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体文明的内容和特征
人类通过制造工具的劳动而告别了动物界，自此，人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开始了创造人类文化的历史。“文化”无疑是属人的，是一切“人化”的事物和成果。但人类不独有文化，人类更有“文明”，因为文明是“人化”事物中的积极成果，表征着人类在实践中所体现的进步趋向，或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换言之，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及由此所体现的社会与人的开化进步状态。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终于出现了整体化或综合化的趋势，进而形成了一种整体文明。
1.整体文明的含义及其内部关系
整体文明是一种综合性或复合性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的文明[460]、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
在整体文明中，所谓人的文明，是指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身而取得的积极成果，或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在自身（包括人的身心两个方面）和人的社会性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开化、进步的状态。可见，个体人的文明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自然性的身体素质的改善和进化，如寿命的延长、身高的增加、智力的提高等；二是人的知情意等精神世界的发展进步，如人的精神素养的提高、道德觉悟和责任感的增强等等。人的文明，不但体现在个体的文明进步方面，还体现在群体的文明进步方面，而人的群体文明所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生文明。[461]所谓民生文明，是指广大民众在生存和发展（包括生存状态、发展机会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状态。追求民生文明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概括的话来表述：“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462]所谓物质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中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所谓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相对于政治蒙昧、政治落后甚至政治反动而表现出的一种政治进步状态及在政治活动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463]所谓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改造主观世界而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表现为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生态生产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它是社会文明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领域的扩展和延伸，是社会文明的生态化表现。生态文明包括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通过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生态化的改造以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生态系统自身的生产能力、自净能力、自组织能力和稳态反应能力的提高，从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一个可永续利用的资源环境，这是生态文明的物质成果；二是人们思维方式的绿化、生态意识的觉醒和一系列生态学化的大学科群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美学及生态工程技术等等的崛起与发展，这可以看作是生态文明的精神成果；三是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的建立、完善和相应的环保机制的形成等，这可以看作是生态文明的制度成果。
整体文明的五维结构——人的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是有机的统一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同发展、共同进步。其中，人的文明在整体文明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起着向导和标尺的作用。就是说，整个文明实践或所有形式的文明实践最终都要落脚于“文明人”的培养和锻造上，偏离了这个根本的价值要求，文明必将不文明。换言之，文明实践或发展实践“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464]而这种“完全不同的人”或“新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465]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存在与发展的自然性的前提与基础，因为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466]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性的基础，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共同对人类文明起着基础性、支配性的作用。当然，生态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还支配着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又支配着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又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力及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建设的政治制度保障，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把人的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统为一体，并使其他四种文明相互影响；另外，政治文明决定着其他四种文明的性质，以自己的进步推动着它们的发展。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467]这表明，文明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即它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体现的人和社会的开化进步状态。而实践是以人为主体、以外在事物为客体对象的现实活动，这就意味着，实践承担着双重改造任务，即改造客体和改造主体的任务。这样，我们对文明包括整体文明的把握和认识，也应遵循这双重维度。或者说，文明关于人和社会的“开化性”，包含着两层含义：既有“化物”即改造客体之意，也有“化人”即改造主体或人之意。改造自然客体（通过经济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现为物质文明；改造精神客体（通过文化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现为精神文明；改造政治客体（通过政治建设或制度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现为政治文明；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生态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现为生态文明。上述四种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化物”之文明，即属于客体文明。人的文明则是一种主体文明[468]。这种主体文明是在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化人”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2.整体文明的特征及生态文明的特殊性
