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创建都江堰

    秦昭王后期李冰任蜀郡守期间，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精心选择在成都平原顶点的岷江上游干流出山口处作为工程地点，团结和组织西蜀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公元前256年前后建成都江堰。实践证明，历2000多年经久不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地理位置优越、合理，工程布置适合自然规律，分水堤、溢洪道、宝瓶口三项工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联合发挥引水、分洪、排石输沙的重要作用。都江堰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效益。

    司马迁考察都江堰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时，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了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功绩。后人在其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处建西瞻亭、西瞻堂以示纪念。

    张陵传道青城山

    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张陵从洛阳越秦岭到鹤鸣山修道，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七月一日，率弟子来青城山结茅传道。张陵在青城一带山区传道13年，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在青城山羽化，葬第三混元顶。青城山成为天师道的发祥地，常道观被称为“仙都众奥之妙，福地会昌之域，张天师羽化处焉”。历代龙虎山的天师多来青城山朝拜祖庭，为汉天师张陵扫墓。

    诸葛亮设兵护堰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马可·波罗游历都江堰

    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陕西汉中骑马，行20余日抵成都，游览了都江堰。后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说：“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

    李希霍芬考察都江堰

    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德国地貌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来都江堰考察，以行家的眼光，盛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美世界各地无与伦比。曾于1872年在《李希霍芬男爵书简》中设专章介绍都江堰。李希霍芬是把都江堰详细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

    修建成灌马路

    成都到灌县公路于1913年动工，从灌县一端建成2公里“示范路”即告停止。1923年，四川省督理委林火良青为总办，改官办为官商合办，1925年全线建成，1926年1月1日通车。是四川省第一条公路。

    创办合资企业

    1919—1920年，灌县人姚宝姗在小金县长卸任后，集会省中经营界人士，与法国基督教士谢安道合资，兴办森茂伐木公司。公司以灌县为基地，在理番（今阿坝州理县）等地砍伐大山原木，加工成方料，经小沟入岷江漂运至灌县紫坪铺收漂，再扎成大筏，水运成都销售，获利甚巨。是为都江堰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叠溪洪水

    1933年8月25日，岷江上游茂县境叠溪发生7.5级地震，山岩崩塌，横断岷江及其支流。10月9日，岷江被堵塞断流45天后，干流小海子溃决，积水一涌而下。10月10日1时许，洪水进入都江堰市境，洪峰流量约每秒1.02万立方米，冲毁都江堰金刚堤、平水槽、飞沙堰、人字堤等水利工程及安澜索桥。内、外江水汇成一片，汪洋无际。16个乡镇受灾，毁农田1000公顷，死亡5000余人。紫坪、白沙岷江沿岸1万余立方米木材、1000多吨煤炭及药材漂没无遗，都江堰以下各河流沿岸房舍、桥梁、碾磨冲毁无数，流离失所的灾民在万人以上。

    黄炎培都江堰办学

    1941年，黄炎培到都江堰选定城东郊丰都庙为校址。翌年暑假，委派重庆职业学校校长陆叔昂来灌县购置水田、耕牛、农具，为教学实习准备条件。1944年2月，“都江实用职业学校”开学，由沈肃文任校长，黄炎培偕夫人姚维钧到灌县主持开学典礼，并亲为学校制定“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校训。学校提倡“手脑并用”的学风，注重学生思想修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培养。学校建立董事会，黄炎培任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0月交由灌县地方接办。

    林森主持都江堰开水典礼

    1942年清明节，四川省政府及灌区14县官员齐集都江堰举行开水典礼，典礼由当时正住在灌县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开堰前先在伏龙观祭祀李冰，向李冰神像顶礼膜拜。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乘轿直赴二王庙祭祀李二郎。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又转赴都江堰鱼嘴，在鞭炮和万众欢呼声中，亲视开堰放水。

    冯玉祥捐资建亭

    1941、1942、194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数次在灌县、青城山居留。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冯玉祥寓居青城山真武宫。1945年8月11日晨，当他听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当即捐资在真武宫侧建亭，取名“闻胜”，并撰书刻碑一通立于亭中。

    解放军抢修都江堰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入川后贺龙司令员指出，要先抢修都江堰，把已延误的岁修时间抢回来。并决定从军费中拨出专款，确定由王希甫负责，由驻灌县解放军协助抢修。12月29日，成立都江堰岁修工程临时督修处。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拨款3万银元作抢修经费。驻灌县解放军184师1500余人在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指挥下参加抢修工程。整个岁修工程于1950年3月底全部完工。4月2日，按照都江堰传统习惯，举行了开水典礼。

