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的形成及主要特点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程概览
历史地考察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主要活动及思想进程，可以看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对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一，对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切关注；其二，对人类思想进程中所遗留的主要问题的反省与清算；其三，对自身思想意识的不断的反思与批判。正是这三种因素的相互激发和相互推动，使得马克思能够立足于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科学地借鉴和吸收前人的合理思想成果，并在积极的探索过程中不断地自我扬弃和自我突破，逐步地建构起科学地认识社会的活动模型，创立起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早在1835年，青年马克思便注意到了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和限制。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把人和动物对比，认为动物安分地生活在自然给它规定的范围内，人则力求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从而有必要“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人的选择又是有条件的和受制约的。人们要认真选择职业，“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115]。这样，马克思就从对人们在社会中的自由选择和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作用之间关系的探讨中，触及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性与受动性问题，并第一次表达了社会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不过在这时，马克思还是黑格尔的崇拜者。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他接受并运用黑格尔关于“理性”、“自由”等唯心主义观点来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认为国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它“应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116]。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作为记者，马克思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大量现实社会问题，这就迫使他深入到实际生活，由思辨地在观念中推演现实社会转向实际地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关系和经济利益等。在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不同等级的人们在对待同一问题上所持的根本对立的态度，根源于他们的不同利害关系。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为摩塞尔农民生活状况而同官方的论战中，他更进一步认识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从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这个角度对其加以概括和总结。他说：“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因此，应当“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而且“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力做到只是概括地表明这些事实”[117]。这样，马克思就为自己提出了探索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关系，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任务。这种任务的完成本质上需要的显然是一种唯物的而不是纯粹思辨的认识方法。
1831—1834年，费尔巴哈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和《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对于马克思完成自己面临的任务无疑是一种非常革命而且有用的武器，对马克思的思想起了极大的解放作用，并引导他开始了对于自己过去哲学信仰的清算。在1843年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后来所写的导言中，马克思吸收了卢梭政治思想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对自己过去推崇的黑格尔的思辨历史观和国家观给予了积极的批判。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18]。因此，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就不能在思辨领域中去寻找，也不应该到被黑格尔描绘为“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被黑格尔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这样，马克思就从市民社会对于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中，发现了认识社会及其本质的正确方向。但这时，马克思尚未能把这种新的认识形式同历史发展规律联系起来，也没有找到改造现实社会的物质力量。
关注社会现实与批判现实社会内在相关。在《德法年鉴》工作期间，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里，马克思从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入手，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具体阐述了在私有制下劳动与资本矛盾对立的发展过程，提出了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历史的几个基本观点或基本方法。
（1）社会生产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19]。
（2）生产的本质是劳动，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3）劳动实现着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占有和掌握，因此，人类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4）劳动作为人的一种积极的和自觉的活动，实现着人类社会的自觉意识和对未来社会的能动创造，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的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20]。
（5）要了解这种自我认识着的社会运动，就必须认识和理解这种运动的对象性产物，这就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的工业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详细分析17—18世纪的英法唯物主义，考察了物质利益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决定作用，研究了阶级斗争是怎样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教会的十字架以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最终宣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的基本形成。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要了解人的本质，就必须把握社会关系；但要真正理解社会关系，又必须以把握人为中轴和基线。而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社会的认识与了解，最终都服从于对他们的改造。这样，马克思就把自己的唯物主义认识方式与旧唯物主义在出发点和归宿这两个根本方面区分了开来：在立足点上，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抽象的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社会化了的人类或人类的社会化；在目的性上，旧唯物主义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新唯物主义则在正确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自己锻造的科学的认识武器全面分析社会历史，第一次完整地阐释了自己的社会历史学说，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二者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以及阶级、国家、革命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说明。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的两个思想尤须注意。其一，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可以而且应当从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中进行。“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21]其二，考察人类历史必须立足于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条件，“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22]。