语气结束了这个令读者揪心的故事。希夫利特只向侍者说了句“搭车的”，而当侍者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摸露西内尔的金发时，“希夫利特已经走了”。[419]奥康纳试图用一种冷酷的手法表现希夫利特在遗弃白痴的新娘时的冷酷和无情。奥康纳塑造了一个有着一种奇特美的典型“南方淑女”形象。小露西内尔是个白痴，更重要的是，是个哑巴。“失语”使她更加符合南方历史所构建的妇德观。与传统的“南方淑女”形象一样，她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希夫利特。办完结婚手续后，希夫利特将老妇人送回家，然后准备“新婚旅行”。离开前，老妇人非常伤心，“她说着抓住女儿白礼服的袖子。露西内尔直勾勾地盯着她，似乎根本没看见她在那儿一样。希夫利特先生慢慢地向前开动汽车，老妇人只得松开了双手”。[42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希夫利特来说，她只是一份财产。她的美丽和顺从在希夫利特的眼中已经毫无意义和价值，而这两点正是传统的“南方淑女”的最重要的基本要素。
通过对“南方淑女”形象的遗弃，奥康纳表明男性已经开始厌恶这种传统的淑女。身体上的白痴的性质意味着她的精神上的白痴的本质。事实上，许多19世纪的作家都明确表达了奴隶制、父权制和“南方淑女”形象之间的联系。从其具有的依赖性方面，南方的妇女可以得到精确地描述：“只要她紧张、易变，任性、微妙、纤弱，羞怯和依赖性十足，人们就会崇拜她。她的羸弱就是她的力量，她真正要学习的技能是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羸弱感……女人，像孩子一样，只有一个权利，就是得到保护的权利。丈夫就是她应该爱戴、尊重和服从的老爷和主人。如果她听话，她受到虐待的危险就很小。”[421]
根据南方传统观点，妇女和儿童、奴隶一样，应该认识到她们的身份和从属的地位。任何要求独立的主张都会威胁到整个系统。但在奥康纳的小说中，这种传统的女性观点带给女性形象的只有伤害，而不能给她们带来来自丈夫的保护和来自社会的尊重，反而是她本应该可以依靠的男人的遗弃，由此她成了奥康纳笔下的一个可怜、可笑更可悲的白痴。这表明，这种南方淑女已经成为社会的“不合时宜的人”。通过这个天使般的白痴的形象，奥康纳表明，孩子般的女性根本无法应付生活。奥康纳描绘了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南方淑女”，但这个白痴女孩被她的丈夫遗弃在他们的结婚旅行中，充分揭露了“南方淑女”神话的虚构性。
第二节 “母性”与“自我”的冲突
奥康纳笔下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形象，她们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意识的抗拒。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的美国“新女性”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时代的象征。就业和教育的上升趋势、两性关系的平等化、消费社会的出现、性革命思想的影响以及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等因素对美国社会的妇女运动、妇女观和妇女的自我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新女性”以其独特的行为、就业、教育和两性关系等出现在美国历史的进程中。她们抗拒女性的传统角色，希望通过对传统的反抗来实现自身的价值，避免成为传统性别角色的牺牲品。奥康纳以敏锐的洞察力探讨了这些人物所面临的困惑。在揭示女性艰难的自我挣扎时，奥康纳思索和探究了女性在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双重压力下的困境。《天降好运》中，通过即将成为人母的女儿的内心挣扎，奥康纳用犀利却令人心酸的笔触描写了传统母亲形象的悲凉和痛苦，对传统价值观下母亲的无奈和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进行了生动刻画；同时，通过女儿面对传统母性与女性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所体现的内心的痛苦，奥康纳展现了现代新女性所面临的无助、无奈和恐惧，对传统母亲的逆来顺受和现代女性拒绝母亲身份和责任进行了深刻反思。
歌颂母爱是文学历史长卷上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从古代神话对人类母亲的礼赞开始，对母亲崇拜的倾向就一直延续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但在“男主女从”的文化观念下，文学叙事中对母亲的歌颂赞美更多是男权社会为维护父权制所实施的文化策略。在传统写作模式中，母爱的天性被男性话语利用并且无限制地延伸。母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性和女性应有的内涵和真实性，而仅仅成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延续者。父权制意识形态所塑造和歌颂的经典的母亲形象往往是承载着社会伦理道德的抽象符码和“母性偶像”，承受着物质的匮乏和内在自我的匮乏的双重压力而心力交瘁，一步步走向父权制意识形态预设的祭坛。因此，为了摆脱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自身的女性主体性，很多现代女性完全摒弃了作为女性自然属性的母性。在挣脱旧的伦理束缚后重新寻求新的价值定位时，女性往往用否定传统的母性来克服自己在冲破原有的等级制和二元对立之后的迷茫与不安。
《天降好运》发表在1955年，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发现她怀孕后的失望和怀疑。故事中，女主人公鲁比太太渴望年轻，宁愿不怀孕也不愿成为母亲那样被孩子榨干气息的人。奥康纳在《天降好运》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类女性的困惑和无助，以及完全否定女性天生本质的痛苦结局。奥康纳认为，以牺牲自我价值与选择、丧失自我尊严与人格来成就母性内涵是非人道的。同时，完全摒弃女性的自然属性也是悲剧的根源。女性必须对于如何平衡母性与自我实现的关系进行探索。
