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水照花人:民国名媛的美丽与哀愁-文坛一棵常青树——苏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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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档案

    中文名:苏梅,字雪林

    笔名:绿漪、瑞奴、瑞庐、小妹、灵芬、老梅

    出生地: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

    出生日期:1897年2月24日

    逝世日期:1999年4月21日

    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

    家世背景: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

    职业:作家、教育家

    经典语录: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页空白。

    天空里闲荡的白云,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树儿伸出带瘿的突兀的瘦臂,向空奋拏,似乎想攫住它们,云儿却也乖巧,只不即不离地在树顶上游行,不和它的指端相触;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臂伸得更长,好像要把青天抓破!

    一张小小的红叶儿,听了狡狯的西风劝告,私下离开母亲出来顽玩,走到半路上,风偷偷儿的溜走了,他便一跤跌在溪水里。

    一、童年野趣浑不胜

    瑞安县衙拾童趣

    这里有起伏的群山,有纵横的江河,还有一个驰名古今的玉海楼。在玉海楼不远处的瑞安县衙,也是一个古朴清幽之地。这就是苏雪林降生的地方。

    这个瑞安县衙,是她祖父在任时的县衙。不管家境如何,也不管重男轻女的思想怎样,甚至先不用去理会祖母、母亲分别以怎样的女性生活着,童年总是童年,苏雪林同样是快乐的。

    她的哥哥、叔叔,和她年纪相仿,她经常混在男孩群中一起玩耍。在孩子们的心中,是没有什么男尊女卑的,至于什么封建禁忌,对他们就更没有什么效力。

    县衙虽不小,但规矩不少,与之相比,孩子们更喜欢野外,无论是幽静的树林,还是蜿蜒的小河,亦或是辽阔的田野,都有无限的乐趣。

    钓鱼、捕蝉、捉蟋蟀,那是固定的节目,三五儿童凑在一起,或上树,或翻土,或者找一两个用不知道是什么物件做成的网,捕那在水里嬉戏游玩的鱼,那时光,就不再是时光。从黎明玩到天黑黑,也还是乐趣无尽,直要玩到地老天荒。

    男孩子到底是男孩子,没有刀光剑影,不会上树爬墙,走路规规矩矩,说话轻言软语,那也就不是男孩子模样。

    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凑在一起,那男孩子的玩法,就更是夸张,他们用言语勾勒战场,用一块瓦片或者干脆就是一只脚,在地上打造基座城池,然后就是你来我往,征战厮杀。

    那时节,也没有战马嘶鸣,却一定是尘土飞扬,也没有刀光剑影,却一定是伤痕累累。须眉,也是小须眉,巾帼,却是猛巾帼。

    苏雪林在这样的队伍里,既没有女孩子的软弱,也没有女孩子的毫无主张。她能一个人主持一国,也能一个人厮杀全场。那气势,活脱脱一个花木兰,又仿佛梁红玉在世。

    这还只是小试牛刀,当男孩子们为战事准备刀枪时,那苏雪林的威望,就更上一层了。据她自己说:“我幼时做竹弓箭颇精巧,连最聪明的四叔都佩服我。”那得意之色,也是溢于言表。