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认识社会与改造社会内在地联系和结合起来的理论纲领和实施方案。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它把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看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最根本任务，从而在由科学的社会学说转向实际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后，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理论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革命家相统一的身份所从事的革命理论—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得到运用和发挥，经受检验和证明，并得以充实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实际参加了1848—1850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运动，并在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的科学论断，进而在对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道路、途径和方式的探索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他们还在对于革命中各国、各阶级的各种态度的科学分析中，提出了正确地考察和识别各阶级、各政党的方法论原则：“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123]
《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和普遍方法具体地和历史地考察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并使之得以证实、丰富和发展的典范。从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上发展最充分、最完善的社会机体中最简单、最普遍、最大量的现象——商品入手，逐层分析和揭露资本主义大厦中各种矛盾、各种关系以及这些矛盾和关系之间的关系，有血有肉、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图，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不仅使人类社会运动的普遍规律得到了证实、丰富和发展，而且为了解和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提供了钥匙。而且，在这个研究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成功地运用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使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在方法论上得以充实和强化。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拓向更广的范围和更遥远的历史，这就是原始社会史，文明社会的史前史。马克思在1879年至1881年前后潜心研读了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亨利·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等书，并分别作了摘要、评注，写成了大量人类学笔记。恩格斯在1876年前后写成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重要著作。这都表明他们自觉地对人类史和社会史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考察，从历史起源条件和进化过程中揭示出劳动和工业对于人类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于解开人类社会之谜提供了又一把科学的锁匙。
简略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过程和思想进程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历史上先进思想家的优秀成果，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及不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完善的统一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这个过程，既是科学的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认识社会的最佳视角和最优方法的不断探索过程，同时也是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的建构和完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的历史性展开，使人类社会自我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得以实现，并且积淀成了现实的、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
（二）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的10个基本点
在综观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活动论和方法论角度来加以概括和总结，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有以下基本点。
（1）认识社会，其根本任务在于把握社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用思维的逻辑进程反映和再现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逻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历史过程是有规律的，社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既不是在单一因果链条中展开的自在必然性，也不是纯粹的偶然事变、随机因素的零散联系和杂乱堆砌，更不以人们的纯粹主观愿望和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在多种社会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中不断拓展开来的社会运动轨迹和社会发展趋向。这种轨迹和趋向是在众多人们的活动所形成的合力中实现的，但却又有着不以活动中的每一个体、集团的主观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驱力和动型。当人们认识和顺应了这种总体性运动方式和趋向时，它帮助并促使着人们活动的展开和目的的实现；当人们不认识和违背它们时，它们作为异己的消极力量和盲目的自在必然性而制约着人们的活动，甚至通过人们在活动中的预期目的与实际结果的根本背离和尖锐冲突而强制性地规定着人们活动的方式，规定着社会运动的方向。这时，人们不再是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而是其奴隶，人们丧失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而成为受动的客体。因此，人们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主体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人们对社会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依据这种认识而对自身社会活动方向和方式的自觉调节、支配和控制。因此，认识社会，“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124]。对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的观念掌握，是通过对社会历史规律的逻辑再现而实现的。以观念的逻辑方式反映和再现的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构成了社会意识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为此，人们必须使自己的思想进程及其内在逻辑与社会发展的运动过程和历史逻辑相一致。这正是社会认识中的客观性原则，也是唯物主义地认识社会的根本之点。恩格斯尤其强调这一点，他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25]。
（2）科学地认识社会，其立足点必须是人类的实际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活动。把立足点由关于社会的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的社会生活，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第一步，这一步对马克思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关键的和奠基的作用。面向社会生活实际，就是要把自己的视线和关注重点始终紧紧地集中于和聚放在社会人所从事的活动、过程、条件及其发展之上。“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126]只有把立足点置放在社会生活的现实基地之上，并且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看做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前提，才有可能“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27]，真正科学地认识社会才有其现实前提和实际可能。
