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发展话题的国际视角，就不能不关注业已出现的人类发展的“世界历史性”特征或全球化特征。在日新月异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当今的国际交往日益密切，致使任何发展或“反发展”，既是国内的，又是国际的；既是一国的，又是全球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化或美国化。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等力量即利用其“硬实力”和“软实力”，掌握着全球化的主导权，操控着全球化的走向和进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追求资本的全球获利市场，在物质生活领域，用资本统治世界，即“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低生产成本、扩大利润空间、提高资本回报、追求全球垄断权力”。[289]其二，追求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全球控制权，在精神生活领域，利用它们所认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统治世界或力图对全世界进行“洗脑”，让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美国制度和相关价值观念的支配。它们“通过含蓄、温和的手段，以‘对话’、‘交流’、‘援助’的方式，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巧妙地输送到发展中国家，企图‘改造’人们的思想，增强对现存秩序的认同，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文化价值环境，进而彻底消除反抗现存秩序的力量”。[290]总之，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凭借着自己无与伦比的实力，力图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塑造世界、打造地球。它对不属于自己阵营的国家，或制裁、或颠覆、或入侵，等等。当今世界，一些国家是美国的“跟屁虫”（如日本等），唯美国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是敢怒不敢言；还有一些国家企图据理力争，但“曲高和寡”，备受打击。
面对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想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国格，要想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就必须做两件大事或面临双重任务：其一，在国际上，要维护国家的统一、有序和安全，抵御外部的不良影响；其二，在国内，要加强建设，通过又好又快的发展或稳健的改革来增强国力，或通过改革发展的根本途径来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国或强国。中国目前的国策战略其实正是这样的，即通过科学发展来实现中国梦。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及警示
月儿弯弯照地球，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家无隔夜粮，有人却为胖生忧。总之，这是一个倾斜的星球，这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当今国际社会，至少有二百多个国家实体，却存在着富国和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根据各类国际组织的资料看，公认的发达国家目前有24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卢森堡、挪威、瑞士、爱尔兰、丹麦、冰岛、瑞典、奥地利、荷兰、芬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增的发达国家共有8个，分别是塞浦路斯、巴哈马、斯洛文尼亚、以色列、韩国、马耳他、匈牙利和捷克。[291]除去以上32个发达国家，其余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
1.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及其启示
对此，我们着重分析两点：
（1）很高的发展水平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达国家的发达，有多种表现及其认定的标准，但公认的标准则是很高的人均GDP和社会发展水平。所有的发达国家至少在这两点上都是相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在某一年度的所有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除以同年的人口的人均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于2013年4月发布的各国生产总值预测数据显示，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在一万美元以上。例如，2013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为卢森堡，高达11.2135万美元；最低的捷克共和国也在1.9243万美元；美国的人均GDP也在5.1248万美元。当然，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除了较高的人均GDP（这是基础）之外，这种发达还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优良、科技先进、人们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社会总体安定、社会文明度高、人均寿命长，等等。尽管有些国家的人均GDP也比较高，如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但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是典型的资源型国家，其现代化水平总体较低，因而，这些国家并不能被列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发达国家的发达标准或表现启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之所以相对不发达，除了人均GDP比较低之外——如2013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排名是第86位，人均GDP大约六千多美元。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不但人均GDP较低，国内还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存在，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外部”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社会的不和谐问题、人天矛盾尖锐问题、人的文明素质低下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拖累”着中国的科学发展。因此，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还要务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等的办法解决“经济外”的问题，确保中国发展的科学性。
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前，国民幸福指数正日益深入人心，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崭新理念。在我国，“幸福之风”也已吹遍神州大地，追求幸福、创造幸福正在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虽然国内许多地方正在试图用国民幸福指数来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并有意淡化人均GDP的范导作用，但我们要说的是，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与增加GDP并不矛盾。虽然GDP增加了、人均收入提高了并不一定就很幸福，但收入低、经济基础薄弱则很难保证真正持久的幸福。2013年9月，在联合国所评选出的世界最幸福国家中，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丹麦、挪威、瑞士、荷兰、瑞典、加拿大、芬兰、奥地利、冰岛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至少有一个共性，就是经济普遍比较好，人均收入高，人们生活优越、安逸。因此，对我国而言，在关注国民幸福指数的同时，一定要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出发，切不可忘记了经济这个物质基础。要想从根本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必须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做大做强经济总量这个“蛋糕”。