    除了众男孩子为伍,她也还有自己单独的爱好,那就是涂涂抹抹,勾勾画画。至于材料嘛,可以就地取材,用“裹药的纸,裁成三四寸见方,洁白细腻,宜于书画”。

    她勾画时,男孩子看着好玩,也都拿起笔墨,纷纷效仿。有他们在私塾里学的文字,有他们头脑里幻想的世界。

    纸不够了,干脆就直接往墙上涂抹,时间久了,墙上山一重,门槛上水一重,待到门廊又一重。

    画的人畅意,看的人却不舒心,往往因为这个,招来祖父祖母的责骂。却也还是乐着,画着,玩着。

    给一个自由,那就能换得童年的快乐。

    三代女人三种戏

    在苏雪林的亲人中,她最喜欢的是她的妈妈,最不喜欢的就是她的祖母。

    母亲,是一个贤惠温柔的楷模,而祖母则好像为了衬托母亲,而故意要做一个反面教材,不知道她做媳妇怎样,反正在熬成婆的时候,她成了一个懒女人,一个恶婆婆。

    每天下午,都要媳妇为她捶背拍膝,拳头不能轻,力气不能重。在身上各个地方捶上个千八百遍,一直捶到婆婆骨节松爽,而媳妇精疲力尽。

    到了晚上,还要撵筋,把皮肉里的筋抠起来,然后再松开去,发出啪啪的声音。于是,老太太是血脉畅通,而儿媳妇则双手淤肿。

    这些,在苏雪林的印象里都特别深刻,她喜欢母亲的贤能,自然就会憎恨祖母的乖张。可是小时候的她,却也得服从于旧制,做母亲的替代,为祖母捶背,为祖母拍膝。

    这些活,是轮不到男孩子来做的,他们是光宗耀祖的希望,他们是家族兴旺的依赖。那时候的小雪林,尽管也有不平,可是却很是无奈。

    不过小孩子终究在小孩子的世界,男女不平也只是一时的气愤,做个孝顺孙女,尽管不理解含义,却也还是乖乖地去完成她的使命。

    不过,她的孝顺,却更像是玩乐。在给祖母捶背时,“竟会在她身上画起马来。几拳头拍成一个马头,几拳头拍成一根马尾,又几拳头拍成马的四蹄”。

    她一定是要找到快乐才能完成孝顺的,可是祖母在她的快乐中却痛苦起来,几个马头马尾的勾画,就开始责骂,及至到马蹄飞扬,祖母豁地起来,一巴掌拍下去,把她赶到一边。

    马是画不成了,她却掩嘴笑了。毕竟,这样的画法,不如在墙壁上涂抹更能尽兴,她也是不喜欢的。

    不过,更不喜欢的,是祖母,因为不喜欢这套拳法,因为不喜欢女孩子,对她,就更是看不惯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

    苏雪林说:“古代希腊人将世界分为四个时代:一、黄金;二、白银;三、黄铜;四、黑铁。一个人自童年至于老大,这四个象征性的分期,又何尝不可以适用呢?”

    看过她童年的快乐,本以为她的童年一定是金灿灿的颜色,不是富贵的衬托,至少也该是不肯归家的顽童,留恋着夕阳晚霞的金色。

    可是她却说,“童年是黯然无光的,也是粗糙而涩滞的”,“正是黑黝黝的生铁一块”。阻碍那阳光洒射下来的,就是她的这个大家族,这个旧式大家族,旧式大家族里的祖母。

    在这个家族里,“一家之长偏又是一个冷酷专制的西太后一般的人物”,以至于她享受不到温情,也体会不到快乐。

    快乐自然是有她的快乐的。可是这快乐太过短暂,而且就在这短暂的间隙,也还是常常有来自祖母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压抑的评说。

    在自家私塾,她还能跟着叔叔哥哥们一起读《四书》、《五经》,等到男孩子们都进了洋学堂,而她,又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被束在家中。

    女红,是她最不爱的。与其在脂粉丛中,飞针走线,还不如到荒郊野外,去看看云飘,再不然,就东翻西找,找些可以看的书,解一解文字饥渴。实在不行,就耍赖借,或者偷着从叔叔哥哥们那里拿来。

    为了书,她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得不到,便是朝思暮想,得到了,却又心惊胆战。这些书,不是她的,也不该是她读的。一旦被人发现,那么她一定要被家里的西太后教训一顿,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补上唠叨的一课。

    祖母也是女子,却沿袭着男权的教育,甚至于比男权还要威严,还要苛刻。不如此,仿佛就显不出自己的贤能贤德。

    苏雪林12岁那年,父亲从山东回来,趁上宪他调的空当,就回到家中。看到小雪林天资聪慧,诗词书画皆有独到之处,很是惜才,顶着母亲的抱怨,亲自教授她。

    这是小雪林又一个快乐的童年片段,和父亲坐在一起读书、画画,让她一下子感受到了尊重,感受到了自己。

    后来,在一个开明叔叔的劝说下,她又争得祖母的同意,到一家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然而,这也只是一个简短的时间。

    等到安徽省立女子师范招生,她听到消息后,兴奋不已,然而却也忐忑不安。她知道,“西太后一般的人物”,会给她一个怎样的结果。

    她不管了,反正不读书,毋宁死。她抗争,以哭泣抗争,以哀求抗争,以喊叫抗争,以寻死抗争。

    乡村野外,有水上深林,林边的水潭有丈把深。她每天徘徊于此,哭着看着,想着,魔怔一般。

    看她茶不思、饭不想,已经让母亲难过,再看到这般寻死觅活,母亲慌了,然后跟着她一起求情。

    一次不行,挨着打也要第二次,第二次不行,挨着骂也要进行第三次。不同意,就不间断。

    终于祖母忍受不了了,同意她去读书。

    女子无才便是德,便在有才的女子抗争下,让无才的女子,为其更名了。

    二、无爱婚约终成空

    为求学一再拒婚

    情窦初开时,她也对婚姻充满了幻想,香红软语、倚栏浓情。可当婚姻带着包办的特质面具,带着家长权威的势头,奔袭而至,她的幻想瞬间凝固,美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的丈夫,是江西五金生意的商人张家次子张宝龄。

    为她定下这门亲事的,是她的祖父,她的祖父大概从本意上也是寻着联姻就是联势的规则。家族是最重要的,每个人活在世上的任务就是壮大家族。

    张家对这门亲事欣喜万分。苏雪林虽还只是女师的学生,但她学业优秀,才华震惊京沪。有这样的媳妇,有这样的身家,那是求之不得。原来,女子无才便是德也不是他们的信条。为了和苏雪林相配,张家还特意把张宝龄送到美国留洋。