（3）自觉地把改造社会作为引导社会认识活动及其发展方向的目标和目的，并使之贯穿认识发展的全过程。认识社会是为了改造社会。不管人们是否足够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的深化和发展都是为着变革社会的需要。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地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正是为了有效地指导实践活动，并通过它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正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之有效性和自觉性的前提，认识社会的活动才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和社会功能，并获得了自己的目的性和指向性。自觉地认识社会与能动地改造社会，构成人类社会作为有自我认识的自组织系统运动发展的统一过程，也是社会的能动的生活过程。而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作为社会自我认识的实现形式，正在于“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128]。
（4）正确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把对社会的研究纳入到自然—社会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赋予社会认识活动以宏观的历史背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社会既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又是广义上的自然的一部分。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形式，只有在自然界的基础上并在与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才是可能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性质产生和制约着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制约和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和社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两个基本的方面。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天然自然界不断人化的历史，也是自然界对于社会人来说的生成的历史。因此，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必然地也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来。自然界人化的程度、范围、方式和速度，从一个侧面标示着社会进步的水平和速度。因此，要真正认识社会，必须以自然界为参照系统之一。这无疑也是现代系统观的方法论要求。从认识论方面看，认识自然与认识社会构成了人类认识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既相互区别、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互为参照，最终统一于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中。
（5）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现实的活动着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去把握社会的总体结构和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是无数个人交互作用的产物。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单位。个人的状况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一种凝聚和缩影。个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是社会关系之网的网上扭结。个体的存在与活动方式构成社会存在与运动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不同个体之间在利益和意志上的冲突，是社会矛盾和斗争的重要根源。因此，个人又可以看做是社会矛盾的凝聚点。这样，对于现实的、活动着的个人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便成为科学地掌握和理解社会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6）在相互作用着的多种社会要素中找出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多种关系、多种层次交互作用的复杂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要素、方面、关系、层次都影响和制约着其他的要素、方面、关系和层次，又受其影响和制约。黑格尔曾提出要在这相互作用的多种因素的背后去寻找终极的目的和动力，但他找错了方向，将其归结为无所不在的绝对精神。旧唯物主义者也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者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他们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去进一步追溯它的动因。在马克思看来：“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129]这种生产就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种关系就是由物质生产和利益关系产生出来的经济关系。这种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好比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30]。相应地，用物质生产说明社会的一切生活和活动，用经济关系及其发展来解释其他一切关系，则是科学地认识和阐释社会现象的基本点，也是马克思对于如何科学地阐释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在方法论上的一个伟大发现。这个发现“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31]。
（7）在物质利益的分化和阶级利益的对立中揭示阶级社会的特殊矛盾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就曾从现象上揭示了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进一步追究造成阶级对立的经济—历史原因，现实物质基础和未来发展趋向，使人类对阶级社会的认识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水平。在马克思看来，不同个体和社会集团在生产能力方面的不平衡发展必然带来他们在社会分配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带来他们之间在占有劳动产品方面的差异，造成他们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分化，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不同阶级或阶层在经济上的不同地位，必然带来他们在社会政治权力和思想体制上的差异。“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32]为了调节和控制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使社会不致在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崩溃和夭亡，“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133]。因此，对于被压迫阶级来说，要争取自身的利益、权利、生存和发展，争取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推翻旧的国家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此，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则正是为了消灭一切专政，实现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把自己的这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概括为“我的新贡献”。他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134]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③马克思的这些新贡献无疑也是正确认识阶级、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平与战争等社会现象的科学方法，是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的重要内容。
（8）在历史发生和现实基地之上，全方位勾画社会有机体的立体结构。社会是多种细胞、器官、组织、系统有序结合协调运行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有着复杂结构层次的宏伟大厦。认识社会，直接的任务在于全面真实地勾画这座大厦的宏伟蓝图，因此，认识活动必须多视角、多测度、全方位地展开。马克思对社会的总体把握就是在不同的方位和抽象程度不同的各种层次上全面展开的。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可以把社会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看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整体，社会意识决定于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活动论的意义上，可以把社会运动分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二者均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这几个基本方面。就其层次结构而言，可以把社会看做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这几个基本的层次，它们之间既有自下而上的决定作用，也有自上而下的反作用。在形态学的意义上，可以把社会看做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而这各种形态又可横向展开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在这不同层次、方面、形态、结构之间，又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连接器、转换器、缓冲器和润滑剂等，它们使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要素、组织、器官实际地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相互联系中把握整体，这是马克思社会认识模式的最显著特点之一。
