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析位：社会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

    积极开展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从理论方面看，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

    （一）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社会认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理论课题和新兴分支学科提出来并加以探讨，在理论背景上，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全面反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对象、任务、特点和功能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重新审视，和对当代哲学发展方向及其途径的总体思考与积极预测为条件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在唯物史观与认识论的结合上开展社会认识论研究，不仅意味着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可以看做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它对于恢复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建构和完善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本质特征和基本线索的现代哲学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学在现时代的突破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以对旧哲学的批判和扬弃为条件的。在马克思看来，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强调，“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3]。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真正的唯物主义（即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真正面向现实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必须以现实社会实践的发展为基础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容，改变自己的形式；其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必须勇于和善于实践唯物主义，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理论地坚持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而且要实践地坚持改变世界的唯物主义。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帮助人们从事对现实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与唯物主义改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身二任的双重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自己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本性的明确规定，与他们关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个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交相辉映的。它们从不同侧面体现和表述着马克思的科学的哲学观。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触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从而真实地把握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马克思的这种哲学观直接来源于黑格尔而又超越于黑格尔的哲学观。黑格尔在研究哲学史时，把一定的哲学流派和哲学观点与其所处的时代、国度、地域甚至哲学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在哲学形态的历史更迭中考察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这里面固然不无刀削斧凿、牵强附会之处，但却表现出他对于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历史性和人类性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正是因此而由衷地赞叹黑格尔的哲学史观所具有的“伟大的历史感”。但是，黑格尔的这种不无合理可取之处的哲学观却在自己的哲学面前遭到失败，当赋予自己的哲学以“包罗万象”和“终极真理”体系的超历史地位时，他便最终地宣告了自己哲学观的破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们彻底地运用这种科学的哲学观来考察和规定自己的哲学，不仅承认它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历史形式，也承认它是当代世界哲学之林中多种哲学流派中的一种流派，并且以社会实践的特征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赋予它以映现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具体历史任务。

    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规定，突出表明了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这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各种复杂关系。而为能做到这一点，它就必须深入研究并以自己的哲学方式来统摄和再现人与世界的关系。于是，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对象和基本内容。人与世界关系是个总体性范畴。这里的人，可以是个人，一定的集团、阶级、民族，也可以是社会以至于人类总体。这里的世界，可以是与人类总体相对应的外部自然界，可以是与一定集团、阶级、民族相对应的社会、国家等，也可以是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等。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向度上全面展开，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系和立体的关系网络系统。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都无可选择地生活和活动于一定性质和内容的这种关系体系和网络系统之中，受其约束和制约，又借助于它们而生存和发展，并展开自己的活动，追求自己的目的实现。因此，人作为主体而从事的全部活动，都是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点出发而对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自觉认识、积极改造和能动创造。人与世界关系的多样性，塑造了又表征着人的内在本质的丰富多样性和外部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并形成了人们的丰富多样的具体活动形式和实践方式。而每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类活动与社会实践，则是人与世界关系在该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或具体实现，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条件下处理与世界关系的具体活动方式。正是这些具体的活动方式及其结果，创造并建构起了该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等具体的时代内容。它们是时代脉搏的载体，时代精神的宿源，因而也是哲学赖以掌握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捕捉时代精神精华的真实的现实对象。

    当代社会实践是现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具体的、活化的存在形式，是现时代的人自觉地处理同世界关系的基本实现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应当在对当代社会实践的自觉掌握和促进当代社会实践的迅速发展中获得自己的生命源泉和发展动力，并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