在鲁比的眼中，自己的母亲是传统母亲角色的牺牲品。家庭给鲁比带来的是痛苦不堪的回忆。而痛苦的集中表现便是母亲的形象在她的头脑中的反复再现。鲁比怀孕了，但是她不敢承认这一事实。作者在故事开头便给出很多明显的“暗示”，来表明鲁比对于即将面对的母亲身份的恐惧。鲁比发现自己“病了”，[422]而且被告知“病程会相当长”。[423]鲁比发现自己病得不轻，甚至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当然，她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因为她反复想到的是在自己的这个年龄（34岁），自己的母亲因为生儿育女已经人老珠黄。鲁比拒绝母亲的身份是因为内心对这一身份的恐惧。首先，在她眼里“母亲”和“熬干”连在一起。“三十四岁不算老，根本就不算什么年纪。她想起她母亲三十四岁时的样子——像一个不新鲜的黄苹果，让人大倒胃口……她把三十四岁的自己和三十四岁的母亲作了一番对比。她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即便她自己没有染发，头发到现在也还没有花白。她母亲被一个个孩子熬干——整整八个孩子：两个一出生就死了；一个一岁时死了；一个被一台割草机从身上碾了过去。每生一个孩子，她母亲就失掉一丝生气。”[424]她将母亲的悲惨人生归结为“纯粹是无知。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无知！”而她自己却做得很好：“这些年来，她自己给自己治病从没出过差池——没有不良嗜睡，没有一颗牙齿脱落，没有孩子，全靠她自己。要不是她小心在意的话，可能现在都有五个孩子了。”[425]接着，鲁比又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姐妹。“都已经结婚四年，各有四个孩子。她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受得了的，没完没了去医院被医生用器械捅几下。”[426]家中三个女人的遭遇使得鲁比对母亲身份有着一种本能的拒绝，母亲的经历与痛苦和死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母亲和姐妹们的一生中，鲁比没有看到一丝一毫做女人和做母亲的快乐。在她眼中，母亲就是一部生育工具，是众多南方母亲的可怕命运的典型形象。于是，她时时刻刻地警惕着，以免重蹈母亲的覆辙。为此，她不断提醒和要求丈夫采取避孕措施，并且对于自己多年来可以逃脱“熬干”的命运而倍感自豪和窃喜。
更可悲的是，在母亲经历生育和养育之苦以后，孩子却一无是处，一无所成，这更增加了母亲身份的徒劳性和无果性。在鲁比看来，母亲的付出毫无意义，而鲁比的母亲和姐妹始终意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说，她们已经被生活的负担压得没有精力去想这一点。鲁比回忆起母亲生自己的最小的弟弟时的痛苦。14岁的鲁比“是所有孩子里唯一一个受不了的，她在大太阳底下走了整整十英里，一直走到梅尔西，借看电影来避开一阵阵尖叫。她耐着性子看完了两部西部片、一部恐怖片、一部系列片之后才原路返回，发现一切才刚刚开始”。[427]而更可怕的是，母亲的痛苦最终证明毫无价值，因为“一整夜她只能听着。所有痛苦都是因为拉夫斯！而他现在并不比一块洗碟布更管用”。[428]母亲的辛勤付出与自我意识的丧失使鲁比觉得女人的自我价值与她的母性是一个难以调和的困惑。作为一名现代女性，在这种困惑中踽踽而行的鲁比对担当母亲角色的生活充满恐惧感，于是她坚决拒绝重蹈母亲的覆辙，避免拖儿带女的琐碎。面对母亲这个角色，鲁比总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感。
然而，奥康纳又似乎在告诉她的读者：传统的母亲身份是一个女人将来总是要面对的。这对鲁比来说仿佛是一个陷阱，鲁比决心不重蹈母亲的覆辙。奥康纳意味深长地写道：“她很风骚，既丰满又漂亮，她又不是太胖，因为比尔觉得这样刚刚好。她最近长了点肉，但是比尔没有发现，不仅如此，他似乎还莫名其妙地更加高兴，尽管说不出原因。”[429]作者在文中反复暗示鲁比无法逃脱男性的力量或者说陷阱。刚一上楼梯，鲁比就注意到“楼梯是这幢公寓大楼中间一道又黑又窄的缝隙”。[430]在楼道里，疲惫不堪的鲁比决定坐一会儿，“她刚一坐下就跳了起来，觉得身下有个东西。她屏住呼吸，把那个东西拽了出来：是哈特里·吉尔费特的手枪”。[431]接着，她感觉到一阵眩晕，“闭上眼睛，直到头不再那么晕，恶心的感觉被压了下去”。而玩具手枪的主人被他的母亲称为“好运道的小先生”，[432]后来，她痛苦地坐在台阶上，感到体内的一部分开始翻腾起来，“这种痛就像是一块什么东西在撞击着别的什么东西。她有过这种感觉，就在几天以前。她最怕的就是这个”。[433]对于鲁比的结局，作者依然用惯用的超然语调进行了阐释。虽然鲁比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尤其是容貌，一直沾沾自喜，故事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她冷冷看着桌子上方镜子里正对着她的那张脸，却漠然不识。暗沉沉的镜面上沾着一个个黄色的斑点。”[434]作者用辛辣的笔触点明了鲁比自欺欺人的态度，她不敢承认自己的衰老，而把脸色的暗黄和脸上的斑点硬生生地推给了镜子。鲁比不敢接受的事实是：胎儿正在把她变成一个苍老的女人。最后，鲁比“睁开眼睛俯视着那个黑洞洞的窟窿，俯视着洞底。很久以前她就是从那儿向上爬的。‘好运，’她用空洞的声音说，声音在洞穴的每一层回旋，‘宝宝’”。“‘好运，宝宝。’三声回响斜斜传了回来。”[435]在故事结尾，“她又有了那种感觉，什么东西微微翻了个个儿。好像不是在她的肚子里，而是在外面的虚无里，在外面的什么地方，休息着，等待着，时间多得是呢”。[436]这种力量好像就在周围，看不到，摸不着，无处不在，潜伏着、等待着，有无穷的时间。而这正是全文所暗示的男性的力量和社会价值观念。鲁比最后的结局也难逃母亲的命运，因为“她站直了身子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身形和骨灰罐差不多”。[437]
故事的题目《天降好运》本身就是一个辛辣的讽刺。虽然母性是女人的天性，但是，面对女性为了生儿育女而付出的沉重代价，鲁比选择了逃避，而命运似乎又在暗示女人是无法逃避这一命运的。奥康纳似乎在暗示，这个“天将好运”的结果是母亲的悲剧将在鲁比身上重新上演。而女主人公对此却完全束手无策，虽然她一直在拼命地逃离母亲的身份。可见，奥康纳试图表明，面对母亲这一角色，虽然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否认旧的母性价值观，她们并不知道如何去建构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否定女性的“母性神话”的同时，没能找到母亲应有的角色位置。但是这一角色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完全否定作为女性本性的母性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女性困境，结果仍然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
第三节 母权制的瓦解