    直到这里,还轮不到苏雪林出场,等到苏雪林知晓时,双方已经议定,婚姻已经完成。

    接受了新思想的人,再遭遇旧制度,第一个反应就是抗争。为读书,苏雪林可以拼上性命,为婚姻,苏雪林也是一再抗争。

    女师毕业后,张家就要完婚。从女师走进张家,那“女子无才便是德”便有了实现的可能。可她要的,是从女师走进更高学府,她已经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冲突的双方,又是她和祖母,冲突的原因,还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当然,还有和张家完婚。

    哭泣肯定是无效的,哀求之于祖母,无异于石头之于天空,至于寻死,这曾经的妙招,多少显得幼稚,也让她无从做起。

    可是她的心是委屈的,别说她一心向学,就是真说到婚姻,她还是委屈,对方到底是谁,到底什么样,她连个可以勾勒的基本线条都没有,如何就要在一个屋檐下,过一家人的生活?

    她性格未免刚烈,就是在这次抗争中,她居然真的逼着自己大病了一场,颈部淋巴腺结核肿大,几乎与肩平。

    尽管愤恨,但是听着她的痛苦呻吟,祖母终究还是不敢继续再使用强硬态度,允了她求学,允了她以后再谈婚姻。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她就考取了“中法海外学校”,于是,她瞒着家里,又转道去了法国。

    可是在法国的日子过得并不顺畅,她孤独郁闷致病,于是在母亲的催促下,和远在美国的张宝龄通信。

    未婚夫的概念,对于远离故乡又在病中的人来说,不是浪漫,而是依靠,是温暖的依靠,是一直寻找着的温暖的依靠。

    可是,这信也通得不顺畅,她说东,他偏说西,她要他来法国,他却一口回绝。她要种花,他偏要葬花。她刚刚构建起来的温馨故事,瞬间就让他给打击得残破不堪。

    她心灰意冷,再次写信给父亲,要毁掉这门亲事。

    可是父亲的回信,却终于让她打消了悔婚的念头。父亲来信说,母亲病重,要她回家完婚。

    醉里吴音相媚好

    “春风带了新绿来,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老树的心也温柔了。”

    这是苏雪林《绿天》里的话,她还说:

    “乌鸦,休吐你的不祥之言,画眉快奏你的新婚之曲。祝福,地上的乐园。祝福,园中的万物。祝福,这绿天深处的双影。”

    《绿天》,扉页上这样写:“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明确地宣称这是描述她的婚后生活的。

    文中的每一个字,也的确透着甜蜜、幸福,不但春风解风情,就连阳光、老树,也都变换了角色,仿佛做了一个粉红的春梦。

    这样看来,她是幸福的,那个给她带来幸福的,难道真的是那个让她一再悔婚的张宝龄。

    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她嫁的是张宝玲没错,可是她和他,却不是这样幸福的。

    早在法国的时候,她品味到了恋爱的滋味。不见面,是朝思梦想,见了面,又是苦涩酸甜,仿佛是痛,仿佛又美。

    母亲病危催婚,一下子打碎了她所有的浪漫,她一向心疼着这个受尽苦难的母亲,只得忍痛割爱,回了家,又百般不愿着,结了婚。

    她此时是一团炽烈的火,而他则一直是一颗冷冰冰的石,还是顽石。这婚姻,注定了是一厢情愿,甚至是两不关情。

    如果说幸福,那一定是谎言。这谎言,她是编给自己看的,为的是安慰一颗从炎夏走进寒冬的心。可是一不小心,却完美了读者的心。《绿天》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

    而她在多年之后,终于揭开了这个虚伪的秘密:“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绿荫蔽日的园子是有的,高下杂乱的花草,也应该还在,就是金鱼、蟋蟀,大概也应该在那里繁衍了后代。

    那是一个小洋楼,那,是他们度蜜月的地方。他开荒,她种菜,他蓄水,她养鱼,这样的甜蜜未必没有。新婚的快乐,让这对陌生男女也享受了一二快乐。

    偶尔说起甜蜜,还会想起夜幕下,他翻石,她打灯,找一两只鸣叫着的蟋蟀。获得后的欣喜,也一定是夹杂着甜蜜的。

    然而这只是一瞬间,这时间短得连她的记忆都找不见。以至于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她只是一时的醉了,那吴音媚好,只有在醉里,才听着更显浪漫。

    终身夫妻不再见面

    她和他的矛盾,很快就来了。

    她始终没有生育,这让他不高兴,她不像传统妻子那样,遵守三从四德,他还是不高兴,她居然把自己的工资,没经丈夫同意,就资助给大姐和寡嫂,这让他大大地不高兴了。

    然而她也正不高兴着,说个话,都是冷淡的官腔,做个事情,也是左右衡量着分寸,既没有热情,也没有气概,倒是大男子主义,满腔满脑。

    他说他的不满,她也在表达着她的需求。可是他听不到她的心声,他只看到自己的愤怒。她也看不到他的尊严,她满是自己内心的创痛。

    从吵架到吵架,中间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相隔,本来少得可怜的甜蜜感觉,很快就荡然无存了。

