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历史编

    时间往往是解答历史之谜的最好钥匙。

    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无疑是人类社会自身长期演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所设置的。今天的各种现成的、既定的和成熟形态上的社会认识形式，是由相对而言不那么成熟、不那么定型的社会认识形式演化发展而来的，有其发生、积淀、更新和进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在现实的社会认识系统中所看到的上述种种“怪圈”，既是现实的社会认识活动中内在特殊矛盾结构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发生条件和生成过程。因此，把我们手中的“变焦镜”拉向社会认识活动早期形成的历史源头，沿着社会认识系统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去揭示其内在的建构逻辑和发展规律，在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运用中揭示谜底，也许是今天我们寻求解答的一种合理思路。

    一 社会认识系统历史生成的发生学考察

    系统是两个以上要素的复合体。系统的生成，以相对独立的各种内在要素既相对分离、又相互联系为前提条件。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是以“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认识客体和“人”作为相对独立的认识主体而存在并发生关联为前提的。从历史上看，这种前提是作为“人—社会系统”在自然大系统中的生成并从中分化出来的结果而产生的。

    关于人类史、社会史的发生学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作为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功能的相对独立的系统而存在和活动，在宇宙以至地球演化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在人类存在的整个过程中也只占有非常有限的时段[28]。人类曾在冥冥中度过了自己漫长的史前期。人的进化与社会的形成，在历史上是“由于向前的运动导致了不知不觉的改革而缓慢地发生的”[29]，并经历了极为漫长的演化过程。按照目前的认识水平，要想一一再现这个具体过程及其具体细节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对于我们的哲学分析也是不必要的。本书仅从社会认识系统的发生与形成这个角度，将这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中的几个带有根本性革命变革的主要环节离析出来，重点解剖分析，从总体上阐明社会认识系统的发生过程及建构逻辑。从这个方面看，这种环节大体有三。

    （一）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分化

    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实体性与关系性存在而以自己独特的存在和运动方式与其他自然物相区别，成为社会自我认识系统中的客体。

    人类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而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这既是原始人作为类存在而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这种活动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在二者高度分化的今天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在历史上最初把人同其他自然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并不是把人同某种超自然物联系起来的东西，而是人存在于和活动于自然界的方式。“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0]生产劳动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特殊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类社会由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正是在这两种生产基础上产生的生产组织和生活组织形式，构成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并繁衍出社会机体复杂结构的宏伟大厦。

    物质资料的生产发端于人类维持自身机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以人们对自身需要和能力的自我意识为前提，实现着“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31]。在生产中，人的自然本能作为被意识到了的本能而转化为社会本能；满足符合人的本性的那些需要作为生产的目标而提出来并成为生产的动力；动物式的摄食和求生活动转化为社会性的消费行为并成为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不得不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利用一种自然力反对另一种自然力，人由此而成为能够制造、保存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生产不仅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创造和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语言符号的发明和运用，为人际间的交往提供了合用的中介和桥梁，使个人的思想有可能为他人和社会所接受和了解，从而转化为社会意识，使人类文化的发生、创造和传播成为可能，人由此而成为一种“符号的动物”，运用符号创造文化成为人类的一个本质特征[32]；而“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33]。这样，各种形式劳动生产组织的实际形成便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真正成为“社会性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34]。

    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延续、繁衍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它既是人类本性中动物性一面的最根本要素，又是人类动物本性中的一种关系性存在。可以说，“除了性机能以外，人体所具备的其他动物机能，都是个体的问题。但在性关系中，至少有两个人要受其影响，而且，倘若以生产孩子为其当然的结果的话，其影响就会波及到更多的人”[35]。因此，马克思把男女之间的关系看做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36]

    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由人的一种动物性本能向作为社会延续条件的“人类机能”的转化，依赖于两个基本的条件。其一是“爱情”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情感——精神因素——加入到人们的性生活中，成为人们性关系的一种积极的调节因素。“在动物的性行为中，性交是靠天生的自然控制力自然而然地加以调节的。”在人类社会中，为了“对性关系加以制约，才产生了爱来作为人类自然性欲的补充。性关系又通过爱来取得尊严性”，并成为“形成人的社会性、道德性的核心”[37]。其二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对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加以限制和调节。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由“杂乱性交的社会阶段”，经过“群婚制”，终于建立了血缘家庭。“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38]，它先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以及姊妹和兄弟之间的性交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起了一夫一妻制家庭。

    一定的社会生产组织和一定的家庭组织形式构成一定社会制度的基础。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39]相应地，在原始生产组织和原始家庭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总体性的原始社会组织。“最古老的组织是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氏族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40]氏族社会的建立，把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社会组织的方式形式化、组织化、系统化，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适合人的社会本性的自然—社会环境。从此以后，自然和社会，便成为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应，人类认识的眼界也在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逐步得以拓展和放大。原始社会组织的生成和运动，历史地为人们的以社会为对象的认识活动创造了客观的和现实的对象性前提。

    （二）人类个体从社会总体中分化

    个人作为思想上和人格上相对独立的主体既依存于又分离于社会，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才成为必要和可能。

    个人从原始社会中分化出来，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相对独立的认识主体，是社会认识活动作为相对独立活动的又一前提。讲到认识社会，是指人去认识。这里的人直接地只能是活动着的个人，而个人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而存在，在历史上也是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

    个人在社会中的分化与独立，产生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在由纯粹的动物性存在向社会性存在的转化过程中，一方面是社会本能的进化，另一方面是某些动物性机能的退化。动物个体可以独立地生存于自然界，社会化了的人则离开自己的集体和社会便寸步难行。而且，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不仅是人们联合起来征服自然的工具、手段和活动方式，也是个人发展自身能力的社会条件。只有在社会组织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并且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但是，人们对于社会的能动创造却好像意外地打开了那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人们只有将自身的能力通过活动而外化、对象化，才能使之得到表现、实现和确证。而人的内在本质力量一旦对象化，便可能不再或不完全受人们自身的控制，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人们相对立。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一旦产生出来，便有了超越于创造它的任何个人的特殊运动形式和要求，它们作为人类的一种总体性存在方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范围、层次、程度和方式）与其中的个体相对立：首先是集体的总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与个人的、直接的和眼前的利益相对立；其次是集体的规范成为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再次是集体的发展水平制约着个体的发展状况……社会规律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行动中的个人相对立，成为支配、左右他们的外在的强制力量。对于它们，人们既无法摆脱，又难以控制，只好回过头来认真地研究和反思它们，以求对其的认识、顺应、掌握和运用。个体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来认识社会也由此而成为必要。

    个体作为相对独立的认识主体所必不可少的内在能力也是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马克思说：“氏族创造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更高级的社会结构。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41]而随着个人才能的发展，“个人的尊严、口才、宗教感情、正直、刚毅和勇敢这时已成为性格的一般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残忍、诡诈和狂热”[42]。个人利益的发展与个人才能的发展相结合，便必然创造出有个性的个人。这种个性的最本质特征便是以个体自身利益为标尺去审视自己所面对的自然和社会——人类个体作为认识社会的相对独立的主体从内在冲动（个体需要）和内在能力（个体才能）方面均成为可能。

    在历史上，个体在社会中的分化与独立，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实际内容。

    首先是个人在财产关系上的独立，这是个体独立性的本质基础。联合起来的生产极大地促进了个体能力的发展，也使剩余产品的出现成为社会生产的普遍现象。日益增长着的社会财富与日益分化中的社会权力相结合，成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两大重要因素。随着不同个体之间在生产能力上差异的扩大，“在每个村范围以内，财产关系个体化的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加强起来”[43]。

    其次是个人从血缘关系和血缘家庭中独立出来。私人经济因素日益强烈地渗入到家庭结构，使具有较强劳动能力的男性在家庭中逐步取得了支配地位。母权制的被推翻意味着家庭关系由纯粹自然的血亲关系向社会的经济关系方向的演化。因此，父权制家庭标志着人类进步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时个人的个性开始上升到氏族之上，而早先却是湮灭在氏族之中的。

    最后是精神生产作为相对独立的积极因素发展起来，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进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推进力量。人类观念的变化与更新，不仅表现着社会进步，而且促进着社会进步。个体财产观念的形成和增强，对于原始公有制的瓦解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精神力量。而血亲意识的削弱，则成为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重要的精神因素。“一旦发生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不许有性交关系的观念，这种观念就一定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44]正是在与自然力的较量、对社会组织的建构以及对自我的反省中，产生了原始“宗教中的对自然力的崇拜，关于人格化的神灵和关于一个主宰神的模糊观念，原始的诗歌……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45]。

    （三）个体在观念中的自我对象化

    个体在观念中的自我对象化，与个人在社会中的分化与独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互为背景，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

    自我对象化，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中把自身的个体存在和个体活动作为一种类存在和类活动来看待，并将其与人类的社会性存在和社会性活动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这正是人的积极能动和自觉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本能式生命活动的最本质特征和规定。马克思认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46]

