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持续发展及其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在科学发展的诸种具体形态如包容性发展或人本性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中，较早引起学界、政界及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的当属可持续发展了。
1.可持续发展：关注→理论→实践
大约在二三百万年前，当人类通过制造工具而告别了猿人之后，就开始了社会历史的运动。换言之，自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客观自然、习以为常，发展能否“可持续”压根儿就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但当社会历史的列车行驶到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竟然出现了可持续发展问题。那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呢？简单说就是有可能中断人类历史的进程，使人类不可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资源的日益减少，当然是使人类怀疑地球还有多大能力继续维持未来文明的一个主要原因。”[382]正是围绕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索，可持续发展才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并日渐成为了当今全世界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话题。
总体上讲，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思想萌芽于1972年，作为一个概念正式提出于1980年，作为一种发展观正式形成于1987年，作为一种实践浪潮正式起始于1992年。但在此前，人们并没有放弃对自然价值及人与自然之间合理关系问题的思索。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作家、自然主义者梭罗就在“瓦尔登湖”畔思考他的整体主义的生态思想。在20世纪初，被誉为“自然保护之父”的美国人缪尔就在其“缪尔国家森林公园”思考大自然的权利和人对自然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等问题。到了19世纪60年代，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对人“控制自然”发出了质问。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者们在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看到了“增长的极限”的危险，并要求当代人类必须做出这样的“绝对选择”：“是否应当有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荒地或者更多的汽车？给穷人更多的粮食，或者给富人更多的服务？”[383]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并通过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了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性。在为大会所提交的基调报告《只有一个地球》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联合国对这次会议的要求，显然是要确定我们应该干些什么，才能保持地球不仅成为现在适合人类生活的场所，而且将来也适合子孙后代居住。”[384]自此开始了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步清晰化、系统化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在1980年由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出版的文件《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资源保护》中首次出现的。该文件指出：“持续发展依赖于对地球的关心，除非地球上的土壤和生产力得到保护，否则人类的未来是危险的。”1981年，美国农业科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其名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BuildingaSustainableDevelopmentSociety），第一次对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该书引用了“联合国环境方案”中一句寓意深刻的话：“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告诫人们要通过高度关注人口、环境等问题而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1983年12月，联合国成立了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其任务是负责“制定全球范围的变革日程，包括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并确定世界社会的发展目标。”1987年该委员会完成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战略任务、制约因素以及行动要求等作了明晰而深刻的分析与规定，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1992年6月，为纪念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召开20周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二次人类环境会议。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要求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特别要求把可持续发展理论变为世界各国的行动纲领，从而形成了人类走向未来的发展战略。以此次会议为标志，人类在实践行动方面开始跨进了一个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新时代。
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385]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可持续发展视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并明确作出了中国今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386]
2.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及其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何谓可持续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曾给可持续发展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87]在国内，也有类似的定义：“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388]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知，可持续发展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核心或价值趋向是代际公正性、基础或前提是人天和谐性、形式或表现是发展持续性。代际公正性表达的是一种代际公平性的理念，即要在代际间公平地分配资源和利益，而不允许出现随着世代的发展“资源量”和“利益量”递减的情况。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储存原则”。正义储存原则体现了代际间的相互理解和伦理关怀。“如果这一原则被遵守的话，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况：即每一代都从前面的世代获得好处，而又为后面的世代尽其公平的一份职责。”