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发展时期所孕育的科学发展精神，是当今中国人民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为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普遍认同和接受，能够真正引领中国社会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实践方法等精神因素的总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科学发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在方兴未艾的科学发展实践中，精神内涵无疑是其亮丽的底色，它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包含着追求普遍受益的公正信念，包含着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责任意识，包含着独立自主、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包含着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创新理念，也包含着为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纠错方法和智慧，是一种发展之所以为科学发展的鲜明的精神标志。
科学发展的精神除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人本精神、倡导普遍受益的共富精神、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之外，还包括着追求内源式发展的自主精神、主动改过的纠错精神和立新完善的改革精神。
1.追求内源式发展的自主精神
尽管全球化浪潮在不断侵蚀着国家和民族的固有“边界”，但必须看到，世界远未“大同”，发展依然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时空范围内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发展可以交往，发展的某些成果可以共享，但发展的主体总是具有特定的国家、民族界限的。近些年来，在“人权高于主权”论调的鼓噪下，人们似乎觉得在全球化时代，国界正在消失，国权正在弱化。但加拿大学者戴维•麦克纳利在1999年所发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民族国家并没有消失，我们正在目睹它作为跨国机构在重组，它在市场全球化和投资国际化的时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其实，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通过跨国机构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而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核心之外的国家却受到严重的限制。”[525]也就是说，在英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看来，当今存在的民族国家的权力是不均衡的，即在一些民族国家如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其自主权确实已成强弩之末，但在另一些民族国家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权力现正如虎生翼。所以哈维认为，笼统地说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是十分愚蠢的。[526]总之，发展的社会时空特征要求我们在科学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必须培育和倡导追求内源式发展的自主精神。
所谓自主精神，是指在科学发展中要注重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身份，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我国人民的一种精神信念和战略决心。或者说，自主精神是在科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中华民族的“气势”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意志”。自主精神是对发展的发生机制主要源于一个国家的内部因素、内部关系的现实境况在精神理念上的反映，它要求我们在发展实践中，从发展目标的制定、发展方式的选择，到发展成果的享用，必须立足于自身的现实，调动起自身的积极因素，造福于本国人民。在中国，自主精神要求我们“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自主精神的突出表现。这条道路和任何“左”的或右的路线、主张都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否定改革开放、主张走“回头路”的思潮，以及鼓吹自由化、主张搬用西方多党制、议会制的右的思潮，都是自主精神所要坚决反对的。
在中国，自主精神还要求我们具有斗争的精神。科学发展既给我们规定了道路和方向，同时还要求我们具备一种坚强的意志来维护它、实现它，这种意志主要表现为一种斗争的精神。所谓斗争精神，是坚守科学发展的“政治底线”，维护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承载的国家利益的坚定意志和信心，是坚决回击和应对诸多“危险因素”对科学发展进行干扰和破坏的一种精神。
科学发展本身的使命要求我们培养和倡导斗争精神。科学发展包括着经济等诸多领域的科学发展，是一个综合推进的过程。或者说，科学发展不独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进步，还包括着其所体现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对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及民族尊严的肯定和维护、以及对一切有害于科学发展的不良现象和行为的回击等。要承担这些使命、完成这些任务，仅仅靠发展是不够的，还要靠斗争。
就推进科学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来看，更需要倡导和培养一种斗争精神。必须看到，尽管和平是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但我们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由“丛林法则”所支配的实力世界。在国际上，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一直就未消停过。它们的所作所为，在政治动作上表现为一种强权和霸权，在战略目标上则是搞乱中国、搞垮中国，达到其西化或分化中国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西方一些势力和组织针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总是交替进行的。所谓“西化”是要把我国从意识形态到政治体制等都纳入到它们所认定的价值框架之内，改变科学发展的政治取向；所谓“分化”就是企图分裂和肢解中国，达到它们“分而治之”的目的，瓦解科学发展的“国家载体”。但无论是“西化”或“分化”，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变为积贫积弱、听命于它们的“附属”之国。而这种“西化”和“分化”与它们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毫无干系。何以这样认为，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的境遇就是鲜活的例子。苏联解体之后，分离之出来的俄罗斯曾一度大力“向西方看”，不但在政治体制上完全“西化”，而且在经济上采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但即使这样西方也没有买账，而是通过“北约”东扩等方式咄咄进逼，大力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致使俄罗斯感受到了严重的安全危机。同样，前南斯拉夫在一分为六，最后在仅剩下“塞尔维亚”之后——尽管塞尔维亚也要设法加入欧盟，但美欧等国依然采取政治手段将塞尔维亚人视为其文明发源地的“科索沃”给独立了出去。可见，冷战结束以来，“西化”和“分化”是西方少数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卖力推行的战略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自由”、“人权”则是它们掩盖其不良图谋的幌子而已。那么，西方少数国家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图谋“西化”和“分化”中国呢？这还要从科学发展的“政治身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去找答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了两种效应，其一，在价值观上，影响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瞩目甚至追随，这对在全世界积极推行西方价值观的国家和势力来说，无疑是一种冲击；其二，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大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使得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力不断增强。当中国发展模式依托着科学发展的实践道路而更具国际影响力时，这对具有“冷战”思维和常常以霸权身份出现的西方少数列强而言，显然是一种“威胁”。于是，它们就会时不时地上演着打压中国、搞乱中国的霸权闹剧。
