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真有叫作“命运”的东西吗？反正浩瀚的《辞海》里没有这个条目。一位穷其一生精研《易经》的学者说，命是先天的，运是后天的。人生机缘际遇不可否认，但更重要的是能具备积极的人生智慧，掌握先机，进退有据。不患没有机会，唯患没有本事抓住降临的机会。
但是，在恋爱婚姻上“千里姻缘一线牵”的事的确存在。
30多年前，一个14岁的纯净纯美而又执拗的小姑娘，毅然只身离开挚爱她的家、亲爱的母亲和三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那生她养她的热烈奇特的泰国土地，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跳上了从曼谷到汕头的航船。她只知道她的祖国是中国，而不是泰国，是祖国就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像一个更新奇更温暖的大家庭一样在等着她。根本没有想到（那时候她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一桩很难用幸福或不幸来简单概括，只能说是牢固而又一言难尽的婚姻在等着她，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小家庭在等着她……
船刚驶进了暹罗湾，离南海还远着哪。她和同学们再也抑制不住对新家、新国、新世界的向往，彻底解放地唱起了中国歌曲。当时泰国的学校里不许唱中国歌曲，她和华裔的同学只能在星期天躲到公园的草地上或划船到湖中心，享受用华语高唱中国歌曲的陶醉感。
现在谁还敢管？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鸟在前边带路……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我们的田野一望无际……
嗓子嘶哑了，她们还在唱，还在喊、在吼，却没有笑。互相搂抱着，眼里挂着泪，一腔腔稚嫩的心胸里第一次涨满一种复杂的情感，有刺激有豪壮有留恋有孤单有莫名的甜滋滋的恐惧。
她的眼神空洞起来，在望着远处的浪花还是天际的流云？看见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还是迷失了自己的心智？离自己的理想是愈来愈近还是愈来愈远？
同学们摇醒了她：“你在想什么？”
她如果说想家，想母亲，想哥哥姐姐，她们大家准会在甲板上抱头大哭。幸好她的回答大大超乎同学们的意料：“我要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我不再是芦金燕，改名叫芦奋燕。跟着祖国一起奋发，奋斗，奋进，奋勇，奋不顾身，还有勤奋，兴奋！”
芦奋燕——30年后这名字坚实有力地响亮起来。
至少在天津是一位口碑不错的名人，一位才华横溢的领导干部。我们似乎不习惯用才华横溢形容领导干部，当领导干部不一定非要才气纵横，才气纵横也不一定非要当官。她既有才华又是官，使平庸的权力场出现不平庸。
因而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意味就不一般了……在讲这个故事之前还是先说说她的恋爱和婚姻。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她像许多中国的才女一样，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她们的才华，而是传统道德。在恋爱之前最容易受“幻想支配”，才华为她们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想象，在恋爱之后又最容易被“遭遇”所支配。
60年代初，芦奋燕是河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红专标兵”，人漂亮，学习成绩漂亮，组织能力漂亮，当众演说的口才漂亮，是全校无可争议的代表和骄傲，经常代表师大去参加省市的一些重大社会活动。每年一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必然要介绍芦奋燕的事迹，号召新生向她学习。此后的连续好多天，新生们轮番拥向她的宿舍，都想看看名人芦奋燕长得真像传说的那么美吗？