整体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趋势和方向，它有这样一些重要特征。
（1）系统性或整体性。系统性或整体性是整体文明的最重要的特征，它是对整体文明存在和发展之样态所做的概括。整体文明主要是由人的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五个子系统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五个子系统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就是说，整体文明的结构要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整体文明所获得的效应、功能是一种具有新质的整体效应、整体功能，这是单一的文明子系统所无法比拟的。换言之，没有五个子系统功能的有机整合，整体文明显然不可能具有其应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整体效应或功能。
（2）协同性。协同性是就整体文明发展运行的具体机制来讲的，这一特征是整体性特征的必然衍生。或者说，整体文明的发展，不是某一两个要素的单一发展、片面发展，而是五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即整体文明在发展中强调和追求的是协调性、全面性。整体文明的整体性特别是协同性的特征和机理正是其之所以能支撑起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3）历史性。历史性是就整体文明运行的历史过程而言的。文明并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中的，从而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综合的发展态势。在空间范围上，多地域、多民族的文明构成了当今的人类文明；在内容结构上，多种多样的文明形式又构成了正在出现的整体文明。就是说，整体文明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当某一两种文明实践不能有效化解人类面临的严重的发展问题、不足以支撑或代表当今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时，新的具有协同联动效应的整体文明就应运而生了。可见，整体文明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自从生态文明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之后，在我国学界再次出现了研究生态文明的热潮。目前的研究不乏有把生态文明拔高的趋势或倾向，其实，在文明结构中，生态文明是一种后起的文明形态，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此，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生成的特殊性。作为一种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只是在近代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与对立、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时代背景下正式生成的。在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文明）之前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讲是协调的、平衡的，不存在什么严重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因而，人类并未重视也无需重视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即使某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们也可以向其他地方迁移。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相比，生态文明长期处于萌芽性的状态。
第二，作用的特殊性。在社会文明中，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虽然同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但相比而言，生态文明的作用更“基础”，换言之，它对物质文明也起着支配性、决定性的作用。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先决条件，如世界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均出现在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动植物繁盛的大河流域；而当自然环境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时，恶劣的生态环境就会导致文明的退化乃至消亡，如我国历史上楼兰古国等文明城镇的消亡，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发展的特殊性。和其他文明形态特别是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是一种依赖性或依附性的文明形式。人类生态文明的发展，不可能单独地、专门地进行，只能以人的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建设为“载体”。脱离或忽视了这个“载体”，把生态文明的功用不恰当地拔高，以为生态文明可以包打一切，显然是违背常识的浅见。
科学发展的过程应当是人的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推进的过程。但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主要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角度来规范或把握文明定义的，一直认为，文明是人们改造世界所获得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既然人自身的发展进步以及政治建设、生态建设的积极成果都可以成为“文明”，而且是社会文明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人的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也包括到人类文明的范畴中去。这样，所谓整体文明就应该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包括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调整人与外部世界和人的“内部世界”关系的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价值的“化人”成果及物质成果、政治成果、精神成果和生态成果的总和。
二、整体文明提出的依据和意义
关于整体文明，国内学术界早有关注和研究。笔者就曾于1998年提出了“大文明”的概念，认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是一种广义的文明或大文明，它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方面的内容。[469]现在看来，所谓“大文明”应当是整体文明的“前身”。方世南教授认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整体文明系统。建设好社会整体文明，就能实现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全面推进，使社会不断走向和谐。[470]而哲学家、中央党校资深教授庞元正先生也认为，依据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应当看到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包括生态建设；社会的整体文明不仅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包括生态文明和民生文明。[471]