根据“利益场”的“刺激→应变”理论或“卧榻”理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如日本、印度和当今世界的一些大国如美国等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利益交接”关系。中国的发展或崛起，既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利益上的利好条件或机会，会促进或带动它们的发展；也会引起它们的不安甚至恐慌，感觉到“中国威胁”的存在。这也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于是，相关国家总会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不择手段来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制造麻烦或“添堵”，以达到搞乱中国、分裂中国进而弱化中国的战略目的。日本、印度是这样做的，美国、英国等也是这样做的。对此，我们就必须要有斗争的意志、策略和手段。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我们不乏那种“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顽强不屈、不畏强暴、追求正义的斗争精神。今天，在我们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斗争的精神、斗争的武器不能丢。当然，我们所说的斗争，绝不是过去那种你死我活、一方吃掉一方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不是随意的对抗和有意的争斗，也不是肆意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霸权行径，而是一种对科学发展的政治方向、价值理念、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等的坚决捍卫和维护的坚定信念和意志。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使我们一天天地富裕了起来，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盛世”也并代表天下太平，我们身处“好日子”中切不可消磨了应有的斗志，使我们患上“软骨病”。斗争的精神告诉我们，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与狼共舞必须具有一定的狼性——这是一种傲视群雄、敢于抗争的民族集体的“性格”。斗争的精神更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要在实践中创造，更要在斗争中维护，这就是发展的辩证法！
2.主动改过的纠错精神
人是一种会经常犯错的社会动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527]同样，由人所主导的社会发展，更是一个充满了挫折、失误甚至失败的过程。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会犯错，更有着改错的勇气和吃一堑、长一智的智慧。所谓科学发展的纠错精神，是指在科学发展中积极发现错误、有效防止错误、主动纠正错误的信念和智慧。
纠错精神是科学发展精神中的重要内容。而知错、防错、纠错则成为了一种发展之所以为科学发展的重要的身份标志之一。人类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犯错与改错交互斗争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在错误的风浪中锤炼，同样，人类的文明也在纠错的实践中成熟。在社会发展中，正是有了主动改过的纠错精神，人类的历史才不断涉险过关，一步步走向今天的强盛和辉煌。当代人类社会从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从告别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发展的纠错精神的体现。我们实施科学发展，显然也离不开主动改过的纠错精神。在根本上，只有“真善美”的发展才够得上是科学发展。而这种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再合审美性的科学发展内在地包含着纠错精神。因为在一般的意义上，发展中的错误，要么是对客观规律的违背，要么是对发展目的的背离，要么是对发展美的破坏，或者兼而有之。就是说，要想确保发展的科学性，就必须使人的发展活动努力符合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审美性相统一的要求，即尽量不要犯错误。当然，科学发展不是没有错误的发展，而是低代价、少错误的发展，是有了错误能及时有效地予以改正和克服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正是科学发展的特质所在。
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或影响力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成就的大小，更取决于该国缺点或错误的多少。换言之，只有成就大、错误或缺点少的国家，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国家。当今世界，美国似乎独步天下，有着几乎无与伦比的“硬实力”，但其本身的问题和错误也很多，很难称得上是个完美的国家。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一方面，我们的发展成就并不算小，但另一方面，我们的问题包括失误也很多，因而人们包括外人对我们有看法、有怨言。可见，要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实现科学的发展，就必须构建科学的纠错机制。纠错就其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被动纠错和主动纠错。被动纠错是灭火式纠错，有了错误之后的纠错；主动纠错是源头式纠错，防患于未然的纠错。人类的大部分纠错都是一种被动式纠错，这种纠错就事论事，成本高、效果差，属于面多了掺水、水多了掺面、面再多了再掺水的一种做法，往往是恶性循环。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在自己或别人有了一次错误之后要设法确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的做法就属于主动式纠错，这是一种不让错误发生或只让其发生一次的理想的方式。为此，我们要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努力通过舆论监督以发现错误、通过制度建设以防止错误、通过民主机制以纠正错误等。总之，纠错精神是确保科学发展的科学性或确保科学发展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低代价进行的精神保障因素。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在发展中才能主动地认错、积极地防错、有了错误也会勇于改错；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在遵循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发展目的的确定、发展方式的选择、发展结果的享用、发展美的创造等方面，才能更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要求，才能使发展最大程度地远离失误乃至失败从而更加趋向于正确与合理。
3.立新完善的改革精神
要纠错，还必须借助改革之手。这不仅仅是因为纠错本身具有改革的性能，或几乎所有的纠错都要通过改革来完成并加以巩固；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要防错，还必须利用制度的力量，而制度一般是在改革中加以确立或得以完善的。因此，要培养纠错精神，还必须同时培养一种立新完善的改革精神。改革精神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发展存在的重要反映。所谓改革精神，是指通过改革特别是全面改革来实现中国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的决心、信念和智慧的总称。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528]要培养改革精神，当然需要以改革实践为基础。改革，是指破除或变革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方面不适合或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观念等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何理解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呢？从学理上看，如前所述，只要是真善美相统一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而从可操作的技术层面来看，则必须基于这样一种衡量结构：外围层次是生产力要素，核心层次是人的要素，就是说，这种“生产力→人”或“外围→核心”的“联动共进”结构，能基本上反映出社会的科学发展状况。具体而言，如果生产力和人有了同质同向的发展进步，那么，这样的社会变化，就体现了一种科学发展的态势；反之，虽然生产力有了发展却没有人的进步（所谓“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主要如此）或生产力和人都没有出现良性的、积极的变化，就可认定社会不具有科学发展的趋向。