    人类在活动中的自由，不在于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正确地认识和实际地控制那些影响和支配着人类的生存、活动与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对自身行为合理支配、调节和控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人们在行动中的自由，不仅离不开对外部必然性的认识，也离不开对自身的自觉意识。

    自我意识的形成，对于原始人由受动的客体向能动的主体的转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7]人的激情，产生于对外部约束力的一种抗御、对现实的不满足和对理想的追求，并必然转化为人们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决心。世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只能产生于对自身责任和使命的足够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对于原始个体在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起着重要的激励、催化和促进的作用。

    自我意识的形成，对于原始人的活动逐步由盲目自发走向自觉自由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活动的本质，从功能上看，不在于消极顺应外部条件，而在于积极创造最能适合自己的内在本质的生活世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因此，“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是人类的合目的的创造性活动的最本质特征。为此，人必须“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48]。自我意识对于原始个体在活动中的自觉性、目的性起着重要的定向与导航的作用。

    个体自我意识是人类意识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才产生的。为了观念地认识和再现自我，人们将自己的视线指向自身，在思想中将自己两重性地分成作为主体的我（主我）和作为客体的我（客我），并站在“主我”的角度来反观和反思“客我”，并对自身进行评价和判断，获取关于自我的观念形象。

    个体对自身的认识是借助于对他人和社会的认识为参照系而实现的。“认识自己意味着不仅仅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他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也要认识他之作为人的本性。”[49]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因此，人要了解自我，就必须了解自己所由以产生、赖以存在和据以发展的那个社会。“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50]而另一方面，社会本质也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物，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51]因此，要真正了解社会，人们又必须深刻地了解自我。这样，认识自我与认识社会便互为条件、相互映照，成为人类人识的两个基本方面。借助于这种认识，个体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对自身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与掌握的基础之上，才有了社会和他人的互助合作与协调发展。

    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的分化，个体在社会中的相对独立和个体的自我对象化，这三者之间是内在相关、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它们同时存在于人类活动衍化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是一个过程中的三个不同方面；既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和表现，又是其动力和源泉。它们之间在发展程度上并非严格同步，但却密切相关：个体在社会中的独立性越强，社会作为总体控制系统必然在组织上和力量上相应强化，则社会有机体在运动的形式上和内容上越是远离自然界的自发运动形式。反过来也一样，社会从自然界中的分化程度越高，则它为其中的个体提供的社会环境越发达，个人获得的发展和实现自我的条件越优越，便越是有必要也有能力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与自我……这里存在的，是“人帯社会帯环境帯人”的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每一种因素都为其他因素和总体背景所决定和制约，每一种因素又都影响和作用于其他因素和总体背景。当然，从主体性和活动论的方面去考察，在这交互作用的多种因素中，有一种因素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人的生产劳动。劳动实践生成了人的社会，造就了社会的人，又迫使社会人去认识自己和自己通过劳动而创造的社会，从而成为推进“人—自然—社会”系统演化发展的最根本也是最积极的力量。“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2]因此，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劳动实践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系统由以发生和形成的历史起点，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劳动实践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系统不断更新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是劳动实践的进化，既作为动力，也作为条件，促使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形式不断地演化与更迭。

    二 社会认识系统的历史形式和分期标准

    有了人和社会，就有了人借助于一定中介而对社会的认识，和社会通过个体人对社会的认识而实现的自我认识。认识社会和社会自我认识，都有一定的方式或形式。社会认识形式（认识社会的形式）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认识主体与特定社会客体通过一定中介而间接（或直接）地交互作用的方式、格局，是社会认识活动的活动模式或样态，是主体观念地掌握社会客体的主要方式和主要方法。进入主体视野的具体的社会客体在性质、形式、结构、层次和时空条件上的差异，面对不同客体的主体在认知需要和感知思维能力方面的差异，以及主体所运用的中介（工具、手段、语言符号系统等）不同，都使得具体的社会认识形式有着不同的样态和模式。主体的认知定势作为主体从事认识活动的内部准备状态，在社会认识形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规定着人们观察社会对象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的重点、研究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理论表述的水平等，对社会认识的具体形式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一）社会发展史、社会学说史与社会认识史

    历史上不同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说，是社会运动的具体历史形式之间的差别。从内容上看，社会学说史是社会发展史的观念表现形式，社会认识形式的历史发展，则是社会发展过程向着社会思想观念持续转换的实现条件。

    我们曾经谈过，社会认识系统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具有自我相关性。而社会认识活动与社会历史运动也是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的。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历史运动内在地包含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运动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性质、存在形式、进化水平和发展阶段等，不仅作为对象性前提决定和制约着人们对它的可能的掌握方式和观念映象，而且作为认识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社会条件而制约着主体的需要结构和能力水平，从而也从主体方面制约着认识社会的活动可能采取的方式和方法。

    当然，社会认识活动及其观念成果对于社会历史运动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消极的。作为人们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自觉性、目的性的重要条件，它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运动和发展有着导向和窥远的积极作用。社会发展，不仅有延续、接替之意，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多样化、有序化、整体化和完善化。人类社会作为有机整体，它的发展，最显著的标志，是把自己活动与进化所需要的组织和器官不断地创造出来和建构起来，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人们的认识和自我认识为前提条件，并通过人们的自觉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来实现的。社会发展与人类自我认识能力的提高、自我认识机制的完善之间，呈现出一种正比递进的关系。因此，从社会认识论的眼界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内在地包含着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的发展史，或者是人类社会自我意识机制不断地进化与完善的历史。正是人们在认识和自我认识及其机制方面的进化，使得人类社会沿着一条自觉性不断提高、能动性不断增强、创造性不断升华的道路而加速发展。

    认识社会，其目的和结果都在于获取对于一定社会事实的观念映象。各种具体的社会学说是一定社会认识主体（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社会学家等）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定角度运用一定方法观察、认识和评价一定社会历史事实的思想成果，它们既从一定侧面表现和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又以一种静态的方式积淀和凝聚着动态的社会认识活动及方式。因此，它们既为后人了解有关的社会历史事件提供了思想材料，又为后人了解当时的人们怎样认识和评价社会历史事件提供了凭证。随着社会过程的历史性展开，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也不断地延续和展开，其观念成果或表现则是各种社会学说的不断出现和持续更迭，这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学说史。社会学说与社会认识的关系，可以看做认识社会的观念成果与生产这种成果的认识活动之间的关系。相应地，社会认识史与社会学说史的关系，也可以看做认识社会的活动史与这种活动的思想成果的发展史之间的关系。前者是社会认识活动及其发展的形式方面，后者则是这种活动及其发展的成果和产品方面。对于同一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同一社会条件下或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观点、理论、学说。这不同学说、观点之间的差别，根源于不同主体在认识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和水平方面的差别。因此，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具体情况来对这不同学说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其由以形成的社会认识形式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化。因此，把握社会学说史对于考察社会认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对社会认识史的研究与对社会学说史的研究在视角、眼界和重点上又都是有所不同的。具体的社会学说，在内容上总是一定社会客体的观念再现。社会学说史，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的观念的演化与发展史，则是运动、发展着的社会历史过程在人们观念中的持续再现，它既包含着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同一些带有根本性、关键性问题的持续探讨和争论，更多的则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过程的不断记载、评说和观念再现。因此，社会学说史，可以看做社会发展史的观念再现。相应地，研究社会学说史，必须以历史上各个时期不断产生、演化和更替着的社会学说、社会思潮为直接对象，在它们与其客体（社会历史事件及过程等）的关系中，再现社会思想和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发展规律。

    研究社会认识史，侧重于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主体在认识社会客体的活动结构、方式和方法方面的差别和实质性进展。认识社会，不同民族、地域和国度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们也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前者主要是同时存在的具体社会认识形式之间的空间差异，后者则主要是不同时存在的社会认识形式之间的时间差异。社会认识史的研究，侧重于考察后一种差异。它力求在同时存在的不同的具体社会认识形式之间寻求共同点，把它们看做人类社会自我认识在同一阶段和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不同具体形式和具体类型，并力求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认识形式的演变、发展和实质性更替中，揭示人类社会自我认识能力的时代性发展和认识方式与方法的历史性进化，再现人类社会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形式和发展道路。

    （二）分期标准及基本估价

    迄今为止，人们认识社会和社会自我认识的历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发展水平也是逐渐地提高和升华的。从科学与非科学这个最根本尺度来考察，可以在总体上将其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识形式，二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社会认识形式。

    马克思在人类社会认识史上所开创的伟大革命变革已为世界所公认。“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53]，“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革命，可以和哥白尼在天文学中所完成的革命比美”[54]。唯物史观的创立，则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55]。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学说，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及其本质和规律性的真实、全面的理论再现。而这种再现之所以能够达到科学的水平，则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发现和运用了正确地认识社会的科学方式和科学方法。因此，如果说唯物史观在理论内容上是历史上一切有科学成分的社会学说的集大成者，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所运用的科学方式和方法，则把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机制提高到了科学的和自觉的水平与发展阶段。列宁曾经指出：唯物史观是一个假设，但却“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56]