    几个回合之后,是沉默,死一样的沉默。两个人的屋檐下,仿佛是一个人的空间。只听得见两个不同的呼吸,只看见两个不同的身影,再听不见其他的声音,再看不到其他的影像。

    按理说,接下来的故事,应该是离婚,然后重新走进新的婚姻,重新续写浪漫。可是没有,尽管她也是一个新女性,可是她的骨子里却比谁都传统。

    早在北京女师的时候,她就极看不惯那里的风气,“男女同学随意乱来”,“我个人则是极端守旧家庭出身的,一向矩行规步,幸而并未随波逐流”。

    她是没有乱来,可是世界却横竖在她那里捣乱了。

    她和张宝龄分开后,两人却并没有离婚。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敢,她后来这样说:“我总觉得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为着名分,为着家族,为着一切子虚乌有的东西,他们坚守着这个家庭。

    初时,他们还通信,但是渐渐地,连信也是断了的。他关心的,不是她说的话,他说的话,她也不关心,通信,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她干脆把大姐接过来,组织了一个奇特的“姐妹家庭”。她和他结婚,却是和自己的姐姐白头到老。

    如果说别人忙着肆无忌惮地恋爱,是有点极端,可她这种固守成规,似乎也应该归为另类。至少,在现代文学史上,在那些男女作家都在为自由抗争,向传统对抗的时候,她却还在固守传统。反正,说忠诚不渝,是说不通的。

    他和她虽然分居两地,甚至音信不通,然而名义上,他们还是一个家庭。后来,他们也因为这名义上的问题,而重温旧梦,可是他终究不是她的他,她也永远做不了他的她。

    抗战胜利后,她还是在武大教学,而他却坚决辞去武大的工作,回了上海。解放后,她去了台湾,他则留在大陆,从此以后,他们是连路人也做不了的了。

    她的文字细腻、活泼而充满感情,可是她的感情却枯燥、冷漠,粗糙了她的人生。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在读她的文字的时候,总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或者会有一种隔世尘烟的滋味。

    她是把自己的人生隔离在文字之外的。可是她的文字,每一个文字,实在又让人幻想那火热的人生。

    三、死磕鲁迅惹非议

    东风吹响战鼓音

    她的一生,都在证明着自己,证明着自己“冰雪聪明”(她曾和冰心齐名为“冰雪聪明”),证明着自己见解独特,证明自己涉猎广泛。

    她的证明方式,就是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在北京女高师。北大学生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出版后,就请一些文坛名士撰文评价。

    大多数人都对《白话诗研究集》极尽吹捧之能,苏雪林却十分不服,于是在《京报》撰文,批评他们的治学态度。

    结果引起轩然大波,那些吹捧诗集的人对苏雪林非常不满,撰文《呜呼苏梅》,用“极丑的话”大骂苏雪林(她的名字叫苏梅)。

    那时候的她,还只是一个认真的孩子,学业认真、做人认真,撰文也是认真的。可是却横遭如此指责,她的心境可想而知,就是因为这件事,她才决定留学法国。

    这第一次争论,她似乎没有什么错。《唔呼苏梅》一刊登,就引起了文坛名士的厌恶。其中胡适对之最看不惯,《白话诗研究集》曾经找他撰文,但他实在不屑,才置之不理。谁知此书还是被一些人吹捧,之后还容不得批评,因此,他说:“就不该滥用我们的名字替滑头医生上匾,替烂污书籍作序题签,替无赖少年辩护”。

    大家都站在苏雪林的一边,可是因为忽然间成了争论的焦点,她十分不适,不得不远走法国。

    很多人说她争论是为了出名,这个实在难说,以她的文采,出名不难,而且,在胡适都为她出头呐喊的情况下,她如果想出名的话,就不会避至法国。

    还有人说,她就是一个好斗的人。因为早在安徽女师的时候,她就为了争第一名,和一位学敌有过一场大战。战到最后,两人除了学业上的较量,人气上的较量,还来了一场近身肉搏的较量。

    关于此事,她自己也提到过,晚年的她对此事极为后悔,因为为和学生争斗,自己熬夜读书,读坏了眼睛,读坏了神经。

    怎么看,这都是一个执迷于认真的人,因为太过执迷,完全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为了证明自己,而忽视了世界。

    与大师站在对立面

    苏雪林之所以被人病垢,原因之一是在鲁迅生前,她和他并没有什么笔墨官司,那时,她只是一个学业优异的学生,是以崇拜的态度来看这位大师的学生。直到1934年冬,她发表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还是满嘴的崇拜。