（2）超强的创新实力启示我们必须走全面创新之路
发达国家大多也是创新型国家。学界一般把以科技创新作为基本国策、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并形成了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的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瑞典、芬兰、韩国、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创新产出高，等等。总之，“20世纪中叶开始，发达国家在政府的推动下完成技术范式的转变，实现了经济结构变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创新系统，确立了各自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多国家已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财富驱动阶段转变到了创新驱动阶段。”[292]
“各民族发展水平的差距，从根本上说，就是创造力水平的差距。只有高创造力的民族，才能领先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自己的历史辉煌，以其汉唐雄风而领先于当时的人类文明。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落后，从根本上说就是创造精神的束缚和压抑，创造能力的萎缩和衰退。”[293]换言之，在表面上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是人均GDP等的差距，但实际上则是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往往具有关键作用。美国之所以是“一超独霸”的国家，这与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创新的“领头羊”。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略低于5%，但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却占全部获奖者人数的70%以上。截至2009年，美国共有三百多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这充分说明了美国在科学技术等的发明创新方面具有无可撼动的实力。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200多年的开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通过创新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历史。“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不仅是欧洲自我毁灭的结果。美国跃居世界强国地位，依靠的是国内科学和工业领域的一系列独特成就，以及它对本国社会进行的谨慎的重新整合。”[294]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然要走科学发展之路，而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突出创新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我国则面临着一个“瓶颈”性的制约因素——人天矛盾日趋突出，我们已经不太可能通过大量的资源投入和粗放式发展来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了，而只能通过科技创新等的途径来驱动或牵引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即要设法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因此，我们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学习借鉴它们的创新驱动国略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
创新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仅仅体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还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力也是相当弱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观点、概念大多都是从西方学术界或思想界引进或传入的。例如，可持续发展思想、“风险社会”理论、低碳思想、循环经济理论、时空压缩理论、熵论、文明冲突论，等等。换言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方面，中国学者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有世界影响的重要观点或学说。正如庞中英所指出的：“中国并不是世界知识生产的中心。在全球知识结构中，中国基本上处在一个劣势的地位……到目前为止，世界感受不到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思想、观念或者知识的贡献。”[295]看看我们一些人文学者的著述，他们不仅“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研究一些自我感兴趣并可能对实际没有多大用处或没有什么影响的东西；而且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言必称希腊”，搞学术研究上的“崇洋媚外”，以大段引用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的观点、说法为荣，否则就显得自己没水平，所写的东西没学术份量。至于对国内同行所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则往往是视而不见，不屑于提及，否则就是没水准、失身份。当前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极力介绍、宣传、注释甚至贩卖西方学者观点、学说的现象，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创新能力低下、难出世界级学者的落后现状。对此，我们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2.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教训及其警示
我们不大可能详细分析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发展情况，基于此，我们就只能选择美国这一极具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进行分析了。尽管在美国“身上”并不具有我们想要的所有信息，但所有的“典型性”几乎在其“身上”暴露无遗。首先需要交代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发展，即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国内表现为个人主义的至上性或个体自我中心主义，在国外则表现为国家利益的至上性或国家自我中心主义。当然，这两种“至上性”是内在统一的。
（1）自我中心主义的发展及其弊端
作为美国人“第一语言”的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296]个人主义使得大多数美国人“龟缩到他自己的躯壳之中，几乎不关心其他人的命运”。[297]这样一种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价值理念及实践趋向，固然有利于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与发挥，但其根本的弊端则是对共同体利益（包括集体利益和人类利益）的践踏与忽视。美国学者认为，只顾个体不顾社会的错误的竞争观念和生存法则，使得社会解体的征兆不胜枚举，由此给人类造成的祸害用“瘟疫”一词都不足以描述其严重性。[298]我国学者也认为：“个人主义是鼓励美国人无休止地改善自己生活的巨大动力。然而，在国内生活中，它易导致自私自利，甚至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利益；在对外关系上，则有可能为一己私利肆意扩张，而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尊严。”[299]