    把马克思及其战友们认识社会的活动看做是社会认识史上第一种科学的社会认识活动，把唯物史观看做是社会学说史上第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哲学，这里暗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认识形式和社会历史学说在总体上是不那么科学的。“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搜集了片段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57]这就涉及了对社会认识形式及其成果的科学性评价的标准问题。科学性问题是个真理性问题。一种社会学说是否具有真理性，看其是否真实、全面、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它所面对的社会历史客体，并对其本质和规律性作出了合乎实际的说明和阐释。社会认识形式的科学与否，则要看是否帮助人们达到了对于社会历史客体的真理性认识。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在反映和再现当时的社会历史事件和过程方面是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的，但它们在揭示社会本质和历史运动规律方面却长期陷入唯心主义，从总体上看没有达到科学的水平。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由作为这种社会认识活动的对象的社会历史过程来说明，只能用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及方式方法方面的不完备性、不科学性来解释。

    但是，说前马克思主义社会认识形式在总体上是不完备的和不科学的，并不意味着它们毫无合理之处和科学因素。在这里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种把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和社会认识形式看得一团漆黑，根本否认历史上先进思想家们在认识社会方面所作贡献的非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

    被无知之辈认为‘狭隘’和‘片面’的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观念的发展的合法产物。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比它们在盛行一时的时代所拥有的基础要坚固得多。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用我们已经引证过的黑格尔的话来说，是最发展的、最丰富的、最具体的。[58]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直接谈的是唯物史观与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历史学说之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它同时也蕴涵着马克思及其战友们对于历史上的社会认识形式的合理批判、继承和科学创新。人类历史上之所以还有各种“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是因为这些观念的生产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着某些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认识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十分机智和成功地解释了若干个别的历史现象。但是，这种认识方法和观念成果又还只是一些“不连贯的、偶然的东西”，还没有能够形成严格的体系和科学的方法群，因而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解释，在总体上不仅是不全面的和不真实的，还常常带着猜测和臆想的成分，甚至包含着若干片面、扭曲甚至根本错误的因素，从而往往陷入唯心史观的泥坑。但是，它们仍然是人们认识社会和社会总体自我认识的一种积极形式，体现并实现着人类不断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的积极要求和良好愿望，并对人类自我认识的发展起着某些积极的和促进的作用。它们在认识形式上的合理之处和认识成果上的正确成分仍然给后人以启示，并且构成人类社会自己认识自己的道路中的一定发展阶段或环节，从而“为马克思所建筑的理论大厦准备了某些——的确是极宝贵的——材料”[59]。

    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识史，包含了人类社会形成起直到马克思主义创立时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人们对于社会的积极的探索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意识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感性直观到自觉的理性思维，从非科学方式向科学方式的发展过程，既具有不可实际中断的连续性，又由于人们认识模式的时代性变革而显示出阶段性。在一定的（甚至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定的认知定势和阐释方法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认识形式而支配和制导着当时不同地域、民族、国度中人们的认识活动及其基本方式和样态，成为在一定时代中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社会认识形式。它们不仅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发生作用，而且积淀和留传下来，对后人的认识发生着积极的影响，成为后人认识模式中的“历史构件”，和认知结构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回顾历史，在人类社会认识史具有这种地位和功能的社会认识形式大体上有四种，它们是：原始社会中的“神话”认识形式，农业社会中的“史鉴”认识形式，工业社会中的“理知”认识形式，近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实证”认识形式。它们同时又可以被看做是前马克思主义社会认识史上的四个主要的或基本的发展阶段。

    三 神话——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原始形式

    （一）原始神话与原始社会

    亘古时期人们怎样认识社会，没有明确的和直接的文字记载。当时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形式，也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难以了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关远古人的活动情况的记载，主要有两类东西，一是古人类文化遗址遗物，二是神话传说。它们分别作为远古人们生活与活动信息的物质的和观念的载体，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起着资料和凭证的作用。

    各种形式的古人类文化遗址遗物，是亘古初民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遗留物，它们作为当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直接组成部分，携带着当时的人类机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人类活动方式的种种信息。按照信息全息律，它们的质料、结构、形式、布局等，是当时的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和发展水平的缩影。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将它们以一定方式携带的社会信息活化和再现出来，从要素中看出结构、从静止中看出运动、从局部看出全局、从僵死的东西中看出活的生命，从而再现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著名的西安半坡村遗址，就一直是中国原始社会中人的生产和生活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水平在现代的一个原型和缩影。借助于出土的各种历史文物，人们可以透视出当时的生产水平、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并由此而推断当时人们的感知—思维方式和各种社会观念。随着考古发现日益增多，考古理论的发展和考古技术的现代化，人们观念中的远古社会历史也不断地往回延伸、拓展和丰富起来。古人类文化遗址遗物是今天的人们了解远古社会的重要材料。

    神话幻想和传说是亘古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精神产品，它们留传下来，成为了解原始初民的社会认识形式和社会思想观念的比较直接的思想材料。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曾经指出：

    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60]

    古代神话和传说在实际上承担着口头地保存关于远古人们生活回忆的职责。它们与古代文化遗址遗物等相互映证，共同构成了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社会自我认识形式所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而在对这些遗址遗物和神话传说的理解和分析中去间接地构想和揭示当时人们认识社会的基本形式和基本特征，则是今天我们揭示远古人类自我认识之谜的正确思路和合理途径。

    神话是亘古初民认识社会的原始形式，古代民族曾经在神话幻想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神话是古代社会的原始反映形式，是人类早期的一种世界观，它不仅反映和再现着当时的自然界，尤其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如果我们从物理的世界，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中寻找神话的源泉，那就绝不可能对神话作出充分的说明。不是自然，而是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神话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靠着这种投影，自然成了社会化世界的映象，自然反映了社会的全部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区域的划分和再划分”[61]。

    有的论者认为，在神话中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层次：（1）原始社会条件的层次；（2）原始思维的层次；（3）神界故事和神界图景的层次。这三个层次逐一表象化[62]。今天我们可见的是第三层次，即神界故事和神界图景。这些故事和图景既不是一种无拘束的、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幻想，也不是有意创造的艺术样式，而是远古人们不自觉地以自己所具有的原始思维方式和认识工具对于宇宙（自然尤其社会）本性的真实的叙述。因此，它不仅真实地记载了原始初民的真实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而且记载和表现着他们所生存的那个社会。神话传说在其流传过程中，难免发生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变形和失真，但它们毕竟是人类社会童年时代所生产的一种独特的、无法重演的精神产品。尽管它们十分幼稚和粗糙，但却仍是上古初民用自己的眼光、头脑和方式反映出的当时的社会风貌。它们不仅具有几乎是无法模拟的艺术价值，至今令人赞叹不已，而且凝聚着和积淀了当时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形式和基本方法，从而具有重要的史料和认识价值。

    神话作为人类社会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原始形式，在内容上直接指向并且表现着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状况和历史人物。神话内容的中心和重点的转移，则反映和再现着社会的历史变迁和重大事变。据考证，中国的数量有限的神话传说中的几个英雄人物及其主要“业绩”，便反映着中国远古社会发展的几个基本阶段及其时代特征。有巢氏、燧人氏的故事，大体上反映着开始室居生活和用火的旧石器时代；伏羲氏、神农氏，主要再现着农业萌芽的中石器时代；黄帝、尧、舜、禹的故事，则映照着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情景；伏羲和女娲由兄妹结为夫妻的传说，表现了氏族社会由杂婚向配婚制的转化；而刑天与天帝争神的故事，则表明氏族社会末期，部落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63]

    （二）“神话”认识形式的主要特点

    原始神话既是原始社会的观念再现，又是原始初民以不自觉的方式认识社会的观念产品。正是原始初民的这种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认识和观念创造活动，构成了原始形式的社会认识活动。从原始神话与原始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的社会认识活动的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原始神话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有一定发展但又发展得还很不充分时的产物。马克思曾经指出：

    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开始发展起来了。个人的尊严、口才、宗教感情、正直、刚毅和勇敢这时已成为性格的一般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残忍、狡诈和狂热。宗教中的对自然力的崇拜，关于人格化的神灵和关于一个主宰神的模糊观念，原始的诗歌、共同的住宅、玉蜀黍面包，都是这个时期的东西。这个时期还产生了对偶制家庭和按胞族和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64]

    说原始神话是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在于这时人们已经能够初步地在观念中把自己和对象区别开来，并把自己与人的类存在联系起来。人们从对自身需要的认识出发去审视外部世界，产生出对外部世界的不满足，并开始借助于幻想和想象力在观念中消除不适合自身的外部世界，在观念中创造出自己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物。为此，人们把外部世界中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最直接、最重要并经常出现的那些因素和事件集中起来，加以强化和集中，夸张与再造，赋予它们以超现实的形式和力量，并以它们去克服和战胜那些妨碍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异己力量，以保护自己利益。对神的塑造，作为一种观念的创造，无疑需要相当水平的分析和综合能力，要求幻想和想象能力发展到相当的程度。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65]。一定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想象力、思维力是原始神话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原始的社会认识形式得以发生的主体方面的条件。