可以想见，除去妒忌她的人以外，羡慕她的钦佩她的倾心于她的小伙子为数不少，也很有那么一些有勇气的男生敢于认真地追求她。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姑娘不把恋爱婚姻视作终身大事，同样也没有多少姑娘在生活中确实把它当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往往把这种事排在学习、工作、入党、入团等等许多“身外事务”的后面，很少动大脑筋把幻想付诸实践，更缺乏胆略主动出击寻找并牢牢把握住那属于自己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迷信自己有的是时间和选择的机会，便在自己还没有那种非常幸福或非常不幸、十分满意或十分不满意的感觉中游移着，无可无不可地进行着……直到有一天突然醒悟，已经没有时间了，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了，游移便成定局。
芦奋燕的同班同学刘志民，河北蓟县人，面目清俊，喜欢思索思辨思慕思虑等一切抽象的思维活动，身上有一种明显的冷静的理论气质，又是生物系的学生会主席，接触校学生会的女主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请示工作，研究问题，共同举办或参加社会活动，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社会活动何其多！
于是，芦奋燕和刘志民的随着接触愈来愈多，友情也愈来愈深，生活本来就是相遇。
1964年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清洗中国，芦奋燕像突然遭了雷击，由学校的旗杆顶跌入臭水沟，由“红典型”变成“黑典型”，由人人学习的尖子变成“修正主义苗子”，由大家争睹她的芳容到人们见了她就躲、就投以白眼。
耻（恥）——“耳”与“心”相连，足见人言之可畏和反复无常。在这之前她的生命状态完全处于一种充分打开、充分放松的形式中，一下子很不适应这种球场上人盯人的战术。她怕见人，羞于见人，尤其不愿见到任何熟人，除去上课和参加各式各样的对她的批判会，其余时间就躲在宿舍里，连食堂也不去了。因为她进了食堂也无处站无处坐，端着饭盆无论站到哪儿或坐到哪儿，同学们呼啦一下就远远地躲开了，像厌恶一团发霉的饭菜。
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像美丽圣洁的少女驱赶着人们羊羔般温顺可爱的心灵，忽东忽西，忽左忽右，热情开朗习惯于被众人围着的芦奋燕，受不了这种鄙视，这种疏远，饿了就在宿舍里胡乱鼓捣一点东西吃。
同宿舍里还住着一位也有些失意的女生，她已经早毕业了，因为身体有病分配不出去，还因为家里很穷她不愿回家，宁愿待在学校，只要她黏着学校，学校早晚得给她分配工作。这个人此时贴上了芦奋燕，她大包大揽，帮着买菜，帮着做饭，帮着吃喝。芦奋燕以为她们是同命相怜，非常感激她，把家里寄来的钱交给她，把心交给她，把痛苦和不满倾诉给她。那个人吃着她，用着她，花她的钱调理自己的身体，每天还要到运动办公室汇报她的“活思想”，靠揭发芦奋燕获得学校的好感，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以后她果然如愿以偿，芦奋燕却在会上被批傻了……怎么自己心里想的人家全知道？她无法为自己辩解，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真是神了，绝了，她就从未想到要怀疑同舍的大姐，连同这困惑和新的痛苦再倾诉给她……
真诚注定是要呻吟的。她在实实在在中痛苦，且不得不试着接受人生种种不同的境遇，直到毕业的时候，好心的班主任怕她到社会上再吃这单纯轻信的亏，便点给她那位同舍大姐的底细。此后的20几年里那位同舍大姐每每见了她仍旧像没事人一样跟她说个没完，回忆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偶尔还会到她家里串门，她也始终没有点破两人间的那层窗户纸。
芦奋燕或许是出于对心灵有残疾或性格有缺陷的人的同情，或者出于对人类的尊重，见不得别人的丑陋和尴尬。她也永远不适应人际关系中那种病态般的工于心计，当官以后仍然不适应。