奥康纳的作品不仅体现女性对男性拯救自己的期待的幻灭，同时也体现了女人凌驾于男人之上的悲惨命运。奥康纳批判了坚持传统生活方式的理想化的“南方淑女”的脆弱，也批判了“男性化”的女人的强势和暴力。和守旧、传统的“南方淑女”相反，奥康纳的作品中有一些女性人物，她们坚持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母权制的小王国来获得自己的解放。奥康纳的人物的命运表明，这种想法只是对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颠倒，无法改变原有的刻板形象或社会制度，反而会对其起到强化作用。用一个新的二元对立来取代一个旧的二元对立并不能改变性别等级制的本质。新的对立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暴力冲突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对待“南方淑女”的态度相比，奥康纳对“男性化”女性的惩罚更加严厉。为了生存，“男性化”女性不得不拼命去篡夺和利用男性的各种做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做法对于她们来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同时也是不管用的。奥康纳通过这些人物的悲惨结局来表明试图重蹈男权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女性不得不以悲剧收场。
这些管理型的强势的女农场主们迫于经济压力只能用男性形象所具有的进攻性和控制性来维持生活。然而，尽管这些女性可能是“有意识地采用了男性化的伦理观”，[438]由此否定了她们女性特质的某些部分，实际上她们是几乎没有选择的。奥康纳所处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南方，社会对于寡居的女性的敌对态度和19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之后没什么差别，“试图管理自己的农场事务的寡居的女性被认为是傲慢的”。[439]
奥康纳的作品中有各种各样的寡居的女农场主形象。在男性缺席的家庭中，生活的磨难造就了她们强势的性格。表面上，这些“男性化”的女人打破了传统的等级制，重构了自己的主体性。然而，在所有的故事中，这些女人的骄傲最终都被报复性的男性力量所粉碎，她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愚弄、欺骗或者暴力的惩戒，在《格林里夫》和《火中之圈》等故事中，这种主题表现得十分明显。奥康纳力图证明这种做法也是不合时宜的。如果女性仍然把希望寄托在男性或男性意识形态上，她们则无法构建起完整的自我。事实上，她们所借助的仍然是男性的意识形态，只是颠倒了男女双方的位置，不但没有颠覆男性化的意识形态，反而会使它加深。用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取代旧的“二元对立”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性别的不平等，其结果仍然是对抗和暴力。通过人物的命运，奥康纳证明这种做法是过时的和破坏性的。
在《格林里夫》中，女主人公梅太太是一位成功的女农场主。她的雇工格林里夫先生很懒散。已经成年的两个儿子斯科费尔德和韦斯利尔德不仅不能够帮助寡居的母亲，更不愿意帮助她，还经常刁难她。一次，格林里夫先生的儿子家的公牛擅闯梅太太的农场，愤怒的农场主命令格林里夫先生杀死公牛。结果，不但没有杀死公牛，梅太太自己反而被牛顶死。
在《格林里夫》中，梅太太努力扮演男性角色。15年前，主人公梅太太从死去的丈夫手里继承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农场。为了获得成功，她辛苦经营，“她已经连续不断地苦干了15个年头……不管在哪种审判席前，她都可以说：我一直在干活，从没偷懒享乐过……”[440]而且，“我可什么都得自己动手。我还没有从手到脚全受政府的补贴”。[441]最终，一个濒临破败的农场终于略有了起色。所以，当她的朋友称赞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时，她感觉非常得意，“她不管从这所房子里哪扇窗户望出去，都能看到自己性格的影像。城里的朋友都说她是他们所认识的女人当中最杰出的一位，她几乎身无分文，又无经验，来到一座破烂的农场，却干出了头”。[442]她一个人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供他们念完大学。这些正是令梅太太极为自豪的事情。
梅太太将自己看成上帝一样的人物，认为自己是农场的救世主。在她眼中，“我可是这儿唯一有头脑的成年人了”。[443]在她看来，她不仅掌握着农场的命运，还掌握着自己两个儿子的命运。她的儿子斯科费尔德故意气她说，自己将来要娶“一个就像格林里夫太太那样的好太太”，“梅太太等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像耙子柄那样直挺挺地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屋里”。[444]然后，她便改变自己的遗嘱，“好让他们如果结了婚，却不能把产业遗留给他们的妻子”。[445]她甚至恨不得在她的遗嘱中规定，在她死后她两个儿子将无权继续雇佣格林里夫。耙柄是男性力量的象征。显然，梅太太对男性力量的渴求已经“内化”为她的潜意识。在她看来，她更是帮工格林里夫一家的恩主。她不断地提起他们原本的身份，她告诉自己，格林里夫一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功劳在于自己雇佣了他们。在她看来，这无异于一种施舍。她认为是她收留了无处可去的格林里夫一家，包括他们的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这些年来，他们住在她这里，格林里夫夫妇几乎一点没见老。他们无忧无虑，自由自在。”[446]对于格林里夫家里的两个儿子的成功，首先，梅太太“心里思量着格林里夫家的两个儿子如果有一天在这个世界上出了头，都应该归功于她雇用了他们的老爹，别人家谁也不要他的。格林里夫先生已在她家干了十五个年头，别人连五分钟也容不下他”。[447]而格林里夫家的两个儿子也是利用她和其他的纳税人才发展起来的：“他们从部队一复员下来，就趁机利用一切优待条件进入大学的农学院——那时节，纳税人供养着他俩的法国老婆。”[448]面对格林里夫先生的消极抵抗，梅太太毫不退让，不流露出任何的软弱和退缩。“她花了足有十五年的工夫来对付格林里夫先生，到如今这件事都成了她的第二天性。”[449]所以，即使“她差点儿倒下”，当她发现来人是格林里夫先生时，“她浑身顿时恢复气力，就好像她得在魔鬼本人向她挑战时才能这样振作似的”。[450]面对儿子的挑衅，她心底里以一种对抗的声音说：“等我万事齐备之后，我才死呢。”[451]可见，她甚至试图控制自己的死亡。仿佛死亡的时间是掌控在她的手里，她自己就是决定生死大权的上帝一样。