    哲学地把握当代社会实践，入手处或着眼点在于密切关注并科学回答现代社会生活所日益突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从中把握社会实践发展的基本潮流和基本方向。从人作为主体而自觉地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当代社会实践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直观地看，前二者体现着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这两大潮流；更深层地考察，它们乃是社会进步统一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主体——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反思。这种反思对进一步提高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自觉性和科学性，特别是对进一步增强现代以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的主体性效应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来说，思考上述问题，应有一个基本的立脚点和出发点，这就是在改革中前进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实际，放眼世界格局及其动态演变，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回答，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性哲学主题的正确回答和全面深入把握，必然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积极的变化。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性变化和发展，实质上是一种哲学形态学意义上的变化。对这种变化，我们可以从多种层次上来考察和预测。在宏观的层次上，它要求我们以人与世界关系为基本线索，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人对世界的自觉能动掌握和对属人世界的自觉能动创造为基本内容，在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和新形态[14]。在微观的层次上，则要求我们打破并改变现有哲学理论体系中“板块”割裂、相互隔离的研究状况，把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尤其是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研究内在地结合起来。社会运动是有自我意识的人所从事的自觉活动，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是自然历史过程、自觉活动过程和自我意识过程的统一。对这种统一过程中的任何方面、要素的科学研究和全面把握都只有在与其背景、条件等的统一把握中才是可能的。过去我们的认识论侧重研究社会生活的主观方面，考察人们的感知、意识—思维活动和信息的传输、加工处理过程；历史观则侧重考察社会生活中的客观方面，从生产力的发展入手，在经济必然性的运动中把握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这样它们各自均只反映了统一的社会实践中的一个侧面，而无法全面把握统一的社会生活。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全面、真实地揭示统一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就要求我们变换眼界、更新视角和思维方式。一方面，把认识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把认识问题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来研究，在社会历史进化的宏观背景中揭示认识发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和动力机制。另一方面，把社会历史进步与人类认识发展内在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把前者看做是后者的现实表现和实际成果，把后者看做是前者的观念表现和思想成果，在认识进化与社会进化的统一过程中揭示人类社会作为有自我意识的自组织系统的特殊运动形式和特殊发展规律。上述两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使认识论的研究与历史观的研究各自向着对方靠拢，并最终达成一种有机的内在结合，而它们各自则是在目前条件下人们可能采取的两种方式或两条途径。

    社会认识论作为笔者探讨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结合途径的初步尝试，主要是从前一种方式或前一条途径入手的，它在社会历史运动的宏观背景中考察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和社会总体借助于这种认识而实现的自我认识，揭示社会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及在社会历史进化中的积极功能，使认识论的研究向着“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如何成为可能和何以达到科学”这个层次上有所拓展、有所深化。而且，由于社会认识论研究揭示了社会本体存在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功能及作用条件和实现机制，因而不仅具有认识论的功能，也具有阐释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功能。这双重功能，对于强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本性，建构和完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现代体系和现代形态，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研究社会认识现象和揭示社会自我认识之谜的任务。加强社会认识论研究，对于建构和完善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认识论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正是它们把社会认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而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地位和功能。

    （二）社会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社会历史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识论。我们认为，科学的唯物史观对于指导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功能，但就其本身并不等于社会认识论。

    从性质上说，社会历史观是一种世界观。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反映的是社会有机体，是从总体上反映社会历史的存在状况、内在结构、普遍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学说，是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及其运动发展过程的观念再现。可以说，社会历史观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它关注和再现的是社会历史主体与社会历史客体通过中介而相互作用及展开的社会历史过程。而社会认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分支，它反映的是人们认识社会客体的活动方式、过程、特点及规律，揭示社会有机体的自我意识机制及其实现途径。它所关注和再现的是社会认识主体和社会认识客体通过中介而相互作用及展开的社会认识运动。

    当然，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本身是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活动和运动方式正是社会存在区别于自然存在的本质特征。因此，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当然也要尽力把握这种特征，以揭示人类社会存在和运动的特殊方式。但是，社会历史观对于社会自我意识的关注，又有着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把它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多种特性的一种特性，多个侧面中的一个侧面，并力图在与其他特性、侧面的联系中揭示其地位和作用，以更好地描述社会的总体运动方式和总体发展规律。社会认识论的眼界则有所不同，它也关注社会历史的总体运动，但主要是将其作为社会认识产生、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发生作用的历史场所来看待，作为社会认识活动发生、发展和实现的社会条件和参照系统。社会认识论所直接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及特殊机制本身，它力图通过对社会认识的特殊规律的揭示，解开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