尽管在所包括的内容结构的划分上有所不同，但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了整体文明的存在及其建设整体文明的必要性。事实上，提出整体文明，有着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而这种理论依据首先要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中去寻找。
1.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生活”理论
整体文明及其整体文明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思想，是对社会及其发展的整体性的反映。而具有整体性的社会是有其内在结构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472]那么，社会结构又呈现出哪些“人的生活”呢？对此，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如下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73]很明显，作为社会结构之外在表现的“社会生活”至少包括着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狭义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而物质生活对应着物质文明、狭义的社会生活对应着人的文明（其中的民生文明主要通过狭义的社会建设来获得）、政治生活对应着政治文明，精神生活对应着精神文明。这样的理论分析并没有错，但还不全面。关于生态文明以及人的文明的相关内容又该如何去“对应”呢？对此，我们还需要从起着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答案。由于“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474]，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对其他的生活形式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关键就在于其中的物质性的生产力；而生产力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直接的决定性力量，其关键之处又在于生产力的两大物质性要素：人和自然环境。就人而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本身是“主要生产力”[475]。
作为“主要生产力”的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或是生产实践的发动者、组织者和成果的享用者，这样，人在社会生产中既创造着物质文明，同时，又在社会生产中创造着人的文明。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有明确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76]这种新的力量、新的观念及新的语言等显然属于人的文明的范畴。恩格斯也认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77]而这种人的体力和智力所获得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与运用，也是人的文明取得进步的重要表现。当然，人的文明不独在物质生产中创造，还在其他的实践活动如精神生产、政治建设、生态建设特别是狭义的社会建设中获得创造和发展。人的文明如同一根主线，始终贯穿于整体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中。
生产力的人的主体性表明，离开了人，就不可能有生产力或物质生产活动；同样，离开了自然环境，也不可能有现实的生产力的生成和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明确指出：自然界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的，“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78]马克思的论断表明，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是人的物质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性条件。既如此，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如果遵循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就表明这种物质生产也在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如果违背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则表明人的物质生产在破坏着生态文明。
总之，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作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不但对应着物质文明，还在原初的意义上生成着人的文明和生态文明。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生活”理论，内在地包含着整体文明的所有形式或成分。
关于文明的整体性或多样综合性，西方一些学者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如英国卓越的历史学家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认为，“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479]美国学者维尔•杜伦认为，“文明是社会秩序，它促进文化创造。文明包含四大要素：经济支持、政治组织、道德传统以及知识和艺术的追求。”[480]显然，这些论断为我们把握和认识整体文明提供了理论佐证或支持。
2.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文明实践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真正达到了高度的文明。”[481]从现实实践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追求整体文明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这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逐步确立，我国的文明建设也呈现出了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而且强调，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482]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483]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484]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专节论述了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并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485]。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决定，要求“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人的文明也是有着充分的实践依据的。虽然在我们党的相关文献中并没有正式提出过“人的文明”的概念，但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直在努力建设着“人的文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根本的原因是通过一系列利民政策而调动起了千千万万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成为了我们党进行革命的坚强的群众基础。