事实上，面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阻力，梅太太表面的强大是对她内心充满的无限的恐惧的一种掩藏。小说中无处不在地体现出梅太太内心深处的各种恐惧。可以说，梅太太的强势来自她对以雇工格林里夫为代表的男性的恐惧。在林中走路时，她总是带着一根长棍防蛇；甚至在梦中，“每走一步，她都将她的棍子插在自己面前”。[452]蛇是一种极度危险、容易让人产生畏惧的动物，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蛇是一种原型的意象，这种原型意象直接与人的惊愕、恐惧、焦虑等原始情绪相连。蛇的出现代表着对人的生命的威胁。对蛇的恐惧是人类从远古就延续下来的一种记忆。故事中，梅太太从没有遇到过蛇，然而她却总是在担心蛇的出现，从而引发面对危险的各种情绪体验和行为反应。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关于梦的解析中，蛇的意象往往与性相关，蛇表达了罪恶感、嫌恶、恐惧以及性欲。梅太太问格林里夫先生：“你知道他们不来把那头牛拉走，真正为了什么吗？”“他们不来只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家，你跟一个女人打交道，什么事都能不了了之。如果换了一个男子汉在管理这个地方……”[453]显然，梅太太由于自己的女性身份非常有危机感。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是根本不可能在男性的世界真正站稳脚跟的。除此之外，“她在睡梦中觉得耳边响起一阵坚定而有节奏的咀嚼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蚕食这所房子的一面墙似的。她心里明白，不管什么玩意儿，只要这块地方属她所有，那玩意儿就会坚定不移地要吃光一切，从她那篱笆墙开始，一点点吃到她的住宅；眼下它就在吃她的房屋呐，而且会用同样坚定不移的节奏不慌不忙地一直吃进她的屋子，吃掉她本人和两个儿子，再接着吃下去，就会把一切都吃光，只留下格林里夫一家人”。[454]可见，梅太太真正担心的不是在她的窗外啃噬的公牛，而是公牛所象征的男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最后又归结为格林里夫一家三父子所代表的力量。梅太太的内心的这一恐惧在对闯入她的农场的格林里夫家的公牛的样子的描写中得到了彰显，窗外的景色体现了梅太太内心的状态：“窗户骤然闪现粉红亮光，一扇软百叶窗给拉了起来，一条条的亮光从那头牛身上掠过……好像要炫耀一下自己犄角上那个桂冠似的。”[455]她感觉到格林里夫儿子的公牛就是这一家人的代表，来向她炫耀自己的成就，展现了这一家人可能会带给她的威胁。她害怕公牛会“糟蹋她的纯种奶牛”。其实，梅太太真正害怕的是公牛所代表的格林里夫一家会逐渐蚕食她的领地，威胁她的权威。结果，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勾勾地瞪视着窗外对面一片又灰又绿的模模糊糊的景致。“半个小时左右，她从前面的窗口望见那头牛，全身松鼠色，耸起的臀部，浅色的犄角，正在房前那条土道上轻松地慢跑着。”[456]她确信，“对付一个女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457]她总是在担心灾难不知什么时候会向她袭来。当得知那头侵入到她的农场的牛是格林里夫的儿子的牛的时候，梅太太警告她的儿子们说：“你看出为什么要那样对付他吗？你明不明白这些年我要是不把脚踩在他的脖子上，你们俩就可能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去挤牛奶了。”[458]为了克服这种恐惧，梅太太不得不像男人一样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威胁和麻烦。梅太太抱怨说：“样样事情都跟你作对，气候跟你作对，土壤跟你作对，雇工跟你作对。他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你。除了用铁腕手段之外，别无其他办法。”[459]对于下一代，梅太太更是充满了担忧。她自己的两个儿子已过而立之年还在家里面由她服侍着吃早饭，“她从不吃早点，不过她总跟他们一起坐在那里，照料他们吃到他们想吃的东西”。[460]而且在事业上他们也令她抬不起头来，毫无建树。在她眼里，小儿子韦斯利尔德如今成了知识分子是因为“七岁时患过风湿病”；[461]而大儿子斯科费尔德做保险是因为他“有生以来从没生过一天病”。[462]更令她难堪的是斯科费尔德卖得还“是那种只有黑人才买的保险”，[463]这令梅太太郁闷。她本来对黑人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可是当那个黑人说到他从斯科费尔德那里买保险之后，梅太太立即转身离开，尖刻地说：“我不知道谁卖给你们保险单。”[464]她甚至想，像她那么成功的母亲应当拥有像格林里夫家那样成功的儿子。“那两个男孩精力旺盛，勤奋苦干……”更让梅太太嫉妒的是：“他俩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想法给派到海外去，而且还在那里一人娶了一个法国老婆。”[465]她总觉得，格林里夫先生的两个儿子才像她的孩子：“奥·梯和爱·梯是两个好男孩，他们才应该是我的儿子。”[466]而这点令她非常伤心，“使她的视线一下子让一层泪水弄模糊”。[467]当她去找格林里夫的两个儿子，要求他们把牛关起来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是，“那是一所崭新的矮矮的红砖房……窗子关得很严，她纳闷政府会不会给它安装了空调设备”。[468]接着，“她在车里坐了几分钟，观察周围停放的各式各样的机器……她打开牛奶房的那扇门，一下子惊讶得好像都喘不过来气了。那间洁白无疵的水泥房里充满阳光，那是从两面墙上两排齐人高的窗子照射进来的”。[469]这一切都向梅太太证明了格林里夫的两个儿子的优越的现状，“就像一颗银子弹准备射进她的脑袋似的”。[470]令梅太太真正恐惧的是，她越是想压制格林里夫，他家就越像他的名字“绿叶”（Greenleaf）所暗示的那样，变得茂壮、兴旺，而她自己却不得不面对着日益衰败的局面。这种对立是奥康纳世界中的女农场主的普遍心态。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很多寡妇独自支撑着丈夫留下的农场。尽管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在男性主导的南方父权制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寡妇必须时刻警觉地同这样的可能性抗争——她会在任何一场交易中一败涂地”。[471]梅太太喃喃地对格林里夫先生说：“我是个妇道人家，只有这么一块地。”这一切使她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没有安全感，因为“她没有财产保险”。[472]
结果，在拼命维持自己家业的同时，梅太太内心的这种巨大的对灾难来袭的恐惧令她疲惫不堪。梅太太感慨地说：“我是个受害人。我一直是个受害人。”[473]在格林里夫驱赶公牛的时候，“她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她累极了，把脑袋靠在汽车前头的盖罩上，闭上眼睛。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疲倦”。[474]“她认为她有千万条理由感到疲惫，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前休息几分钟。”[475]