    不过，社会认识论与社会历史观的联系也是相当明显的。社会历史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理论体系，是人们在哲学层面上认识社会历史过程所得到的一种观念产物，是人们以哲学理论方式掌握社会历史的思想成果。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是人们正确地认识和阐述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哲学理论表现。它以哲学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图景的方式，表现着人们观念中的社会历史是个什么样子。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历史观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知识，是社会历史在人们观念中的哲学再现。社会知识的获得，社会历史观的形成和更迭，依赖于人们认识社会的自觉活动。社会认识论则以这种认识活动为研究对象，揭示人们怎样认识社会和社会怎样进行自我意识。它考察包括社会历史观在内的社会知识怎样获得，从而也就从人们的认识活动方面揭示了社会历史观的产生条件和形成过程。由此看来，社会历史观在哲学层次上勾画着人们观念中的社会历史图景，社会认识论则作为一种哲学反思而揭示着人们怎样认识社会。二者的关系，可以看认识社会的活动论与这种活动的一种结果（关于社会历史的哲学学说）的关系。社会认识论关注着各种形式和层次的认识社会历史的活动，哲学地认识社会历史仅是其中的一种居于最抽象的理论层面的社会认识形式，社会历史观则是哲学地认识社会历史活动的一种思想理论成果。在内容上，社会历史观以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方式反映和覆盖着全部的广阔社会生活，并作为一种总体性社会历史图景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信念和行动，对于包括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都有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另外，就认识结果对于认识活动的依赖关系看，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才能获得科学的社会历史学说。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认识和阐释社会历史的伟大思想成果，而唯物史观要随着社会历史进化而发展、丰富和完善，则又依赖于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方式变革、方式更新和水平提高。因此，开展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促使社会认识活动的科学化，对于唯物史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社会认识论与认识论

    社会认识论从总体上说属于认识论，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认识的社会性。认识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任何人类认识都是一定的社会人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借助于一定的社会性工具和语言符号系统而对于与社会发生一定关系的客体的认识。因此，社会性是人类认识的一种普遍本质和特征。社会认识作为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以社会为对象，当然也有社会性，而且更强烈、更集中。但使社会认识论成为认识论中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是它所特有的对象，这就是人们的以社会为对象的认识活动。如果说，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论立足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主体之间通过中介的交互作用去揭示人类认识的最普遍规律，社会认识论则深入到社会认识主体（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主体之部分）和社会认识客体（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客体之局域）通过一定中介的交互作用去揭示人们认识社会的特殊规律，揭示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特殊机制。因此，社会认识论与认识论的关系，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其差别是两个理论层次之间的差别。当然，对社会的认识和社会的自我认识，总归也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它们是受制于和服从于人类认识的一般原则和普遍规律的。因此，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原理在内容上概括和包含了社会认识活动的普遍属性和一般规定，并对揭示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特殊规律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作用。另外，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则又概括和提炼于各种特殊形式和内容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规律，而对各种具体、特殊的认识规律揭示得越充分、越深刻，则一般规律越有普遍性和科学性。在这种意义上说，积极开展社会认识论研究，本身便意味着认识论研究的拓广、深化，它对于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社会认识论强调自己研究人们的以社会为对象的认识活动。而在直接的意义上，以社会客体为对象的认识活动是相对于以自然客体为对象的认识活动而言的。可以说，这两种认识活动无论在主体、客体和它们的关系方面，还是活动方式与结果方面的区别，都是相当明显的。本书前面所简单谈到的那种“怪圈”，就是社会认识系统的特殊性的比较集中的表现。

    在客体方面，自然客体主要是先在于和外在于人的物质自然界，它们有其独立的存在形式和运动方式，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社会客体则是社会人的存在形式、活动方式及其产物，它不仅将社会认识主体包含于自身之内，而且受其所生产的社会观念的影响，是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交互作用的统一运动过程。