[389]前代为后代“尽其公平的一份职责”，不仅体现在要为后代提供充裕的“社会资源”，而且还要为后代提供或留下优良的或等量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因此，所谓人天和谐性，是指要实现代际公正性，就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化解生态危机、使资源环境得以永续利用的基础上来实现代际公正性。而只有实现了代际公正性与人天和谐性的高度统一，才能使发展在形式上表现为持续性或世代演进性，不至于出现“增长的极限”或“后天”式的灾难。有研究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具有人本性、整体性等特征，其实，人本性、整体性及客观性、规律性、历史性等是一切发展（传统发展除外）所具有的共性，我们不可能从这些方面将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形式的发展如包容性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低代价发展等区别开来，尽管这些发展在一些要素或做法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性或交叉性，但唯有代际公正性、人天和谐性、发展持续性等特征才是某一发展之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的、主要的身份“标志”。
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行动。作为一种“理论视窗”，它突出反映或体现了两方面的重大问题：其一，把人类在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以“发展模式”的形式尖锐地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使人们看到了环境问题已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制约性因素；其二，它深刻地反映了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现实存在，使该规律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压迫”下已从历史的背后走向了历史的前台。作为一种实践行动，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球目标”，它要求在“只有一个地球”的必然性基础上，以“世界也只有一个”[390]的应然性状态共同推进。
就科学发展而言，科学发展的完整性也应体现或包括代际的公正性、人天的和谐性与发展的持续性，也就是说，科学发展的完整性必然要求将可持续发展包容于自身，它在人天和谐的基础上、在代际公正的价值目标的导引下，努力实现发展的持续性。基于科学发展体现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的角度分析，科学发展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则是科学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缺少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具体的形式，科学发展注定是一种无未来的发展，它的完整性进而科学性就会被“架空”或仅仅具有“虚空”的抽象性。既然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具体形式，那么，把握可持续发展就离不开科学发展这一总的“发展构架”，特别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更离不开科学发展的其他形态的支持。换言之，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孤立的发展形态，如果没有发展的包容性、全面性、协调性、低代价性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无从体现。总之，科学发展的诸多具体形式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二、科学发展为什么要追求可持续发展
从纵向的或代际关系的角度讲，科学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那么，科学发展为什么要追求可持续发展？或者说科学发展的可持续向度的客观根据是什么？我们以为，这种客观根据，实际上就是社会历史进程中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存在及其显化。简言之，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规律在当代人类发展实践包括中国的科学发展实践中的必然“流露”或表现。这样，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提出，为我们理解科学发展的可持续的品质，并在实践中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战略，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最为有力的支持。
1.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内涵
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而社会发展规律一般可分为两种形态或两个层次：其一是基本规律形态，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和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规律等，这是在一切社会形态和整个历史阶段都起作用的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对象，处于基础层次；其二是特殊规律形态，如社会发展的代价规律、社会发展的协调规律、社会发展的创新规律、社会发展的共生规律等，这是发展哲学或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所要研究的对象。相对于基本规律，这些特殊规律主要有两个特性：断代性和具体性。所谓断代性，是指这些规律要么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当代以后才呈现出的规律趋势，要么是虽存在于文明社会发展的始终，但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当代以后，才逐渐显现、暴露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研究；所谓具体性，是指这些规律要么是处于社会及其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规律，要么是人们基于某一特定的视角而发现揭示的规律。
可持续发展规律就是属于社会发展的特殊的规律形态。所谓可持续发展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绵延不绝、持续不断、永远向前的客观趋势，是社会历史领域人类代际间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在20世纪中后期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人类首次真正发现和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存在。
（1）可持续发展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固有的绵延不绝、持续不断、永远向前的客观趋势。
从历时性角度看，社会发展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所谓连续性，是指承前启后的持续性、代际相传性。在人口生产的推动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社会发展就如同滔滔不息、日夜奔流的大江大河，呈现出了绵延不绝、持续不断、世代更替、永远向前的客观趋势，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可自然地发现社会发展的至上性即绝对性的特征。社会发展的至上性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在过程上反映的是发展的世代连续性。其二，在趋势上反映的是发展的无限演进性。“无限演进性”表明，在社会发展中，尽管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停滞甚至倒退，会出现反发展、反进步的现象，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391]或者说，人类发展、进步的总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总之，发展的至上性表明，只要人类存在着，人类就一定会凭借自己的本质力量顽强地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趋势。社会发展的这种至上性的本质特征，为我们提出并认识可持续发展规律提供了最主要的客观依据。可以这样说，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社会发展的至上性的一种表征。