对于梅太太的死，奥康纳同样运用了超然物外的语气：“她回过头来，看见那头公牛正低着头朝她奔来。她一动不动，毫不畏惧，只是诧异地僵立在那里……在她的表情还没改变之前，那头公牛已经把头埋在她的膝间，活像一个狂热的情人。”[476]
奥康纳惩罚了这样一位“雄化”的女性，表明女性完全否认女性角色，企图通过扮演男性角色来实现自我救赎是不可能的。在《格林里夫》中，对梅太太的严厉惩罚表明，宗教和性别两者联手合作杀死了这个在金钱和社会地位上都想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女人。故事中代表宗教力量和男性力量的双重身份的是那头公牛，“我不能让那只野牛毁掉我的那群奶牛”。[477]格林里夫任由公牛随意破坏梅太太的财产实际是男性对于“阉割了他们的女性的阉割”。[478]可见，二元对立的颠倒和逆转只能循环地产生暴力和死亡。
通过暴力和死亡，奥康纳表明了自己对于男性和女性性别角色的看法，即：如果女性完全放弃女性的性别角色，反过来用男性的性别角色对待男性，她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的，因为这是对男权传统秩序的变相的认同。女性只有真正地摆脱“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才能构建起来真正的女性主体性。正如故事中，当梅太太说自己要用铁手腕对付格林里夫一家时，他的儿子抓起她的手腕，作者告诉我们：“斯科费尔德会一边尖叫着，一边抓起她的手腕，把它举起来，叫她那只青筋暴露的纤细小手耷拉在手腕上活像一朵折断了的百合花。”[479]这一事实表明，梅太太虽然一生在努力扮演男性角色，但是她根本不可能用男性角色来推翻父权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负担和恐惧。在故事的结尾，梅太太似乎获得了“启示”，明白了这一深刻的道理：“她本人像一个突然恢复视觉的人，可又感到亮光亮得叫人无法忍受。”[480]“等到格林里夫先生走到她身前时，她好像正趴在那个畜生的耳边，喃喃告诉它什么最终的新奇发现呢。”[481]
《格林里夫》的故事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是女权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地展开的时期。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者们开始致力于争取妇女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她们以男性为榜样，试图通过获得男性那样的成功以进入男性独占的社会，并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她们拒绝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一定引发了奥康纳的深刻的思考。接受了男性的角色内容，梅太太便极力压抑自己的女性特征，故意使自己彰显男性的性格特征和做事风格，以至于成了一个“美杜莎”式的怪物：“她是个矮小的女人，长着一对浅灰色近视眼，头上竖起乱蓬蓬的灰发，活像受惊的鸟儿头上的冠毛。”[482]“她满额头都是绿色的橡皮发卷。底下是一张涂满了蛋清的脸，光滑得像混凝土似的。”[483]这一形象体现了奥康纳对于男性化的女性人物的态度。完全摆脱了女性特征的女人如同一个怪物，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在现代社会中正常生活。她带给别人恐惧，而自己也变成了怪物。同时，奥康纳对于梅太太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让读者体会到了一个在男权社会中独自苦苦奋斗的女性的艰辛。当她命令格林里夫带上枪去射杀公牛时，许多暴力场景在她脑海中浮现，她想格林里夫“很可能向我开枪，而不是那头公牛”。[484]虽然梅太太极力与男权社会抗争，将自己变成了男性的翻版，自以为“有能力控制格林里夫”，[485]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被控制的反而是她自己，她将永远无法控制格林里夫，因为，“他任何一天的意向已经如同那天的天气一样成为决定她那天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一个重要因素。她学会了用一种地道的乡村百姓观察日落和日出的方式去读解他的脸部表情”。[486]
奥康纳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有着独特的见解。她清醒地意识到，女性放弃自己的“角色内容”，去追求男性的生活方式是很危险的：女性“雄化”的结果只会让自身掉入男权文化设置的另一个陷阱，最终无法摆脱男权社会的精神奴役。妇女在争取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权利时必须消除一个精神误区，不要去复制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思想意识，从而最终走出男权社会的樊篱。
第四节 强势女孩的挫败
《火中之圈》中，主人公是库珀太太的小女儿萨利·弗吉尼亚·库珀，一个企图颠覆性别界限的少女形象。库珀太太是奥康纳的另一位成功的女农场主形象。她得意地认为：“我这儿是乡下打理得最好的地方，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在工作，我的工作才能保住这个地方，工作才能维持下去。”[487]她把对她不利的一切事物称为“麻烦”，她说：“我不能让什么抢在我前面，不是我总在找麻烦，麻烦来的时候，我就要对付过去。”[488]可见，库珀太太同梅太太一样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然而，和梅太太一样，她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恐惧：库珀太太“生得矮小又苗条，一张圆圆的大脸，眼镜后面一双黑眼睛一直在放大，好像始终处于受惊的状态”。[489]这些无法言说的莫名的恐惧同样来自于对男权社会的男性力量的恐惧。面对三个男孩极有可能的威胁，库珀太太使用了男性所惯用的权威的语气，她坚决地对三个入侵的男孩说：“这是我的地盘。”[490]但是，面对真正的男性，她的办法毫无用处，三个男孩对她的警告毫不理会。忐忑不安的库珀太太不得不重新运用自己的女性身份，徒然地要求三个男孩：“我希望你们的举止都像绅士一样。”[491]在处理这三个闯入者的过程中，虽然库珀太太的姓氏“Cope”的含义是“（有效）处理”，她却感到束手无策。最后，三个男孩烧掉了她的树林。面对母亲的无助和无奈以及三个男孩的肆无忌惮的骚扰和破坏，萨利决定用另外一种和母亲不同的方式来应对男孩们的入侵，结果，这个强势女孩的处理方式依然遭到了失败，农场还是没有逃脱三个男孩所代表的男性权威的毁灭，一如其中一个男孩的运动衫上面的图案所暗示的：其中拎着箱子的男孩，“他的一只眼睛有点斜视，目光像是同时从两个方向射过来，似乎把这个女人都围住了。他穿着一件运动衫，上面印了艘褪了色的驱逐舰”。[492]这一形象无疑令库珀太太恐慌，男孩运动衫上的英文单词“destroyer”具有双重含义：驱逐舰和毁灭者。而且故事的结局也正是这双重含义的体现。