（9）具体深入地剖析一种社会形态，在对人体的解剖中探寻把握猴体的钥匙。研究和认识社会，不仅要认识各种具体社会中的一般、共性，而且要把握其特殊、个性。只有这样，对其一般、共性的认识才是丰富、生动、具体的，科学社会历史学说的一般原理也才是充实的、真正可靠的。马克思在这里的重要方法是把社会人的个体发生看做是人类社会系统发生的缩影、重演和再现，把对人体的解剖看做是把握猴体结构的一种可行的认识手段，力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揭示中发现和证实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把对社会一般的认识奠定在对于一种相对而言发展最完善、最充分的社会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并由此去反观这种社会由以形成和演化而来的种种具体的社会，使对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得以具体化。这正如列宁所评价的，主观社会学家空议论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摈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135]以至于一些国外学者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社会思想史上最辉煌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136]。
（10）以对现实的把握为基点去回溯社会形成的历史和展望社会发展的未来。认识社会，不仅要认识现实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而且要认识现实人不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这就是历史上的社会和未来的社会，即历史上的人们生活过的社会和未来人将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社会的历史与未来通过现实而相互连接。现实的社会既是历史上社会的延续，又是其发展。认识历史，才能找到现实的根据，也才能理解现实的进步。现实是未来的起点，未来是现实的继续，又是其发展。现实人的全部活动都指向于创造一个更加理想的未来。关注并观念地建构和预测未来，反馈于现实，支配和调节人们的行为，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理想世界，是社会认识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后，又通过对人类史前史的回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入研究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展望，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就人类社会的产生、形成、发展及未来前景的全过程作了全时空的考察，并给予科学的阐释和说明，从而确实是史无前例，也是光照千古的。
当然，以上要点并不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科学地认识社会的活动模式的全貌，但它们确实在一些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和方法上为科学地认识社会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和途径，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史中伟大革命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发展：列宁和毛泽东的主要贡献
作为一种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历史学说与社会认识方法不仅启迪了工人阶级的智慧，教会了他们认识现实的社会和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唤起他们投入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共产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甚至也不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而且逐步成为地球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存在的一种全新社会制度。作为思想、运动和制度三位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不仅改变着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引导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且为人类第一次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可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能动性，依赖于他们支配自身行为的自觉性，这就把科学地正确认识社会和自身的问题更为紧迫地提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先进思想家的面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他们的战友们，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我党中央，在各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和社会认识方法，去认识和掌握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指导革命实践活动，使之不断地具体化、精细化、科学化，并使之经受了检验，得到了丰富、发展和完善。
列宁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时代。帝国主义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发展起来，相互交织并日趋激化。世界处于动荡之中，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为这场革命在俄国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战略和策略，是列宁及其战友们所肩负的直接任务，但当时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状况也是相当严重的。
在国际上，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借口时代的变化而要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主张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鼓吹要回到康德那里去，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反对质变、飞跃、革命，主张庸俗进化论。他们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宿命论，把伦理观念看成社会发展动力，用公平、正义原则来解释社会主义，把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布朗基主义”。他们提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的纲领性口号，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资本主义通过改良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策变动的产物，也是妨碍和破坏工人运动的重要思想障碍。
在当时的俄国国内，民粹派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可能和现实，反对在俄国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在农村村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认为，“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类天性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而理想的制度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是否符合人类天性是评判各种社会制度的标准；资本主义制度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不能满足人类天性的需要，所以俄国不应当也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而事实上，当时的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农村村社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满足了“人类天性”的需要，所以农村村社应当是俄国社会主义的胚胎和基础。而事实上，俄国农村当时两极分化加剧，农民大量遭受剥夺，正沦为赤贫，加入无产者行列。民粹派还认为，无产阶级在俄国出现是历史上的不幸，不应当把无产阶级看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而应当依靠农民。因此，他们自称为“人民之友”，到农村中进行空想社会主义的启蒙宣传。而当这种宣传失败后，他们便放弃群众运动而转向个人恐怖政策，并最终向沙皇政府妥协，放弃革命斗争，转为自由民粹派。民粹派的理论和行动，成为在俄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起革命运动的重大障碍。