她先被分配到天津市四十中学当了生物教员。刘志民出身好，分配到教育局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学校变成战场，单身教师宿舍为造反派所占领，芦奋燕无处安身，把自己铺盖搬进刘志民的房子，两个人便结婚了。
危机从来都孕育着“生机”和“新机”。
简单吗？对于听故事的人来说这原本应该是最富色彩的结合，却处理得这般简单和容易，缺乏应有的浪漫和一波三折。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在当时除去政治斗争是复杂的，其余的一切都很简单明白。
她不再是个富有个性的美丽的孤独者，她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开始喜欢并热爱这个家庭。因为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构筑、充实和打扮这个家庭，她在家里完全可以舒展自己生命中的强大活力，重新得到生活的力量和激情。
相遇是简单的，牢固的维系就艰难得多了，必须投入全部才华、真情和辛劳，还有相互的尊重和忍让。南方妇女仿佛生来就是天才的采购员和厨师，南方人的口味复杂，不能容忍单调，泰国菜，潮州菜，天津味儿，她吃过见过，做起来也不是很困难，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名。大革命的年代工作并不是很紧张，她买菜做饭的时间雷打不动，这是天经地义的，以后随着职务的升高她的工作担子沉重起来，每星期日上午大采买，有些费事的东西如：猪肝、猪肚、牛百叶、排骨等等做成半成品，放在冰箱里够吃一个星期的。星期四下班后做一次补充采买，蔬菜要吃新鲜的，每天现买。
河北人的饭菜比较简单，刘志民的胃被彻底征服了，当然还有他的心。他脑血管先天畸形，上大学的时候老闹头疼，总以为是学习紧张，运动紧张，追求芦奋燕也不能说不紧张，她是先进标兵的时候追她不容易，她成了“黑苗子”追她要听闲话，精神更得紧张。结婚后他的头疼病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为什么？他自认为是省心、舒心，心里美。
凡有亲戚、朋友、邻居走进他们的家，沉稳的刘志民绝对是家里的老太爷，家里的一切因他而转动。围着他活泼转动的才是芦奋燕。决不可误解刘志民是个霸道的大男子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文质彬彬，随和勤快，只是非常懂得享受家庭的快乐和欣赏妻子的魅力，在他的眼里芦奋燕是个充满生命智慧和活力的良妻，如同一片灿烂的阳光，一种温馨清洁的空气，使家庭里弥漫着她的情趣，她的味道，角角落落和每一件东西上都染上她的色彩。刘志民一点都不怕丢失自己，男人的幸运就在于能躲进女人制造的温暖舒适的氛围里。
对别人也许是沉重的家庭负担，对芦奋燕来说却是一种对她生命的肯定，对生活的享受。她是被一个叫毛遂的老人所称道的那种钢锥，放在哪儿都要冒尖，不习惯于碌碌无为与世沉浮。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别人可以把她拉到批判台上当作批判对象，可是当她走上讲台，两派学生都能不跟她捣乱。因而她的班复课最早，她是全市最著名的改造三蛋（浑蛋、坏蛋、零蛋）生的特级教师。她的武器是真诚和才智，分量很沉的真诚，才智又使她更有力量。保护弱小，又不扼杀人的内在的骄傲。
一个三轮车工人的孩子，因为父母没有门路，毕业分配成了最倒霉的一个。芦奋燕找学校，找教育局，找接收单位，似乎是不顾一切地为自己的穷学生讨回公道。她是全班学生的母亲，谁也不能欺侮她的学生，连那个年代的学生都知道她是好人，不爱她还得敬她，不敬她还得怕她。她的言她的行总有一种真挚的道义感，因为她自己就具备足够丰富和强大的心理资源，开发学生的心理资源并不吃力，包括她的端庄的大家风范，她的美，对周围的事物都有一种提升作用。
这是女人的方式，或者说是母性的方式。一个真正富有自豪感的女人，一个心灵成熟的女人，必然充满智慧、爱护、宽容、温慈和坚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她的真诚和才华得到肯定，她被评为全市第一个“全国模范班主任”。
劳动模范往往是出名的第一步，然后是当校长，被选为天津市妇联主任，1986年被任命为天津市旅游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20多年过去了，刘志民仍旧是个科级干部。他思想正确，不激进也不落后，言行谨慎，有学历，有人缘儿，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当官的料儿，可偏偏就得不到提升。