库珀太太的恐惧来自对父权制下的男性中心的恐惧，因为她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强大，对男孩子们的态度也很强硬，内心里却仍然认为自己是个弱者，知道自己是无法战胜男权中心的价值观的。在故事中，读者不难看出，表面自信的库珀太太也和梅太太一样内心充满着无名的恐惧。在女孩出场之前，作者对母亲的心态进行了生动的展示：“每当季节变化的时候，她似乎都要为幸运地摆脱了追赶她的一切而差点儿哆嗦起来。”[493]库珀太太认为：“我们有许多要感恩的，每天你都应该做感恩祷告”，[494]“飓风一来我们都得完蛋，我总能找到可以感恩的理由”。[495]三个流浪少年，博韦尔、加菲尔德和W.T.哈波，突然来到库珀太太经营的农场。库珀太太的内心感到非常不安，所以，库珀夫人时时提防着他们。但是，她却无能为力，就像普利特查德太太反复提醒她时所说的：“你什么也做不了。”[496]不出所料，三个男孩开始肆意破坏农场，直至最后放火烧林，“他们如先知般在烈火中狂舞，天使在火中为他们辟了一个圆圈”。[497]
萨利透过楼上卧室的窗户偷看男孩子们和母亲的冲突。当他们看到躲在窗边的萨利，便大叫道：“上帝啊，还有一个女人！”[498]萨利被轻蔑的话语深深刺伤了，“她从窗外缩了回来，靠墙站着，眯着眼睛狠狠地看过去，好像被人打了一个耳光，却没看见是谁打的一样”。[499]与普利特查德太太一样，她明白哪些事情是母亲“做不了”的，那就是，传统的南方行为准则对这些男孩是不起作用的，他们不会像“绅士”，所以，在她看来，必须用男性的暴力来对付他们。目睹了母亲的无奈和遭受了三个男孩的羞辱之后，第二天，面对三个入侵的男性，萨利试图以男性的形象去跨越两性性别的界限，并以男性形象反抗男性的冒犯。萨利像要追踪敌人一样，在林子里横冲直撞，她选择了同母亲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入侵者。萨利“12岁，是个苍白的姑娘，总爱皱着眉头眯起眼睛，一张大嘴里一副牙套银光闪闪”。[500]她把自己扮成男人的模样：“孩子在衣服外面又套了条工装裤，把一顶男式的旧毡帽尽量压低，把两把玩具手枪插进扣在腰上的一个饰有花纹的枪套里，把自己武装起来。”[501]看到女儿的这身装束，库珀夫人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无可奈何的表情，说：“为什么你像个傻瓜一样？要是有人来怎么办？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你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我看着你就想哭！有时候你看起来就像是普利特查德太太生的！”[502]从库珀太太对女儿的态度和要求中可以窥见她的真正的思想观念。库珀太太是个男性化的人物，为了生存不得不像男性一样去努力和争夺，但是她希望女儿能够保持传统的女性形象。而女儿萨利高声斥责母亲说：“别管我。别管我就行。我又不是你。她向林子走去，好像在悄悄追踪敌人，一手紧握着一把枪。”[503]通过穿上男装和别上手枪去驱赶男孩们，萨利对现实作出了和母亲不一样的理解。
然而，对于萨利的行为，作者很明确地作出了预测：“女孩在林子里横冲直撞，脚下的落叶发出不幸的声音。”[504]果然，萨利很快就被真正的男性打压下去。在树林中，女孩目睹了男孩们赤裸身体洗澡的一幕，这使她猛然意识到自己和母亲究竟为什么会失败。奥康纳曾在信中写道：“他（本·格里菲斯）指出在这些故事中通常都有一种强烈的性的潜力，会使故事的发展突然转向，并使故事具有强烈的张力，就像在《火中之圈》中一样，林中的那些男孩很有可能爆发，变得具有攻击性，在故事中这种入侵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他指出这一点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想这是一种非常有洞察力的观点。”[505]
之后不久，在给赫斯特的信中，奥康纳这样写：“那些男孩会袭击她，是因为他们会把这看作是对于库珀夫人最好的报复，他们会为了羞辱女孩和她的母亲去那么做，但并不是因为高兴而这样做。这是许多孩子的拿手好戏，为了搞破坏和报复，而犯下难以想象的可怕罪行。如果他们真的看到了树后的女孩，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我没有让他们看到她，因为，我自己实在不能忍受。”[506]尽管如此，女孩还是通过这件事情理解了母亲内心深处的苦痛。“树皮在半边脸上压下了隆起的红白印记。她呆呆看着他们停下来，把身上的火柴收拢到一起，将灌木点着。”[507]此时的女孩感受到了无法承受的痛苦，“她转身跑过田地，但她的双腿太沉了。她站在那里，一种从没有过的、无可排遣的痛苦把她重重地压着”。[508]
接着，库珀太太的权威受到了彻底的挑战。她一向以为自己是农场的主人，以为自己控制着这块土地，就像她控制着这块土地上的杂草一样。可是，在她受到三个男孩的挑战之后，所有的男性的敌对力量都被激活了。库珀太太命令农场上的黑人帮工去扑灭大火，可是他们“穿过田地慢慢向冒烟的地方移动”。[509]作者没有交代火灾的后果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是其严重性可想而知。通过这次火灾，不仅库珀母女的物质财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更主要的是，她们的精神将受到重创。她们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承认同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女性，无论是沿用传统的“南方淑女”的行为准则，还是完全摒弃这一准则而采用完全的男性行为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女孩在母亲身边停下，“抬头看着母亲的脸，好像从未见过一样。这张脸上刻着痛苦，与她刚刚感觉到的痛苦一模一样。但在她母亲脸上，这种痛苦显得苍老。似乎每个人也许都会有此经历，不管是黑人，还是欧洲人”。[510]在男性的暴力行为面前，孩子终于意识到她永远都无法单纯借助男性装扮而进入男性世界。
第五节 两性和谐的实现
奥康纳通过描写不同的女性人物来表明，要想达成女性的彻底解放，传统的南方妇德观是不可行的，同时，从表面上拥有女人所追求的一切权利与能力的女性形象甚至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惩罚。“男性未必都是女性的庇护者，更谈不上是成功和责任的象征。”[511]同样，借用男性意识形态来达到女性自身的解放，推翻男权的统治地位，扮演男性角色也是不能带来女性的真正的自立自强。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圣灵之殿》中，奥康纳表达了对于两性和谐关系的理想状态的渴望。
