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阴阳五行学说，主张人与自然的协合统一。汉代蜀学的集大成者杨雄曾在《太玄》第四中说：“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俱。”凡事不论大小曲直，都必须循其自然，都江堰工程的基本特征也正在于此。杨雄还总结道：“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都江堰的若干重要工程，如鱼嘴、百丈堤、飞沙堰等，其特征皆是“顺”水势而非逆水或阻水。都江堰的主导思想是变水害为水利，主体布局特征是无坝分水、壅江排沙、因地制宜、自流灌溉；主要效能是综合利用，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相结合，最大特征是历二千二百多年经久不衰。
都江堰工程中的若干重要技术，如笼石技术、鱼嘴技术、火烧崖石凿崖技术、都江堰渠首和有关河渠上的若干索桥建筑技术，都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传统技术，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民族文化特征。都江堰的一些古名，如离堆、湔堰、湔绷等，也具有地方文化特征。都江堰工程中，鱼嘴、飞沙堰、离堆、“二江”彼此依存，互为制约，缺一不可；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阴阳五行的物莫无合、各有阴阳、彼此相生相克学说的绝妙应用。都江堰工程中讲究以水排沙，壅江飞石，正是阴阳学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学说的具体表现。都江堰工程中，按不同季节“分四六”进水，即在汛期内江吞进四成水，枯期吞进六成水的功能，正是阴阳学中“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的形象解释。
都江堰工程中，一系列镇水石神尤为引人注意。在渠首，李冰设计了三个奇怪的水则——石人。《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三个石人，分立于岷江、内江、外江三江交叉口，实际上是三个水则，可观察、测定水位。当时我国古代度量衡早已发展成熟，若直接刻标尺干崖边，既简单省事，又便于观察，李冰为何去简就繁，改用石人呢？
李冰还在渠首埋石马，作为“深淘滩”的标准。宋《堤堰志》说：“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凡穿淘者必以离堆石记为准，号曰水则。其下滩深二丈二尺，水则下亦深七、八尺。”这也是以石马为水则。
在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李冰还下令刻了五只石犀。置干成都和灌县江中，《蜀王本纪》说：“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略异，说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名曰犀牛里。后转置犀中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这五条石犀实际上也是水则，同时又是镇水石神。李冰所人的这些水则，将古代蜀中科学与神话相混合，促成了古代蜀中水利科学与宗教神话同样延续、同步发展的局面。
石人、石马、石犀的共同特征，都是以石为原料，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识。《华阳国志·蜀志》说：“蚕丛氏死作石棺石樽：开明氏每王葬，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钩，为墓志，今石笋是也；蜀王妃死，蜀王遣五丁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识。从有关资料看，蜀人尤其认为石神可战胜水神，当人们看见滔滔洪水卷走房屋，摧毁村庄，刮倒大树，荡平田野，却于巍峨屹立的巨石、山崖莫可奈何，便相信石神能战胜江神，能镇住水怪。李冰之时，青铜冶炼仍很发达，冶铁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制陶业兴盛不衰：用这些原料造像，都很有条件，如秦始皇兵马俑坑便造了大量陶人、陶马。李冰弃铜、铁、陶不用，全用石造像，主要是为了适应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识，另外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也包含着更为深层的意义。
石人，早在李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于蜀中。近年在成都方池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便发现一只石人俑。在李冰之后，以石人镇水的做法仍保留下来。近年在灌县都江堰江中鱼嘴后部，发现了东汉刻的李冰石像，铭文说当时一批便造了“三石人”，目的是为了“珊（镇）水万世”，不久之后，在那里又发现了一具石俑。这些说明了李冰刻三石人并非新创，乃是对蜀文化的继承和适应。
