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实践的前奏
郭道甫革命理想的确立可以从他剪掉辫子说起。1914年，正值20岁的他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剪掉了清王朝的重要象征小辫子，去掉辫子的郭道甫从齐齐哈尔回到家乡时，有看不惯他的人视他为异端，认为是叛逆行为。但被呼伦贝尔的青年们认为是楷模，成了他们外出升学求知的先驱。郭道甫思想超前，能说会道，是国学功底扎实的知识分子。他用拉丁字母创制了达斡尔文字，后因日寇入侵遭到禁用。他以蒙古民族自决为己任，联络东蒙古青年组织蒙古青年党，继而成为蒙古青年党领袖。
（一）呼伦贝尔青年党
郭道甫在家乡宣传蒙古平民革命，并在呼伦贝尔学生会基础上，于1923年底1924年初组建“呼伦贝尔青年党”，接受“外蒙平民革命党”的主张。关于呼伦贝尔青年党，文献记载：1920年秋，海拉尔官立学校恢复，郭道甫任校长，福明泰任副校长。从各旗招来200多名各族学生，其中有达斡尔族、满族、苏联籍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郭道甫和福明泰每天晚上以教室为活动场地，向青年学生、教师、职员和社会青年讲述俄国十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国际国内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侵略本性。号召青年反对军阀官僚和封建上层势力，奋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在呼伦贝尔学生会的基础上，郭道甫和福明泰组建呼伦贝尔青年党。1921年，蒙古革命成功，呼伦贝尔青年党与蒙古人民革命党发生联系。“成立青年党的时间是1917—1918年，当时苏维埃政权初建，所指‘斯拉夫民族的侵略’是指沙俄时代对呼伦贝尔的侵略。1922—1923年对郭道甫来说是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影响的一年，也是与国内政府要人会面，打通国际路线的一年。
（二）被称为赤化分子
郭道甫担任过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秘书和俄文翻译。据文献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郭道甫与呼伦贝尔当局发生分歧，赴北平经当时蒙藏学校校长金永昌推荐任蒙藏学校教员、学监等。复经金永昌推荐任民国政府中俄交涉公署咨议处俄文翻译（王正廷任署长）”[153]。郭道甫与王正廷的联系要归功于蒙藏学校校长金永昌的推荐，可谓是伯乐慧眼识人才。
郭道甫1922—1923年以北平为政治活动的舞台，展示了自己的学识与口才。1923年郭道甫“在燕京大学、青年会等应邀讲蒙古问题，受到热烈欢迎。随后，会见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就国内民族问题交换意见，为王正廷所赏识，被聘为秘书兼俄文翻译。北京政府又任命他为中俄交涉公署咨议，中央蒙藏学校学监等职”[154]。民国12年（1923）6月，“王正廷为了解外蒙古独立情况，出资六百元，限期四个月，派郭道甫赴外蒙古考察。”[155]考察对郭道甫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而结果对王正廷而言却是出乎他的预料，与派郭道甫考察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次考察创造了郭道甫与苏联与共产国际接触的机会，这是北洋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1923年6月，外交部长王正廷派郭道甫前往乌兰巴托，考察“外蒙古独立”情况。其间，郭道甫撰写了《新蒙古》一书，介绍革命成功之后的蒙古情况；去莫斯科会见苏联共产党负责人，要求他们支持内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他的上述活动使王正廷不满，未等考察结束，即以“赤化”之名革掉他的职务。郭道甫回只得回到家乡呼伦贝尔，黑龙江军务督理朱庆澜想任用他，旋即因王正廷函告郭道甫是“赤化分子”而再次被解除职务。尽管如此，郭道甫仍在家乡宣传蒙古平民革命，并在呼伦贝尔学生会基础上，于1923年底、1924年初组建“呼伦贝尔青年党”，接受“外蒙平民革命党”的主张。郭道甫在其著作《呼伦贝尔问题》一书中回顾了这段历史“等到一九一七年恢复呼伦贝尔失守的当儿，他们都回到家乡来，加入这个运动，以求地方政治改良。那年冬天，联合一般留外的学生们，组成了呼伦贝尔学生会，讨论青年们的学行方法及地方政治问题，这是呼伦贝尔青年党发生的起点。一九一八年冬天，用本会的名义，派代表参加于上乌金斯克城布里雅特蒙古的民族大会。从那时候起，就以教育实业为改革政治的方针，还没有采取革命手段。但是旧势力的黑暗，究竟积重难返，也没有充分的结果。等到一九二一年以后，外蒙方面的平民革命，业经成功，这种潮流，也就输入了呼伦贝尔。而接受这种潮流的就是这一般有组织的青年们了。不久也与外蒙平民革命党，发生关系，完全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法。这是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事情”。[156]1923—1924年是郭道甫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反对封建专制在我国的统治，是追随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具体的就是反对王公贵族在民族地区的统治。
二 参与组建内蒙古平民革命党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斗争目标就是针对曾归属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残余——札萨克政权。因此，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一政权体制的建制情况。
（一）封建专制政体——札萨克
1.内札萨克蒙古
内札萨克蒙古或内札萨克，指归附清朝较早的漠南蒙古各旗札萨克，地位在外札萨克之上，属于外藩蒙古。乾隆以后，内札萨克分为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由理藩院旗籍清吏司、王会清吏司管理。内蒙古一词即源自内札萨克蒙古。清代后期，内蒙古成为内札萨克四十九旗的正式称呼。
内札萨克蒙古原分为二十五部，编为五十一旗。康熙年间，归化城土默特左右翼二旗改为内属，置归化城副都统。乾隆以后，内蒙古共二十四部，四十九旗，设六盟：（1）哲里木盟（科尔沁部九旗、六旗扎赉特部一旗、杜尔伯特部一旗、郭尔罗斯部二旗）。（2）昭乌达盟（敖汉部一旗、奈曼部一旗、巴林部二旗、扎鲁特部二旗、阿鲁科尔沁部一旗、翁牛特部二旗、克什克腾部一旗、喀尔喀左翼部一旗）。（3）卓索图盟（喀喇沁部三旗、土默特部二旗）。（4）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部二旗、浩齐特部二旗、苏尼特部二旗、阿巴噶部二旗、阿巴哈纳尔部二旗）。（5）乌兰察布盟（四子部落一旗、茂明安部一旗、乌喇特部三旗、喀尔喀右翼部一旗）。（6）伊克昭盟（鄂尔多斯部七旗）。“本朝龙兴，蒙古科尔沁部率先归附，及既灭察哈尔，诸部相继来降。于是正其疆界，悉遵约束。有大征伐，并帅师以从。及定鼎后，锡以爵禄，俾得世及。每岁朝贡以时，奔走率职惟谨，设理藩院以统之。盖奉正朔、隶版图者，部落二十有五，为旗五十有一，并同内八旗。……是为内札萨克蒙古。”[157]
贡道，由山海关入贡，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四部由喜峰口入贡；阿鲁科尔沁、扎鲁特、喀尔喀左翼、喀喇沁、土默特、奈曼、敖汉、翁牛特八部由独石口入贡；巴林、克什克腾、浩齐特、乌珠穆沁四部及阿巴噶左翼旗、阿巴哈纳尔左翼旗由张家口入贡；苏尼特、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茂明安四部及阿巴噶右翼旗、阿巴哈纳尔右翼旗由杀虎口入贡。归化城土默特、乌喇特、鄂尔多斯三部设官。
内札萨克所置官吏主要有盟长、副盟长，每盟各置一人，于该盟所属札萨克、闲散王公内简选。札萨克（扎萨克），即旗长，每旗一人，掌管一旗政令，一般可以世袭。协理台吉，每旗二人或四人，协助札萨克办理旗务。管旗章京，每旗一人；副章京每旗二人。参领，每六佐领置一参领。佐领，每苏木（“佐”）设佐领一人（也有例外），相当于乡长。骁骑校，每苏木一人。什长，每十户设一什长。
封爵，内札萨克之爵位有札萨克和硕亲王、札萨克多罗郡王、札萨克多罗贝勒、札萨克固山贝子、札萨克镇国公、札萨克辅国公、札萨克台吉（一至四等）、塔布囊（一至四等）。
领兵，内札萨克各旗蒙古兵由本旗札萨克及其所属盟长统领，盖内札萨克多从龙功臣，而游牧之地悉附近盛京、直隶、山西、陕西一带，与外札萨克之后来归附、远在漠北者有别。