《圣灵之殿》的题目“A Temple of the Holy Ghost”借用了《新约·哥林多前书》中保罗对信徒们的告诫，意在号召他们拥有圣洁尊贵的身体。《圣灵之殿》创作于1954年，1955年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中。标题明确表明这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奥康纳故事中最具有天主教特点的——包括背景、人物和象征”。[512]同时，故事描写的却是新教的人物，通过“圣洁的身体”探讨了两性关系，是所有奥康纳作品中唯一的一个表达雌雄共体的观点的作品。故事讲述了一个又胖又丑、脾气暴躁的12岁的女孩在宗教和性两方面的成长故事。故事从女孩的视角讲述了一系列的事情，它明确处理了“圣餐的奥秘”，[513]但没有对此表达出一点的虔诚，因为“这个宗教寓言显然也是对于人性的坦诚的研究”。[514]
故事是从一个12岁女孩的视角进行的，围绕她的两个在罗马天主教修道院学校读书的14岁的表亲的来访展开。在这个故事中，女孩没有名字，反复地被称为“孩子”，可见作者赋予了这个人物以普遍性，是“每一个孩子”。这个故事创作得很早，不是奥康纳后期的作品，而且常常被忽视，尤其是故事中的这个“孩子”。然而这个故事很好地体现了奥康纳晚期故事的模式，如《帕克的后背》和《审判日》。在故事中，暴力和杀戮或死亡消失了，多了一份平静中对强烈情感的思考和回忆，体现了对于双性同体的两性关系的渴望，从而体现了奥康纳作品中暴力和怪诞背后的渴望和谐的背景。对奥康纳来说，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都是父权制意识形态所制造出来的。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并不只属于一个性别所独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那些采纳和支持等级制意识形态的人们都受到了奥康纳的讽刺和惩罚。《圣灵之殿》描写了一种理想的两性关系，即：强调自我，同时承认两性之间差异的存在，接受双方，又不抹杀另一方。
两个来访的表姐妹名叫苏珊和乔安妮，“孩子认定她们简直是两个大草包”。[515]女孩感到庆幸的是“她们不过是她的表亲，她不可能带有她们的愚蠢基因”。[516]两姐妹互相戏称“宿所一”和“宿所二”[517]，“因为她们所在的梅韦尔慈善修女会最年长的修女培佩图尔曾经教过她们，要是一个年轻男子——说到这里她们笑得前仰后合，得重复一下开头才能接着往下说——要是一个年轻男子——他们把脑袋塞进大腿里——要是一个——她们终于强忍住笑大声嚷嚷了出来——要是他‘和她们同在汽车后座上，他们的行为不那么绅士的话’，培佩图尔修女说，她们应该说：‘停下，先生！我是圣灵所宿之所！’”[518]这堂课本来是以严肃的口气告诉年轻的女孩子要保持自己的圣洁之体作为“圣灵之殿”，结果成了两个表姐妹互相戏谑的用语。《新约·哥林多前书》中说：“门徒就是神之殿，应当圣洁：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破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519]苏珊和乔安妮是两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她们自以为很聪明，深谙两性关系，在孩子面前有意表现自己对于异性的了解，故作聪明。然而，孩子其实是个早熟的女孩，她意识到她比自己的两个表姐更聪明。孩子建议妈妈安排邻居维尔金斯家的一对男孩子陪两个表姐去游乐会上玩。当妈妈顾虑地说：“他们不过是农场里的男孩子。这两个女孩看不上他们的”，女孩却想到了这两个男孩的“优点”，说服了妈妈：“他们穿长裤。他们16岁。他们有辆车。有人说他们双双要去教堂做牧师，因为这压根儿什么也不用懂。”[520]女孩的妈妈觉得和这两个男孩在一起，这两个女孩会很安全，于是欣然同意。这兄弟两个有辆车。他们来接姐妹两个，在玩耍过程中，两姐妹被两个男孩的简单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观逗得白痴般咯咯笑个不停，孩子忍无可忍，大骂道：“你这头要做牧师的大蠢驴！”[521]从游乐会上回来以后，两个女孩子谈论起在游乐会上见到的一个畸形人。在女孩的要求下，两姐妹给她描述了这个“阴阳人”。“那个畸形人待着的帐篷里有一幅黑色的帘子把帐篷分成两半，一半给男宾；一半给女宾。那个畸形人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先对男人说话，然后对女人说话，但两边都能听得见。”[522]畸形人说：“我要给您们看看这个，要是你们发笑的话，上帝也许会让你们遭受同样的折磨。”[523]接着，“阴阳人”表达了自己对于自身状况的看法：“他希望我长成这样，我不是对他的做法提出抗议。我展示给你们看是因为我得好好利用它。我希望你们的确只能像绅士和淑女一样。我从来没有对自己做过这种事，而且我也与此事无关，我只不过是好好利用它罢了。我不反抗。”[524]两个表姐所描述的那个阴阳人的样子和他所说的话对孩子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和影响。听了以后，孩子绞尽脑汁，“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好像正在听一个谜面的谜底，这个谜底比谜面更让人迷惑不解。‘你是说他有两个脑袋？’”[525]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孩子想去问怎么会同时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却没有两个脑袋，但她没问。”[526]她躺在床上，努力地构想着当时的场面，想弄出个头绪来。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她听到那个畸形人说：“挺起身子来。圣灵所宿之处。你们！你们圣灵所宿之处，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圣灵宿在你们的身体里，你们知道吗？”[527]当母亲和孩子送两个表姐回修道院以后，母女两个参加了弥撒。在吃圣餐期间，孩子感觉到上帝的存在。