石犀、石马，也是具有地方特征的神物。《风俗通》载李冰曾变作苍牛，与水神相斗。在他们相斗的地方，世称“斗犀台”，至今不变。李冰变苍牛事不足信，但揭开神话的外衣，可看出在古蜀人的意识中，犀牛神可以战胜水神。蜀地有关犀牛的神话颇多，如广汉有“沉犀江”、“沉犀桥”、宜宾（戎州）有“伏犀滩”《蜀王本纪》、《秦惠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此为天牛也，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战国时蜀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度，蜀国同楚国、中原诸国、秦国都有外交往来，绝不至于无知到如此地步。此实为秦史官捕风捉影，对蜀人的嘲讽。剥开神话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蜀人以石牛为神、或为图腾。秦、蜀以国相交，秦惠王在正式伐蜀前，为了打蜀一个措手不及，故作友好，特制蜀神五石牛赠蜀国。正因为石牛是蜀神，蜀王才派大批人马前去迎接。古代氐人、现代阿坝嘉绒藏民每年七月三十日都举办极为隆重的“牛王会”，进行斗中比赛；古代蜀人每年祭祀李冰时，也要举行斗牛表演；这些也佐证了神牛为蜀神。蜀文化认为牛（犀）神可制服江神，反映了它早期受牧业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它与南方其他地区以龙为最尊水神的文化区别。李冰造石牛、石马镇水，也印证了前面说的他曾任用巫师、土著水利师来负责水利设计。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这些石牛、石犀的数字。我们认为，“五石牛”、“五石犀”，都反映了浓厚的阴阳五行意识。《华阳国志·蜀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未有溢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氏尚赤崇五，在这一段文字中已基本表现出来。这在考古资料中，也有反映。近年在新都发现的蜀王墓，腰坑中出土器物一百八十八件，各种器物的组合数字，主要是五件或其倍数（如十件、十五件），少数是两件，不见其他组合数字。这显然与当时蜀中流行的阴阳五行有密切的关系。近年在阿坝汉代石棺墓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一陶盖上有朱书“赤帝”二字，正是古蜀人“尚赤”的反映。据当时七国流行的五行学说，五色、五方、五德、度数等五行关系，可互配如表。
五行关系，相生相克，互为制约。从该表中很容易看出李冰以“五石犀”镇水怪的五行含意。石犀，质料上属“土”；五，度数上亦属“土”；从五行相克的关系看，土胜水，石神有镇水的含义。这也是都江堰工程中以“三石人”、“二石马”为水则的五行含意所在。同时这又与蜀人崇石的原始宗教意识相统一。从五行相生的角度看，土生金，蜀土著氏人自视属土，秦属金，这就暗含着蜀该归秦。秦惠王送“五石牛”于蜀王，正包含着这一层政治含意。李冰造“五石犀”，则暗含着秦统治蜀地的合理性。
不过，当时蜀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尚没有上表那么标准化。杜宇氏王朝（即后来的土著势力）、开明氏王朝所奉行的阴阳五行略有个别，又互相渗透。开明氏“尚赤”，当以七为度数，但又以五为度数。究其因，其统治阶层中或保留了不少杜宇氏时期的巫师及其学说；开明氏统治的民族，曾长期受杜宇氏统治，保留一些过去的意识也在情理之中；开明氏为了统治他们，作一些灵活的文化适应，乃势所必然。以杜宇氏为代表的蜀土著民族，自以为居天下之中，这种意识正如一些中原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一样，都是民族自我中心意识的反映，是可以理解的。吕子方先生通过对《山海经》的系统研究后，认为《海内经》是蜀国的作品，并认为《山海经》所说的“天之之中”指的是川西平原。蒙文通先生也曾指出：《山海经》全书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都与中原文化所说的天下之中迥不相同；它所指的是巴蜀、荆楚地区，或者只是巴蜀地区。开明氏本是楚人，《蜀王本纪》称其为“荆人鳖灵”，他们在蜀中奉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出受家乡文化影响的痕迹。《吕氏看秋·有始》说：“西南曰朱天。”高秀注：“西南，火之季也，为少阳，故曰朱天。”朱即赤，开明氏尚赤，即自以为居天下之西南。这与楚人自称“南蛮”，大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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