正因如此，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而且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486]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中国人民伟大儿子的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根本的出发点还是广大的人民，具体说是要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和温饱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487]所以，邓小平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488]人成为文明的“主体”或中心，无疑需要理论上的觉醒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同。2003年，伴随着科学发展观成为我们党的新的指导思想，人的文明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觉建设的新时期。这种“自觉性”主要表现为近些年来，我们党在发展中形成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方略。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489]社会建设的积极开展及其取得的成效，极大地推动了人的文明的进步。
文明的发展必须具有科学性，或者说，文明也要追求科学发展，这种科学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几种文明形式并不是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自行其是，而是需要协同发展、整体推进，即要走整体化发展之路。在这种整体化发展中，新的整体文明就呼之欲出了。当然，几种文明协同发展的实践基础是科学发展，即科学发展的提出及其开展，客观上要求多种文明必须协同发展、整体推进，这也正是科学发展对文明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要求。
文明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一定程度地交织着五种文明形态，但物质文明基本上始终是主导、是基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由于人们温饱的满足和物质上的日益富有，在物质生活基本无虞之后，人们开始追求其他的生活，如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生态生活等；（2）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开始兴起了尊重人权、维护人道、促进人类发展的潮流，人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3）当社会历史的列车在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时又遭遇了日益严重的反文明、反进步、反人道的现象、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对人类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这一切都迫使人们要高度重视对人的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研究与建设。在总体上，当21世纪的阳光洒向地球，当人类蹒跚而又坚决地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当中国吹响科学发展的号角时，整体文明就渐渐地浮出了地平线，而逐步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态。
3.提出并建设整体文明的意义
社会文明包括人的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这种关于文明结构的五分法，将更切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实际从而更具有科学性。这也预示着，研究整体文明，建设整体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上，提出并研究整体文明，为我们创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明学或社会文明学提供了可能。所谓文明学或社会文明学，是综合研究一定社会形态（或一定时代）的文明现象和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文明学的研究对象无疑是文明，但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明，而主要是现代社会的文明。否则，我们倡导构建文明学就失去了本来意义。因此，文明学主要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中的文明现象和文明的发展规律特别是那些带有宏观性、综合性的一系列重要的文明问题，如文明的生成、文明的结构、文明的作用、文明发展的动力、前景、机制、道路、规律等问题。由于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演进为整体文明之后，才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学的创建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因而，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学，实际上是一门整体文明学，它是人的文明知识、物质文明知识、政治文明知识、精神文明知识和生态文明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在实践上，提出整体文明特别是建设好整体文明，是推进我国科学发展的主干内容。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只有在整体文明的正式形成和有效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实现。我国的科学发展，在具体领域上，主要体现在人的科学发展及经济的科学发展、政治的科学发展、文化的科学发展、生态的科学发展这样几个方面，或者说这几个方面的科学发展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我国完整的科学发展战略。而人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的科学发展又具体表现在人的文明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效建设与进步上。人的文明是我国科学发展的灵魂和核心，它的进步将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导向和检验标尺等的作用；物质文明是我国科学发展的经济支柱，它的进步将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或经济基础；政治文明是我国科学发展的制度支柱，它的有效建设将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优越的政治制度保障；精神文明是我国科学发展的精神支柱，它的有效建设将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生态文明是我国科学发展的生态支柱，它的有效建设将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环境条件。可见，为了消除当今我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推动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务必要五个文明一起抓，走整体文明协调发展之路。
三、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文明