雌雄同体的“阴阳人”引领着孩子开始理解两性之间的关系，是孩子进入成人世界的成长礼。当她第一次听说畸形人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时，她以为“阴阳人”会有两个头，暗示在这个女孩的心里两性之间是分离状态，两性角色是不可能结合在一个身体里的。她想象不出畸形人撩起蓝衣服给人们展示了什么。晚上，孩子在似睡非睡中做了一个有关“阴阳人”的梦。在梦中，孩子想象着雌雄同体的样子：“她躺在床上，想要在脑海里拼凑出帐篷里一个畸形人从一边走到另一边的场景，但她太困了，想不出究竟是怎样的。她能看到乡下人聚精会神的面孔，男人们比在教堂更加严肃，女人们更冷酷，更加彬彬有礼，眼神里透着做作。她们站在那里，仿佛在等着赞美诗的第一个音符在钢琴上奏响。她听到那个畸形人说：‘上帝把我造成了这样，我不反抗。’然后人们说：‘阿门’，阿门。”[528]在梦境中，“阴阳人”说：“要是有人亵渎了圣灵所宿之处，上帝就会让他毁灭，要是你们发笑的话，他也会让你们遭受同样的折磨。”[529]在梦中，畸形人担任了牧师的角色，在他的一番说教之后，在场的所有的人齐声说：“我是圣灵所宿之处。”[530]畸形人的蓝色连衣裙以及他的雌雄同体的特征暗合了圣母玛丽亚以及“感灵受孕”的传说。这一联系暗示：“周围将永远一直有阴阳人。”[531]最后，女孩把自己与这个身兼两性的表演者等同起来，就像“我们不是成为雌雄同体的；我们已经是了”。[532]
戴丽认为：“成为一个人的被扭曲的一半相当于成为一个自我毁灭的非人，新兴的女人不甘心接受成为这样的人，而是摆脱角色定义和走向双性同体的人。这不只是一个‘成为在男人的世界中平等的人’——因为这样就意味着甘心接受在父权制的空间中的地位。”[533]在雌雄同体的“阴阳人”身上，小女孩就开始感觉到如同被上帝的恩宠所击中。第二天下午，当孩子和她的母亲离开修道院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修女跑去拥抱孩子，道别。孩子觉得一个修女朝自己“猛扑”下来，她的黑色的修女服几乎使她窒息，她将脸侧开。热烈的拥抱将孩子柔软的小脸贴在了修女戴着的硬硬的十字架上。“正如上帝赋予了阴阳人的身体以身体负担，十字架将阴阳人的令人不安的智慧印在了孩子的肉上。”[534]女孩终于学会了去感受身体和精神的统一产生的微妙意义。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535]“……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536]她将在接受神圣的同时成为她自己。这个启示将帮助她理解两性如何统一在一个身体里。她将学会保持自我和不成为他者的情况下接受差异，不将另一方变为他者，不建立新的等级制。
戴丽将雌雄同体看成是一种救赎。她指出，妇女需要摒弃和超越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这对男性也具有解放的意义。这是一个致力于恢复心理平衡和整体性的雌雄同体的视角。这个救赎的过程“要求在两性中达成一种人类的完整性——也就是，走向雌雄同体”。[537]在故事中，成为圣灵之殿成了孩子要达成的理想，因为她先前将圣灵与“阴阳人”联系在了一起。当她得知“他们把它给取缔了，镇上有些牧师出来视察了一番，然后就让警察把它给取缔了”。[538]听了这件事以后，孩子“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圆脸上若有所失”。接着，她看见“太阳是个巨大的红色火球，像血泊中被抬起的圣体……悬挂在树上”。[539]
这种双性同体的状态将打破性别和性属之间的逻辑联系，带来性别的跨界，预见一个假想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再和性别具有逻辑联系。”[540]虽然女孩没有立即采取“阴阳人”的路径，修女具有象征的拥抱可以使我们强烈感觉到什么在等待着她。
两性观研究结语
希腊词“双性同体”（androgyny）是由表示雄性的andro和表示雌性的gyn组成的。对古希腊人来说，雌雄同体意味着在一个单一的生物上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的同时存在——“阴阳人”。双性同体又译两性同体、雌雄同体、雌雄同体性，在生物学上指同一个体身上既有成熟的雄性性器官，又有成熟的雌性性器官；在体形构造及生理特征方面，表现为雄性及雌性的混合物；在心理学上，双性同体指同一个体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即兼有强悍与温柔、果断与细致等性格，按情况需要作不同的表现。[541]“双性同体”可以是“一个人把某些两性的本质特征结合起来，因此，可以被看作既是一个男人又是一个女人或者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或者看成是双性或无性”。[542]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女性要“成为自己”的“雌雄同体”[543]，她率先对传统的“女性角色”进行解构。1949年，法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中分析“女人”一词的文化含义时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544]她明显地受到女性主义思想和观念的影响。
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消除两性的差别：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持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不难看出，西苏的“双性同体”以本质论为出发点，认为是妇女有而男人奇缺的，“从某种意义上，‘妇女是双性的’；男人——人人皆知——则泰然自若地保持着荣耀的男性崇拜的单性的观点”。[545]西苏对女性在意识和写作上的“双性”的强调与赞颂，用意在于为在传统象征秩序中被抹杀的女性打开一片天空，抒发自我，发展自我。男人和女人都陷入了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的大网中，其复杂性几乎是不可解的。奥康纳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复苏女性意识，追求男女两性的完美契合，灵与肉的和谐统一，心灵的净化与灵魂的皈依。
性别角色的陈腐观念掩盖了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这是比空间隔离更微妙的，就像在一个贫民窟，这使得认为女性应该“平等而不同”成为可能。[546]作为与男性的关系的后果，女人有各种形式的衍生身份，这一事实使得女性的地位具有两面性或双重性，例如作为女儿和妻子，将女性分为对立的状态。因此，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所赋予女性和男性的虚假身份不仅隐藏了性的等级制，也加强了性别等级制社会的观念、态度、刻板印象、习俗和各种安排。
“无被害人的同意以及主导性别的首肯，剥削性的等级制度不可能长久。这种同意是通过性别角色社会化来实现的。”[547]通过对于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物的塑造，奥康纳生动地展现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并且间接地表达了对两性和谐关系的诉求。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