    可是鲁迅逝世后,她忽然笔峰一转,撰文对鲁迅口诛笔伐。1936年,在《奔涛》上发表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这是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蔡先生没有收到,她就将其发表出来。

    就在全国文艺界都对鲁迅的死致以哀痛之词时,她却以异类的姿态,横空出世,大骂鲁迅,是尖酸刻毒的小人,心理呈病态,就连他的文章,也都是有毒的,不可读的,因为都是骂正人君子的文章。

    这一次,已经不是轩然大波了,撰文回击的,是一波接着一波,人身攻击的,也不在少数,接下来,就是恐吓信了。

    她自己未尝不知道这样的结果,然而她却很以为然,以为这才叫不流俗,以为这才是“众人独醉我独醒”。

    特别是对收到恐吓信,她也害怕着,但心里却为自己的勇敢而高兴着。“敌人”越是“猖狂”,就证明她所言极是,也就证明她越是应该言无不尽。

    她是把自己当成了战斗着的勇士,这战斗的勇气的确让人钦佩,可是她的文章大多没有真实凭据,多是虚言,他说鲁迅“身拥百万之产”,说他“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全都不是事实。

    这些话偏又说在鲁迅逝世,爱之者为其治丧的时期,自然会让人义愤填膺,欲毁之而后快。

    小恩怨大是非全都不是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苏雪林态度有了这样大的转变,甚至不惜在鲁迅尸骨未寒时,对其如此攻讦。

    有人说,苏雪林和鲁迅有点小恩怨。在一次文人聚会时,在座的人都对苏雪林赞誉有加,唯有鲁迅,对她视若不见。就连她跟他打招呼时,鲁迅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那时候的她,刚发表了《绿天》、《棘心》。在文坛,无论是小有名气的,还是大有来头的,对她都要高看一眼。按理说,鲁迅对这样的后辈肯定是极为看好的。事实却不这样,这未免让她生疑。

    生疑之后,一定要解惑。自己分析来分析去,觉得鲁迅不过是一个高坐厅堂的虚伪的权威者,越细想就越觉得他是虚伪的,是肮脏的,是卑鄙的。

    自己分析还不够,再找人分析,又听到了诸如她喜欢的胡适、陈源等人,正是鲁迅攻击的对象。鲁迅自然不喜欢她。

    这样说来,鲁迅就一定是一个“奸恶小人”,一定是“睚眦必报”的人了,对于这样的人,唯有痛恨,唯有痛打,才解意,解的是恨意。

    她自己对自己前后态度的转变,也有一个解释。这解释是,她看不惯鲁迅对杨荫榆女士的攻击。

    杨荫榆女士是苏雪林所在女高师的校长,她虽然学贯中西,但治学却颇显独裁之风,尤其是支持北洋政府,以封建家长的方式,限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自然受到了不少抨击。

    作为左联战士,鲁迅写文章批评杨荫榆就是理所当然了。可是苏雪林却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一直自称是五四人的苏雪林,也曾经和封建家长闹得死去活来的苏雪林,却站在了这位封建家长一边。在那样的环境,她受攻击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她在骂鲁迅的稳重时,还有这样一句话,“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也就是这句话,又让一场文字风波转而成为一场政治文字论。

    在大骂鲁迅之后,她又写信给胡适,把自己写给蔡元培先生的那封信也附在信中,洋洋洒洒地表达自己对胡适的理解、支持。

    她以为,这样的拥护和支持,一定会换来胡适和她步调一致地痛骂鲁迅之旅,然而胡适却回信批评了她。

    胡适这样说:“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主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

    这样的回信,多少让苏雪林有些尴尬,本来以为站在了一个阵营,然而却全都不是,她还是一个无知的战士。

    鲁迅逝世30周年时,已经身在台湾的人,又写了《我论鲁迅》,她直白地说,“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于是再次批判鲁迅,这样的执着,已经失去了当年“勇气可嘉”的斗争精神,反而只剩下一个为斗争而斗争,为错误而继续犯错的固执者模样了。

    就是在晚年,人们已经能够公正评判鲁迅作品的价值,抛开那被政治赋予的神秘面纱后,他的文章还是很受大众的喜爱。然而她,对这种现象,对鲁迅,依然不能释怀。

    对鲁迅的文章,依然不能以一个文人的眼光去看,甚至早期对鲁迅文章的称赞,甚以为悔。这样说来,她又的确是心胸过于狭隘的了。

    四、情有独钟胡老师

    钦敬崇拜痴心一片

    在思想文化界,鲁迅和胡适向来是被相提并论的,就像电池的正负极,缺一不可。在鲁迅面前,胡适一直是一个反动的角色,是一个在革命的浪潮中软弱的背信者的角色。

    尽管胡适自始至终没有对鲁迅说一个“不”字,但爱憎分明的鲁迅是不愿和胡适为伍的。因此,在文化界,就有了胡适和鲁迅两派对立。

    而讨伐鲁迅的苏雪林,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胡适这一面。她曾写信给胡适,表达自己与之思想同源的立场。