2.外札萨克蒙古
外札萨克蒙古指清代外藩蒙古中除内蒙古二十四部以外的蒙古各旗，与哈密、吐鲁番、西藏等地的郡王同为外札萨克。外札萨克蒙古包括西套蒙古二旗、漠北喀尔喀四部以及科布多、青海、新疆所属札萨克各旗，由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与柔远清吏司管理。清末，外札萨克蒙古有时仅指喀尔喀四部，后演变出外蒙古的概念，即土谢图汗部、赛音诺颜部、车臣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
盟部，外蒙古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由库伦办事大臣管辖，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科布多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青海蒙古统属于西宁办事大臣，新疆蒙古各部统属于伊犁将军。
土谢图汗部二十旗（汗阿林盟），赛音诺颜部十九旗，附额鲁特部二旗（齐齐尔里克盟），车臣汗部二十三旗（克鲁伦巴尔和屯盟），札萨克图汗部十八旗，附辉特部一旗（札克毕拉色钦毕都尔诺尔盟），科布多所属札萨克，杜尔伯特部十四旗（左右翼赛音济雅哈图盟），附辉特部二旗、辉特下前旗、辉特下后旗、札哈沁三等公旗、新土尔扈特部二旗（青塞特奇勒图盟，光绪末改属阿尔泰）、新土尔扈特左旗、新土尔扈特右旗、新和硕特部一旗（光绪末改属阿尔泰）、新和硕特旗、西套蒙古，西套蒙古二旗不设盟。阿拉善厄鲁特旗、额济纳土尔扈特旗。
青海蒙古各部，青海蒙古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会盟。和硕特部二十一旗，和硕特前头旗、和硕特前左翼头旗、和硕特北前旗、和硕特北右翼旗、和硕特北左翼旗、和硕特北左末旗、和硕特北右末旗、和硕特东上旗、和硕特南左翼次旗、翼中旗、和硕特南左翼后旗、和硕特南左翼末旗、和硕特南右翼中旗、和硕特南右翼后旗、和硕特南右翼末旗、和硕特西前旗、和硕特西后旗、和硕特西左翼后旗、和硕特西右翼后旗、和硕特西右翼中旗、和硕特西右翼前旗、辉特部一旗、辉特南旗、绰罗斯部二旗、绰罗斯北中旗、绰罗斯南右翼头旗、土尔扈特部四旗、土尔扈特西旗、土尔扈特南前旗、土尔扈特南中旗、土尔扈特南后旗、青海喀尔喀部一旗、喀尔喀南右旗、新疆蒙古各部、旧土尔扈特部（乌讷恩素珠克图盟）、南路旧土尔扈特四旗、北路旧土尔扈特三旗、东路旧土尔扈特二旗、西路旧土尔扈特一旗、中路和硕特部三旗（巴图塞特奇勒图盟）。
设官，外札萨克蒙古官吏通制，盟长、副盟长，每盟各置一人，于该盟所属札萨克、闲散王公内简选。札萨克（扎萨克），即旗长，每旗一人，掌管一旗政令，一般可以世袭。协理台吉，每旗二人或四人，协助札萨克办理旗务。管旗章京，每旗一人；副章京每旗二人。参领，每六佐领置一参领。佐领，每苏木（“佐”）设佐领一人（也有例外），相当于乡长。骁骑校，每苏木一人。什长，每十户设一什长。
领兵，外蒙古之兵，统于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尔伯特、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之兵，统于科布多参赞大臣。青海蒙古各部之兵，统于西宁办事大臣。新疆各部之兵，统于乌鲁木齐都统与伊犁将军。
封爵，外札萨克封爵与内札萨克大致相同，有札萨克亲王、札萨克郡王、札萨克贝勒、札萨克贝子、札萨克镇国公、札萨克辅国公、札萨克台吉（一至四等）。无塔布囊。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杜尔伯特部与旧土尔扈特部保留有汗号，位在王爵之上。[158]清王朝建立了归属它的利于统治的封建体制。
关于札萨克专制的黑暗，革命者们这样描述：使得“私权威被其剥夺，常无安居生活之路，公权尽被其贩卖，永无参政之机会，名虽国民，实如黑奴，王公暴虐，烈于桀纣，蒙民惨苦，酷于朝鲜”。[159]郭道甫在《为蒙古代祷文》中揭露了札萨克的政治腐朽，“蒙古之政治为贵族阶级制度，清时分内外蒙古为八十余旗，每旗设札萨克以统治之，俨然与帝王无异，子孙世袭以迄于今。凡生杀予夺之权，皆为札萨克所独揽。又定兄弟每二人一人为喇嘛，除王公子弟之外，不准蒙人读书，以寓愚弱蒙古之妙策。方今中华民国虽以民权为本，究以蒙古有特别情形，人民程度不齐，遂仍其旧。”[160]1911年的辛亥革命，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也波及了偏远的内蒙古，一场反对札萨克的民族民主革命正在酝酿。
（二）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的筹备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来，民主思想深入中国边陲内蒙古的必然结果。
由于清朝政府在它的最后阶段实施了一些维新或改良举措，尤其“废科举，兴学校”，使蒙古地区文化教育得以部分更新和展开，出外（内地、邻省、国外）学习或留学者也开始不断涌现，蒙古族社会产生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而民国以后选官制度的变化，使一些平民或下层贵族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跻身于全国性的政治舞台；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三民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也开始有部分蒙古人加入民主革命队伍中，如恩克巴图、金永昌（阿拉坦敖其尔）等。
孙中山在广州揭起“护法”旗帜建立革命中心之后，先后又有白云梯（又作布延泰、色楞栋鲁布）、克兴额及金永昌等南下追随。约于1920年，白云梯还曾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内蒙古（热、察、绥）党务特派员。20年代初期，恩克巴图、白云梯等在北京等地陆续结识、联系了来自内蒙古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郭道甫（又名墨尔色，达斡尔族，当时称达斡尔蒙古）、福明泰（达斡尔人）、乐景涛、李丹山（字凤岗）、包悦卿（蒙古名赛音巴雅尔），以及当时在京的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领袖旺丹尼玛、锡尼喇嘛（从本旗狱中获救潜逃）等人。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恩克巴图与国共两党著名领袖人物汪精卫、廖仲恺、李大钊等一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则与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一起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的各地代表名单
广东廖仲恺 邓泽如 陈树人 冯自由 谢英伯 胡文灿
广西刘崛 苏无涯 覃超 蒙卓山 施正甫
福建刘通 丁超五 黄韫业 林严生 林黄卷 许卓然
云南李宗黄 杨友棠 胡盈川 周自得 杨华磬 刘国祥
湖南和 潜 谭延闿 陈嘉佑 李执中 谢普 刘况
林祖涵 罗迈 邹永成 夏曦 袁达时 毛泽东
江西肖炳章 彭素民 王恒 徐苏中 周道腴 胡谦
赵斡 刘伯伦 洪宏文
浙江杭辛斋 沈定一 戴传贤 戴任 胡公冕 宣中华
贵州周仲良 李亢著 王度 凌霄 韦杵 简书
直隶王法勤 于树德 李永声 韩麟符 于兰渚 陈镜湖
山西王用宾 刘盥训 刘景新 邓鸿业 苗培成 赵连登
陕西于右任 焦易堂 路孝忱 江伟藩
山东王乐平 丁惟汾 张苇村 王尽美 杨泰峰 孟广浩
江苏茅祖权 刘云昭 狄侃 朱季恂 张凌霄 顾子扬
安徽柏文蔚 张秋白 陈独秀 李次宋 曹似冰 杨虎
四川杨庶堪 赵铁侨 谢持 刘泳恺 刘泉如
湖北刘成禹 詹大悲 夏声 刘芬 张知本 孙镜
河南刘荣棠 张善与 丁骞 李衡 王传恕 王友梅
赵峻 薜广汉
奉天朱霁青 祁耿寰 宁武 王秉谦
吉林李希莲 董耕云 徐青和 张普 李忠选 赵志超
黑龙江 田铭璋 乔根 傅汝霖 龚德宣 常毓□ 韩喜亭
甘肃施世昌 张宸枢
新疆张凤九
西藏乌勒吉
蒙古恩克巴图 克兴额 白云梯
广州特别区 孙科 吴铁城 覃平山 方瑞麟 董维 陈竞西
上海特别区 叶楚仓 何世桢 伏彪 黄怺台 张拱辰 谭 惟 洋白 朱之洪
北京特别区 谭熙鸿 李守常 石英 延琪祺 许宝驹 谭克敏
汉口特别区 居 正 李 法 彭介石 李能至 廖乾五
（李能至即李立三）