与此同时，列宁及其战友们显然还遇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理论困难。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将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国家内同时取得胜利。当时的俄国尚处于农奴制，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相对落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森严，尚不具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那种取得革命成功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还要不要搞？怎么搞？这都成为极为紧迫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不作出科学的阐释和理论的创造，革命就会受到影响和阻碍。
问题的解决，是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创造性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实现的。我们知道，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思想上曾经历了一个艰巨的转换过程不同，列宁从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并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开始自己的理论生涯的。因此，他的理论活动从一开头便自觉地以清算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用以得出错误结论的“主观社会学方法”为目标。自觉地关注着正确认识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列宁作为有充分哲学素养的自觉的理论家的显著标志之一。为此，列宁大量地潜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和基本思想，运用它来认识和分析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首先突破并取得胜利的光辉理论，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列宁还通过对俄国社会状况尤其是内在矛盾的分析，指出沙皇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是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有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可能成为世界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列宁正确地分析了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并完善了相关的政党理论，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发动了俄国的两次革命，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正确地制定了战略和策略，打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政治包围，成功地巩固和完善了苏维埃政权，把苏联人民引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活动中，列宁及其战友们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和社会认识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有所更新、有所充实、有所升华。
其一，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自我认识史上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是指导现代人类科学地认识社会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们在哲学的层次上以唯物主义的方式科学地阐释了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在哲学的层次上第一次达到了科学。这是历史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任务，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作为人类认识史上伟大革命变革的实质所在。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臻于完善，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37]唯物史观的创立在人类社会自我认识史上的意义，相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在近代自然科学史上的意义，甚至比它还要辉煌、伟大。“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138]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139]。然而，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完成态的、封闭的和僵死的“终极真理”体系，而是一种发展着的、开放的和充满活力的科学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140]。它没有结束人们在认识社会方面的探索道路，而是“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141]。
其二，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这是科学地认识社会的首要条件。从关于社会的最一般概念出发去抽象地讨论符合人类天性的社会，这是主观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前提。而从事实出发，即从具体的社会形态出发去探寻其特殊的规律，然后由特殊上升到一般，揭示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这是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要求。从社会概念出发还是从社会事实出发，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研究方法。列宁尖锐地批评了前者而主张后者。他说：“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尾开始。当你还没有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认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这就是任何科学所由以开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标志：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预先地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142]在列宁看来，从事实出发去开展社会研究，符合人类认识由个别经过特殊上升到普遍的内在运动过程和发展规律，是正确地认识社会的重要方法。只有从现实的社会状况出发去开展研究，认识国情，制定政策，才有可能对社会实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并把握其内在矛盾，寻得特殊的革命道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英明论断，无疑正是依据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而不是拘泥于其过时结论，并根据新的国际状况和国内阶级关系力量对比等做出的正确的理论创造。
其三，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探寻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部。列宁所处的时代，既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发挥作用的时代，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使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生死攸关的紧迫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需要与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运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143]。另一方面，革命实践在当时的俄国已经迫在眉睫，它既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也为科学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可能。“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44]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使得对各种社会理论、学说的实践检验和科学辨析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列宁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方法论上探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合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具体性的学说转化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45]