当今世界其实是一个靠“利”与“力”支撑并驱动的世界，其间虽然交织着“义”（正义）和“理”（公理），但这往往具有“旗号性”或“包装性”。“利”和“力”是维系国际社会运转、驱使国家间交往博弈的决定性的客观因素。利是力之源，力是利之器；有利应有力，力强则利大；人人都逐利，视力分高下。美国人分明看到了力对利的重要性，因而在当今世界，它把利和力发挥到了极致：超强的国力追逐着至上的国利。
唯利是图是资本的逻辑。资本在增殖和获利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先国内后国外的扩张与征服。在国内，资本的扩张过程，更多的是伴随着竞争以及“羊吃人”运动的发生，因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00]。资本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国内的逐利活动，它的逐利本性驱使着它必然要向全世界渗透和扩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01]而资本在国外扩张的过程，更多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或“枪炮加民主自由人权”的政策。在资本扩张的早期，更多使用的是枪炮开道的做法，如英国当年就凭着坚船利炮敲开了封建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而在现当代，资本的对外扩张和逐利与以往大不相同，它时常要用民主、自由、人权[302]这些华丽的外衣把自己包装起来，并用这些好看的东西把对方或对手改造成自己的盟友或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对于那些不听话或看不顺眼的国家，即使动用武力，也要以民主自由人权做掩护。然而，资本毕竟是资本，资本是唯利是图，是六亲不认的，即使有华丽的外衣也掩盖不了其肮脏的、滴血的本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对外用兵最多、杀人也最多的国家，它几乎天天都在别国打仗。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欧等国轰炸科索沃，攻打伊拉克、阿富汗，空袭利比亚，威胁要打叙利亚，摆出了一副想打谁就打谁的“国际独裁者”的角色。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当美国的无人机或精确制导炸弹在别的国土上横飞并肆意杀人的时候，它是高唱着民主、人权出手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乔姆斯基在《美国说了算》中说的话——乔姆斯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思想家，也是对美国批评最有力的人——他是这样说的：“当你征服一些人并压迫他们时，你必须有个理由。你不能只是说，‘我是流氓，我就想抢他们’。你必须说，征服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应该被征服；或他们实际上有利可图，我们是在帮他们。这就是奴隶主们的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说：‘看，为了获利，我必须拥有可以随意压榨的廉价劳动力，所以我会把这些人抓来当奴隶。’他们会说：‘我们是在帮他们的忙，他们需要这些帮助。’19世纪的人类学家解释说，黑人的脊柱是弯曲的，因此从基因上来看，他们天生就是摘棉花的料。因此，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样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帝国主义的征服历史中。”[303]当今的美国其实正是这样的“奴隶主”！
当然，作为资本的国家化身的美国，其不遗余力地对外扩张、渗透、输出的行为，也是以其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为基础的。美国人把自己的民主制度视为世界的“灯塔”，鼓吹“天赋特权论”、“命中注定论”、“例外论”等。美国早期的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曾指出：“在世界历史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个领导国家，他具有更为仁慈的胸襟，其品行出众的公民愿意充当正义的、全人类的利益的代表。这样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舍我其谁？[304]这样的领袖，除年轻的美国人之外，舍我其谁？”中国学者也认为：“作为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美国人的意识里，总觉得自己才是上帝的宠儿，是耶稣的化身。所以在世界事务中，也总是自以为是，总想凌驾于他国之上，总是喜欢扮演调停者、裁判者、救世主和世界警察的角色；总是把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颠覆别国政权视为自己的特权；总是梦想用自己的民主制度、人权标准、价值观念塑造整个世界，使世界成为美国的一统天下。”[305]总之，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只有白种人才是最具权势和最文明的，其他人种似乎都陷于被动、虚弱和混乱之中，除非有白种人的拯救，否则他们将面临灭绝的危险，而拯救就是去管理他们、给他们提供法律和秩序、医疗和教育，一句话，就是去开化他们。”[306]
直到今天，美国都在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力图把世界变成“美国村”或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大美国”，美国这样做，是不是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呢？是不是也想把其的他国家改造得像美国一样强大和富裕呢？或者说，美国是否在干一件了不起的善事——为别的国家和人民谋幸福呢？非也！因为“与崇拜个人主义、个人利益和个人人权相适应，自建国开始，美利坚民族就崇拜自私和狭隘的国家利益，把实现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的外交中，自始至终都是把实现和维护本国利益，把极端的利己主义，作为最高准则的”。[307]这也正如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在2000年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所说的：“只有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才能真正确定美国参与世界体系的优先次序。只有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才能使得美国领导人强有力地解释并说服美国公民应当如何以及为什么应当支持美国所付出的代价（财产和生命）。”[308]
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私性发展，也看得一清二楚。美国学者福斯特认为，“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任何希望在经济上有可能‘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的边缘地区也没有任何希望有可能出现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309]而第三世界的人民之所以“不能把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看成是自己的未来”，主要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不会允许被它所掠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能迅速地赶上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人民，国际资本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是为了帮助它们，而是旨在掠夺。[310]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学学者伍德在其《资本的帝国》一书中就指出，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快速流动和最具掠夺性的金融投机”[311]，“全球性优势显然一直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312]美国如此卖力地推行资本及制度、文化等的“全球化”，是不是真的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呢？