    第二，“集体表象”是原始初民认识社会的主要思维特点。原始神话作为原始初民不自觉地运用原始思维来观察、感知和解释世界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刻写和表现着原始思维的特征。原始思维是原始初民所特有的一种原逻辑思维，是一种与原始情感、原始宗教、原始心理因素等交织作用的一种分化与思辨程度都较低的思维形式。集体表象是原始思维最本质的特征。按照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研究和界说[66]，集体表象是一定地域的原始集体中为全体成员所共有的一种稳定的认知倾向或解释方式，在一定的集体中世代相传，先于个人并久于个人而存在，对每一个成员的任何认知活动发生深刻的影响，构成原始人的任何知觉所必不可缺的因素。集体表象作为一种不自觉而相当稳定的认知—思维定势，引导原始初民以一种神秘的眼光去感知和思考世界，从而“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67]。集体表象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有一定发展但又发展得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产生和存在的。由于抽象、分辨和区别的思维能力还不够发达，原始人们对于人与物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感知的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现实世界与已逝世界和未来世界之间、明显的东西与隐蔽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虽有了初步的意识，又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掌握。因此，人们常常把自己感觉中的东西看做现实的东西，把自己理想和愿望中的东西当做真实的东西。这样，人们在认识和了解外部世界时，常常不是关心事物中的客观属性和特征，而尤其是“专注在存在物和现象的神秘属性、神秘力量、隐蔽能力上面，从而指靠那些在我们看来具有纯主观性的、但在原始人看来却不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少实在性的因素”[68]。以这种方式来观察和解释世界，原始人似乎必然地把天上世界与月下世界混为一体，将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加以强化与神化，热衷于对神灵的塑造和尊崇，以及对于带着浓烈的神秘色彩的神界故事和神界图景的精心编织和广泛传播等。这一切不仅在原始人那里，成为一种带着历史必然性的举动，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布留尔说：“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神话既是社会集体与它现在和过去的自身和与它周围存在物集体的结为一体的表现，同时又是保持和唤醒这种一体感的手段。”[69]

    第三，“讲故事”，可以看做是原始初民传播社会知识和社会观念的主要方式。神话传说直接地是作为一种口头文学而出现和存在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够发达，使得这时的人们还未能创造出抽象的书面文字语言符号系统，来记载、交流和留传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因此，口授故事、神话、传说，成为人们之间，尤其是上代人向下代人传授祖宗训喻、前辈知识和以往经验的基本方式。易洛魁人把部落的历史、章程、条规和事例，都“记录”在一条由紫色和白色贝珠的珠绳组成的贝珠带上，借助于珠串之间的联系，把各种事件和历史知识等排成系列，并培养出经过专门训练的解释者，在重要的时节（如祭祀、新老酋长交接等）里和在非常郑重的场合下加以重述，不仅以其教育了后代，而且使之留传下去，持续地发生作用[70]。当然，借助于大脑记忆力所能进行的口头传诵是有其极限的，它在传播知识的广泛性、复杂性和精确性方面都有极大的局限性，从而妨碍着人们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以更加真实和精巧的方式掌握和再现社会客体的复杂结构。

    第四，原始神话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演进表现着原始社会认识形式中主体—客体关系的进化。原始神话作为原始人类自我认识的实现形式，其发展既依赖于作为其对象的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又依赖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原始社会、原始思维、原始神话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在发展程度上也具有相关性。原始社会条件塑造原始思维并促使其不断强化。原始思维的发展既影响和推动着社会生活，又使原始社会更好地以神话形式不断地得到再现。正是以原始思维和认识形式的不断发展为中介和动力，原始神话的历史演化才成为社会进化和认识目标转移的观念表现。原始人们在崇拜的对象方面由自然神向祖宗神转化，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发展，由自然神祇到人兽同体，再到神人同形，都反映着人们认识的对象由自然物转向社会自身，并且不断地将自身的内在因素附着和渗入到对于神的塑造之中。人类社会自我认识水平的提高，尤其在独立神话向体系神话的发展中表现出来。独立神话主要是早期原始公社制和早期原始思维的产物，是原始的、个别的、具体的和单个的神话，是人们以局部的和单个的方式反映社会相对独立、相互分离和彼此隔绝的社会生活的观念形式。体系神话则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和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渗入了文明社会和逻辑思维的诸多因素，是对大量独立神话进行改造、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独立神话系列化、逻辑化和合理化的产物。体系神话以特有的神异形式再现了原始社会晚期社会结构分化、社会生活秩序化和阶级阶层分化的生动图景，同时也以创世、补天、救世等神话形式，表现着当时人们对于诸如宇宙起源、人类起源、天灾人祸、社会建构等问题的系统探索和研究成果，以及人们在观念中建构未来社会理想图景的美好追求。因此，如果说“独立神话显示了古代社会、古代宗教、古代知识的一部分，体系神话则显示他们的全部”[71]。

    神话既是人类认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发展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刺激和发展人类认识和理性思维能力的积极因素。对神话的创造与传播，使原始思维的社会性质不断地得到强化。而神话本身作为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也不断地内化到人们的认知定势和思维模式中，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思考问题的知识背景和参照系统，也成为人们的创造力、想象力的诱发因素和推进力量。原始神话与原始艺术、原始宗教等一道构成了原始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文明中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

    神话作为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早期形式，在它所处的那个社会条件下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并曾发挥过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它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这里最根本的在于它仅仅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72]。既然是“幻想”的，就难免带有虚构、夸张和人为臆测的成分，因而其真实性程度必然是有限的；既然是“不自觉”的，意味着人们还没能自觉地以认识主体的姿态对客体信息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搜集、加工和处理，因而在成果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带有随意性、自发性、不严格性；既然是一种“艺术方式”，则意味着当时精神生产各部类尚未分化，因而其产品在形态和结构上带有直观、笼统和混沌的特点。原始神话仅是发展尚不充分的原始人们在自身力量尚不能真实全面把握社会客体的条件下，借助于猜测、幻想来把握对象的一种历史形式，是社会认识主体和社会认识客体之间关系产生后的最简单形式和最初级阶段，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与自我理解的一种不自觉的表象形式。它为人类进行自觉的和科学的社会认识活动做了必要的准备，并在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历史发展中扬弃自身。

    四 史鉴——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第一种自觉形式

    史鉴，就是以史为鉴。以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历史经验作为认识现实自我的基本参照系或镜子，从古看今，从历史看现实，在对人类历史活动和发展过程中损益得失的研究和掌握中理解现实、调节行为、创造未来。这就是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在历史上所特有的“史鉴”形式或“史鉴”时期。

    （一）历史意识的形成

    “史鉴”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第一种自觉形式。之所以这样说，在于它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认识自我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外部参照系。这种参照系不仅应当有外部自然物，而且应当有人类自身。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史和关系史。以史为鉴，意味着人们第一次明确地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尺度、坐标纳入到自己的认知定势之中。而且，这里讲的人与人关系，不是局限于现实的、局部的人际关系，主要是历史的总体性的人际关系，是不同时代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人类自身在前一时期的活动及其结果，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联系。人类第一次在自身的历史活动及其结果中找到了反观自我和现实的镜子。这面镜子的获得，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意味着人类已经不仅能把主我与客我区别开来，而且能把“现实中的我”与“历史上的我”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从“历史上的我”的活动及结果中认识“现实中的我”的存在原因和发展趋向，这就使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立足于人类社会延续发展历史过程的坚实基地之上。

    以史为鉴，表明了人们对于自己活动及其结果的关注。追求自身活动的最好结果与最佳效益，历来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目标。结果作为活动的产物，与活动的方式、节奏、速度、强度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现实的结果都是历史活动所带来和造成的。不仅在局部是这样，全局也是这样；不仅在物质生产中是这样，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也是这样。正是在千百万次的重演与连续的进化过程中，时间观念作为历史中因果联系的重要因素而为人们所把握[73]，并作为方法进入到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之中，现实的社会是历史上人们活动的结果，人们在现实中感受到的一切，都应该而且能够在历史上人类的活动中找到原因，而对人们今天的活动所将产生的后果的预测，也应该在历史上人们的同类活动与其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中得到说明。这样，认识历史，不仅成为阐释现实的依据，也成为预示未来的依据。述往事、明现实、思来者，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基本方式和基本思路。