    在主体方面，认识自然的主体是相对独立于和外在于自然的人，在通过认识活动以观念方式掌握客体的同时，主体是作为异种异构的存在物而实际地对峙于自然客体的；而社会认识主体则实际地内在于自己所要认识的社会历史主体及其活动之中，他不仅与他们同种同构，而且只有自觉地深入到社会历史运动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社会。

    在活动方面，认识自然客体，本质上是人们对于一种外部对象的认识，作为一种对象意识，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根据客体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和理解它，而尽量排除自己的主观因素。认识社会的活动，直观地说是一种对象意识，本质上又是一种自我意识，人们既要尽量排除内在主观性和个体片面性，以一定社会角色的身份去客观地理解和认识社会，又要借助各种外部参照系来确认和肯定自我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以便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既要确认自我，又要超越自我；个体对于社会的对象意识与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统一，这正是社会认识活动的特点和难点。

    在结果方面，由于自然现象本身没有人的活动参与其间，因此反映和再现它的自然科学知识就具有一种价值中立性，它对生产、掌握和运用它的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从而能够获得一种比较客观的真理性检验和价值评价。社会运动包含着人的目的性活动及其结果，这种活动及其结果本身便根源于并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各自的价值追求，因此，反映和再现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内容上本身便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又往往与认识主体的利益相关，从而影响到认识主体对其作出客观的真理性检验和正确的价值评价。

    当然，由于现实生活中自然与社会之间界限划分的相对性极大，尤其是社会历史进化加速了人的对象化和自然界的人化这个双向建构过程，因此自然认识和社会认识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二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和综合化发展趋向（本书下节将着重分析这种趋向）。历史上，对自然的认识曾经极大地激发和带动了对社会的认识。今天，我们积极开展社会认识论研究，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必将有力推动自然科学的进步。

    （四）社会自我认识与个体自我意识

    对社会的认识作为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实现形式，当然也有别于社会中个体的自我意识。在个体自我意识中，主体是个体，客体是个体自身，主体与客体自我同一。认识自我，意味着个体将自身二重化，分为主我和客我，从作为“主我”的我来认识作为“客我”的我。这时的认识是个体的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检测和自我评价。个体自我认识也要借助于一定的外部参照系[15]，但这只是为了求得一面反观自我的镜子，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了解自身，社会的自我认识也是借助于个体来进行的。这时的个体作为社会认识主体必须超越于个体的特殊利益和狭隘需要，而以一定的类身份即一定的社会角色的眼界来认识社会。社会在这时直接地是作为相对独立于个体主体之外的对象性存在而成为社会认识客体的。个体尽管不能实际地脱离这个社会，却要在观念中将自身移出其外，来进行对象性认识，来观察、思考和评价社会。在人们认识社会的实际过程中，个人的自我意识是贯穿在其中并发生作用的，但它只是人们观念地掌握社会总体的内在前提和内部准备状态。因此，认识的结果，不是或主要不是关于个体自己的观念映象，而是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观念再现。

    当然，社会自我认识与个体自我认识也是内在相关的。只有具有清醒的自我认识能力的人才能清醒地认识社会，成为自觉的社会认识主体。而对社会的认识深化又必然促进个体自我认识能力的发展。要在认识社会中了解自我，并通过了解自我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对自我和社会的正确认识为人们有效地改造自我和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在有效改造自我、社会和自然的统一活动中求得个体与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协调发展。在这种意义上，积极开展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对于提高每一个体、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自我意识能力，促进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无疑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六 标新：科学地认识社会——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时代性紧迫课题

    科学地认识社会是为了更有效地变革社会。人类在当代社会实践中所面临的紧迫的自然—社会问题，和人们为解决它们而积极从事的社会科学活动及取得的伟大成果，为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和突破既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也提供了客观的可能。