    上文我们已经说过,胡适回信表达了对她愤慨的理解,但却也批评了她的为文,认为她在批评人的时候,不该进行人身攻击。

    对于这样的回音,苏雪林也是诚心接受,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批评而发怒,反而更觉得胡适的人格崇高,也就更厌恶鲁迅人性的“卑劣”。

    苏雪林一生对自己的老师胡适极尽推崇,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由钦敬而至于崇拜”,并且“老而弥笃,痴心一片”。

    她也的确如此,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里,讨伐鲁迅,就一边攻击鲁迅,一边替被鲁迅攻击的胡适打不平,大有英雄惜英雄之意。

    到后来,两人都到了台湾,几十岁的人了,她遇到胡适,还是会“老师”、“老师”地称呼着胡适,去胡适的课堂听讲,像个学生一样认真地做作记。

    说起来,她对胡适的崇拜,和对鲁迅的讨伐一样,都是率真而不理智的,凭一时的意气而任意挥洒自己的情绪。

    初识先生在课堂

    苏雪林的祖籍是安徽,她跟随祖父在浙江住过,但不久就回到安徽,而胡适也是安徽人。他们是同乡,但这同乡之源,并没有让他们在初次见面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至少在胡适是如此。

    他们初次见面的地点,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他们见面的方式是课堂授课。一个是口若悬河的老师,一个是潜心听课的学生。

    就连向先生提问这样的近距离接触,也因为苏雪林的羞涩、内敛而失去了机会。他们,在开始并没有什么交集。

    尽管她说一开始就对他很是崇拜,但鉴于她的这种没有接触的开端,似乎她对他的崇拜,也只是后来笔端上的虚拟。如果按照她自己暗示性的描述,那又是另一种模样。

    她说,胡适要招呼她喝茶时,她要羞涩地逃避,与胡适对坐,又有一种不敢仰视的推崇和战栗。胡适于她,是一个少女未解世事时的爱恋:越是喜欢,就越不敢轻易接近;因为爱恋,总是会在思想上将对方美化到极致;为了对方,可以粉身碎骨。

    这话说给苏雪林,她是不愿听的。她对爱恋的定义,是传统的,是压抑的。

    回想苏雪林的一生,她不喜欢张宝龄,却为了自己的声誉,而不愿与她离婚。

    她对于那时候描写细腻浪漫感情的郁达夫、沈从文等又极为不屑一顾。

    她认为郁达夫写“性苦闷,是生理上有异态的他自己个人的,不是一般青年的”,更是要遭人厌弃的。她又说沈从文是在传播堕落的浪漫,用淫靡、浮滥的描写,来腐蚀青年的心灵。

    同时,她又在标榜自己,不齿于和那些没有分寸的男女为友,也看不惯女人不守传统,她自己是很信奉传统贞节观念。

    她不知道,自己对感情,也有一种不自觉的萌动,不过,她利用自己的理智,利用自己的极端的克制能力,压抑住了那些来自本能的冲动。

    但这种冲动,一定会变化出另一种感情,发泄而出,这就是她对胡适最初的羞涩和一生的崇拜了。

    在为文上,她极为任性,然而在自己的感情上,她却又极为保守,甚至极尽自虐之情。在那样一个女性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年代,她的这种行为,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另类。

    老而弥笃,痴心一片

    尽管苏雪林对胡适一片痴心,胡适对苏雪林也还算关爱有加,但是在谈起学术来,胡适依然对苏雪林毫不客气。

    苏雪林研究楚辞的书籍,在学术界被认为是“野狐外道”,非“正法眼藏”。向来在文字上很人性化的苏雪林,极为不服,就去找她最信赖的老师胡适。

    但是胡适同样对她的文字提出了批评,他对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不可说六分话。”

    苏雪林研究《红楼梦》时,胡适更是不以为然,多次劝谏,让她“听听老师的话”,停笔吧,在她终于不再对红楼梦作出评断后,他又写信告诉她:“你肯决定不写《红楼梦》的文章,我很高兴。”

    胡适之所以对苏雪林如此毫不留情,实在是觉得苏雪林治学态度太过轻率。而以苏雪林的性格,本来一定要争辩一番的,然而她却始终对胡适尊敬有加。

    胡适逝世前后,他也是受到了四面夹击。蒋介石对他的“自由主义”并不以为然,曾经不点名批判胡适,“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

    胡适死后,攻击他的言论就更是汹涌,此时的苏雪林又坐不住了,她再次起而论战,为胡适鸣不平。她说,如此才算“自问对胡大师总算效了微劳”。

    对于攻击胡适的蒋介石,她也攻击,她说:“如日中天的运气,已被蒋介石作尽耶”。

    那些所谓的政治脱去外衣后,露出的,是苏雪林的爱师之心。

    可惜的是,胡适逝世后,苏雪林到底还是出版了《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用她的毫无根据的臆断,把这部名著,骂了个狗血喷头。