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社会发展何以具有这种至上性的特征呢？这要从人的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运动谈起。
一切发展规律都是人的发展活动的规律[392]，而人及其需要具有直接同一性。就人的需要来看，需要具有天然性（与人俱来）、客观性（需要的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需要生成之后一定会通过人或调动人来为自己的实现开辟道路）等的特点。那么，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活动来满足或实现自己的需要呢？如果说动物是通过自身本能的器官活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话，人则是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这样，就形成了深藏于人类历史现象背后并起着支撑和驱动作用的基本的矛盾运动——需要和生产的矛盾运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需要和人口增殖这“三个‘因素’”，“是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39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39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告诉我们：其一，需要和生产的矛盾运动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当中的、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基本的社会运动；其二，需要和生产的矛盾运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深层次的推动作用。这一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形态就是：需要→生产→新的需要→新的生产……如此循环上升，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只要有人，就天然的有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的客观存在，又必然驱动着社会生产的进行和进步，由此推动了社会有机体的世代发展。可见，正是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运动创造并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必然联系，并进而形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世代变动性，使得“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39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规律，就是对需要与生产之间的客观的矛盾运动的深层次反映。
（2）可持续发展规律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的人类代际间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任何规律都是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那么，可持续发展规律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我们以为，可持续发展规律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依托的人类代际间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社会发展的本质是社会实践。在人的发展实践中，如前所述，生成和调整着这样几种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人天”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人的“身心”关系。社会性的“人际”关系既是横向的、共时性的——发生于代内人之间，又是纵向的、历时性的——发生于代际人之间。而社会发展的纵向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基于人的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可持续的代际关系。人类的代际关系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一样，具有客观性、必然性、稳定性、普遍性等特点。这样，社会发展的代际关系，在本质上就形成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规律。
代际间的人类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本质关系呢？
其一，前代人的发展实践决定、支配着后代人的发展实践。这可主要由社会发展的继承性予以说明。
所谓继承性，是指后代人对前代人发展活动的一定程度的接受性、适应性、维护性。前人的发展构成了后人发展的基础，后人的发展以前人发展的结果（正负两方面的）为客观前提。发展虽是一种在发展主体的目的、愿望的直接支配下的实践进程，但每一代人的发展实践都必须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他们只能继承这种条件，并在这种条件的制约下从事他们自己的发展活动。“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396]就发展的代际关系而言，前人活动制约着后人活动，前人活动就是后人活动的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不是由后人创造的，而是由前人创造生成的，后人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活动。对此，马克思曾有精辟的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97]另外，马克思在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的信中，从生产力的“先在性”的角度深刻阐述了“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他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398]可见，由于后人的发展实践要受到前人发展实践的限制，这就使得后人的发展实践表现为一种“被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自身发展的“非选择性”。在这种意义上说，后人的发展状况、生存状况首要的是由前人的发展状况决定的。
其二，后代人对前代人的发展实践也有特殊的制约作用。
“后代人可能会责怪我们挥霍浪费，但他们却无法向我们讨债。我们可为所欲为，因为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后代人不参加选举，他们没有政治和财政权力，对我们做出的决定不能提出反对。”[399]这表明，后代人或未来人只是一种潜在的或可能性的存在，那么，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如何影响、制约前代人或当代人这种“现实性的存在”呢？对此，我们可从发展的目的性、发展主体所具有的趋向于未来的本质特性及社会系统存在的反馈预见机制来说明。