现实的改革活动的具体着力点包括着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等环节或方面。就上层建筑而言，则包括着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或阻碍着社会的科学发展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就要对之进行改革，这包括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观念，或破除不科学的思想观念如目前的GDP至上论的思想观念等；还包括改革旧的政治管理体制如过去高度集中僵化的政治管理体制，以及当前适应新形势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等。就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而言，当经济基础方面出现了不适应或阻碍社会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情况时，就要对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如破除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所有制形式，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在当前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等。
如果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等阻碍或破坏社会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容易理解，而说生产力阻碍或破坏社会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这种情况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的推进需要价值目标的规定，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的支撑。如发展生产力并非最终目的，相对于人的发展而言，它还只是手段，是“外围”因素；现实的生产力的发生和发展，其实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能量等的交换过程，因而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天然”支撑；生产力还只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门，它的发展，还需要与其他的方面或部门取得协调。当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中把生产力唯一化、终极化、片面化进而见物不见人或只见生产力而不见生态权益等等的时候，这样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一种有害力量了，或它至少是一种高代价的生产力。面对这样的生产力及其发展，我们能不设法改革吗？当今的生产力发展，从观念认识到实践方式等方面，本身就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因而我们要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社会物质力量，现在，我们则要在生产力的概念中加上“保护自然”的内涵；还有，长期以来，我们都是通过破坏生态平衡的做法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现在这样的发展之路已经走不通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已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总之，改革是涉及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力诸方面的系统工程，具有全面性；改革由原来的增益性改革演变到今天的具有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损益性改革，无形中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同时也增强了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最鲜明的特点和最醒目的符号，由此标志着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或新时期。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529]就是说，新时期的中国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改革史。改革是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分水岭，“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530]改革让我们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而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让我们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而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略；改革让我们告别了贫穷落后而步入了小康社会。“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531]
前已所述，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传统发展时期和科学发展时期。在改革的作用下，我们从1978年到本世纪初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却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现在，我们要推进科学发展，并通过科学发展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532]，即要设法使改革方式发生转化或转型，使改革由经验形态走向理性形态、由片面形态走向全面形态、由浅层形态走向深化形态，由被动形态走向主动形态，从而确立一种全面的、深层次的改革观。
实现改革的转型或转化，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有深度的改革，并在全面改革中，“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533]总之，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的不适应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的不适应问题，还解决好生产力发展中的方式方法问题，才能产生推进整个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综合效应。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34]恩格斯在晚年所阐述的这个意味深长的论断表明，只要科学发展还在路上，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在发展中，我们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让我们以顽强不屈的改革精神来彰显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增强中国力量、演绎中国神话、创造中国奇迹、推进科学发展。
在新时期的发展实践中所孕育的科学发展的精神应该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但上述几条无疑是其重要的内容。科学发展的精神，是新时期发展理念的“精华”，是科学发展的“守护神”，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将中国人民团结在科学发展大旗下的精神纽带，它使我们正在从事的发展实践闪烁着“文明”、“进步”、“美好”等的精神光环。科学发展的精神关乎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认识、情感和意志，是我们对我国经济社会美好发展的一种切合实际的精神追求，表达了我们在精神需求中对科学发展实践活动的不容置疑的确信，也是我们在发展中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根本态度。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团结和教育全国人民，把全国人民的意志统一到科学发展的事业上来，增强我们对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即使在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和干扰的情况下，也能以不犹豫、不彷徨、不迷航、不屈服的态度、信念和意志，不懈地推进科学发展的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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