在恩格斯看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490]或者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91]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从个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而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492]，也应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或至少是追求全面发展的社会。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同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也应当是一种全面推进的整体文明。全面推进的整体文明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需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和胜利不可能只体现在某一两种文明形式的进步上；全面推进的整体文明也是实现科学发展所必需的——因为科学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文明的整体化推进的过程，离开了整体文明及其建设，科学发展既无法体现，更无法实现。那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文明呢？
1.建设整体文明的具体要求
整体文明的进步具体表现为各子系统文明的进步上，因此，所谓建设整体文明的具体要求，其实就是关于建设各子系统文明的具体要求。
（1）关于人的文明的建设问题
人的文明表征着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但遗憾的是，当今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普遍呈现出了极端物质化的倾向，从而造成了“单面人”的出现即造成了人的畸形和片面发展的态势。这种“极端物质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对物的过度依赖如对科技产品的过度依赖从而在身体结构或身体机能等方面损害了自己的健全存在和发展。如人们过多地使用或把玩手机，有可能导致人的右脑的萎缩和退化；长期使用电脑或看电视则有可能导致人的视力严重下降；过多地使用交通工具或使用其他家用电器如吸尘器、洗衣机等，有可能使人的四肢功能退化等等。其二，人们对功名利禄（包括权力等）的极端追求和过度迷恋，导致了人们在物质和精神关系上的严重不平衡，使人成为了物质上的富人和精神上的“穷人”。换言之，当今人们普遍“不差钱”，但普遍“缺德”。这一点，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有着更为具体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创造和赚取物质财富方面的勤劳和智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大多数中国人因此也一天天地富了起来。但富起来的中国人却表现出了相当不和谐或不“文明”的另一面，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致富”，而且还因为许多人在富了之后却表现出了相当“另类”的一面：物质上的“暴发户”和精神上的“贫困生”。环顾我们的周遭可以发现，一些人钱多胆大、为所欲为；一些人见钱眼开、见义不为；一些人揣着钞票在满世界进行消费甚至高消费的时候，却因自身在精神素质等方面的不佳表现而为外人所侧目（如刻写“到此一游”、入厕不冲水、蛮横无礼不会谦让，等等）。
迷恋物质财富只能把自己动物化。这种对“物”的过度依赖或迷恋及导致的人的精神道德素质的下滑可以说是当前进行人的文明建设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93]要想把“物质人”变成文明人，把“物质社会”变成“文明社会”，把片面发展的人变成“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须“两手抓”：一方面，要淡化整个社会所弥漫或充斥的浓厚的唯物质主义的氛围，坚决摒弃“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不择手段式的实用主义的思维理念，把人从物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要向全社会宣传，物质虽然是基础，但仅有物质并不等于就有一切，社会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物质的创造上；人生的幸福也不能只靠对物质的消费。过分的物质化实际上就是动物化即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层面。社会和人要实现全面发展，就必须通过物质而超越物质，在物质之上书写科学发展的壮丽画卷。另一方面，当今人生的重大战略性变化，就是要由物质化的生存向精神化的生存过渡。或者说，通过教育、审美、娱乐、自我修养等的途径或手段不断提高自身的精神道德素质，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应当是大多数人今后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追求方向。只有通过对人的精神道德素质的有意识的提高，协调业已失衡的物质与精神关系，才能促使一个全面发展的大写的人出现。
（2）关于物质文明的建设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物质文明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具有相对性，因为我们依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物质文明发展与其他文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即物质文明的一花独放或独领风骚与其他文明的相对落后或被轻视的矛盾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要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官界确立起整体文明观或整体文明的思维理念，即应然意义上的文明不能只是单一的或片面的物质文明，而是一种包括物质文明在内的整体文明，因此，整体文明观要求我们在建设文明的实践中必须采取一种相互关联的整体性的做法，即要有一种整体意识，不能“单打一”，如我们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文明的发展，至少不应以牺牲其他文明如牺牲生态文明的做法来换取物质文明的进步。其二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式问题，即我们在培植物质文明这一艳丽的“花朵”时所使用的“方式”具有极大的粗放性[494]。具体说这种粗放性表现为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以及不协调、不平衡、不安全等的弊端和问题。当前，这种粗放而失衡的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着环境超载、资源不足、对外贸易摩擦加剧、国内热点事件增加等生态环境、贸易环境和社会环境恶化的制约。换言之，在亮丽的增长数字背后是令人心悸的人文道德的失落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大量问题的涌现。总之，审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出，从官界到产界，人们在思想上只重视外延式发展而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特别是生态成本的倾向还相当严重；在经济运行的动力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和重化工业发展的问题还十分突出；加上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一些领域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名牌，所以，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量开发自然资源甚至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来换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进而使我国成为了任发达国家“剥削和无理指责”的低端产品的“加工厂”。
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也就是说，GDP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等等，快的未必就是好的。为了实现物质文明的健康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495]
（3）关于政治文明的建设问题