社会发展是一项构件复杂、规模宏大、持续进行的“系统工程”。从动态的角度看，社会发展是由发展目的、发展结果、发展手段这三项基本要素构成的。人的发展活动是从目的到结果的过程。发展目的是社会发展的首要要素。所谓发展目的，是从事发展之前，在人的头脑中预定的发展活动的趋向和结果，是人们从事发展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它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着直接的支配作用。发展目的是发展主体的科学认识和需要两者的有机统一。科学认识是发展目的的科学尺度，人的需要是发展目的的价值尺度。这里所说的科学认识，不仅是对当下发展现状的认识，而且包含着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和认识；这里所说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着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了未来人的需要。可见，目的不仅是当下发展活动的产物，而且也是符合子孙后代利益的一种未来理想。这一理想就形成了发展的目标。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人类积极实现未来目的的一种努力。因而，由发展的目的性我们可知，社会发展不仅为当下所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未来所制约。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包含着人的“瞻前顾后”的认识活动。“顾后”性认识是一种“回溯性认识”。在欧阳康教授看来，所谓回溯性认识，是指每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于那些生存和活动于他们之前的人类社会的认识。但人除了有回溯性认识之外，至少还有“瞻前”性认识或前瞻性认识。欧阳康教授认为，现实与未来的矛盾是前瞻性认识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而现实与未来的矛盾也包含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人们之所以积极地瞻前窥远，预见未来，是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足和对未来的追求相联系的。”[400]而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对未来美好目标的设计，是以社会预见为基础的，即“在社会预见所揭示的社会发展多种趋势、多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比较、抉择和决断，肯定和强化一种趋向，防止或削弱别的趋向，并根据这种目标来规划人们的现实行为，进行方案决策”[401]。由欧阳康教授对前瞻性认识的分析可知，人们的发展活动事实上在很大程度要受未来因素的支配或限定。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核心，社会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满足人的需求、不断实现人的利益的过程。但这里所说的人，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即它不仅包括当代人，还包括未来人，是现在人和将来人的统一，或是人的现实和未来的统一。如前所述，人类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在人口生产的推动下，在种类上具有无限延续下去的趋势。这实际上表明，人类不仅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更要生活于未来世界之中，不断地、积极主动地趋向于未来，创造未来的理想世界，这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自由本性。而人要想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不得不通过人类社会特有的反馈机制，以预见性的方式“捕捉”和“接收”来自未来的有效信息，不断修正和调整眼下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发展活动。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存在着不确定性，趋向于未来理想的发展实践，由于社会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往往使得人的发展目的、发展愿望不能或不能很好地变为现实，而要想顺利地、成功地抵达到发展目的的“彼岸”，就必须对发展进程施加一定的控制作用，以克服某些不确定因素。而这种控制主要通过人的预测反馈机制来实现。
反馈是控制系统实现控制职能的最基本的方法，即控制系统把信息输出去，又把其对被控客体的作用返收回来，以调整信息的再输出，从而在调控中达到预期的目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的自组织系统，它存在着复杂的反馈机制。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社会在发展中，基于目前发展活动对未来可能造成影响的预测结果，来不断修正和调整眼下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发展实践，或创新发展理念，或修正发展目标，或转变发展方式，或完善发展方案，或改进发展手段，等等，以实现在发展中既对当代人有益、又对未来人有益，或既对人的今天有利、又对人的明天有利的理想目标。可见，人们通过科学的预测活动，把在未来中将要出现的各种可能情况“反馈”到目前的发展实践中以发挥调整、控制的作用，正说明了未来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影响制约着现在。
2.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人类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存在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活动的推动下，历史的列车终于驶到了今天。这表明，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作为一个重要的规律趋势一直潜在地存在着。但这一规律在人类历经无数代的发展之后，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真正被人类发现并认知，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历史，虽然也存在着持续不断、永远向前的客观大趋势，存在着发展主体要处理这样那样的代际关系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观念认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实际上关涉的是前一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关系问题。但那时由于总体上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特别是由于还不曾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全面的、深刻的对立与冲突，因而，人们并未自觉感悟到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存在，社会领域的持续不断、永远向前的客观大趋势，只是在人的自发的、并无多大科学预见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显现的。当现实中还不曾存在足以威胁社会的“持续发展”的问题时，人们是有理由相信“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但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在发展中逐步遇到了日趋严重的现实问题——主要是生态环境问题——之后，才真正感悟到了可持续发展这一铁的规律的存在。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以资源环境为其绝对永恒的自然基础。这种人类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不是某一代人类的，而是代代人类的。然而资源环境从总体上讲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储藏量是有限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产能力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自净同化能力也是有限的，等等。不幸的是，这种有限的资源环境正面临着来自人类越来越大的冲击与压力。工业化时代以来，在人口增长和科技进步的作用下，人类将自然界置于与自己相对立的位置，以破坏性的或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结果造成了今天空前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天灾濒发。面对着拥挤的地球和危机重重的人类，人们似乎普遍看不到未来，或者说在不少人看来，人类的未来是灰色的甚至是黯淡无光的。例如，当科学家们展望十万年后的人类或地球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许多人就会在网上这样留言：“重病”缠身的人类可能在几百或几千年后就自我毁灭了，有必要操那么远的心吗？总之，“地球曾经是生命的乐园，如今却被人类糟蹋得满目疮痍，破败不堪！”[402]或者说，“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403]则成了当今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