其四，在动态和过程中把握社会历史，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主观社会学派不懂得辩证法，以为辩证思维就是按照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问题。列宁指出，社会研究中辩证方法的实质根本不是什么“三段式”，而在于“把社会进化看作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机体，有自己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每一历史时期的各种社会机体都有其本身的规律，但同时又与以前的各种有机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认识和研究社会，就是要找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因此，“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的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146]
其五，着力于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寻求科学的客观标准去探索和发现社会现象中的常规性和重复性。列宁认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束手无策，一遇到社会现象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不能在思想关系的背后追究其根源，这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使得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于社会的研究上来。这个方法就是，把社会关系分为物质社会关系和思想社会关系，把前者看做决定后者的最基本的关系，并着力于分析这种关系。这样，研究活动就由记载社会现象、收集素材而进入到对于社会的科学分析，就能看出社会运动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即规律性。并且，“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147]。
其六，在历史必然性与个人自觉活动的统一中揭示社会进化
的动力和机制。主观社会学派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个人自觉活动及其作用根本对立起来，要么是纯粹的、绝对的“自由意志”，要么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所制约的傀儡。列宁指出，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论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社会学派所爱用的法宝之一，而这种冲突纯粹是出于他们的捏造。列宁指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148]人类在活动中的自由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而人类在活动中的能动性则表现为对限定的超越。限度中的自由与对限定的超越，构成了人的受动与能动这两个基本的方面，它们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其他各种特点。从个人活动与社会历史总体运动的关系看，“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149]。无数个体按照自己的意志、目的和方式所从事的活动相互联系和制约构成了社会的总体运动。这些目的不同、意志相背、力量相互冲突的个体活动在运动中相互摩擦、冲突、抵消或转化，融为一个总的平均数，形成一个总的合力，推动历史发展。科学地认识社会，目的正在于为这无数个体的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使其更加有效地推动历史进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后来非常强调革命的理论对于革命的实践的指导作用，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150]，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正是由此，列宁强调并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从思想上武装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断地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从而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培育了强大的阶级力量和领导力量，成为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
其七，科学阐释并彻底贯彻社会认识和社会评价中的党性原则。列宁强调，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的认识与评价由于与主体的需要、利益等方面有关，从而有着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评价不同的特点，要达到认识的真理性和评价的科学性也显得更加困难。因此，在这里更有必要明确地提出并自觉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坚持和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意味着在对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和过程的认识、解释和评价中，都必须公开地、彻底地、毫不妥协地捍卫、坚持和发展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这种立场，归根到底，就是从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运动和长远发展来看待和解释一切局部的和暂时的社会现象，并以是否符合和有利于推进人类历史发展作为评价社会现象合理性的基本标准和价值尺度。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利益是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中得以保障和实现的，因此，认识和评价社会客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党性原则也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社会认识和社会评价中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所谓客观主义原则。列宁在《民粹派的经济内容及其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全面地分析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他说：“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方面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现在，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使得生产者不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51]在列宁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是它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和现实的民主主义的真正科学的表现，是它作为科学的社会历史学说在社会历史认识和社会历史评价中的方法论要则，是它能够成功地运用于阶级社会认识和阶级社会评价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只有对历史和现代社会生活持阶级——社会的观点，才能在具体——历史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永久的和全人类的东西，并科学地确定民族特点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152]坚持社会认识和社会评价中的党性原则，要求我们把各种社会现象与其产生的客观环境和背景条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不是停留于对社会现象中的思想、观念、动机愿望等的认识。“我们有些人在评价某一党派的口号、策略和它的总方针时，经常错误地拿这个党派自己的愿望或动机来作根据。这样的评价实在要不得。俗语说得好，善良的愿望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问题不在于愿望，不在于动机，也不在于言论，而在于不依这些东西为转移的客观环境。正是它，决定着某一党派的口号、策略和总方针的命运和意义。”[153]
其八，根据形势发展和情况变换，灵活制定政策，准确掌握革命时机。列宁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革命理论与革命政策紧密地联系起来，直接地成为革命运动的向导。对战争与和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对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阐发，都直接地影响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决策，并制约着工人阶级的行动。列宁认为，研究策略问题，“争论的焦点并不是任务方面的困难，而是要在哪一条道路上寻求这一任务的解决。是关于行动的根本性质，关于行动的方向”[154]。而在这时，绝对不能停留于对一般原理和任务的抽象探讨，必须把它同具体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态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正是通过这种研究，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积极地参加和支持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在一次革命成功之后不间断地将其引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抓住革命的时机。正确的政策正在于能适时地领导革命群众去抓住时机。什么是革命时机？列宁强调要从多方面因素的联系中从总体上把握。列宁指出，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的革命的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因此，没有全国性（既触动被剥削者也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相应地，要举行革命，其重要的认识论条件之一，就是帮助工人群众尤其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使他们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这样，列宁就把理论分析与策略抉择，时机选择与策略变换，把认识群众与认识形势，把动员群众与组织革命力量等不同方面实际地结合起来，使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在应用中得到发展。后来列宁在帝国主义包围和封锁中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等，无疑也是这种科学认识方法的自觉运用。