自马克思于1844年使用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以来[496]，政治文明就逐步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表征的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包括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方面的进步。令人忧虑的是，对政治文明的建设发展起直接破坏作用的，是现今比较普遍的政府的种种不良行为。政府行为是政府体制与政府官员之间交互作用的表现，因而政府的不良或失范行为是指因政府体制上的弊端和政府官员行为失误及违法乱纪等造成的诸种不良行为的总和。政府的不良行为主要表现为：失误性决策行为、腐败行为、短期行为、片面化行为、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等的行为。其中，政府或执政党官员的腐败行为是最大和最具严重后果的不良行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的一切文明建设，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的政治保障条件，科学发展将不科学，“中国梦”将会成为白日梦。但现实中比较严重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的“要命”行为，却是党自身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敌，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否定因素——只会导致吏治的败坏和政治上的反动、黑暗，并进而导致其他文明的褪色和倒退。
那么，如何规范和优化政府的不良行为特别是克服腐败行为呢？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一个根本的切入点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美国学者丹尼尔•W.布罗姆利认为：“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制度安排或工作规则形成了社会秩序，并使它运转和生存。”[497]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98]这充分表明，要维护政治秩序、建设政治文明，必须以对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依托。因为“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它通过规范人的行为来调节交往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承担起限制冲突、增强合作的职责。当制度这样做时，它就成为一种规范人的行为、调节人的关系的工具或手段”[499]。也就是说，要规范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限制并消除干群之间的冲突，必须借助制度的力量。正如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的，“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500]”近些年来，我们党针对党员干部先后进行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教育活动对于克服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仅仅具有这些面对精神层面的教育活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三讲”教育以来，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犯案的党政干部人数之多、级别之高、金额之巨、情节之劣，触目惊心。可见，要想真正“洗澡”、“治病”，非制度的力量莫属。这些制度包括选举制度、财产公示制度、舆情公开制度、问询追责制度等等。以选举制度为例，周期性的真正具有民意基础的选举制而非任命制是纠正和终止前任错误、使后任者能更加少犯错误、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关键一环，而真正的选举机制也是使民众的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和表达的有效途径或渠道。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好的制度胜过一打教育活动。总之，必须毫不犹豫地加强和完善各种制度建设，这是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人间正道”。
（4）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在权力高度依赖的拜金社会，对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最具冲击力的因素可能就是权力和资本了。权力和资本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的力量要素。在以国家为基本形式的社会里，权力是无处不在的。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谈到权力或权威时指出：“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501]资本是现代市场社会的根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502]尽管权力和资本是必要的，但如果过度崇拜权力和资本，就会陷入高度的“物”的依赖的困境当中，从而使人丧失了本真的存在。进一步而言，对权力和资本的过度的崇拜，导致了“三信”问题的出现——这恰恰是与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
当今之中国，最深刻的危机，恐怕还不在经济、政治、生态等“器物”的层面，而在于人们内心里的不安和躁动，在于精神文化领域里的危机。一言以蔽之，在于日益深重的“三信”问题即信仰、信心和诚信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诚信，简单地理解，就是诚实、守信用。诚信是人的基本品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灵魂；诚信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以守信义、讲信用闻名于世。孔子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这一古训作为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流传了两千多年。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到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诚信似乎在整个社会领域已大面积地被淡化甚至湮灭。官场上的虚伪作秀、商场上的坑蒙拐骗、社会上的互不信任、学术上的急功近利等等。诚信的失落，就像瘟疫一样吞噬着与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以及人们对社会的信心，像毒瘤一样侵蚀着社会的经济肌体。信是立身之本，更是立国之基。人之失信，祸在自身；社会无信，人人自危；政府失信，则权威不立，管理失序。在科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期盼着诚信的回复，社会呼唤着信用的重建。与失信相伴随的，是人们信仰的缺失。信仰是人能动的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一种精神方式。信仰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政治信仰、民族信仰或国家信仰、道德信仰。而政治信仰的迷失化、民族信仰的空泛化、道德信仰的极端自私化，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财富在增长，信仰在陷落。人们只是拖着“沉重的肉身”，在不断膨胀的欲望的驱使下，冷漠而故做高雅地行走在庸俗的生活舞台上。信仰是人们生活的“定准星”，是为人处事的“底盘”。失去了信仰，生活就会变成纯粹的“功利场”，人生就会失去方向，人就会成为精神空虚的“经济人”，成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没有信仰的人就是什么都不信的人，一个精神上什么都不信的人就只有相信感官上的欲望了，金钱、肉欲、名利因此成了疯狂追逐的载体，“只要我家有火炉，哪管室外天地冻”，人们只能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活信条，于是做什么都不再需要规矩，不再需要负责任，不再需要畏惧。