环境问题的出现及其加剧，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持续不断、永远向前的客观趋势，严重威胁着子孙后代的利益，造成了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尖锐的利益冲突。正是在环境问题的作用下，在人们的环境意识生成和觉醒的时代氛围中，人们才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历史进程中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存在。换言之，目前人类之所以面临如此严峻的“人天”不和问题，一个深层次的重要原因，就是人类在发展中违背了可持续发展规律。规律是客观的，它具有强迫性，而“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3.可持续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解科学发展之可持续品质的基础
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被阐发，不仅深化了学界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更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科学发展之可持续品质的客观基础或依据。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而且这种规律在当今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压迫下凸显了其不容被违反的铁的强制性，就要求我们在开展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必须认真遵循这一规律，而科学发展对可持续发展规律的遵循，就使科学发展在规律的层面上必然地获得了一种可持续的向度。换言之，我们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认真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正是可持续发展规律在当今的科学发展实践中的充分表现，是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认真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之举。
三、科学发展实现可持续向度的基本原则
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客观趋势，就构成了科学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矛盾，即社会发展的无限性即绝对性或至上性与资源环境支持的有限性即相对性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或这一发展的“瓶颈”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对人自身不合理的行为进行自律，二是要进行积极的创新。这样，自律和创新就构成了科学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的实践原则。
1.自律性原则
自律，是人们对自身的发展行为包括发展实践和发展意识所进行的一种规范、修正和约束，它是人们解决自身与自然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缓解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一种基本策略和基本做法。发展的可持续性之所以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被提出来，是因为在现实中存在着阻止和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等。而生态环境问题发生发展的主因在于人类一方——主要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极端功利化的实践行为造成的。因此，要想消除人类在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发展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规范约束人类的实践行为，这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自律，人们应当不陌生，因为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讨论及其施行基本上首先是从对人类自身行为的约束控制开始的，如控制人口增长、节制消费、限制向自然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如清洁生产等。换言之，人们早就认识到了自律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大力提倡和推行之。如1972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有限制增长的鲜明思想（《增长的极限》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抑制增长的思想）。在“全球均衡状态”一章中，明确提出了可供人们选择的三个方案：一是不受限制的增长，二是由人们自己对增长加以限制，三是由自然对增长加以限制，它所特别强调的观点，乃是“自觉抑制增长”[404]。我国学者也指出：“《增长的极限》提出的关于人类面临困境的警告，主要是对于工业文明条件下无节制地发展经济的批判。”[405]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与《增长的极限》也颇为一致，乃至可以认为是对《增长的极限》的复述和发展。例如，美国经济学教授赫尔曼•E.达利在其《稳态经济：治疗增长癖的后现代良方》一文中，就批判了把经济增长看作至高至善和灵丹妙药的“增长癖”（growthmania），他指出，在当今世界，相对于生态系统而言，经济的物质规模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以至于没有多大空间可供物质方面的指数式增长了，并以专门的一节阐述了“生物物理和社会伦理对增长的限制”。[406]当代法国著名的种群遗传学家和人口学家阿尔贝•雅卡尔在其代表作《“有限世界”时代的来临》中，也谈到了地球资源对人类的物质生产特别是人口生产的限制性问题，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在进行推理的时候，好像可以不存在任何限制。今天，人类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存在——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限制。”[407]在雅卡尔看来，这种限制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空间上的界限是很明显的——我们脚下的星球并不大，但我们足迹已遍布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极限也快被我们达到了；我们已经达到了地球可以忍耐我们行为后果的极限。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研究报告中，也存在着鲜明的“自律”思想。该报告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紧接着就说明这个定义包括着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需要”，这里所说的需要实际上指的是要有发展，即对于人们的、“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第二个概念是“限制”，这里所说的限制实际上是指为了保证可持续性，要有对于“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408]，也即对“满足需要”或发展的限制。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发展主体为什么要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律呢？这是有着充分的客观依据的。