    都江堰建堰2250周年庆典

    1994年4月5日，由四川省政府、国家水利部主办，成都市政府、都江堰市政府、都江堰管理局承办的“中国四川都江堰建堰2250周年庆典”在都江堰渠首隆重举行。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69个使团到会祝贺并参加庆典活动，与会人士缅怀李冰父子的丰功伟绩，盛赞都江堰灌区由20世纪50年代的灌溉19万多公顷发展到67万多公顷，成为全国最大的灌区、效益巨大的水利工程。纪念活动期间，与会人士观看了富于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舞蹈、仿古祭祀仪式及砍杩槎放水活动。

    汶川大地震后未见受损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8.0级地震。都江堰是此次地震离震中最近的地区之一，据都江堰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未发现都江堰水利工程受损的迹象。

    都江堰的建堰民族

    要认识都江堰的文化内涵，首先必须搞清都江堰的建堰民族。

    蜀地本属“西南夷”，故张仪说蜀国是“戎翟之长”。秦、西汉时期，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整个蜀地居民，以土著民族为主，外来移民只是极少数。近年在成都、郫县、新都、双流、广汉、绵阳等地发现的大量船棺、大量典型的蜀文物，以及在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干栏建筑等，都证明了土著在蜀地的广泛分布。在灌县发现的东汉石棺上，有干栏式房屋纹饰，说明灌县在东汉还居住着大量的土著民族。西汉王褒《僮约》说他在湔氐买了一名叫“便了”的髯奴，从他喜爱“夷蹲”、多髯和他的名字看，显然是一土著民族。1966年在郫县犀浦发现一东汉残碑，碑文表明当地居民普遍蓄奴；从那些奴隶的名字看，也主要是当地的土著民族。我们曾经指出，包括今灌县、彭县西部地区在内的湔氐道居民，主要是氐人。汉晋时期，氐人以杨为大姓。晋张华《博物志》卷三说：“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马化，或曰猳玃。伺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子气，自死，故取女不取男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皆猳玃、马化之子孙，时时相有玃爪也。”汉晋时期，留居平原上的氐人普遍汉化，仍以杨为大姓。《华阳国志·蜀志》载成都大姓有杨氏，武阳（今彭山）大姓多达七杨，什邡大姓有杨氏，郫县有杨伯侯，新都有名士杨厚等，他们中有不少氐人的血源。从有关资料看，氐人杨氏与都江堰的关系最密。

    五代著名学者杜光庭在《治水记》中说：“杨磨有神术，于大皂江侧决水壅田，与龙为誓者。磨辅李守，江得是名，嘉阙绩也。”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水经·江水注》也有相同记载。湔堰即都江堰，“穿羊摩江”即《治水记》所说“于大皂江侧决水壅田”，大皂江即岷江，江西即岷江西岸地区。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杨磨曾协助李冰治水，并重点担负了“穿羊磨江”及“与龙为誓”两项任务，最后为了纪念杨磨的功绩，将他负责领导开凿的人工渠命名为羊摩江。这个杨磨，从他“与龙为誓”，即《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与江神要（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情况看，当为土著巫师，也是当地民族的首领之一。从其姓氏看，应是氐人。又相传为李冰之子的“二郎”。传说中，二郎事迹甚多，最主要的是协助李冰治水。二郎当然只是一个神化人物，剥开神话的外衣，它却反映了当地土著民族氐人曾协助李冰治水这一历史事实。李冰治水时，在成都“二江”上修建的“七桥”中有“夷桥”，又称笮桥，也表明李冰曾调动大量土著民族参加治水活动。

    部分汉移民也参加了修建都江堰的行列。在李冰之前，见于文献记载的移民，只有一次。《华阳国志·蜀志》说：周郝王元年（前314年）因蜀中戎伯尚强，移秦民万家实之。不过，从我国历史上向边地移民的惯例看，零星移民始终存在。他们中间一部分必然也参加了修建都江堰。但从都江堰工程的总体布局和各个环节看，外来文化因素表现得不多。看来外来移民没有参与总体布局设计和重大技术指导，至少没起关键作用。都江堰工程中较清楚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采用了一些当时较先进的工具上，如大量铁质工具、马车、牛车和船、舫船的使用方面。我们知道，秦国是最先采用铁器的同家之一，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战国时已普遍应用到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牛车、马车也发明于中原地区。在有关“西南夷”文化的大量考古资料中，根本不见马车、牛车的影子。中原地区的船，一般以木板制成；舫船就是并两木船为一体，在楚、越文化中较多。“西南夷”文化系统中的“船”，一般都是独木舟，见于巴蜀图语符号、铜器纹饰、古彝文、纳西文字中。蜀地的独木舟较为有名。《淮南子·椒真训》说：“越胯蜀艇不能无水而浮。”高诱注：“蜀艇，一板之舟。”上述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主要是通过移民带进西蜀。正是这些较先进文化因素的传入，为提出和建成都江堰工程带来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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