    （一）时代的呼唤

    恐怕可以这样说，目前人类所面临的全部自然—社会问题，都根源于这样一个日趋明显的事实：“人类与自然的力关系发生逆转”，正在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实际状况[16]。人类经过长期积聚建构起来的几乎是无限的建设能力，由于其不合理利用而出现了脱离人类的控制逐步转化为强大的异己的破坏性力量的趋势，并已经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损害着人类自身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引发出日益繁多和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人们到处感受到的“天灾”，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物种问题，等等，就有不少在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是“人灾”，是以“天灾”方式表现出来的“人灾”，是人类以往活动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和影响。

    应该说，人类创造出来的力量（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统一）能否有效地受到人类的控制，以一种有利于人类的方式持久地服务于人类的利益，这个问题早已有之，但真正作为一种社会问题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却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产生以后的事。工业是一种有人的活动参与其间并且不会在自然界自动发生的物质运动过程，它渗透着、体现着和实现着人的内在本质力量，是自然力、人力（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科技生产力和社会力量（群体组织协作的力量）等有机统一和发挥作用的实际过程，因而是上述各种力量单独作用或简单相加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资本主义利用，在剩余价值规律的驱使下，魔术般地激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迅速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这样繁多，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17]

    不过，即便在这时（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这种对象化的力量仍然主要只是对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异己的、压迫的和对立的力量。劳动异化与阶级异化相联系，成为少数剥削者进行社会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今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了。不单是某个集团、某个阶级，甚至不单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而是整个人类都在全球范围内痛苦地感受到了来自被人类改变、扭曲了的自然界对人类的顽强“抵抗”和强烈“报复”。而且这种“抵抗”和“报复”仍然难以阻挡地在向着恶化的方向发展。正如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在《一九八七年世界状况》的预测分析中所严肃警告的：“人类活动已超越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直接威胁着地球未来的居住条件。”[18]

    尤须注意的是，当前人类在与自然界关系上的危机，明显地是与人类内部所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罗马俱乐部”的活动，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幅令人瞠目结舌、震惊万分的“人类困境图”。在人口、能源、原料、环境、水源、卫生、食品、教育、就业、经济发展、城市条件、居住环境等12个要素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的客观因素网，这些因素又与人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心理、行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成千上万个交错点，其中不少已成为危机点，并呈现出“全球问题”与“个性问题”交织并犯、互相牵制的极为复杂和严重的局面。[19]

    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当然不能首肯一些人用“世界末日论”来对人类前景作出的完全悲观绝望的暗淡描述与展望，却也绝无置若罔闻、盲目乐观的半点理由。在被迫品尝和吞咽着自己用智慧和力量酿造出的“苦果”的同时，冷静回首，从根本上反省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和导致这些行为的理论原则，真正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思想上和认识上有所进步、有所深化，也许是摆脱现实困境的唯一正确途径。问题非常明确而且简单：既然现状是历史上人们的活动造成的，而人们的活动与行为是受他们的思想和认识的支配与调控的，那么，人们在今天的现实中感受到的幸福与灾祸，主要地都应该在历史上人们认识的正确与错误、行为的合理与失当中寻求原因，并得到说明。

    最根本的莫过于重新认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经典物理学立足于物理世界与生命世界的差异：物理世界被看做是简单的、被动的、僵死的、不变的、可逆的和决定论的，而生物和人类社会则是复杂的、能动的、活跃的、进化的、不可逆的和非决定论的；人类社会不仅优越于一般生物界和无机界，而且可以从对立的方面以优胜者和征服者的身份去随意地利用、改变和统治它们……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而建立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实际上是以人类对自然的无节制的掠夺，即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为条件的，其结果是自然界的自我再生和自我平衡能力受到超极限的破坏，而受到创伤的自然界开始向人类实施“报复”。

    现在看来，人类对自然界的超越性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外在地位。人仍然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并且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实践的和意识思维的活动，都绝对地依赖于这个外在的物质自然界。因此，遵循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仍然既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得以有效发挥的最基本前提之一，也应是人们自觉从事全部社会历史活动的最基本宗旨。