自律原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对外界自然规律的遵从，是对自然权益的尊重和保护。从存在论的角度看，自然界是人类之母，人是大自然之子，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绝对的统一性或人对自然具有绝对的依从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09]这就决定了人在改造、利用自然的实践进程中，务必要对自身的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和控制，即人的所作所为不可超出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这是自律原则生成的基本事实依据。从客观规律的角度分析，社会发展除了可持续发展规律等之外，还存在着协调规律，而社会发展的协调规律可以说是自律观生成的主要的规律基础。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人类社会总是在失调和协调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由此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协调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要通过协调来实现，这是历史进程中一条鲜明的带有必然性的客观趋势。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从失调到协调再到新的失调和协调，即失调、协调、新的失调、新的协调，这是社会发展协调规律的主要内容。社会历史运动既是一个物的创造和人的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诸多关系的生成和调整的过程。如果社会关系发生了失调的现象（如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失调的一种表征），就会威胁或危及到人类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就会发生作用，从而使失调的关系逐步趋于协调。在目前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大背景下，协调规律的存在实际上迫使人类必须通过约束自身的行为以与生态环境的演化趋于平衡。
人类之所以要约束自身的行为还有一个主要的现实依据，那就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枯竭。“在一个小小的星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稀少的，或者有可能成为稀少的。”[410]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编的《世界资源1988-1989》指出，按当时的能源消耗率，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32.5年，天然气只能维持58.7年，煤炭只能维持226年。著名的“戴利统计”显示：世界上所有必不可少的不可再生资源统统加在一起，也仅够目前全球人口百分之十八的人享受当今美国人的生活水准，满足当今美国人的消费欲求。如果这一统计无误或大体上符合实际的话，那就意味着：至少在发明出所有必需的替代资源之前，人类如果继续眼前的盲目发展，将迅速耗光全部资源，很快进入“终极贫困”——这是一种在拥有了豪宅、轿车和许多现代化的生活资料后因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而无法运转、无法享用的贫穷！
人类处在生态金字塔的顶点，是整个大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物种，既如此，人类这个物种就和其他物种一样要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即所谓各种“天敌”的约束，但由于人类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力量特别是凭借着创新性的活动，从而使自己不断地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限制，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天敌”，逐渐成为万物之“主宰”。例如，“在一个世纪里，人口总数增加了2倍，人类的效率是原来的10倍，人的欲望和需求翻了许许多多倍。”[411]但人类恣意张扬自己本质力量的代价，就是使自己走上了不可持续发展之路，使人类有失掉未来之虞。因此，为了推进可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必须对人类的行为进行有力的约束，使人类走上节制生育、节制生产、节制消费、适当控制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多节制”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之所以要提倡科学发展，强调发展的可持续向度，完全是国情使然。一方面，我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即越来越多的人都想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由此导致了日益增大的消费压力；另一方面，我国的生态环境功能在总体上呈现出日趋疲软、恶化的态势，由此造成了日益突出的“人天”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要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当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创新等的做法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则要通过自律性的做法适当约束和限制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日益盛行的不合理的、病态的消费现象，如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等。13亿多中国人生活在“地大物薄”的国土上，脆弱的资源环境只能满足我们的基本的消费需求，而绝不能任由一些人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暴殄天物[412]。我国既是一个大国，更是一个“穷国”。这种“穷”，既表现在物质生产方面，更表现在生态生产方面。虽然三十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使我们日渐摆脱了物质方面的贫穷，但我们现在正被另一种“贫穷”所困扰，这就是生态之穷、资源之穷，这种“生态贫穷”更严重、更致命！目前，我们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413]。或者说，“当前人口、资源和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构成了我国的‘极限困境’问题。”[414]而我们的脚下的资源环境既属于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还属于子孙后代，我们不可能把有限的资源环境在一两代人的手上消耗破坏殆尽。尽管“目前的消费社会就像一个吸毒成瘾的人，无论感到多么痛苦，要想摆脱它却极其困难”[415]，但针对当今中国的现实，倡导在生产和生活等方面的自律性实在很有必要，它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可持续向度的重要表现。