    （二）“史鉴”形式的主体条件和社会背景

    人们对历史的关注无疑是与关注历史的条件的具备相关联的。人类活动作为历史被记载和保存下来，是与书面文字语言符号系统的发明和应用分不开的。文字作为口头语言的书面形式，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是它以一定的空间结构把口头语言在时间过程中所表达的意义再现出来，在形式上进行了不同构转换，使人们对语言中包含的客体信息的掌握，由听觉系统转化和扩大到视觉系统，而视觉系统在感知范围上是远远大于听觉范围的。其二，文字总是附着于一定的感性物质实体才能存在，这就使它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尤其是突破人们的感官系统的限制，而以一定方式为他地域、他时代的人们所接收、破译和理解。书面语言的发生和使用与人类的历史观念的形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迄今可考的最古老的文字是在夏代[74]，而大规模使用书面文字则是在殷商时期。甲骨文的出土与破译，为人们了解自己的早期社会历史及其观念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材料。此后，文化的发展总是与语言符号系统的发展相关联的，而对历史的认识之深化也往往依赖于新的历史资料的发现。孔子成为一代至圣，在于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敏以求之”。他不遗余力，大力搜集殷商和西周典籍。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75]

    以史为鉴，从主体方面看，显然要其内在的抽象思维能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胜任。由有声语言到书面语言，由象形文字到会意文字，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语言符号系统逐步脱离事物原形而日益抽象化的过程。将具体事物抽象为概念范畴，将概念范畴以一定的书面符号记载固定下来，通过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和结构来表达事物的联系和结构，这在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观察儿童思维和语言的个体发生及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正常儿童在两岁以后就已经能够使用口头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指称外部事物。但要他们运用书面符号系统将同样的事情、思想和情感表述出来，却要在数年之后并经过专门训练才能逐步达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的个体发生是人类的语言与思维的系统发生的重演和缩影。由此可以看出，人类能够借助于历史来了解现实，在自身的语言和思维能力方面是一个多么大的进步。

    从社会总体的角度看，以史为鉴，也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形式发生分化的产物。修史、论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事，只能由少数经过专门训练的文化人来承担。据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文化官便是史官。史官产生在殷代，负责掌管祭祀和记事，作为“上帝”与“下帝”之间的媒介而发生作用。各种史官作为历史经验（通常被视为神意）的记载、传播和解释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学在官府与史修、史论的职业化、专门化，为人们突破有限个体生理机制的约束，在有限生涯中掌握更多的知识创造了条件。与之相应，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问题也逐渐地获得了一种“学术”的意义。我国古代在西周末年开始学术下移，至春秋战国，社会认识活动逐渐从官府、贵族、宫廷中解放出来，文化官吏分工日细、层次益增：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形成了以“史证”和“史论”为中心的社会性学术研究队伍。各种形式的图书典籍也相应发展起来。人们“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76]，父子相传以侍王公。

    关注和尊重历史，无疑是农业社会生产、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和观念表现形式。在生产方面，农业生产服从于自然气候演化的周期律而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周期性和重复性。何时和如何播种、耕灌、收获，都有一定之期和一定之规。耕作方式及效果之间的联系在不长的周期中即可看出。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改进耕作方式、争取更佳效果具有直接的意义。因此，尊重前人的和自己以往的经验，是农人制胜的重要秘诀。这一点，对于统治者来说也不例外。政治行为，本质上是经济行为的继续、集中和强化，因而具有更为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对于统治者来说，也具更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对于各代君主来说，一旦亲政，便面临着“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治国之道”的选择和抉择。可资借鉴的，无疑只有历代君王的所作所为及其成败兴坏。因此，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均需“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77]。这样就为史学家们提出了重要任务，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考成败兴坏之理”[78]，以为各代贤主明君制定正确的战略国策提供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这种情况延续和发展下来，便形成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所特有的史鉴形式。中国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将其升华到认识论的高度来加以概括，指出：

    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79]

    （三）“史鉴”认识形式的主要特点

    作为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第一种自觉形式，“史鉴”在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度具有普遍性，但它的具体形式和作用程度在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度中则有所不同。

    在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希罗多德便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之名，并将其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ioropia），从而标志着一场文化革命的开始，他也由此而被誉为“历史学之父”。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学与神话不同，它是人文主义的，它的任务在于揭示人类作为一种有理性的行动者的活动及规律。因此，历史学不仅要记载人们做了一些什么事，还要追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修昔底德继承了希罗多德的事业，成为古希腊史册上与希罗多德齐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治史的共同特点是只相信目击事件的真实性，因而把“实录”看做是历史学的最基本的方法。“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所以这种历史的内容不能有十分广大的范围”。[80]而且，由于古代希腊当时在总体上实际存在的反历史主义倾向[81]，修昔底德不得不把自己的历史意识掩盖起来并窒息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并且为了把历史写成不是历史的东西，以替自己终究是在写历史辩护，而采用了粗糙、造作和令人反感的风格。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在修昔底德之后，“对于知识的永恒不变的对象的追求却逐渐窒息了历史意识，并且迫使人们放弃了希罗多德式的对人类过去活动获得科学知识的希望”[82]，以至于在后来主张神学目的论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绝无这些历史编纂学存在过的痕迹。

    相比之下，古罗马人有一种与古希腊人全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在罗马人看来，历史意味着继承、连续，意味着继承历史上的社会制度，按照祖先的习惯塑造生活。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上，著名史学家李维全面搜集了早期罗马的历史传说，并把它们融为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以“剪刀加浆糊”，写成了第一部罗马史，而且是一部“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世的历史”[83]。继李维之后，塔西佗开始了心理——说教历史——的探索，并在历史文献学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罗马历史学最终仍然随着帝国的衰落而丧失了其探索和批判精神，成为一种“可怜无补的编辑工作”，并为宗教神学所取代。

    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连续稳定独立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相适应，“史鉴”作为一种社会认识形式，在中国社会得到了最完善、最典型的表现，并发挥了自己的社会作用。其主要特点如下。

    其一，随着历史的观念在时间链条中的延伸和发展，对社会空间结构的探讨得以全方位地立体性展开，形成了多方面、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认识结构。

    在最抽象的宏观层次上，有关于“天人关系”的大讨论。在“天人关系”的旗帜下，人们不仅探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探讨着人与人之间（如君与民、君与臣等）的关系；不仅探讨着人的活动与自然规律的关系，而且探讨着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等等。这种讨论贯穿在迄今为止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过程之中，对今天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仍然发生着影响。

    在最隐蔽的微观层次上，有关于人性善恶的大讨论。依据“性本善”和“性本恶”这不同的出发点，人们设想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案，尤其是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方法。对社会，人们探索着经世治国之道：礼治、法治、德治、仁治等各种政治主张，反映着不同阶级和集团的不同政治利益和为政策略。对自我，人们寻求着修身养性之术，忠、孝、恕、礼、智、信、勇、恭、宽等多种礼教和社会行为规范，通过“内省”而转化为个人的内在行为准则，成为社会秩序的一种微观调节机制。通过上述各个方面和各种途径，人们不断地为社会和自身勾勒出一幅幅的自画像，在思想中建构起关于社会和自我的观念模型。

    其二，以修史和论史为主要工作，形成了社会自我认识的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对历史的关注与对现代史的记载整修是相辅相成的。修史成了历代朝廷聘用大量御用学者博士官先生的主要目的，而且史官们还逐步地在社会中取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讲求实录、力求真实，是为“史德”。论史则成为当时文化人的主要议题。在人们看来，知古方可知今，知古便等于全知了。孔子把管仲尊为仁人，却不许称其为智者。在孔子看来，智者必须知古，管仲不知古礼，便成了小器人了。谈古方可道今，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儒生（士阶层）由此而在中国社会上获得了独特的社会地位，成为把社会各阶层连为一体的重要因素。

    相应地，则是中国史学的发达。孔子修《春秋》，撰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通记；司马迁作《史记》，开中国纪传体史学之先河；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论千年王朝之得失……各代朝廷无不竞相修史，于是，各种正史、野史、杂史并出，历经汰选，最后形成了全面完整记载中国历史各纪各代的“二十四史”，从而以史料丰全而名列世界各国之榜首。无数智者贤人，虽皓首也难以穷经，并引发出迄今为止中国仍然生机勃勃地活动着的规模宏大的史学队伍，建构起今天仍然蔚为壮观的历史学科。

    其三，与发达的历史学相适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治史方法。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完善程度，是与其研究方法的完善程度相适应的。“史鉴”在中国社会自我意识机制中的独特作用，是与史学家们对于历史记载和研究方法的自觉探索分不开的。而这种探索，本质上又是对于社会历史认识方法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对于人们高扬历史意识并以其来规范现实行为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综观中国史学方法，其最显著的特点应该说是“求实”。孔子修《春秋》，便“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强调“属辞比事”，述而不作，是非明辨，褒贬精当，谨慎之至，留下了著名的“春秋笔法”。司马迁作《史记》，则提出了“见盛观衰”、“原始察终”、“具见表里”的社会历史认识方法，并引以为研究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基本原则。汉代班固在总结和褒扬司马迁的治史方法时提出了“实录”的原则：“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84]唐代刘知几还进一步补充道：“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85]王夫之更是反对史学研究中的主观臆断，强调“征可闻之实”。他说：“考古者以可闻之实而已，知来者以先见之几而已。”[86]一直到今天，“有一分史实讲一分话”，仍然是史学家们治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中国历史认识方法的又一特点是强调“通”，即要有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通盘的和总体性的了解，有“通识”。刘知几专作“史通”，评论古今史书及研究方法，强调治史要在“通”字上下工夫：“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却只有“疏通知远”[87]。因此，他独创“史通学”，并指出“通识”的几个方法论要则：博采、善采；兼善、忘私；探赜、直书。清代章学诚则作《文史通义》，把博古与通今联系起来，强调“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88]。而且在他看来，“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89]。可以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社会学说、思想的历史演化，是与中国各代、各类学者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探寻分不开的。丰富的史学方法论，是人们以史为鉴、研究和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史鉴”在中国社会自我认识史上特殊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四，强调“知行合一”，不自觉地把正确认识社会历史规律作为合理支配人的社会行为的必要条件，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内在地结合起来。