公认心直口快、大大咧咧的不适合当官的芦奋燕，却“官运亨通”。
是不公平还是最公平？以刘志民的聪明对当不当官不可能看不透，以他对芦奋燕的爱不可能不为妻子的成功而高兴。看得再透也是社会人，要说他心里一点没有压力恐怕也不可能。连副食品商店的售货员都跟他开玩笑：“刘老师，你就这么没出息？还不如芦老师官儿大。”
他居然一时接不上话茬儿，脸上一红一白只有苦笑，心里却是真生气，回到家学给芦奋燕听。芦奋燕不假思索就替他设计出了答词儿：“你不会说，20年前我就看出老婆有本事，所以才娶了她，可见我还是比她强。”
以后再有人用妻子的成功取笑他，他真就用妻子教的话应对，自我感觉也好多了。
好事哪能都叫他赶上？妻子好，儿子可爱，家庭美满就行了。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太满必溢，太圆则缺，他们家的风水可能都集中在芦奋燕一个人身上了。
芦奋燕确是名人，且不是花瓶式的名人，有她在的领域里当花瓶的往往是别人。
她抓教育，教育就是头等大事。她当妇联主任，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就无比重要。带队到穷苦农村“扶贫”，她带去了花钱在香港买的几千根钩针，教当地的妇女织围巾，并负责联系收购的企业，一包到底，救人救活。有时最简单的想法往往是最合适的想法，妇联还要办企业，这可是赋予妇女团体一种新的意义，开始谁敢相信？可是一个个成功的设想变为成功的现实。她似乎具有经商的天赋。
她不仅有足够的智慧，还有专一的欲望和力量。跟自己的职责同呼吸共命运，没有干不好的事。中央书记处派人总结天津妇联的工作经验，写了一大本。
她当哪个单位的头头，哪个单位就出成绩，就令人瞩目。她干什么，什么就吸引人，就应该干好也能够干好，就容易出彩。她当旅游局长，下属三个全市最大的饭店，一个获得国际上的金牛奖，一个被评为亚太地区最佳饭店。中国有那么多合资大饭店，这还是第一次获得这种荣誉。天津在大饭店的管理上居然跑在了广州、北京、上海的前面，是芦奋燕有福气，还是她管理旅游局有能力？
每一项具体的奖并不是芦奋燕个人得的，但多年做教师的经验使她具备能够使部下成为成功者的能力。为保护有才华有专长的业务干部，为无辜受伤害的工人打官司，为家破人亡的家庭解决具体困难，该找谁就找谁，该挡住谁就挡住谁。不论是什么人物，谁站在不公正势力的后面就活该他倒霉。她一方面有太多的真诚，随意支付给任何人，同时她的真诚和热心肠又是非常严肃的。因而她也常被自己的责任感推到极端境地，有时她如果后退一步就会海阔天空，平步青云。她不肯退，不能退，不太在乎输赢，仍然直言无隐……
就在她工作最艰难的时候，巨大的不幸又扑向她的家庭。
1987年8月14日，芦奋燕进京办事，早晨登车的时候，刘志民严肃而又动情地叮嘱她：“早点回来！”
她心里突然一阵发热，自己经常外出，家里人早就习惯了，今天丈夫对她表现出来的依恋不舍，异乎寻常。是他对自己的职务不再计较，把家庭却看得更为重要了，视她也更为珍贵了？更多的，芦奋燕没有想。
她忙了一天，晚上11点多钟才回到下榻的房间，电话铃在响着。同局的干部告诉她刘志民病了。她心里扑腾得厉害：“什么病？”
“……胃病。”
胃出毛病还不是最可怕的，她提起的心稍稍放下了一点，但还是决定喊醒司机立刻往回赶。其实刘志民是脑血管大出血或者脑血管栓塞，晚上8点多钟在单位正开着半截会突然昏倒在会议桌旁，下边的干部怕她着急出事，说了谎话。
凌晨2点钟芦奋燕赶到了医院，刘志民还在急诊室旁边的楼道里躺着，静静的仿佛已远离了喧嚣的尘世，旁边围着一堆人，也是静静的，仿佛怕吵醒了他。芦奋燕脑袋“嗡”的一声蒙了，为什么不抢救？
没有亲属的签字，医院不给穿刺。不穿刺就无法断定他是脑出血还是脑栓塞，不诊断清楚他是脑出血还是脑栓塞就不能制订抢救方案，因为对脑出血的用药和治疗同对脑栓塞的治疗截然相反，如果诊断不准用反了药，病人必死无疑……于是就只能干等着。
芦奋燕快要疯了，让一个极端危险随时都可能死去的病人等了6小时！既然穿刺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非要等她亲手在解脱医院责任的纸片上写上名字？难道手续重于刘志民的性命？可人命关天的事，别人谁敢担这个责任？对于旁人来说，自己不担责任大于人命关天。
生死关头看夫妻！
刘志民被送进手术室，穿刺证实是脑出血。