    相应地必须深刻反省人类活动的主体性效应和反主体性效应。

    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是通过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掌握而实现的[20]。人们一方面自觉地把具有优先地位的外部物质世界作为自己赖以生活和活动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践的和意识思维的活动，实践地和观念地掌握外部物质世界，创造具有能满足自己不同形式需要的对象，又通过享用和消化，把它们变为人的（社会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这就是人类活动的主体性效应。但是，并非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和长远地保持其有利于人类生存和活动的主体性效应的。事与愿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最初看来有利于人们的结果，在总体上和长远来看，却妨碍着人类的正常生存与发展，这些情况均不少见。它们便是人类活动的负效应，或叫做“反主体性效应”。目前人们感受到的自然界的“报复”，便是这种反主体性效应的比较集中和明显的表现。主体活动所具有的这两种作用甚至根本相反的效应或结果告诉我们：“人类的几乎是无限的建设与创造能力是相等于同样巨大的破坏与毁灭力量”[21]的，问题只是在于它们怎样被利用和能否被控制。

    人类对自身力量的使用与控制，直接地是通过人们对自身活动目的、方式、过程的自觉定向、调节和组织来实现的。如果说，今天的现实是历史上人们的活动造成的，那么，今天人们的活动又必将创造出一个明天的现实。因此，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对未来理想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应该甚至必须越来越自觉地转移到对现实行为的合理抉择和决策之上。同时，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们的所有局域性行动“都具有全球性相互关系，及全球为之承担责任的后果”[22]。因此，人们不能不以更加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眼光来认真选择和合理决策自己的每一项具体的和局部的活动，使之真正建立在科学的认识与预见的基础之上，这就为更加科学地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科学地认识社会，强化社会总体的自我意识，在我国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无疑显得尤其重要而且紧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发生在一个特殊的世界背景和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阶段。我们既面临着与当代世界人类所共同的自然—社会问题，当前世界性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枯竭、气候恶化等，都在我国有其不同程度但都相当严竣的表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又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现实问题，有着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任务。近代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严重落伍。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全民族的努力，中国与世界在某些方面的差距有所减小，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一些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拉大。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无论在科学技术、生产水平、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实质上是小农社会与工业社会尤其现代信息工业社会之间的差距，因而是一种时代性差距。相应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对于世界当前现代化已有水平的一种追赶，是一种赶超现代化。由于世界现代化正以指数增长规律加速度地向前推进着[23]，因此，中国要赶上、达到并超过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重新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就必须争时间、抢速度，以更大的步伐、更快的节奏展开自己现代化的活动进程，以最短的时间去争取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主体性效应。为能达到这种目的和效果，就必须加强对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研究与探索，增强活动中的目的性、计划性、预见性、科学性，少走弯路，少付不必要的代价。这就把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和规划社会未来的任务提到了全党、全民族的面前。几十年来我国革命和建设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探索一条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10亿人口，泱泱大国，任何微小的、局部的错误行动都会带来全局性、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恶劣影响，一步失误往往带来一连串的失误，造成难以预料的久远后果，成为长远发展的阻力或障碍。因此，在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从目标设计到模式选择，从总体战略到微观政策，从全局构想到局部调配，从长远规划到短期安排，还是从具体实施到监测调控，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环节都必须加强研究、科学论证，充分预测、严格要求，力求达到真正科学化、合理化的水平。这对于强化全体社会成员的认识和自我认识能力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当然不能代替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社会的实际认识和社会的自我认识，但它作为一种关于人们如何科学地认识社会的理论和方法论，却能够为人们更加科学地认识社会提供必要的认识论基础和一般的方法论原则。

    （二）时代的造就

    积极开展社会认识论研究，在当代社会科学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今天，不仅有了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充分的可能性。

    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的集中的和典型的形式。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定社会成员认识社会的专门活动，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主要的和重要的对象。一百多年前，社会科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兴起并相对独立起来，使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向着理论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迅速走到了当代科学的前沿，不仅取得了一种至少与自然科学地位相当的地位，甚至在相当一些领域中取得了带头学科的地位。因此，“社会科学成了公众最注意和最寄予希望的科学，这是社会科学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虽然这门科学的历史不长”[24]。