    看来,她对胡适的爱戴和尊敬,也止于浅层的心理。如果她还存有一点尊师之仪的话,那么她应该不会如此叶公好龙似的出尔反尔。

    但从另方面来说,她之所以反复,大概认为胡适对她这个学生是格外偏袒的,即使她出尔反尔,他也一定会原谅她的。

    因为她曾经说过,尽管胡适对她的学术并不赞成,“但他对我总意存偏袒”,他总是找欣赏的人来审阅,说是“这二人对苏雪林的论文,非常有同情,非他们二人审阅,恐难通过。我得长科会的奖金,能够维持数年之久,都是胡先生对我的好意而然”。

    在该理解老师的时候,她是以为老师一定会理解她的任性的,而在老师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她的不理解时,她却用理解的语言来解读老师的行为。

    她始终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外界喧嚣也好,静谧也罢,都与她无关,她只是任性恣肆地表达着自己,可是她真的找到她自己了吗?

    五、杏坛执教五十载

    妇唱夫随双教书

    著述是她的爱好,教学则是她的本行。在将近五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她曾经被学生捉弄过,在学校中也曾经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排斥,但她始终对教育事业热情不减。

    她的骨子里一直在捍卫着女性传统的贞德观念,婚姻的不幸,家庭的无成,没有儿孙的痛苦,让她失去了一个传统的完整女性的魅力。

    因此,对她来说,除了教育,除了著述,她的人生便没有其他价值而言了,她也必须要用教育,用著述,来填补人生酸楚的空白。

    追其根源,她的教育事业几乎是和婚姻同时起步的。1926年,苏雪林和张宝龄结婚,两人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就对在夫家枯燥的生活产生了不满。恰在此时,她收到了在北平女高师时的国文系主任陈钟凡的信。

    他要介绍她去苏州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景海女子师范国文系任主任,并到东吴大学兼课。不甘心相夫教子的苏雪林,欣然答应了这份差事,走出家庭去大学教书。

    为了解两地相思之苦,她又介绍丈夫张宝龄到东大任教。夫唱妇随的日子,让苏雪林不由得对婚姻对未来产生了浪漫的幻想。

    《绿天》的文章,就是二人那时候的部分写照。那时候,他们没有经济压力,没有思想负担,新婚才不久,温馨浪漫自然成了主基调。

    可是很快,他们的关系就到了穷途末路,张宝龄不堪忍受,一个人辞职回了上海。她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也夫唱妇随,回了上海,但她还是在沪江大学找到了一份国文教师的工作。

    她和他都很努力地要维护这段婚姻,可是性格的差异,思想的异同,使他们两个同床异梦。

    1930年,当苏雪林收到安徽大学新任校长杨亮功先生的邀请信,请她担任安徽大学教授时,她对这段婚姻已经完全绝望,于是马上接受邀请,离开上海,去了安徽。她的这次出走,为他们的婚姻打上了一记死亡的烙印。

    荣归故里教难行

    安徽,是她的老家,她最初就读的师范学校,就离安徽大学不远。因此,这次去安徽,实际上等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

    想起昔日在学校里为了学业而与人争斗,想起老师对她的赞誉或者批评,想起同学对她的敬佩或者嫉妒,她不由得对安大之行充满了期待。

    然而安大,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悲剧故事。

    她教世界文化史,同时兼女生指导员。她对教学,已经是驾轻就熟,可是她对教育,却多少有些青涩,不会变通,却也尽显认真执着的本色。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学校都在闹风潮,安徽大学是新建校,在管理与纵容之间拿捏不稳,致使学生把追求思想解放当成了重要的方向。

    安大学生的思想开放到了奔放的程度,正是豆蔻年纪,对恋爱有着诸多幻想,加之风潮的走向有点偏激,男女生谈起恋爱来简直肆无忌惮。

    女生楼里,常常有男生出没。即使夜半更深,也是歌声不断,男女生混合,吵闹不休。若再有三两个为失恋而伤心的人,那么夜晚就会更加热闹,喝酒的,骂街的,闹事的,观战的,简直是一个混乱的小社会。

    当初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她就看不惯男女生所谓的自由交往,如今作为一名老师,再看待男女恋爱,她骨子里的封建思潮自然汹涌而至,她像一个传统的封建家长一样,严厉而专断地对学生进行了压制和管教。

    她经常像门神一样站在女生宿舍门前,责令男生早离开,苦口婆心地告诫女生要自重,不要乱来。

    她本想要守护男女生之间的最后一道门墙,让女生们学会更多地保护自己,然而,学生们却认为她是自由的绊脚石。

    一些男生经常会大声和她争吵,把她作为一个教师的尊严全部毁掉。可越是如此,她就越是要守住,她用铁的原则在强调纪律,坚守管理。

    然而,终于有一天,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那天夜晚,她在回宿舍的途中,经过一片小树林。在昏暗的灯光下,忽然见一个黑影迅速地朝她飞过来。她来不及躲闪,正命中前额。接着林子里有杂乱的奔跑的脚步和笑声。