而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怕的时候才是最可怕的事。所谓信心，即是一种精神上的关于实践行动的执着力、追求力。人在从事任何活动之前特别是事关重大的活动之前，都要有一种渴望成功、力求达到目的的积极的、饱满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一般表现为信心。信心属于精神的范畴，但它是人们取得成功的精神保障。没有信心，人们就如同失去了动力的扁舟，会随波逐流，任由外力摆布；或如同一群没有凝聚力、没有上进心而只受生理本能控制的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没有信心，人们就会“冷眼向洋看世界”，会以一种灰色的甚至晦暗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个社会，看待我们民族的未来。信心的对象既是人，又是物。对人而言，既可以是针对自身，也可以是针对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或一个集团等。如果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就会破罐子破摔，得过且过，虚度时光，游戏人生；如果人们对国家或社会没有信心，就会愤世嫉俗，心生厌世之情，缺乏对国家、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就当前的中国而言，由于社会不公的加剧、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等原因，特别是对那些贫寒人士、弱势群体及其子女而言，由于生存异常艰辛，他们身处“底层”，进入更高层次或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难度加大，他们的“弱势”地位有被凝固化或“世袭”的迹象，他们普遍缺乏一种对国家、对社会也对自身的善心和自信心。信心的失落，必然导致信仰的淡化和诚信的泯灭，这时，人们更多的是受眼前功利的驱使，而沦为了一种只追求眼前功利的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动物”和只满足感官刺激的“两足禽兽”。在现今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诸如“老鼠爱大米”的庸俗文化以及“狼爱上羊”的“病态文化”现象，都与整个社会信心的缺失有着极大的关系。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总体上要设法淡化整个社会所充斥的浓厚的唯物质主义的不良氛围（如影视作品里所描写的“帝王至尊”的剧情、广告里所宣扬的“高贵生活，及时享受”的诉求、社会上所流行的“只问成功，不论手段”的“成功哲学”，等等，都在烘托或营造着唯物质主义的畸形“社会”），适当放慢物质上的发展速度（把人们统统引向追求物质财富的“快车道”，并无休止地迫使人们要把小房换成大房、把大房换成别墅，或把一套房子变成几套房子，还要在别墅前面停放名车，等等，这样的做法只能是在人们的脖子上套物质“枷锁”）。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是，领导干部自身要率先垂范，带头表现出“精神”上的文明。因为在我国，政府是推进文明建设的主导力量，或者说，我国各种文明建设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政干部的所作所为。如果领导干部体现不出精神上的文明性、品德上的高尚性，那么，又怎么能号召大家为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文明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呢？这充分说明，整体文明中的各子文明系统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制约性，任何一种文明的有效推进，都离不开其他文明的进步。
（5）关于生态文明的建设问题
对生态文明最具破坏性的，无疑是当今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把环境问题解决好了，显然能直接促进生态文明的实现或发展。而环境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人的问题。这种环境问题的“属人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环境问题主要是因人的不当的行为如生产行为、生活行为和科技行为等造成的；其二，“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说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在人身上的话，那么，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也握在人手上。具体而言，从“人”的视角看，解决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这样几方面的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就政府官员来看，必须转变政绩观；就企业经营者来看，必须实行绿色生产；就广大民众来看，必须强化人们的生态意识。
政绩是干部德才素质在领导工作中的综合体现，而政绩观是关于政绩问题（即什么是政绩、为谁而创政绩、怎样实现政绩等问题）的根本看法。传统的政绩观是单一、狭隘的“物本”化的政绩观，即以“产值论英雄，速度见成效，项目论高下”，大搞“超前”建设。传统政绩观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一是重“显绩”，轻“潜绩”；二是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三是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益；四是搞虚假政绩，玩“花架子”；五是不实事求是，乱上项目、乱铺摊子。这种单一片面的政绩观及其政绩评价考核体制尽管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当人们通过经济产值或GDP的多少来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优劣和决定其是否升迁时，谁还会关注经济产值之外的东西呢？由于人的经济活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在物质、能量等方面相互交换的过程，这样，当我们过多地关注经济效益时，首先遭到破坏的，当然就是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的“自然客体”了。现实中，官员们招商引资，为染污企业的上马及开工提供种种便利并保驾护航，是在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同时追求更大的“官帽”。因此，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在政府层面，必须要转换政绩观及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即要建构或完善科学的具有全面性、实践性、群众性的关于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的政绩导向机制。
企业经营者或企业家是企业生产或企业发展的责任主体。但当代企业经营者所承担的责任，不仅仅体现在生产发展或经济效益方面，还体现在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等方面。在当今这个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那种唯利是图式的传统的企业生产行为已告过时。但我国的现实却是，相当多的企业，在单一片面的政绩观的客观庇护下，仍然粗放经营，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企业生产中所应有的社会效益特别是环境效益。致使众多企业沦为了破坏资源环境的“骨干”。我国几百个“癌症村”基本上就是这样形成的。要减缓环境问题的恶化，并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企业经营者就必须转换经营方式，即要由单一的追求经济效益的模式向追求整体效益的模式转换。从环保的角度来看，企业要走绿色发展之路。所谓绿色生产或绿色发展，是一种具有清洁性、低碳性的循环型的生产模式，它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注重环保效益，并能实现物质生产的绿化或生态化。