对此，伍德指出：“这只是说必须使附属国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法则时弱不禁风，其主要方式即强迫它们向帝国资本开放市场，以及进行某些社会改造。”[313]这“正如要强迫工人阶级依附于资本并保持这种依附状态一样，也必须强迫从属国经济相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操纵十分脆弱并保持这种脆弱——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314]总之，指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把“自身取得的成功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带来的繁荣向全世界推广”，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在做着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工作，这似乎是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大好事。其实不然，美国的对外援助是有条件的，是包藏着私心杂念的举动。早在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就透露了美国对外援助的真实意图：“对外援助是美国在全世界保持影响和控制、并且支持许多本来肯定要垮台或落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的一种方法。”[315]尼克松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说得更明确：“让我们记住，美国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别的国家，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316]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科芬就美国援助的意图也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基本的、广泛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上的目标，决不是为发展而发展。……问题在于要估量用哪种方式可以使发展项目给美国的总体利益带来更大的贡献。”[317]可见，对美国这样一个最讲究实用主义的国家，指望它能给整个世界带来“普世福音”，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2）“蓝天白云”下的纵欲生活及其危害
一提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的层面，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这些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如蓝天白云、山清水秀、空气清洁，以及人们大多具有很高的环保素养等。当北京的天空在大风的作用下而被吹得天蓝云白的时候，有人就会说，看，这就是“美国天”！但理性之光总是指引着我们穿过现象的迷雾而到达本质的彼岸。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反生态的制度——这可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在英国学者卡利尼科斯看来，“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贫穷、社会上的不公正、经济波动、环境破坏、战争，来自同一个根源——资本主义制度。”[318]卡利尼科斯反复强调：“世界正变得危机四伏，而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无论从短期的政治角度还是长期的生态角度，资本主义都在威胁着我们的星球。”[319]在其仿照《共产党宣言》而写的名著《反资本主义宣言》中，就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永远不要指望跨国公司和富裕国家在最终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会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时能够及时收手。在我看来，即使他们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将来考虑，想有所收敛，也是身不由己。资本主义就像是一部飞速行驶着的自行车，永远只能前进，要不然就只有倒下。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不过是要看看谁在最终撞墙倒下之前冲得更快。”[320]
西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有多种表现，这里，我们只分析其自身所存在的高代价的消费方式及其危害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所谓高代价的消费方式是指这种消费方式在满足人的消费需求的同时，又造成或促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及社会问题的发生，从而呈现出了“高消费、高代价”的消费态势。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过度生产”，使技术规模越来越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日益专业化；而“过度消费”则使整个社会的消费日趋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而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了“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指的是人们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其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往往是报酬不足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总是设法逃避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消费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并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这样的消费就是一种异化消费。
高代价的消费方式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一种挥霍型的消费方式。如这种消费方式追求一次性的消费，而且生产力发展程度越高，消费中的这种一次性的表现就越突出。“工业社会已经创造了这样一个城市景观，如果他们每天不挥霍相当于自身重量的金属和燃料，他们就与之不相衬。”[321]美国著名战略学家兹•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一股追求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精神空虚之风正在开始主宰人类的行为。“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的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贪婪就是好’——80年代后期美国雅皮士的口号——对于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来说是恰如其分的座右铭。”[322]当前人类面临着两种“根源性”的增长：一方面是人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在追求日益舒适、奢华的生活，这就无疑使得人类的资源总消费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从而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其二，高代价的消费方式渗透着消费享乐主义，消费享乐主义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其特点是以毫无顾忌、毫无节制地占有和消耗自然资源与物质财富为荣，把物质生活消费看作是人生最高的目的、价值和幸福。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物质生活消费逐步失去它本来的功能和意义，产生了种种非常态的消费变异，如猎奇式消费、炫耀式消费、攀比式消费、“过瘾”式消费等。有的人竭尽所有甚至远远超越其所有和所能去追求某种消费，仅仅是为了“面子”；有的人为了攀上某种消费“档次”，不顾一切，那怕“过把瘾就死”也在所不惜，等等。大量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物质生活消费作为人维护自己的肌体健康、发挥其体力、脑力功能以保证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在消费享乐主义那里却异化成了人生的最高目的，人成了被动的、扭曲了的消费动物。消费活动与人的真正需要产生了严重的背离。