自律性原则体现在现实发展中，主要表现为一种适度发展。适度发展是一种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有节制的发展，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口上的适度增长、生产上的适度进步、生活上的适度消费。在当前的现实国情背景下，科学发展的可持续向度同时也表现为一种适度性，或者说，当今中国的科学发展同时也是一种适度发展。因为科学发展是一种遵循规律、求真务实的发展。这种“实”就包括着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稀少、环境污染等实际。在传统的发展中，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成果被用来维持我们的基本需求，另外三分之二的成果则被用来维持一部分人的奢侈需求，而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和整个民族的长远发展，它绝不会鼓励人们无视国情现实的种种反发展的行为。它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但不会倡导拜金主义的风气；它引导人们过上有尊严、有体面的生活，但不会鼓励人们高消费或炫耀式消费；它引导人们要营建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春天，但不会鼓励人们去制造一个“寂静的春天”；等等。只有实行适度发展，科学发展才能实现其可持续的向度，才能把人们引入安全的未来。
2.创新性原则
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仅仅进行自律，还不能真正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发展问题，这就要求同时遵循创新性原则，即要以创新的精神、态度和做法去迎接挑战，克服危机。创新赋予了我们克服发展问题以主动性、进取性而非保守性、消极性。
所谓创新是指创新者在一定的创新意识的支配下，对现有事物（物质性的事物和精神性的事物）进行变革，以实现其由旧质态（局部或全部）、旧的发展阶段向新质态、新发展阶段过渡、转变的实践进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16]作为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永恒的现象，创新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始终是一个推陈出新的流变过程。没有创新，既不会有人类社会的产生，更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人类作为地球生命圈中的最高形态，不仅有其他生命体所共有的能力，而且有它们所不具有的能力，这就是自觉的创造能力。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创造能力的统摄下，人的其他所有能力都得以提升，成为人的创造能力的内在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创造力的驱使和作用下，人的生命活动才能展示为一个持续的变革、更新和创造过程。”[417]
关于通过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突破人类所面临的“瓶颈”和制约、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思想，国外一些学者曾有论述。关于人类发展的前景，就存在着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两种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持现实的、乐观态度的人，更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有可能会发扬工业文明的长处，也有可能会防治工业文明的弊端，弥补其缺陷，有助于克服当今工业文明面临的困难。换言之，持工业文明乐观主义态度的人实际上看到了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增长的极限》发表后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美国学者朱利安•林肯•西蒙在其所著的《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中就主要批评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研究方法，认为它的模型过于简单，只考虑了五个变量，而未包括原料、社会制度、科学文化等因素，西蒙还对工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乐观的估计，如书中提到了“无限的自然资源”、“永不枯竭的能源”、“核能是取之不尽的廉价能源”，提出了人口将在未来达到平衡、人类资源不可能穷尽、能源永不枯竭、生态环境会日益好转等观点。1976年，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数学家赫尔曼•卡恩、威廉•布朗等人在其发表的《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一书中指出，过去200年和今后200年的400年里是人类社会的“大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既有迅速的发展，又有令人不安的困难，但目前的人口、粮食、能源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借助于科学技术进步是能够解决的，人类必然会摆脱各种困境，所有国家都将发展起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1990年，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和帕瑞西亚•阿波登斯在其合著的《2000年大趋势——90年代十大新趋向》一书中，对未来十年世界可能出现的大趋势做了一些预测，并认为未来十年将会出现高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并由此带来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论点是：90年代将是世界经济繁荣的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不断发展，各种物质产品，包括粮食、能源不再匮乏，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是错误和片面的。
上述国外学者的结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他们对人类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崇与赞扬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那么，人类为什么要通过创新以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呢？从理论层面分析，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要求人类必须自律，即通过自律来维持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性又要求人类必须进行创新，即通过创新来突破自然对人类的约束和限制甚至报复与惩罚。换言之，以创新的精神、态度、方法能动地变革自然，这是人对待自然的一种正当的、属人的方式。因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418]。人类“可能只是一颗在几乎无限的宇宙中的一个巨大星系的无穷空间中遨游的小行星上的许多生物中的一种，然而我们确实是整个宇宙中最令人惊奇的进化产物”[419]。人类为什么“是整个宇宙中最令人惊奇的进化产物”呢？因为人类实际上是一种乐于开拓、积极创新的社会性存在，创新性是人的本质特性，也是人的主体性的首要表现。而这一特性也正是人们在实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需要进行创新并进而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据。反言之，如果人的一切行动只能绝对机械地按照自然的必然性、天然的本能去活动的话，那么，人就只能永远做自然界的奴隶而无法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人，也无法开展作为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了。实际上，人作为一种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从动物本能中解放出来的存在物，能够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通过自己的开拓创新的实践不断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创新之所以是必要的和必然的，还在于创新实践是创新规律的体现和对创新规律的遵循。