在上述代表名单中内蒙古的代表有3人，足见代表的广泛性。国民党中央设立负责整个华北、西北、内蒙古各省区党务的北京执行部，恩克巴图、白云梯与李大钊、张国焘等同为领导成员。中央党部指定专人负责筹建各省（特别）区党组织时，由恩克巴图负责察哈尔，白云梯、克兴额负责内蒙古，乌勒吉负责绥远。[161]（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使国民革命以崭新的面貌蓬勃兴起，中国国民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支持蒙古族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而当时蒙古人民革命已基本取得成功。于是，随着一批包括国共两党成员在内的蒙古族先进分子和热血青年的出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应运而生。
1924年，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与共产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一起发动“全国国民会议”运动。与孙中山一起北上的白云梯与郭道甫等人借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在北京发起“内蒙古国民会议运动”并筹备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月，由郭道甫发起的“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在北京成立。“1925年1月成立了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发出《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布告》。色楞栋布任该会会长，墨尔色、慕容噶、满达拉图、阿拉坦敖其尔、赛音巴雅尔，以及负责内蒙古工作的共产国际特派代表奥其洛夫等担任执行会会员。不久，他们又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此次大会亦称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于1月13日开幕。会议出席了50余人，成立了以色楞栋鲁布、墨尔色为正、副委员长的筹备委员会，其他委员中有恩克巴图、博彦格日勒、满达拉图、阿拉坦敖其尔、赛音巴雅尔、慕容噶和旺丹尼玛等人”[162]1925年的《冯玉祥日记》记录与会议相关的内容。4月21日“六点半，会白云梯，会谈”[163]。5月4日“十一点半，延见李凤岗、白琳、白云梯、吴振东、乐景涛，均熟悉蒙事者。其言曰：蒙旗专制，甚于满清，至今未少变更。其王公思想陈腐，多主保守，不思革新，亟须普及教育，以开启蒙民知识，然后蒙事方有可为也。余深韪之”[164]。“七月末到张家口的白云梯、金永昌等加紧进行开会的筹备工作。九月，丹巴道尔基也从乌兰巴托来到了张家口，十月二日福明泰和郭道甫从呼伦贝尔赶到，这是开会前十天的事情。”[165]冯玉祥1925年10月4日“七点，与张之江及蒙古代表丹巴会餐，并谈彼此协助，共求解放，以救中国”。10月28日“五点，与白云梯谈西北设航空署事”。11月2日“十一点，与白云梯、陈镜湖论热河奉军之蹂躏，及本军不敢轻举妄动之苦衷”。《冯玉祥日记》记录了他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要人的会面经历，这对研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意义重大。
（三）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的成立
1925年秋，丹巴道尔吉前往北京，同李大钊等中国人会见，就两国革命力量联合问题进行了会谈，同年10月，在中国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帮助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他亲自率领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且在会议期间会晤了控制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亲革命的武装集团（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并且会见许多国民军的将领。之后，国民军在他建议下在库伦设立了一个常驻办事处。根据中国共产党通过的《蒙古问题决议案》，为了领导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李大钊和共产国际特派代表奥齐罗夫的指导下，经过近10个月的联络准备，当年10月13—20日，在被誉为“第二延安”的塞外山城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关于预备会议
俄国十月革命及蒙古人民革命成功，使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士开始成立政治组织以实现民族解放。1924年底至1925年初，正值孙中山赴北京，并和李大钊共同发动国民会议运动之时，大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牧民运动领袖在北京集会，讨论召开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及成立内蒙古国民党事宜。起初，郭道甫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白云梯担任会长，共有7名会员。随后，1925年1月13日，“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又称“内蒙国民代表大会预备会”）召开，50多人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宣布内蒙古自治的六项主张，决定于1925年3月15日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并发表《致内蒙王公书》。但因3月1日至4月16日，孙中山、李大钊主持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其间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又因为北京政局发生变化，内蒙国民代表大会未能按原定时间举行。
2.关于党的名称问题
有叫内蒙平民革命党的；有叫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也有叫内蒙古国民党的。郭道甫称该党为内蒙平民革命党，他说：“至若一九二五年，内蒙平民革命党之产生，及一九二八年，呼伦贝尔之革命运动，皆以本此目的而进行者也。惟此等运动，至今虽未成功，然其背景，均以民众为主力，故亦可称谓内蒙方面之平民阶级自治运动。”[166]纳古单甫在《郭道甫略传》称该党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12日在张家口土尔沟街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会，宣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167]台湾学者哈勘楚伦在《蒙古近代史上的青年教育家——默尔则》一文中称该党为内蒙古国民党，“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国民政府聘默尔则先生为西北邉防督办公署秘书。……召开内蒙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68]札奇斯钦说：“这一政党的汉文名称叫内蒙古国民党，如此满足了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其蒙古语名称的字义则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样符合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联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方面的要求。”[169]在三种名称中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称呼用得最多。郭道甫是当事人，是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的秘书长，笔者认为他的称呼更为准确。