高代价的消费方式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最为充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滋长的“消费越多越体面”的观念，不仅鼓励人们以贪得无厌的态度去消费资源、能源和商品，而且刺激人们尽可能多地把它们消耗和浪费掉。最近几十年来，购买和消费更多的物品，以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可以说成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人民超乎一切的目的。于是，“我们正陷于困境：更多的工作、更多的消费，及至对地球更多的损害。”[323]
如果从“能源消费强度及其消费方式所导致的环境损耗”的角度分析，一个美国人的环境影响相当于：
70个乌干达人或老挝人；
或者50个孟加拉国人；
或者20个印度人；
或者10个中国人；
或者2个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或澳大利亚人。
从这一点看，美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324]
当今世界，不计其数的人都向往美国及其生活方式。但上述资料充分说明：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造成者；第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高代价的生产方式、高代价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高代价的消费方式是破坏性的、反动的、不可持续的，已经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向所有的人推广这种生活方式，只会加速整个生物圈的毁灭。全球环境不可能支持我们当中的11亿人像美国消费者那样生活，更何况55亿人或以后至少可达到的80亿的人口。”[325]
事实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早已看清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除了前述的卡利尼科斯之外，第一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就认为，“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326]在第三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因为它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并且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生态危机的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具有了必然性。“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327]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28]
（3）几点警示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呈现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反生态性，对人类的发展和中国的科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对中国而言，在当今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至少做好三项重要的工作：
第一，加快发展，不断壮大自我实力。在全球化浪潮中，落后贫弱要么被边缘化，沦为“附属国”；要么成为欺侮宰割的对象。在这个讲究“力”的世界里，力的博弈只能靠力。因而，中国要想成为全球化的“弄潮者”或受益者，就必须加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当然，这种发展，只能是一种科学发展。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发展，而且必须是科学发展！否则，就会导致南辕北辙或欲速不达的结果。
第二，仅仅有发展还不够，还必须有斗争的意志和策略。中国加速发展，当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根本之举，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根据“利益场”中的刺激→应变理论，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巨大进步，显然会引起一些国家的不安甚至惊慌，于是它们就要通过制造一些“摩擦”或“麻烦”来阻挠中国的发展。对此，我们应有高度的警觉，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统一，就必须与中国的“麻烦制造者”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三，要以美国等国的不当发展或不良发展为镜子，自觉促进我国的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既要看到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统一或共通的一面，做好学习和引进工作，又要看到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差异的一面，坚持好中国特色。前几年，有人提出了“中美国”、“中美共管世界”的说法，试图把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这当然是一些人的自作多情或一厢情愿罢了。中美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三十多年来，中国经过发展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则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美国则时常向世界挥舞铁拳。美国人在“丰饶”中“纵欲”，难道中国人也要像美国人那样进行不合国情的高消费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人林升的这首诗告诉我们，中国不是美国，处在后温饱时代的国人要有清醒的国情意识，我们要有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却不能有美国人那样的高消费。当小汽车普及到千家万户、当更多的人都住上别墅的时候，可能就是雾霾天更加严重、能源资源更加短缺的危难关头。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率先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达到日本每两人一辆汽车的拥有率，它的汽车总量将增加到6.4亿辆。假定中国每辆机动车的用地面积与欧洲、日本相同，那么，6.4亿辆汽车需要铺平的土地面积会接近1300万公顷，而且其中大部分可能是耕地。这几乎相当于中国2800万公顷稻田的一半，而目前这些稻田年产1.22亿吨大米，是中国人的主要粮食。[329]可见，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包括着要倡导一种符合国情的、主要满足基本需要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
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教训
此处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是指除了三十多个发达国家之外的众多国家。根据差异性原理，这么多的国家在发展条件、发展要素、发展方式、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是情况各异、互不相同的。这里，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情况进行一一介绍，而只能选择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典型案例来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当然是基于中国的科学发展角度而言的一种“教训性分析”。
1.发展永远是硬道理