    惊惧和疼痛让她不由得叫了起来,再一细看,飞过来的却是一块黑色的石块。她明白了,这是学生在报复自己。

    朝林子看,什么都看不见。血,已经滴了下来。她连忙用手帕捂住伤口。可是一会,手帕也湿透了。她伤心、愤怒,却无可奈何,只好去医院处理伤口。

    伤好了,可是额头却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疤痕。

    她,决定离开安大。

    错字先生差点除名

    离开安大后,她又去了国立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是名校,名师众多,她一开始只是一个特约讲师,这个职称比她在安大降了两个级别。

    她不满,可是学校的很多老师对她也不满。

    那段时间,她开始研究楚辞,又出版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史》等书。她洋洋自得着,可是在那些老教授眼里,她走的是一条野路子,登不得大雅之堂。

    更让她难为情的是,由于小时受父亲和塾师不规范教育的影响,很多字词她都不知道标准读音。上课的时候,经常读错别字。

    这让她经常受学生的诘难和嘲笑,有一回,她还被一个受过处分的学生告到系主任那里,一时间,“别字先生”的绰号在校园里广为流传。

    她是一个自尊心特强的人,对这件事简直无法忍受,为了改善名声,她又像当初做学生一样,挑灯作战,半夜苦读。

    她的勤奋是出了名的。然而“别字先生”的帽子却始终戴在头上。这不由得让她产生了自卑心理。

    上课的时候,她就不再那么激情昂扬了,有时连名都不点。课上得太枯燥,学生们无法忍受,干脆逃课。看着日渐稀少的学生,她就更加松懈。

    有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就在黑板上用大字写道:“如果不点名,下次也就没有人来上课了。”

    那几个字,触目惊心,让她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年终考核续聘时,几个资深教授都投了她的反对票,眼看她的教育生涯就此中断。

    这时候,校长王世杰却投了她的支持票。他的理由很充分,她比任何人都勤奋好学,而且,她也算知识渊博,而且从发表的几篇屈赋研究文章看,她还是很有见解的。

    她留下来了,信心倍增,又找回了当初的激情。

    1998年,一百多岁的苏雪林坐着轮椅从台湾回到安徽,去了安大,看着安大老师们送过来的当年老教授花名册,她不由得热泪盈眶。

    当年,一个叫苏梅的人,曾经在这里教书。

    她在安大,在沪大,在武大,她也在台师大(台湾师范大学)、成大(台湾成功大学)。

    如今,她已经永远离开了学校,可是学校里,似乎还有她的传说。

    有一天……

    如今的留园,还记得燕语莺声的七小姐踏径寻花否?如今的百乐门,还记得叱咤风云的贵妇人呼工喝匠否?

    她,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她的历史,却总是被人翻出更新。一遍遍,镀上迷蒙的民国颜色,一层层,裹上时代变更的声音。

    她是大宅门的娇小姐,“大观园”里吟诗作对,“小红楼”上懒怠梳妆。她也是汽车间里的谢罪妇,伴着化粪池里的“金汤”,独坐在菜市场前看“斜阳”。

    她含着金钥匙出生,于那少年时光,在富贵里徜徉,身边佣仆成群,耳边谄谀不断。然而她也带着金枷锁,于那豆蔻年华,失却一场怦然心动的爱恋,于那白发苍苍之年,迎头赶上阶级斗争的拷问。

    她能诗善画,咏絮才华堪怜,书法丰腴劲秀。奈何高墙深院锁蛟龙,满腹经纶无用处。风云变幻,时代变迁,女性面临千年之变革,她走出旧宅深闺,聚会闺秀名媛,又求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英文习西术。

    且不说当时的红影翩跹,明眸善睐,伶牙俐齿,借助于旧势力的背影,任何一个大家,都可以打造出闺秀。

    只说名动上海滩的女权案,她抛开男尊女卑,挑起了与男权对峙的第一杆大旗,轰动全国,震惊女界。有批判的乱箭,有赞扬的追捧。于混乱中,她胜诉而归。

    旧族已经溃败,而她则在乱世烽烟,以新贵族的形象,续写盛世。在十里洋场,她斥巨资,开了中国第一乐府——百乐门。从此,上海滩的摩登男女们,才有了寻访西欧舞风的圣地,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也有了编织风花雪月的根据地。

    韶华渐逝,富贵消散,在那风烛残年,她却被剥夺一切,把世态炎凉尝遍,落日余晖,居然是斜阳惨淡。

    留园,长留天地间,曾生活在那里的小姐成了它的过客。百乐门,时用时新的乐府,它的创始人也成了它的尘烟。只是我们的贵小姐,你是否可以借着今日的文字,再重塑那昔日的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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