3.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说1925年10月3日开的；有说1925年10月12日开的；也有说10月13日开的。白云梯是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的一号人物，但他的回忆却说是3月1日召开的，台湾学者哈勘楚伦的《蒙古近代史上的青年教育家——默尔则》一文中提道：“杨家骆先生，在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名人图鉴]”，记录了白云梯的口述，“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国民政府聘默尔则先生为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同年十二月（此依名人图鉴，唯据蒙古同乡白云梯先生口述则在三月一日），在[CHGUL ULT HALAGA]（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70]3月1日显然是不对的，白云梯可能把预备会议的时间记成代表大会的时间了。民国二十六年为1937年，1925年到1937年过了12年后，白云梯在口述时把预备会的时间与成立大会时间记混了也是很正常的。
4.关于出席会议的人数问题
一说约百名代表；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冯玉祥将军所属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张家口正式召开，来自内蒙古各地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另一说40多名代表。说40多人的一定是把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的预备会的参会人数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人数搞混了。
5.关于会议召开的地点问题
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的第一代表大会在张家口举行绝不是偶然的，“当时的张家口最适合内人党召开会议。1923年后苏联极力排挤在张家口的美国等国家的店铺和贸易公司，控制了该地主要对外贸易，并在此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张家口还是以接近人民、支持国民革命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势力重心，他跟内人党一样以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依靠，并同内人党达成了合作协议。”[171]张家口1924—1925年的历史地位，可以通过下面的故事来体会。张家口市原工会副主席王治良作为抡才书院文化沙龙的主讲嘉宾，与许多沙龙好友一起回顾了李大钊多次来张家口搞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其与冯玉祥友好合作的佳话。李大钊与冯玉祥两位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张家口的活动，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张家口的革命史也如其军事史、商业史一样曾在全国占有显著的地位。由于张家口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及京张铁路的修建开通，张家口成为全国最早拥有大量现代产业工人的城市之一，进而张家口也成为我国最早建立党组织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被广大青年爱戴敬仰，他们中广为流传这样一首小诗“北李（李大钊）南陈（陈独秀），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革命领导，多次亲自到张家口领导工人运动和做争取军阀冯玉祥的工作，使工人运动多次胜利，宣传了党的主张，壮大了革命队伍，培养锻炼了大批优秀干部，促进了国民军与苏联的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并促使冯玉祥从旧军人逐渐转变为民主主义战士。李大钊在张家口期间的行动不仅让张家口人深切体会到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远见卓识、高超的斗争战略和策略，同时也感受到他高尚的道德与情怀。李大钊与冯玉祥在张家口的经历与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张家口曾经的历史辉煌。
首先，李大钊善于把握形势和敌人之间的矛盾，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并推动工人运动发展，李大钊非常关心在铁路工人中建立党组织。1920年，他就派遣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到铁路工人集中的张家口、石家庄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党、团员。1922年，李大钊利用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矛盾，经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允许，派遣张昆弟、安体城、陈为人、何孟雄、包惠僧、袁子贞6名共产党员到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铁路以密查员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1922年春，何孟雄以京绥铁路密查员的身份到达张家口，他和共产党员张隐韬等一起在铁路工人中组织了“车务工人同人会”，并介绍先进工人李泽入党。6月又发展了康庄车站工人李连生、周振声入党，建立了张家口的第一个党小组，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10月，又发展张树珊、张小珊、魏华池、付国忠4人入党，小组改名为“中共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到1923年初，已在张家口的铁路系统中建立了3个党员小组。二七惨案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何孟雄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采取“隐蔽斗争、秘密联络”的方针，使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1924年春，建立了中共京绥铁路支部，书记何孟雄，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为了贯彻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决议，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派遣王仲一、江浩、张良翰等共产党员到张家口，他们在建立国民党组织的同时，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1925年初，王仲一、江浩等人根据李大钊的指示，为了统一张家口地区的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张家口特别支部，由王仲一任书记。李大钊认为，张垣乃西北一带的枢纽与关键，亟须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于是，又派出肖子暲（肖三）、杨洪涛等人到张家口。他们与原特支领导人王仲一、江浩等人一起开始筹备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在筹备过程中，李大钊亲自与他们谈话，布置任务。1925年10月，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书记肖子暲（后由王仲一、丁孜孜担任），地委秘密代号“章迪芳”，对外公开用国民党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党部的名义。在李大钊正确的领导和何孟雄等人的艰苦努力下，以张家口为中心的京绥铁路工人取得了两次著名的斗争胜利，一次是1922年8月至9月在张家口发生的京绥铁路工人反对出卖京绥铁路主权的斗争，另一次是1922年10月27—28日的全路车务工人要求提高工人待遇的罢工斗争。由于李大钊的艰苦努力，冀、热、察、绥及西北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党，接着北方党组织决定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以推动热、察、绥等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工作。当年10月底，李大钊又一次来到张家口，主持召开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建立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北方区代表赵世炎、谭平山、罗章龙、韩麟符等，国民党的代表李烈钧、徐谦等，还有蒙、汉等民族的工人、农牧民、士兵的代表共200余人。大会通过了《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冯玉祥合作的关系》等决议。大会选举李大钊为大同盟书记，选举赵世炎、韩麟符为大同盟副书记。