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有一批“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集中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等地。其中亚洲有阿富汗，拉丁美洲有海地等。而非洲大陆的最不发达国家最多，包括莫桑比克、安哥拉、布隆迪、中非、乍得、刚果（金）、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索马里等国。这些国家的共性是：人均GDP很低，人均GDP基本都在一千美元以下；文盲比例和婴儿死亡率高，疾病多发，人均寿命短；其中一些国家还长期处于动荡或战乱状态。
不容否认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首先是经济上的落后，如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财富匮乏、人均GDP低下等。经济是基础，经济上的落后必然导致了整个社会在科技、文化、民生等众多方面的落后。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苦难状况，就必须加快发展，首先把经济搞上去，让人民得以温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现状，从正反两个方面再次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发展才是硬道理！”
2.只有稳定的中国才有发展的中国
可能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都希望通过发展来改变自身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往往是事与愿违。近三十年来，最不发达国家的名单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究其原因，除了自然条件较差或恶劣、政府治理水平低下等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或动乱。例如，阿富汗的人均GDP即使在2013年也才六百多美元，而阿富汗如果从苏联入侵时算起，已经内忧外患了三十多年。一提起非洲的索马里，人们可能会联想到海盗。索马里在2010年人均GDP是600美元，贫穷落后致使索马里沿海地区海盗猖獗。索马里的贫弱与其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自1991年西亚德政权倒台以来，索马里实际上一直处于军阀武装割据的状态。国家四分五裂，百姓流离失所。至于利比里亚、乍得等国，都曾长期处于内战状态。老百姓在战乱中苟于活命，发展几乎谈不上。可见，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实现发展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政局、社会要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战乱、分裂、动荡这些社会事件只能是发展的“负能量”，对发展起破坏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成功和进步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这既是发展进步的条件，又是发展进步的结果。我们应当牢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教导。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30]邓小平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31]总之，只有稳定的中国才有发展的中国，才有中国梦的实现。
3.处理好人“口”和人“手”的关系
这些最不发达国家还有一个显著的共性，就是人口出生率高、人口增长迅猛。据联合国数据显示，非洲是目前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翻一番，达到20亿。非洲人口增长之所以快，缘于其世界上最高的生育率。据统计，非洲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为6.5个，而拉丁美洲妇女则生4个，亚洲3个，发达国家2个。当前，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8个孩子，尼日尔妇女平均每人生7个孩子，索马里的妇女平均生育6.4个孩子，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平均生育6.1个孩子。非洲大陆汹涌增长的人口，恶化了人天矛盾和人人矛盾，加剧了贫穷。当今世界，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过高的出生率、过快的人口增长往往与频繁出现的天灾人祸如战乱、粮食危机、营养不良、生态恶化等问题形影相随。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除了那些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并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与生态问题之外，在一些中等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例如在埃及等国就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埃及三十年来人口增长了2.5倍，由1980年的3500万左右增长到了目前的8000多万，大约每6个月就增加100万人。如此迅猛增长的人口再加上经济增长的乏力，结果就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就业问题、吃饭问题等，催生了社会的动荡。
因此，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在物质生产方面有起色，特别是要想改善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减少社会问题的发生，就必须适当地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即要做好人口生产的管理工作。发达国家之所以是发达国家，并非在于它们的人口增长方面，而在于它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方面。对于中国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控制活动，国内外的一些人总有这样那样的议论和看法。尽管认识上有分歧，但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计划生育确实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因为四十多年来，中国少生了四亿多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重要利好因素或条件。试想，如果中国不计划生育，如果现今的中国有十七亿人口，那么，我们在生态生产、物质生产等方面会面临何等大的压力？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曾发生过人“口”论和人“手”论的争论。有的人只看到了人具有“手”即能劳动的一面，而忽视了人还有“口”即要消费的一面。其实，人作为“消费者”具有绝对性或无条件性：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消费者。这意味着，人越多，消费压力越大。而人作为“劳动者”则具有相对性即有条件性：并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劳动者，使用“童工”就是违法的，年老体弱的人一般都丧失了劳动能力，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消费者；还有，要成为劳动者并取得现实的劳动效益也是有条件的，即要有劳动岗位或劳动对象或劳动工具等。相反，人口增长过快，就意味着青年人多，就业压力大、就业岗位少，就意味着潜在的劳动者多，而无论是潜在的劳动者还是现实的劳动者，他们都是消费者。当潜在的劳动者积聚过多并不能迅速变为现实的劳动者的时候，根据青年人指数，社会就容易发生动荡或内乱。因此，对中国而言，要想实现科学发展，还要继续坚持人口控制的基本国策。当然，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还要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已作出了相关改革的规定。
4.通过科学发展疗治“拉美病”