    列宁在20世纪初曾经预言，20世纪将出现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列宁的预言，在当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化、整体化发展趋势中得到了证实和说明。纵观当代新学科的涌现和崛起，可以看到，自然地理学正向人文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方向发展；自然语言学正向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艺术语言学、教学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和符号学等方向拓宽；自然生态学则向社会生态学、经济生态学、人类心态学、文化生态学等方向发展，等等。它们标示着人们正从社会的、文化的和人类学的角度重新开发和研究原来仅被看做是自然科学对象的那些客体，以社会科学的眼界和方法来思考以前的自然科学问题，并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取得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大的自由度。

    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正沿着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发展的道路迅速前进。仅就美国一些学者列举1900—1965年间社会科学方面的65项重大贡献中，定量的问题或发现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成就的六分之五。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列宁的“一党组织和革命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理论”，莫雷诺的“社会计量学”，冯·诺伊曼的“对策论”，萨缪尔逊的“计量经济学”等，都在社会生活的改良、变革和进化中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而在当代，凯恩斯经济学、乔姆斯基“结构语言学”、米勒“认知心理学”、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等，仍在相当广泛和深刻的范围内影响着社会生活。而更为持久地发生作用的是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是思想体系，又是社会制度，还是现实运动，三位一体地影响和制导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正是在人们力求日益全面深刻地自觉把握社会生活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形成了门类齐全、人数众多、规模宏大、组织有序、分工协作的相对独立和相对完整的社会科学活动群，在当前的科学研究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以往主要移植和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到根据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和任务而逐步建构起了适合自己特点和需要的社会科学方法库。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当前受到的普遍关注，便是社会科学方法库初具规模的一种理论表现。目前人们普遍重视的控制论、信息论、结构语言学、人工智能、自动机理论、数理统计学、普通系统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作为具有明显的横断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学科，更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方法论的学问，其功能正在于“架起人和自然对话的桥梁”[25]。它们一旦被实际地应用于社会认识活动，便以一种更新的视角，在更高的层次上“使社会科学有可能去理解精神的认识过程并创造控制系统作为社会模型然后去管理社会”[26]，从而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不仅是活动和方法方面的，还是理论和哲学方面的。近几十年来国际上迅速兴起的社会科学哲学，就是从哲学理论层次上对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与方法进行反思和概括的专门学科。它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般理论、逻辑与方法问题为对象，力求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基本参照系，在与其的联系和区别中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认识—逻辑—方法论。社会科学哲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反思，近年来在国际性的哲学学术组织和国际性学术研究活动中受到日益广泛和密切的关注。自1960年以来，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学国际会议召开的八次会议上都有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的专业组和专题讨论；由著名科学哲学家C.科恩和M.W.瓦托夫斯基领导的美国波士顿大学“波士顿科学哲学讨论会”上，常有社会科学哲学的专门研讨；1971年，国际性学术刊物《社会科学的哲学》正式创刊[27]，使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获得了自己专门的论坛和阵地，更是推动着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在更广的范围内对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整个社会认识活动进行全面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深化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我国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得到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也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总结社会认识规律，提炼科学的社会认识方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对象和思想材料。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的成功，无不以思想上、理论上的正确为前导，而历次在战略决策和具体政策上的失误，从“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急躁冒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无不以认识上的错误为前导。对社会基本情况和基本形势的错误估计，对阶级力量对比的错误判断，对发展趋向的错误预测，都必然带来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和具体政策上的失当，进而导致实践活动的盲动甚至反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在方法上重返科学为条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题目的提出和设置，意味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和吸取，对现实中国状况的正确估价。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人民积极从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从事认识和自我认识所取得的积极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的一个科学的阐释性理论模型，它意味着中国人民自我认识水平的一次突破性发展，标志着这种认识由一般定性分析转入到定量化的过程分析。当然，它并没有结束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而是指出了并开辟着一条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正是当代社会科学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在活动、理论和方法上所获得的上述重大成就，为社会认识论研究的突破提供了现实的活动对象、宝贵的思想材料和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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