其次，争取冯玉祥及其领导的国民军，促进大革命运动的发展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北洋政府”。不久，段祺瑞任命他为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领导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1925年1月，冯玉祥来到张家口就职。为了争取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在1925年数次来张家口。一是联系苏联给国民军提供军事援助。在李大钊的安排下，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和驻华武官格克尔于当年4月21日来张家口访问，达成了对国民军军援具体项目的协议。5月初，一个30多人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来到张家口，给国民军送来步枪5585支、子弹5820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1万多枚，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从内蒙古分别运到张家口和平地泉（集宁）。从此，苏联军事顾问和军械源源不断地支援国民军。二是劝说冯玉祥在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李大钊对冯玉祥讲：“部队要真正革命，就必须重视政治工作。”冯玉祥接受建议，决定先建两个军人俱乐部，并决定派参谋长熊斌率团以上军官代表团到苏联参观，从学兵团挑选25名优秀连、排长送往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李大钊还派宣侠父、萧明、钱清泉、陶梁、廉卿等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国民军中工作。还为国民军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在张家口办的《察哈尔日报》，另一份是在包头办的《西北日报》。三是与冯玉祥商谈北伐战争问题。1925年6月，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士于右任、吴稚晖来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商谈西北国民军与广州国民军联合作战的问题，以消灭北京政府吴佩孚军阀集团，酝酿以“南征北伐、郑州会师”为中心的北伐战争的作战方案。四是为消除冯玉祥对共产党内同志的误会前来。1925年10月初，为庆祝国民党“双十节”，冯玉祥赠送给每个工人10元钱，以表示对工人生活的关心。当时个别共产党员却不解地说：“这是冯玉祥对工人的收买。”冯玉祥听到此话后很生气，李大钊在北京得知此事后，立即乘火车来到张家口做善后工作。他把新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王仲一介绍给冯玉祥，并指示王仲一必须做好党内和工人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李大钊此行，使冯玉祥深受感动，进一步促使他相信共产党员处事公道，真心为革命。
最后，李大钊的高尚品德及其与冯玉祥的深厚情谊。李大钊平易真诚的待人态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高尚的道德情操给工人兄弟留下深刻印象，也使冯玉祥将军对他怀有深厚情谊。来张家口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期间，李大钊身穿破旧的工人制服，和工人一起住宿舍睡地铺。一些工人想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他，他含笑谢绝了。冯玉祥听说李大钊来到张家口，立即派人去请，找遍大小旅店，也没找到，最后在宝善街一个工人宿舍里找到李大钊，见他和工人们一同睡在只铺些干草的地铺上。冯玉祥得知后非常感动，他对部下赞誉道：“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而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事业能有不成功者？！”1927年5月，正在冯玉祥的部队与北伐军在郑州会晤期间，听到李大钊壮烈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他下令全军戴孝，树碑纪念，5月9日，写了《吊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诗中以诚挚的感情，表答对这位良师益友及其他革命同志的深切悼念。
有“第二延安”之称的历史名城张家口其历史沿革为，“春秋时北为匈奴与东胡居住地，南部分属燕国、代国。秦时南部改属代郡、上谷郡。汉时分属乌桓、匈奴、鲜卑。三国魏晋时为乌垣校尉治所，隋时东为涿郡，西属雁门郡。唐时多属河北道妫州、新州，少属河东道蔚州。北宋时为武州、蔚州、奉圣州、归化州、儒州、妫州地。南宋时皆属辽。元属中书省上都路宣德府，西北部置兴和路（治今张北）。明始筑张家口堡，相传因其北七里有东太平山与太平山，两山相距数百步，对峙如门；又因该城堡为指挥张文所筑，故名。明为延庆州、保安州、云州、蔚州及万全都指挥使司十二卫、所地。清朝置察哈尔都统和宣化府。清时北属口北三厅（多伦诺尔厅、独石口厅、张家口厅），南属宣化府（治今宣化）。民国二年（1913年）属直隶省察哈尔特别区口北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设察哈尔省，张家口为省会。1939年设张家口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初设立张家口特别市。1928年至1952年间曾为察哈尔省省会。1952年撤察哈尔省划归河北省。”[172]张家口当年作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城市应被人们铭记。
6.会议议程
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10月13日在张家口土尔沟街召开，来自包括哲里木的内蒙古各盟部旗的约百名代表出席大会。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国民党代表、冯玉祥国民军代表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等出席祝贺。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土尔沟街召开。它的举行是西北地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大革命时期对内蒙古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会议。达斡尔族青年知识分子郭道甫、福明泰、金鹤年等近十名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由郭道甫主持起草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纲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组织案》和《革命事业的各项措施》。大会选出该党中央执行委员21人，在7名常务执行委员中，有郭道甫、福明泰二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共产国际代表合影。前排左起：金永昌、福明泰、郭道甫、白云梯、乐景涛、包悦卿、李丹山；后排左一为宝音鄂木合（笔名齐庆毕力格图，蒙古革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左二为丹巴道尔吉（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左三为奥齐罗夫（共产国际代表）。