广大民众是克服环境问题、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基本力量或基础力量。但民众的不良行为也对生态环境起着直接的破坏作用。如民众的暴殄天物的行为、挥霍浪费资源的行为、大量制造垃圾并对垃圾不分类的行为，等等。这些现象反映了相当多的人的生态意识淡漠，总以为环境问题与己无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只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兴趣爱好以及舒适度等来取舍消费行为，致使相当多的人的消费行为具有盲目性、自发性、被动性、过度性等的特征和缺陷。如在市场广告等的诱惑下，人们频繁更换手机，包括换车、换房等。这些显然是一种不良的或不必要的消费现象，其所具有的浪费性及对环境的破坏性显而易见。要消除人们在消费活动等方面浓厚的“感性”色彩，我们必须引进理性的力量，即要用理性来淡化并支配感性。此处所说的理性，是指人们关于自身与自然界关系的正确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下人们所应采取的科学合理的行为。这种正确认识，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生态意识。当今社会要想优化人与自然之间业已恶化的关系，必须普及和强化人们的生态意识。也就是说，脑子里只有始终绷紧生态这根“弦”，才能把自己的行为自觉地导向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方面，才能使自己的行为境界达到一个科学合理的高度。从一般民众的角度看，树立或强化生态意识，无非是要使广大民众养成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建设生态文明的良好习惯。这有两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其一，从我做起或约束自己的行为，至少使自己不能成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分子”，这是生态意识所内含的底线要求；其二，积极建设生态环境包括制止他人对资源环境的危害、破坏行为，这是一种较高意义上的要求。
2.建设整体文明的基本原则
结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的国情，我们以为，把握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文明，应坚持这样几个原则：
（1）分阶段持续推进原则。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发展是持续的，又是分阶段的，是持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文明建设，也应遵循这一原理分阶段持续推进。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现阶段我国的整体文明状况，无不受这一特殊阶段的制约。如目前我国的整体文明程度不高，各文明要素之间还很不协调等。这样，我们必须依据这一阶段我国社会文明的基本状况，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等。我国在经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之后，将进入中级发展阶段和高级发展阶段，直至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一总的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文明观和文明建设活动都有其特殊性。但各阶段之间又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打基础、作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必然结果，因而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就呈现出一种前后相继、持续推进的过程。
（2）以整体为目标的重点推进原则。社会文明的发展是整体发展，而非单一发展；是全面发展，而非片面发展。但是，整体发展并非均衡发展，不分轻重缓急西瓜芝麻一齐抓，甚而混淆主次之别，这样是搞不好整体文明建设的。在现阶段我国的整体文明建设中，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重点还是物质文明建设。当然，这个重点不是“单一论”、“片面论”，而是“协调论”，即要围绕着物质文明建设的进步，积极推进其他几种文明的建设。
（3）跳跃式推进原则。中国的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四平八稳地发展即低速发展，另一种是飞跃式发展即高速度发展。在我国面临着相当复杂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形势下，以及为了克服国内发展问题的需要，低速的文明建设往往意味着停滞甚或倒退，高速度的文明建设才是真正的发展。中国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变落后为先进，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在文明的建设速度上适当快于其他国家。当然，这种建设或发展必须以稳定和谐为前提，包括文明建设在内的任何建设，都必须在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进行。
（4）以自我为主的推进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发展的条件，内因是发展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换言之，社会文明的发展主要是一种内源式发展，是一种自我发展，即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中国的文明建设，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的发展又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要开放自我，吸取外部营养，这是社会文明系统呈现良性的自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我国的整体文明建设方面，我们要坚持这样两个宗旨：一是我国的文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并要坚决抵御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二是我们也不能闭门进行文明建设。在当前，我们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制度和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在对外开放中，稳步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的发展。
（5）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波浪式推进原则。根据差异性原理，社会文明的发展，不可能是一种绝对均衡、水平式的发展，而应是一种波浪式共同推进的过程。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或追求整个社会文明程度与全体国民文明素质的全面提高，这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根本原则。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地域辽阔而又复杂，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水准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平衡、绝对的“共进”势必要限制许多地区的文明发展速度，其结果将会严重限制社会整体文明水准的提高。因此，只有那些整体文明素质较高的地区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才能实现整体推进、共同进步的目标，也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发展的人本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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