所谓创新规律，是指社会进步与社会创新之间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人类社会只有在创新实践中才能获得前进发展的基本趋势。首先，创新规律是新陈代谢规律在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之中的。但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其方向性的。事物变化的方向主要有三种：单一的水平运动，下降的运动，上升的运动。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上升性在世界万物的三种方向性运动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换言之，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方式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即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总的方向和趋势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以上升性运动为总体特征的。而物质世界以新陈代谢为表现的上升性运动，在社会领域就表现为一种创新规律，即是社会创新规律的客观基础。其次，创新规律是人的创新性实践的规律。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不可能自发地实现，需要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才能使其显现并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创新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创新规律得以存在和实现的载体，创新规律就是在人的创新活动中得以具体表现的。人的实践主要有三种形态：常规型实践、变异型实践和创新型实践。而只有创新型实践，才能真正推动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真正体现出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变革、改造客体的本质作用。如果说，新陈代谢规律为创新规律的发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创新实践则把这一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最后，创新规律是对创新本质的反映。创新本质是由人们新生的需求愿望与原有的现实存在之间的矛盾构成的，具体而言，是由原有的或旧有的事物客体（包括物质客体和精神客体）不能满足或不能很好地满足创新主体的需求愿望的矛盾构成的。换言之，创新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在实践生活中产生出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往往又是现有的客体、现有的实践活动及其产物所不能给予或不能满足的，于是就有了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人类就不得不通过创新的方式来实现，即通过创新变革原有的客体，使其发生新质态的变化，进而能满足人的新的更高的需求，从而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建立起新的更高的协调统一关系。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创新成为了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词汇，因为创新的核心是知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特别是在“人天”矛盾日趋突出的今天，一方面人们不大可能或不大情愿减缓已有的发展速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业已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于是，人们就只能求助于创新来破解眼下的发展困境了。在中国，创新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主流性的热门话题。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科学发展的推进，其实正是发展观和发展实践在当今中国发生的创新性变化的结果。早在2006年1月，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就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420]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突显和作用的发挥，预示着它已经成为了当下科学发展的重要一环，而当创新与科学发展紧密结合的时候，科学发展的可持续向度必将得到更加明显的体现。
3.科学发展要坚持自律原则和创新原则的统一
无论是自律原则，还是创新原则，都只是强调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自律和创新两条腿走路，只有把自律原则和创新原则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真正体现科学发展的可持续向度。
自律和创新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它们的区别来看，创新是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通过观念、制度、手段、方式或方法等的变革和进步，来突破、超越人类自身所面临的若干客观制约条件如自然资源短缺的制约。只有创新，人类才能生存和进步。创新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它使人充分看到了人自身所具有的卓越智慧和伟大力量之所在，使人类能始终以一种具有主动性和进取精神的社会性生物而特立于“生物之林”，使人类前进的步伐更矫健，也使人类能真正掌握超越“天堑”、走出困境的法宝。创新是外向的，具有极强的对外开拓性和积极进取性。而自律是对人的极端化、过度自我化的不合理的生产、生活行为的约束、限制和修正。自律能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和人在自然界中的应有地位及所发挥的合理作用；能使人的行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沿着生态良性发展的方向或轨迹前进或运行；能使人类追求文明和进步的脚步更稳健、更扎实、更具有文明的理性精神。自律具有鲜明的内敛性。
自律和创新之间既是对立的，更是统一的。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完整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密不可分，它们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科学发展的可持续向度。这种完整的可持续向度要求人们在对自身的发展行为包括生产行为、生活行为和观念意识进行约束改造的基础上，要在观念层面变革传统的极端功利化的思维方式，代之以科学合理的实践观念；在实践层面则应强化制度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等。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如果仅仅看到自律的一面，或将自律绝对化，忽视了创新对自律的超越和突破，就会束缚人类前进的步伐，扼杀人类自由进取、顽强奋进的本性，使人类在自然条件和困难面前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同样，如果仅仅看到了创新而忽视了自律，就会把人类的创造性、主动性推向极端，使人类在观念意识上萌生自我中心主义的自大狂；在实践中恣意张扬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将自己扭曲成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的主宰者、征服者。因此，要想真正有效、顺利地实现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目标或要求，必须将自律和创新统一起来，通过创新来弥补自律的缺陷和不足，通过自律来克服创新的虚浮和轻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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