从此，达斡尔族青年知识分子与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一道，投入了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郭道甫、福明泰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的左翼代表，在他们的影响下，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的基本政治纲领、基本主张、近期奋斗目标等，更接近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最低纲领”，而比国民党改组后的政纲激进得多。
内蒙古平民革命党是一个具有反帝反封性质的，代表内蒙古蒙古族劳动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王仲一、江浩等4人，中国国民党的代表于右任、李烈钧等；共产国际的代表奥齐罗夫；西北军的代表张之江。冯玉祥及其俄国顾问列席会议；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丹巴多尔吉；内蒙古各盟旗分别派代表到会。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1人，常务执行委员7人。大会通过的第一份议案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案（10月12日），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组织武装，联合冯玉祥，打击北洋军阀。大会于20日（又一说27日）制定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在宣言中指出：“1911年的革命事业还丝毫没有完成，因此，我们要和与我党有着同一宗旨、使命的中国国民党联合协作，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专制主义，以期真正实现五族共和的国家。”在该党纲领中指出：“同中国民众一起共同打倒暴虐的军阀和帝国主义。”从宣言和党纲中可以看出，它和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是一致的。这次大会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始终和西北军紧密配合，互不分离。[173]这是笔者在25年前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时的入选文章中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评述，笔者认为还是准确的。
大会通过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明确阐述了自己的七项基本政治纲领、政治主张和近期工作方针。
《宣言》阐明的七项基本政治纲领主要为：“内蒙古与中国内地同因军阀之专横，任意侵害民权，吾侪不可不先打倒此状态”；“各帝国主义益形跳梁”，故本党引导民众与各弱小民族及革命运动各党派相联合，以期各民族安全；“1911年之革命事业尚未成功，吾等与本党有同一意见及使命之中国国民党联合协力，以期打破列强之帝国主义与军阀之专制主义，实现真正之五族共和国家”；“内蒙古各地人民撤废加以直接压迫之旗制，夺王公札萨克之实权，以进行自治制”；“为保全蒙古人民共有之土地，禁止王公等买卖土地”；“提倡以全力倾注蒙古民族之平等主义，及增进其幸福，而与居住蒙古属于被压迫阶级之汉人相提携，以期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本党负内蒙古革命之全责，由渐进主义以完成此事业”。
《宣言》还公布以下三项基本主张：“中国领土内各民族各有其自决权”；当中国人民打破帝国主义，扑灭军阀，建设真正之民权政府时，“我等内蒙古民众亦设立同样之民众政府”；“我内蒙古民众无族姓之分别，有自由参加国政之权利”。
《宣言》接着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三项，列出了十一条近期奋斗目标。其“政治事项”为：一是废除王公专制制度；二是各旗之政权完全移入人民之手时，执行民选制度；三是开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其“经济事项”中包括：“王公札萨克等所领土地，一切皆移交民选机关”；“废除蒙古地方现行一切虐政”；“停止各旗人民代王公偿还内外商人一切债务”等。
野津彰在其文章《内蒙古赤化运动的变迁》中对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1925年（民国十四年）10月20日]是这样记载的：“告蒙古父老兄弟：我们受专制政治压迫已沉沦很久了，今天幸亏民族运动的曙光照到了蒙古。曙光是什么呢？就是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当本大会召开之际，蒙古有志之士，联袂奋起，组织起来了。内蒙古六盟各旗及察哈尔、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阿拉善、额鲁特、青海等地的民众都选派代表参加大会。因此，本大会才得以组成足以代表全内蒙古的完善的组织。
内蒙古国民革命决议的目的在于如何铲除一切专制政治压迫的惨祸。
现在把各位代表对各地方受压迫状况的报告综合起来，认识到受其压迫之惨，主要原因是札萨克、王公等特权阶级勾结军阀及奸商压迫民众，出卖土地，贪图私利。
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为蒙古民族的平等主义而战，必须努力增进全体人民的幸福。为了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第一急务，首先要创立革命团体来领导被压迫的民众。因此，本大会在此宣告内蒙古革命党的方针如下。
第一，蒙古久处清朝专制统治下，由于十四年前国民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根据约法规定五族共和。然而直到今天，此种约法还未见诸实现，内蒙古和内地一样，由于军阀专横，民权继续受到侵犯，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打破此状态。
第二，各国帝国主义日益跋扈，日美英法等列强利用军阀缔结借款条约尽专横之能事。特别日本，乘欧洲大战之机，获得了东蒙古铁路敷设权，现已着手敷设。此铁路敷设完成之日，即内蒙古整个成为其殖民地之时，因此，我党号召民众，联合各弱小民族革命运动之各党派，抵抗帝国主义国家势力，以图各民众自身的安全。
第三，1911年的革命事业……还丝毫没有完成。因此，我们要和与我党有着同一宗旨、使命的中国国民党联合写作，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专制主义，以期真正实现五族共和的国家。
第四，废除直接压迫内蒙古各地人民的旗制，剥夺王公札萨克的实权，朝着实现自治制的方向迈进。
第五，保全蒙古民族所共有的土地，禁止王公等出卖土地。
第六，本党鉴于内蒙古民众对王公和军阀、奸商抱有极端的仇恨，提倡革命运动，并为蒙古民族的平等主义和增进其幸福而竭尽全力。而且同居住在内蒙古的、属于受压迫民族阶级的汉人携起手来，以期共同完成中国国民革命。
第七，本党完全担负内蒙古革命的整个使命，朝着完成革命事业的大道前进。”[174]原文是日文，笔者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有译者对其理解的因素。
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出于郭道甫之手”，“郭道甫对蒙古民族的认识也趋成熟，反帝反封建，建立民族民主革命政党和人民民主政权，建立民主制度，已成为郭道甫解决蒙古民族问题的主导思想。在中国大革命高潮中，郭道甫作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建者之一，参与领导发动了内蒙古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声势颇大，轰动一时。这是当时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175]郝维民先生的这段评价，肯定了郭道甫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与我国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相一致，这是极高的评价。郭道甫回忆“一九二五年，该青年党又与内蒙方面的革命分子们，结合起来，组织了内蒙国民党，又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因为当时外蒙所取的政策，完全没有差别的缘故。”[176]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不是简简单单的内蒙古地区的事情，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从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资料显示苏联在张家口设有顾问团，“张家口顾问团在1923年的第一位领导人是维托夫特·卡济米罗维奇·普特纳，他毕业于高级进修班，来中国之前任工农红军监察员，是革命前入党的共产党员，从中国回国后先后在日本、芬兰、德国、英国担任武官。从1925年5月起顾问团领导人由维塔利·马尔科位奇·普里马科夫（林·艾伦，1897—1937）担任，他是乌克兰红军创建人之一。”[177]他们来中国的时间正是国共合作时期，起到了指导与帮助的作用。