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拉美陷阱”或“拉美病”或“拉美化”。“在第三世界，拉美国家是最早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332]在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曾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按1970年的市场价格计算，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4%，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6.7%，这两项增长幅度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使得拉美成为了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多数国家就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大关，到了80年代初期，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已经步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然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之路，普遍实行的是一种“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由于资金严重不足，不惜大举借债，致使其负债额日益增大，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负债区和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导致无力偿还外债并引发债务危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大量资金外流、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GDP年均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一点几甚至有的国家出现了负增长。在拉美的发展进程中，整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或“失望的十年”。而伴随着经济的滑坡、债务危机的爆发，拉美各国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开始集中爆发，于是出现了学界所称的“拉美陷阱”或“拉美病”或“拉美化”的“拉美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说，“拉美化”实际上就是发展的“非科学化”，其主要表现就是“有增长无发展”，或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非协调性弊端，由此导致了政治、民生、生态等方面的问题，如政府管控能力低下、政局不稳、腐败严重，贫富分化悬殊、社会动荡、治安恶化，过度城市化、失业率高，人与自然不和谐，等等。在“拉美病”中，最让人诟病的就是贫富差异的两极化。总体上看，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而且一直居高不下。2000年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上升为0.552，全地区贫困人口达2.25亿（2003年），占总人口的43.9。巴西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40（1999-2003年的平均值），整个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是世界上最高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二元社会结构继续存在，少数很富有的人和大多数可怜的穷人并存。如巴西被称作“比利印度”，即巴西社会的一部分像比利时一样现代、富有，而另一部分则像印度一样传统、贫穷。这种二元结构存在于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古巴除外）。[333]
“拉美病”不独在拉丁美洲有，在其他的地区如亚洲、非洲等国都存在类似的“病症”。中国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拉美之忧”，如我国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等。“拉美病”警示我们，较快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经济的“一花独放”或“一枝独秀”则一定是不科学的，并具有不可持续性。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必须遵循“两手抓”的辩证要求，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好一系列“经济外”的问题，如政治领域的腐败问题，民生方面的贫富分化问题，精神领域的诚信问题，生态领域的污染问题，等等。这样的“两手抓”，其实就是科学的做法，是科学的发展。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目前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至少部分地得益于对拉美经验教训的总结。”[334]
5.必须坚持发展的自主性
由于有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参照物”的存在，因而，在什么是“发展”的问题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把通过“现代化”或“工业化”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称之为发展；在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做法奉为圭臬并机械照搬。例如，非洲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多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这样在他们的心目中，所谓发展模式就只能是西方式的。为了在独立后尽快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就根据西方倡导的现代化理论，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从而一步步地掉入了西方“现代化”的陷阱。一些非洲国家“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做法渗透到每一个方面，即使在要求充分反映本土条件的农业上，也经常出现盲目照抄他人耕作方式和耕作的情况，包括作物的引进。……在一味模仿西方的过程中，一些在非洲历史上长期行之有效的本土制度被破坏”。[335]这种发展中的照搬或模仿性的做法，在一些拉美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也存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内部危机和外部压力下，墨西哥基本上选择了一条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墨西哥的几位总统都在英美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熟悉市场经济理论，积极按照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模式来改造墨西哥，以此推进墨西哥的现代化。但“由于这种改革仅仅为了迎合世界上冷战格局结束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外部形势，忽视了本国的国情和民众的利益，把国家发展与民众的福利完全寄托在自由市场力量之上，结果，现代化进程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广大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恶化了”。[336]
可见，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发展的自主性，即一切发展模式包括改革方案的实施或选择，都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做到求真务实，稳步推进，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在于维护整个国家和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那种脱离国情的照搬照抄的做法，只能导致不良结果的发生。改革开放前，中国在许多方面照搬苏联的做法，致使我国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改革开放后，我国选择的是一条切合国情的渐进式改革发展之路，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从而使“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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