    孔子曾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90]孔子把对自身历史责任（命、使命）和社会行为规范（礼）作为人们合理行动的必要前提。子思则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91]子思把人们的行为与其自知的程度联系起来考察。为此，他还提出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五大要旨，并把“笃行”作为最重要的一条，认为一旦达此，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更是把对自然—社会规律的认识与人们的应对及效果联系起来，强调“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92]。韩非子主张“法、势、术”统一的社会历史观，认为“抱法处势，则治”[93]。王夫之更是集先辈思想之大成，提出“循理—乘势—知几—趣时”的谋略大政。在他看来，“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94]，而“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95]，理、势均为不得违反之规律，因此必须“循”理，“乘”势；为此必须“知几”，即探准事物在一定条件制约下屈伸变化的关节点、转折点；还要“趣时”，即选准重大事变发生的时机而取胜。“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96]，这时才能“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97]。所谓“审时度势”正由此而成为后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

    当然，“史鉴”毕竟只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中的第一种自觉形式。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理论上说，它所自觉或不自觉依据的是一种带有命定论色彩的循环论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看来，现实是包含在过去之中的，未来是蕴涵在过去和现实之中的。因此，人们只要认识了历史便认识了现实，也就能把握将来。这样，历史的尺度成为衡量现实合理性的唯一标尺，已逝的事件的经验成为现实行为的准则。历史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至上的和不变的地位。人们对现实的关注为对于历史的论争所转移和掩盖，而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革命作用的发展、创新、突变却被忽视或排除了，笼罩着人们心灵的主要是一种保守的精神气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抚与叹息，对久远历史陈账的纠缠与论争等，不仅过多地耗费了人们宝贵而又有限的精力，而且妨碍了人们对社会历史进程作出真正科学和合乎实际的理解与创造。因此，这里讲的自觉，仍然是一种较低层次意义上的自觉，它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却也需要在人类理性的进一步觉醒中得以升华和发展。

    五 理知——理性觉醒时代人们认识社会的基本方式

    理知，就是以理性方式去认识、去求知。作为一种社会认识形式，理知在于以人类理性为基本尺度，以理性方法为基本方法去认识、去评价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并建构和创造社会的未来。

    什么是理性？它包含着多层含义。理性首先是一种人类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本质力量或主体能力，它与人们所特有的思维力，包括抽象力、分析力、综合力、批判力、判断力、记忆力等相联系，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高级阶段才出现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特征之一。理性又是一种人类本性或人类要求，它与人的自我意识相联系，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合理性、真理性、完美性，以及平等、正义、人权等的要求，从而也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理性作为思维能力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应用于一定的社会客体，则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方法。它既是一种认识方法，与逻辑化、规范化、条理化、系统化等相联系，又是一种评价方法，与合理化、完善化、理想化等相联系。理性方法实际上是认识方法和评价方法的统一。而运用理性方法去认识社会，则意味着从人的内在本性要求出发运用人类所特有的思维力去认识和评价各种社会现象、历史事件，去建构未来理想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一种认识方式和评价方式，既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观念表现，又是资产阶级革命中锐利的思想武器。

    （一）理性的觉醒

    资本的世界性胜利是以人类理性在欧美世界的重新发现和觉醒为条件的。宗教神学统治下的千年欧洲社会中，万马齐喑，一片昏暗。冥冥中回荡在空中的，只有一个声音：上帝的旨意。亿万人民借助于虚幻中的上帝的一个“头脑”思考，个性压抑、智能退化、理性湮灭，历史似乎停滞在这无情无欲的一片叹息和哀怨声中，以至于马克思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蒙昧人的推理能力高于神学目的论统治下的人们的推理能力。

    文艺复兴是人类理性的觉醒和复兴。在发掘、拯救、保存和复兴欧洲古代文化遗产的旗帜下，实际展开的是崭新的资产阶级文化创造运动，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一次大发掘，也是以高扬个性为主旨的对于人类本性的一次重新塑造和大解放。人的解放只有通过人自己的活动来实现，人也是唯一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的理性存在物。

    人的力量，归根结底是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和理性的力量。人类理性的自我发现与确认，是在人类将自己的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资本的物质技术基础是近代自然科学及相关的应用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集中与结晶。科学的物化，不仅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等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了社会劳动的因素，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创造出了自然界根本不可能自动发生的物质运动过程，这就是有人的活动参与其中的工业生产，进而极大地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一般农业生产过程中，作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的是某种加工过的自然物——工具。当科学和机器介入生产过程之后，“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他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98]工业是物化了的知识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

    人的解放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解放。新时代的人们在对于自然界的斗争中节节胜利，同时却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社会方面的束缚和压力。开始是封建主义、宗法制度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桎梏，极大地束缚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批判封建和宗法意识，成为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它毕竟只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它自身所固有的并难以自己克服的那种种内在矛盾一开头便以各种社会弊端的形式不断地暴露出来：劳动异化、贫富分化、阶级剥削、政治压迫……于是，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更新的理想社会制度，成为先进思想家们的又一重要任务。无论是对封建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无论对资本主义还是未来社会主义的观念建构，都需要一种武器：理论的武器、思想的方法。于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认识社会的合理方法的探求，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自觉努力的方向。

    但是，与当时人类在对自然的认识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对社会和自身的认识方面显然要落后得多。“当科学在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当中以较快速度前进的时候，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科学却发展得远为缓慢。当对自然界的万物有灵的解释只能令人发笑的时候，对历史现象还流行着万物有灵论的解释。”[99]在社会认识方面的迟缓和落后，与当时社会所实际面临的巨大的变革任务远不相称。于是在社会历史理论和社会认识方法方面的突破，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性课题。

    时代性课题常常是由时代性人物来发现，并由他们代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解决的。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是借助于社会中的个体对社会的认识而实现的。社会个体在认识水平上的差异，决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社会的自我认识水平取决于社会中先进人物的认识水平。在任何时代，先进思想家的认识水平，其深度、广度和逼真度，都代表着和制约着当时社会所能或已经达到的自我意识水平。时代只有塑造出能够引导社会前进的先行者、伟人，才能借助于他们的深遽洞察和远见卓识把自身发展的方向标示和表达出来，并借助于他们的活动把社会历史过程引导到应去的方向。资本主义时代无疑需要这样的人物，而它也确实造就了这样的人物。恩格斯曾经热情洋溢地赞颂过这样的时代和时代性人物，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00]资本主义时代既然塑造出了这样的代表人物，它当然地也就获得了一种从全新视角认识自我所必不可少的主体力量；而且这种人物在当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门类齐全的群体，一个璀璨夺目的星群。他们把自己的目光从不同方向一齐投向社会，使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二）“理知”认识形式的特点

    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新水平，就是理性的水平。如果说，“史鉴”认识形式主要以人类的历史（过去的活动及其结果）作为认识和评价现实的基本尺度，表明人们的目光关注于社会的过去，那么“理知”认识形式则以人类的理性（认识方法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作为唯一尺度，去批判地认识和评价历史与现实，指导未来社会的理想建构。恩格斯曾经专门谈到了理知认识形式的特点，他说：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却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101]

    具体来说，作为理性觉醒时代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基本形式，“理知”认识形式的特点及其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批判

    理性地批判历史和现实，意味着从人类的内在合理性要求出发，并以其为尺度去认识、评价历史中发生的一切和现实社会状态，揭示其合理性、完美性方面，并加以褒扬；暴露其反理性、非人性、不人道的方面，并加以鞭挞。理性的批判，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首先指向的当然是封建主义及其相应的封建宗法观念，以及宗教神学目的论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等，成为反对和批判封建主义的等级制、贵族特权、阶级剥削、人身依附、超经济强制等的有力武器。封建主义的一切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而受到理性法庭的审判，被唾弃、被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则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建立、完善和发展，资本主义精神也随之得到强化和发扬。