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影响分不开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适当方式，一开头就摆在了中国先进思想家们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虚心借鉴苏联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进行严肃认真的探索与创造，在与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功地探索并实践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解放道路，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具体化为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方法。认清中国国情，乃是思考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而中国国情，最根本的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阶级矛盾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直接表现形式。毛泽东从分清敌人和朋友这个革命的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问题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及对革命的态度等作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农民不但有革命的要求，而且有革命的力量，它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要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工人转向农民，由城市转向农村，由争取议会民主转向农村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必须发动最广泛的农民参加，在他们的支持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科学的方法产生科学的理论。正是这种正确的方法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寻得了克敌制胜的正确道路。
其次，把社会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建立在对社会力量对比的、准确的定量分析和评估之上，重视对社会现象的定量对比分析，是毛泽东的社会认识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对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的判断，依据于对他们与革命的利害关系及其大小的定量考察；对农村阶级阶层的划分，取决于它们各自占有的生产资料和私有财产的数量多寡；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预测，奠基于对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及演变方向的估量；对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否在敌人的封锁与围剿中继续存在，则从中国国内各地域之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和国民党统治势力在不同地区的强弱对比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从敌强我弱、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多方面分析，既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亡国论”，又批判了“速胜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为什么可能？在于二者力量对比的特殊相持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为什么能够成功？取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的社会定量分析方法，是矛盾分析方法的一种具体运用。它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科学地把握社会运动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把各种社会政策建立在准确地符合社会现实的科学基础之上。
再次，反对主观主义，把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贯彻到政党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之中。正确地认识社会，必须与各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作斗争。主观主义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大敌，是妨碍全党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有效贯彻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思想障碍。主观主义在当时主要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把反对主观主义与反对官僚主义、整党整风联系起来，号召全党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把加强思想教育看做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保持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先进性，使之真正成为领导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最后，把认识论和辩证法交给全党，化为他们自觉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认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而这种运用，就是将其作为原则和方法来正确认识各种情况，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概括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总公式，将其与人们的认识活动“由个别上升为一般再回到个别”的辩证运动过程，和“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工作路线相联系，把认识论、辩证法和党的群众路线内在地统一起来，贯穿在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实际工作过程和工作方法之中。毛泽东把一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来加以分析和阐释，把认识论理论具体化到实际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去发挥作用，在二者的结合上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正确的认识方法，并且总结了“解剖麻雀”，学会“弹钢琴”，“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多谋善断”，“两条腿走路”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具体认识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认识方法论增添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思想上认识上和实践上所犯的错误，并消除其影响，恢复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思想路线和科学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总题目，把全国人民的视线重新引向了对于现实中国发展的具体目标和特殊道路的探索。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搞活。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一种总政策，一方面要求我们把眼界拓向全球，在对当今世界格局及发展趋向的认识中确定中国的位置和目标；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把视野引入微观，搞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个环节、细节和运行机制……这一切都对科学地认识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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