芦奋燕的大哥曾给她一盒同仁堂50年代初生产的安宫牛黄丸，作为家庭必备的药，她大大咧咧热心肠，需要这种药的人很多，现在又绝对买不到这么好的安宫牛黄，她给这个两丸，给那个两丸，也是刘志民命大福大，最后还剩下两丸。连医生都说：“多亏了这两丸老安宫牛黄！”
市里曾经两次给她调配住房，她都让给了别人，自己仍旧住在接近郊区的普通教工宿舍里。她的严于律己是一个原因，同时还有女人的细致，老房子虽然窄小，但是刘志民的单位分配给他的，只要住在这里刘志民就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她怕住进自己分配的好房子让过分敏感的男人心里感到压抑。
现在刘志民住在市中心的医院里，离家很远，一天三餐她还要亲自做亲自送亲自喂，局长和党委书记的职责还不能耽误，时间一长她还不得也被折腾垮了？旅游局的一位司机分到了新房子，他在市内还有一小间房堆放破烂，芦奋燕找司机把这间小屋借过来，打扫一下，搬来自己的床和煤气灶，开始了她漫长的艰难奔波的日子。每天至少重复三次“小屋——医院——办公室——小屋”这样的循环。
对一个女人来说，不管她是什么官儿，现实世界往往集中在家里，只有家庭才是生活的中心。任何职务都是暂时的，家庭却可以是永久的。她算有家吗？
有，她不能让心灵没有属于自己的码头。
丈夫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傻子、瘫子。
她在工作上也遇到了最严酷的挫折，因为她不寻找安全感而喜欢寻找挑战，她的才华也没有教会她平和地对待失望。她受到的伤害不必细说，凡是中国人一想就能猜得到，中国很大，麻烦却大同小异，天南地北整人的招数就那么几下子，只不过不同的人使用起来方式略有变化。但，对痛苦的感受却因人而异，芦奋燕的痛苦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有时比丈夫的大病更让她绝望。
她要求自己一走进病房就把全部烦恼都丢在门外，脸上永远挂着笑，给丈夫喂饭喂水喂药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和补品，帮他翻身擦洗身体端屎端尿……只要她在，一切都亲自动手，耐心，细心，没有一句抱怨。雅洁，镇定，甚至还有几分闲适。
丈夫已经不能再跟她共同承担精神上的痛苦，她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翻来覆去想过了，给自己订了几条规矩：自己对他好，比任何医药都更重要。在他面前自己永远是妻子，还要当好喜剧演员，让他开心。
她每次进病房（以后刘志民出院回家后，她每次进家门前），都挖空心思编好让他高兴的故事或笑话。至今三年过去了，他们没有生过一次气吵过一次嘴，这好像还算不得什么。三年里她也没有一句抱怨，没有一次摔摔打打，或表现出不耐烦，这就不那么简单了。人家都说，久病无孝子，妻子能例外？和刘志民住同房的病友，比他的病还轻，妻子去过两三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他家属侍候这种病人也是应付差事，谁都清楚这种病人对家庭只是一种拖累，而好人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芦奋燕和刘志民也是夫妻，也要过日子，能做到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她不让丈夫有一丝一毫的敏感联想和不快，非常小心的若无其事，不一般的随便自如，她说：“叫老刘的病把我制得只会笑不会恼了。”
她当然也有眼泪，只不过在背后流。她的笑不是装的，不是勉强的，那样不会持久。她有办法调理自己的心理，她并不认为这是家庭的大不幸，如果老是这样反问：“老刘为什么要得这种病？这种事为什么偏叫我碰上？”那就是自我折磨，愈想愈烦，愈想愈不合算，时间长了必然会闹事。既成事实，已成过去，无法挽回，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不要纠缠，她学会了向自己这样提问：“老刘得了这种病没有死，没有变成植物人，是他福大命大，也是我的福气。”
所以，几年来有多少人向她打问老刘的病，她又得向别人重复多少次相同的话？一般人真受不了，她却能自自然然，没有一丝厌烦，谈得坦率但并不沉重。
没有回避不幸，没有夸大宣扬不幸，没有怨天尤人，不带一点不幸的样儿，不露丝毫倒霉相，乐乐呵呵一副生活强者的轻松愉快。