    但是，理性批判的锋芒很快便转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产阶级锻造的理性武器很快就被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取代，固然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极为伟大的进步。但它从本质上说，仍然不过是用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贯穿在资产阶级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的最根本目的，而资本的利益本身是以牺牲和掠夺劳动群众，尤其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条件的。因此，阶级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不仅从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一天起便存在，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强化，并日益尖锐、激烈地暴露出来。这样，资本主义“理性王国”的现实终于被发现原来也是不合理性的。于是，还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批判着封建主义的同时，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先驱者、小资产阶级又推选出自己的思想代表，开始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从15、16世纪的闵采尔、莫尔和康帕内拉，17世纪的温斯坦莱，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到19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思想家，就是这样的思想代表。他们都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前导而展开自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而且他们的活动前后相继，贯穿在资本主义觉醒时期的全过程。他们各自从不同阶级立场和特殊角度来认识和反映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面貌，揭露并批判其不合理状况及剥削实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反观自我的重要方面。

    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批判，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于，但又表现着这样一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却充满辩证法的社会历史观：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有一个前进、上升、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出现的东西应当比以前的东西更加合理、美好、完善，更加合乎人性和理性。傅立叶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做一个由产生到灭亡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要经过童年、成长、衰落和凋谢这四个阶段，各个阶段又包括若干时期，各时期同样经历类似的几个环节。人类最终要和地球本身以及一切事物一样经过兴盛而走向灭亡。这种观点当然具有很大的猜测性，但它却和康德星云假说在天文学中的作用一样，在社会历史观中打破了形而上学的缺口，使循环论历史观失去市场，也使得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能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的展开过程中寻找其不合理的成分和基础；在其上升时期预示导致它衰落、腐朽、灭亡的因素和方面；在它为资产阶级造福的同时揭示它给广大被剥削劳动群众带来的灾难和罪恶，从而能够切中时弊，击中要害，显示出人类理性在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中的巨大力量。

    2.对于现实社会和理想未来的理性建构

    批判是为了建设。批判着眼于现实的历史，建设则着眼于现实的未来。以理性的武器去批判，也必然以理性为指导去建设。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性建构，既然是理性地进行历史批判的目的，也是其必然的手段。

    作为对封建主义、宗法观念、神学目的论等的批判的继续，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力求以理性为基本原则去建构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人权等，既然是批判封建主义的基本标尺，也就成为建构资本主义王国的基本原则。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看做是这种原则的现实化、对象化、组织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合理性，有其特殊的功能和效率，代表着社会进化中的崭新阶段。

    此外，作为对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的继续，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力求按照自己对于“理性”、“正义”、“公正”的理解去建构未来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从“乌托邦”到“太阳城”，从实业制度、协作制度到“共产主义移民区”，尽管其形式不同，内容有异，而且其中难免有着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显现出巨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们确实也包含着未来社会所应该并且能够实现的一些基本原则。欧文关于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从而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思想；圣西门关于对人的统治将为对物的管理所代替，从而废除国家的思想；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中的劳动将成为乐生的要素，关于个体可以多方面地发挥自己的爱好和才能，关于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解放的天然标尺的思想，他们共同主张的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生产，消灭三大差别，按需分配等重要思想，都体现着先进思想家们对于人类社会前景的深远洞见，显示出人类理性在自我设计、自我建构方面的伟大作用。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批判性地加以吸收、继承和改造，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科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前可以看出，无论是理性的批判还是理性的建构，都包含着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对封建主义及其观念的理性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建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包括小资产阶级）的，是对资本主义及其观念的理性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性建构。我们把二者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在于它们尽管从不同侧面但都体现着理性所特有的批判功能和建设功能，并且是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存在并发生着作用的社会认识形式，是“理知”认识形式的两种具体表现。同时，我们又切勿忽视它们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从不同立场出发从而对于“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理性是资产阶级性，理性的批判和理性的建构，都服从于和服务于少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发展要求。而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理性是人民性、无产阶级性，理性的批判和理性的建构，都服从于和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发展要求。当然，就二者在当时的实现条件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和作用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从而为其实现提供了实际的可能性。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尚未能成熟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因此，它们的思想家们能够代言其心声，却难以组织其行动。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和揭露无疑是深刻的和尖锐的，他们设计的未来理想社会蓝图也无比美好诱人。但是，从他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他们从一开始便以“全人类的代表者”自居，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这种条件在当时无疑尚未具备，因此他们最终未能找到实现它们的合理途径和实际力量，从而最终陷入“空想”的境地而不能自拔，但其社会作用则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成反比。

    3.人与环境关系的理性探讨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理性的来源和功能问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理性是人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人作为“万物之灵”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点。那么，人的理性从何而来呢？它又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呢？主观唯心主义者把人类理性看做先天具有的先验能力，并将其看做支配一切、创造一切的最高力量。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则把理性的来源和功能问题置放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应该说，他们这样提出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其思想方法上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他们一直在“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命题中动摇徘徊，并最终在社会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

    关注个性是理性认识形式的显著特点。正是在对个性差异的来源分析中，法国唯物主义者得出了“人是环境产物”的正确结论。爱尔维修认为：“一切构造得同样完善的人，都拥有获得最高观念的体力；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这个结论说明了教育的全部重要性。”[102]人是环境的产物，即人类理性来自后天的塑造和教育，从认识论上看，这显然是洛克唯物主义“白板说”在社会认识领域的展开。既然没有天赋观念，人们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其观念只能通过感觉从后天获得，那么，人们的理智及其差别就只能归结为人们所受的教育、支配人们的政治以及他们所处的不同地位等。

    但是，由于爱尔维修等人所说的环境主要不是自然环境而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在他们看来又不是指决定社会面貌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而是指政治法律制度；当考察社会法律政治制度的内容及其好坏时，他们又将其归结为天才的意志、立法者的意见、君王的圣贤等，并得出了“意见支配世界”的结论，从而将理性看做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认识上的这种失误，显然是他们缺少辩证的理性思维所造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使他们不能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背后进一步追究其原因。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为着理解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意见的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在其发展上所经历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应该要超越于互相作用的观点之上，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发现那些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见发展的因素。19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正就是在发现这个因素。”[103]

    4.阐释社会历史的理性方法

    认识社会的理知形式及其方法在唯心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比较自觉而且充分的应用、反省和探索。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从正在进行着的“我思”来肯定和论证作为认识主体的我的存在，表明了对主体自身的反思；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表明了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对社会个体在整体结构中相对独立地位的特殊关注；康德的“先验理性批判”把人类自我认识的哲学视野拓向了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费希特关于“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的综合论断表明了极端唯心主义者对人类理性力量的无限夸大和盲目尊崇；黑格尔则使理知认识形式发展到了自己的顶峰，他自觉地研究了和阐释了认识社会历史的理性方法，并运用它来建构自己的“历史哲学”，以近乎真实的方式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合理化发展过程。

    黑格尔的全部社会历史学说，是建立在一种进步的理性主义历史观之上的。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社会是世界历史在自身的有规律的运动中经过“逻辑阶段”和“自然阶段”而发展到“精神阶段”时出现的，是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合理化的发展过程中的一定阶段。因此，“‘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104]。世界历史作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史，包含着两个因素：第一是观念，第二是热情（情欲）。理念是经线，热情是纬线，经纬交织，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大地毯。考察社会历史就是考察社会历史的思想，而社会历史则不过是绝对精神借以揭示和表现自己的场所。因此，认识世界历史，“只是力求精神认识其自身，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发现自己，达到自为，自己和自己相结合”[105]。绝对精神正是在外化自身的过程中反思自身，并获得自由。因此，“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106]。

    既然社会历史是在理性支配下的进化发展过程，要按照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来认识它，就必须有与对象相一致的方法，这就是理性的方法。因此，“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而且，“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107]。而人类思维的任务，正在于通过社会历史的变化从偶然性的背后去取得并且认识这种必然性。

    黑格尔从“理性支配世界”这一根本原理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把世界历史看做是理性、精神的展开和实现，从而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和荒唐的。但是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08]，从而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的道路，并提供了一种达到切实地认识世界历史的方法。

    “理知”认识形式和“理性认识方法”，作为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一种自觉形式和方法，有其独特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当这种力量与对象的建构逻辑相一致时，便能发挥出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人类认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也有其局限，这就是容易陷入纯粹抽象和主观臆断。理性的力量如果能与实证的力量相结合，则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六 实证——近代社会认识形式的基本倾向

    18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在帮助人们认识自然和人体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把科学能否促进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这一问题提到了先进思想家们面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社会认识领域的移入，使对社会的认识由笼统地包含于哲学之中逐步地分化出来，朝着实证化的方向发展，并逐步取得了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实证，由此而成为近代兴起的社会科学的最显著标志和特征。

    （一）自然科学和社会背景

    实证，即可检证、可检验、可证实性。而这正是近代经典自然科学的最本质规定和要求。一种观察陈述或假说，只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实证材料或实验结果的支持，才被认为是科学的。因此，准确性、精确性、确定性、可重复性等是“实证”的基本内涵。近代自然科学作为科学，无疑是以其实证性为标志的。近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基本的自然科学学科，都是由于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普遍应用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研究正是由此而建构起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给了人们一种基本的信念：一旦将它们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便当由此而成为科学。