（四）李大钊与内蒙古平民革命党
1924年，首都革命之后，冯玉祥因段祺瑞篡夺革命果实而异常气愤，于11月初，到北京门头沟庙天台山出家了。此时，他虽然消极避世，但仍有许多人去看望他，劝他振作，特别是李大钊通过驻冯玉祥部的徐谦来做他的工作。后来，段祺瑞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他便下山了。
1925年1月13日，西北边防督办署在张家口成立，将国民军改编为西北边防军，司令部设在桥东土尔沟街“新村”。当时的张家口是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虽离京津较近，却是反动派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由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新村”就成为当时许多政治活动的中心，1925年间，李大钊来张家口活动时，就曾住在这里。
国共合作之后，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就是北洋军阀，由于冯玉祥的政治倾向，我党争取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就成为当时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这项工作的开展就是在李大钊同志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1924年11月，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立即召开了由赵世炎、彭建华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李大钊谈了如何争取冯玉祥的问题。他说：“西北军冯玉祥想让我们帮助他仿照黄埔军校办所军校，聘请苏联军事顾问，遣派政工人员。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们也有我们的主意，这些工作我们都要派同志去作，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178]为了争取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在1925年数次到张家口，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25年初，徐谦向冯玉祥介绍他与李大钊曾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几次同苏联大使加拉罕交换过意见，苏联可以通过外蒙古到张家口的路线给西北军以无偿的援助，冯玉祥欣然接受。2月下旬，冯玉祥派毛以亨以秘书的名义去北京向李大钊、徐谦商谈此事。两天后，李大钊、徐谦在毛以亨的陪同下，来到张家口的“新村”举行会谈。4月，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和驻华武官格克尔来张家口访问冯玉祥，顺利地达成了关于苏联向冯玉祥提供援助的协议。5月3日，苏联顾问团在张家口建立。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因此我请他们二位介绍，从苏联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我们训练中任教。两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从此，苏联军事顾问和军械源源不断地支援西北军。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苏联大使馆军事参赞沃罗宁的住宅召开了扩大执行委员会，在会议通过的议决案中指出：“最近一年来，中国发现所谓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别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所以冯玉祥等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当然与最近将来中国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179]1925年10月，李大钊以国民党驻华北特派员的身份第4次来到张家口，他通过拜访上层人物，起草文件和对组织机构等的协商，正式成立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连牌子也即时挂上了。
由于李大钊的艰苦努力，1925年10月至11月，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李大钊抓住有利时机于1925年11月底，第5次来到张家口，亲自参加并主持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党北方区的代表赵世炎、谭平山、罗章龙、韩麟符、陈乔年、刘伯庄、王仲一、江浩；国民党的代表，李烈钧、徐谦等；还有工人、农民、牧民、士兵的代表共200人。他们来自察绥热三特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李大钊为大会做了重要讲话。他“介绍了苏联工农兵政权的情况，在分析全国革命形势和任务时，特别强调坚持革命统一战线和蒙汉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翻身解放的重要意义”。[180]会议提出“农工兵大联合！”“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等政治口号。大会最后通过了《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冯玉祥合作的关系》等决议。会后，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察、绥两特区；察绥、内蒙两地区和张垣（张家口）、归绥（呼和浩特）两市的6个党部。会上李大钊被选为农工兵大同盟的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为副书记。这次会议对推动农工兵革命运动的开展，团结西北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6年3月至8月冯玉祥出访苏联的愿望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得以实现。8月，北伐战争刚刚开始，由于西北军在南口失败，北方战局十分危急，处于群龙无首的西北军急需冯玉祥回来坐镇。李大钊为促使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加强北方的力量，制定了“进军西北，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为此，约请国民党左派领袖于右任带着翻译马文彦前往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在半个月内，李大钊接连三次发出电报，敦促冯玉祥迅速回国。[181]这时张家口也来人报告：西北军正在南口与张作霖、吴佩孚等联军激战，阎锡山晋军又从大同切断了西北军的后路，这就更加速了冯玉祥的回国。他同第三国际多次商谈，请苏联接济弹药和选派军事顾问。共产国际研究决定，派乌斯马诺夫为顾问，中共党员刘伯坚为政治部部长，随同冯玉祥一道回国。冯玉祥等人先到蒙古库伦，由于交通不便在蒙古逗留一个多月。9月10日从库伦动身，9月15日抵达五原县。9月16日冯玉祥发表宣言，全体军官、战士加入中国国民党。9月17日冯玉祥统率国民联军接受党旗、宣誓就职。而后，将部队带到包头整训。他曾设想：若全军开赴包头，沿京绥线向京津反攻，南口天险尽在敌手，就是拼死一战闯过去，牺牲必多，与北伐军会师有困难；若是分为两路，包头一路，秦陇一路，则分散主力，势单力薄。正当举棋不定之时，李大钊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冯玉祥回忆说：李大钊先生“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182]西北军开出长安，首战告捷，经过半年多的苦战，于1927年5月30日占领郑州，与北伐军会师。