她还有另外一面：这时候恰恰是她最困难的时候，压力从上中下三个层面向她逼来。因为真诚，防卫意识就弱，自己暴露得也完全。也许犹太人的观点是对的，一味迎合别人就会失去自己，注重人缘并不是成功的重要条件，缺乏才能的人才在交际上下工夫。但中国不信犹太教，有人劝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她说：“不会害人的人也不知道怎样防，我自以为老是防备着哪，却仍然老挨算计。”
还有善良的旁观者和欣赏她才华的人也劝她：走吧，亲属都在国外，且相当富有，何必受这份儿洋罪？物质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基础，如果你真是矢志不移地决心实现少年时代的爱国理想，那就换个环境到深圳去工作，三个机会任你选：一个月薪1万元港币，一个月薪2000美元，一个月薪3000元人民币。
她拒绝了，她的才华还在于知道该忽视哪些东西。
她投入工作更增添了一股韧劲儿，对自己像对待一架机器一样，拼命打快转儿。时刻还不忘记内紧外松。夜深人静回到借来的那间小屋里，累坏了，倒头便睡，什么也不想。真正女人式的奉献是无止境的，在家里如此，在外边也如此，这股拼命劲儿仿佛就是对生命之美的永恒肯定。
她害怕闲下来。有时忍无可忍，感到自己快撑不住了，要崩溃，或者要疯狂，就拉上儿子去逛商店，转了一家又一家，什么都看，什么都没看见。只求累，只求拥挤，只求忘却。累够了，挤垮了，回到家就容易睡得着。
她把大姐从泰国叫回来，见了姐姐才知道，痛苦和失望是不能让别人分享的东西。姐姐陪了她半个月，她谈笑自若，原来想说的话一句没说。
她到底顶过来了，不公正是强大的，但退却的往往也是不公正，她不在乎输赢反而赢了。最难得的是她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气质和尊严，活得简朴而真诚，辛苦而自由。尽管真诚已是当今社会的奢侈品，她照旧以真诚法则适应现代生活，行为处世率直洒脱，不苟得取，不妄希冀，构成了她性格的美。在领导干部中让人感受到一股难得的清新气息。
而且，她仍旧年轻美丽，对自己的气质和才华仍旧充满自信。
如果刘志民命中注定非要得这场大病不可，那么他是幸福的，医院的病友们羡慕他，连某些医生也羡慕他，他的家庭也是个不幸而又幸运的家庭。
他奇迹般地又站起来了。在同类病人中他算比较重的，延误的时间又长，恢复得却最快最好，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说话虽然还比较吃力，简单用语却能够表达清楚。
芦奋燕认为让刘志民高兴还不算困难，让他重病之后对生活仍旧有信念有追求，可就难了。她买了纸墨笔砚字帖，每天给丈夫留作业，除去治病、锻炼身体，必须用左手写两个小时的毛笔字。悬肘用毛笔写字可以练气练力，需全身用劲，她下班回来要检查。每有客人来，她总要拿出刘志民的字，显摆一番，没有夸张和做作。但可以看出，她由衷地替丈夫高兴。
刘志民不再有烦恼，吃得好，睡得好，面色红润。所有见到他的人都感到惊奇，他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似乎真的愈活愈年轻了。每当有人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就会一字一顿地回答：“多亏奋燕，难为了奋燕。”
几年来芦奋燕对丈夫的态度也震动了她周围的人，最朴素的说法是：“想不到芦局长对她爱人这么好！”
为什么想不到？因为她有地位，有名气？她首先是女人，有自己的家庭。
1989年的春节，国家旅游总局的局长从北京来给天津旅游局的干部们拜年，看到芦奋燕一家在借来的那间小屋里过年，心里又难受又感动。回京后五个局长共同做出决定，给芦奋燕调换一套房子。
芦奋燕带着儿子去看房，她也需要有个人商量，用半天时间在新房的窗台上设计出房子的装修方案和全套家具图样。前些年她存了一点木头，一切都要做新的，一切重新开始，把家里装修得舒适而漂亮，且充分体现了她的情趣和个性。
她不能让自己的家庭变成枯燥的沙漠。一个色彩柔和，布置雅洁的生活环境对刘志民的健康会有好处。
是的，“多亏奋燕”。她也真有本事，谁叫她的家庭是“女强男弱”呢！
她卓越，但普通而善良，具有实干精神，在困境中奋进，心灵已经成熟。今后她更不会对生活失去自己的信念和个性。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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