    社会认识实证化，无疑也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完成，急风暴雨般的大革命过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巩固、改革、完善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要求建立结构严密的社会体系。定量化的商品流通对社会组织的严密化提出了要求。建构一个结构合理、比例适当、运行协调、行动高效的社会组织系统，要求人们对现实社会及发展趋向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社会改革既为人们实证地认识社会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可能。

    近代社会研究的实证方法，就其历史渊源，直接地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经验社会研究。经验社会研究在当时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改革面临着大量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工业化时期城市居民的迅速增长，贫富的两极分化，劳动大众的赤贫化，犯罪率的增长，阶级斗争的普遍加剧，等等。防治或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对作为当时的社会代表的国家（尤其是美、法等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种社会要求——用经验方法研究不同居民集团（阶层、阶级、尤其是劳动人民和贫民）的生活条件、福利状况和行为特点等。在改革陈旧社会制度，如教育制度、人民保健制度、地方管理制度和议会制度等方面，通过统计调查方法进行社会研究，更是显得重要，并成为当时以社会立法和政策修订为目标和内容的社会改良运动的一部分。当时的社会统计调查已有相当的规模。英国的乔治·辛克勒于18世纪后期曾在宗教界人士支持下调查了881个苏格兰教区，编制了有160项内容的调查表，包括了地理、矿藏资源、教区史、居民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出生率、死亡率、自杀、被杀、失业人数、酒徒等，对社会状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并根据调查结果编写了《苏格兰统计记述》，共21卷，这对欧洲的人口调查发生了巨大的影响[109]。随后，经验社会调查也相继在德国、法国逐步展开，并且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据美国统计，从事经验社会研究的专职人员，从1834—1854年的2%，增加到1855—1874年的14%，而在1875—1900年则占到24%。而且，各种类型的社会情报机构开始分化，各种统计学会也逐步建立起来。遗憾的是，当时的经验社会研究一直脱离社会学理论，脱离大学，因此未能在推进社会理论研究方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实证”认识形式的思想来源

    实证地研究社会，其思想来源，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圣西门。圣西门在他1813年所著的《人类科学概论》中指出：15世纪以来，理性（自然科学）力求把自己的一切判断建立在观察和研究的事实上面，在这个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已经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而关于人的科学迄今为止只是一门猜想的科学。人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在于“（1）使人类科学具有实证性质，把它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并用物理学的其他部门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2）把人类科学（由此建立在生理学知识的基础上的）列为国民教育学科，并使它成为主要的学科”。[110]

    为此，圣西门力图创立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生物学。他认为，一旦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研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研究便能成为实证的和科学的学问。为此，圣西门强调进行五个级数的比较研究。

    其一，比较无机体和有机体的结构，以证明无机体发生的作用和有机体对外界的影响与他们的结构的完善程度成正比。

    其二，比较各种有机体的组织水平，以证明动物身体的组织水平与理性发达程度成正比，而人是最有组织的，并有最好的机体。

    其三，比较动物在各个生存时期的理智，证明一切动物都能随它们的原始组织的改进而按比例地改进，而人则以妨碍其他动物的智力发展而使自己成为唯一能够自我改进的动物。

    其四，比较人类知识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状态，证明人类理智是不断进步的。

    其五，研究15世纪至今各种主要科学和政治事件，查明人类现在所遭到的危机的原因，分析这个危机，提出结束危机的办法。[111]

    今天看来，圣西门关于社会研究实证化的上述构想当然是初步的、简单的甚至是幼稚的。但他提出这种任务的基本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在当时却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天才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化的第一步，必然是尾随自然科学，并借鉴其方法。圣西门本人没有可能完成他提出的任务，但他的思想却对后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包括圣西门的学生梯叶里在内的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具体地分析和考察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历史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矛盾和斗争的根源，从而在历史进化动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观点：经济利益以及由这种利益的对抗性引起的社会斗争，是社会政治事变的主要发条，并且是决定社会风习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原因。普列汉诺夫把这种历史观叫做利益史观，并指出，在他们看来，“不是意见，而是社会利益，或者说得更好一些，社会重大构成要素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这些利益的对抗性引起的社会斗争，支配着世界并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因为，“群众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创造的源泉和动力”[112]。马克思后来也把提出由经济利益而产生的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看做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功劳和贡献，并吸取其合理成分加以阐发。

    （三）社会认识的实证化与孔德的“实证方法”

    社会认识实证化的倾向在孔德那里得以强化和发展。孔德曾经当过圣西门的秘书，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他将“实证”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创立“实证哲学”，又强调以实证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创立“社会学”，被誉之为社会学的鼻祖。

    在孔德看来，“实证”一词有几种含义：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确切的而不是含糊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孔德自己则主要是在“有机的、肯定的、确切的意义上使用‘实证’一词”[113]。

    孔德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拒斥那些“不能解决的”（即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问题，而是要依靠事实，借助于观察来确定事实，并发现被理解为诸现象之间经常地重复出现的联系的那些规律，以求得确切的、肯定的知识。对社会的认识应当成为实证的科学，为此必须把它从形而上学和科学中划分出来，这就是社会物理学，后来他又称其为社会学。社会学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一样，属于抽象的理论科学，它以社会现象为对象，是一门研究人的理性及其心理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如何完善起来的科学。科学的体系和阶梯是按照科学所研究的现象的复杂性的增长原则建立的。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最高，从而列于科学阶梯的最高一级。社会学向实证科学转变，使建立在完整科学体系基础上的实证哲学终告完成，从而标志了人类智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证阶段的来临。

    实证方法在不同的具体学科中有不同的具体运用。在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时，既要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又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极端性，并应按照社会现象的本性采取适当的实证方法。为此，孔德依据他对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认识和社会生活中贯穿着某种“自然规律”的假设，提出了实证地认识社会的一些基本方法。

    其一是整体方法。这是孔德的主要的方法论公设。孔德否认孤立地认识个别事实的可能性，强调研究各种事实的相互联系，要求把各种事实放到它们所组成的更大整体范围中，以考察它们的作用。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比较其中的个别现象更容易为人们所认识，而人们只有在对整体性的认识中才能在逻辑上达到最大程度的完整和观念中的完善。

    其二是观察方法。观察是认识社会的主要方法，它使社会学所运用的材料具有客观的性质。但观察要求研究者有科学修养，以摆脱非科学性的干扰，并且，观察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才有利于把对社会的研究提到较高的水平。

    其三是实验方法。实验分直接实验和间接实验，前者指在专门为研究目的而创造的条件的影响下对现象变化进行观察，后者则主要研究社会中由于社会动荡而产生的病态偏差，从中认识社会机体的主要规律。

    其四是比较方法。把同时并存的世界各地的各族人民的生活加以对比，以确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五是历史方法。“把人类不同的连贯的状态作历史的比较”，这是社会学的专门方法。只有把一系列社会现象按照它们的顺序性加以比较，才能看出某种体力的、智力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特征或趋势的增长，看出对立趋势的相对减弱，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预报最终的结果。[114]

    对社会研究特定方法体系的制定，是孔德的重要贡献之一。依据自己所提出的方法，孔德将社会研究分为两大分支：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是研究社会体系存在的条件和作用的规律，是关于社会秩序、组织、和谐的理论。社会动力学是研究社会体系变化发展的规律，是关于社会进步、前进上升的理论。孔德把与人类智力发展相适应的人类历史划分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三个阶段，而一定的艺术形式、经济形式、政治形式和社会制度形式则与之相适应。实业体制是社会历史在实证阶段的实现形式。实证时代既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又是其高级阶段。

    当然，孔德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最高的哲学理想是唯心主义的，也是反辩证法的。他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但是，他提出了社会认识实证化的任务，并努力地探索其实现途径和基本方法，力图使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按照自然科学的原则建立起来，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这却有着较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孔德的思想和实践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在社会认识史上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近代社会认识形式的实证化倾向，是与社会研究科学化的要求内在相关的。社会认识的科学化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一旦人们正确地提出了任务，并初步摸索到了实现它的路径和方法，则社会研究科学化的过程必然势不可当，并且加速度地进行。综观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各具体学科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到，沿着客观的和论证的道路去揭示和再现人类社会，作为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正在造成一个社会研究中多学科相对独立发展又相互促进、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经济学，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在1776年问世，便逐步获得其相对独立的地位，迄今为止，不断更新，经久不衰；政治学在19世纪中期逐步系统化；法学自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派创立后，19世纪兴起功利主义法学思想，到20世纪初，以社会利益为主的社会化原则取代了以个人权利为主的法律原则；历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进定量分析方法，注意分析社会经济结构，提倡研究历史全貌和跨学科研究；地理学向人文地理学等方面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在19世纪中叶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形成；语言学由自然语言学向社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转化；实验心理学在上世纪中叶由冯特创建，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基础；社会学，继孔德之后，先后有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塔尔德的心理社会学派，迪尔凯姆的集体表象论，马克思·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齐美尔的形式学派，乃至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与之相应的则是统计学思想的发展，继配弟创政治算术学派，数理统计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数理统计方法在阐释社会现象，促使社会研究定量化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实证”作为认识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社会科学在当代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