正在会师期间，冯玉祥听到李大钊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于1927年5月9日写了《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诗中以诚挚的感情，表达了对李大钊及其他革命同志的深切悼念。为了纪念这位良师益友，冯玉祥下令全军戴孝，树碑纪念。
1925年至1926年，李大钊为争取冯玉祥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李大钊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西北地区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打击了张作霖在北方的嚣张气焰，为前期北伐战争的南北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5年前后，内蒙古的革命斗争是和全国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能在冯玉祥控制的西北重镇张家口举行，并且是在冯玉祥的住地土尔沟街召开，这是李大钊艰苦努力积极争取冯玉祥的结果。
1925年7月，金永昌、乐景涛、李风岗根据白云梯的指示，从驻北京的苏联使馆得到2万元的活动经费，来到张家口。月底，白云梯到张，开始筹备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由于冯玉祥和李大钊近一年的接触，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对这次会议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日本人野津彰在《内蒙古赤化运动的变迁》一文中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赤俄傀儡冯玉祥控制下的张家口召开时，他们之间具有一种像同志一样的关系，所以援助他们就更不用说了。”[183]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经共产国际的同意，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蒙古问题议决案》，议决案中指出：“中国边境农工群众中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我们认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这是内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上的职任，可是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工作应当密切的联络，这是中蒙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能够有成效的一种保证。”[184]在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前，白云梯和李大钊就有过接触。1924年1月，在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白云梯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85]（一说是候补执行委员）。[186]在这次会上，李大钊是孙中山先生指定的北京代表，而且是5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同年11月，白云梯“随同孙中山北上，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同志，并通过李大钊和孙中山同共产国际、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联系，还与冯玉祥有了交往”。“李大钊积极同白云梯等上层人物进行磋商，参加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87]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委乐景涛于1925年底在昭盟克什克腾旗自己的家乡组成了蒙古骑兵队，配合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林西、经棚、赤峰一带向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作战，在同西北军的并肩作战中蒙古骑兵队扩展到1100多人，组成两个团的兵力，编在西北军中。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在后来的发展中，所需的经费和武器也是通过冯玉祥运回内蒙古的，1926年8月，冯玉祥西北军在南口失败，西撤包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也随之迁到包头。时隔不久，1926年12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又随西北军迁到银川。1926年底，共产国际代表奥齐罗夫和郭道甫到阿拉善宣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同时组织武装。1927年4月4日，他们在冯玉祥西北军将领吉鸿昌的援助下，举行了起义，推翻了阿拉善旗的王公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总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之后，始终按照李大钊的各项指示精神，和西北军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共同打击张作霖和各盟旗王公贵族的反动统治，使内蒙古的革命斗争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笔者写《李大钊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活动》的文章已有26年，[188]其中阐述了李大钊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关系，今天重温体会更加深刻。
（五）内蒙古平民革命党的改组
1927年8月5日，在共产国际驻外蒙古代表主持下，在乌兰巴托召开了内人党特别会议，代表中有哲里木盟的布尼雅巴色尔。撤销了白云梯和郭道甫的职务，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布尼雅巴色尔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后，蒙古人民革命党书记丹巴道尔计不经共产国际和内人党中央同意，私自让白云梯等潜回内蒙古。9月，白云梯等发表《内蒙古国民党反共宣言》，策动反革命政变，杀害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副总指挥、中共党员李裕智，然后到南京向蒋介石请功。经蒋同意，白云梯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在张家口召开各盟旗王公代表会议，决定在多伦设立内蒙政府，一切悉听中央政府之命令，全内蒙古悬挂青天白日旗等。
1927年8月，受共产国际派遣，白永伦、云润、乌力吉敖其尔、白海风等人到乌兰巴托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代表大会。会上白永伦被选为“内人党”中央常委会委员兼秘书长。白永伦（1902—1941年），蒙古族，蒙名好日劳。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白岔苇莲沟（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自小父母双亡，由叔父和哥哥抚养。他幼年读书，聪敏上进，毕业于经棚萃英小学，后被乐景涛派到北平蒙藏学校学习。1926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得到了向警予同志的帮助和培养。1932年，“内人党”总部计划要从乌兰巴托迁回内蒙古，初选地点为经棚。受组织委派白永伦回克旗进行先遣工作。他也以第一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克旗“内人党”员发展到80余人。在这期间，他与旗长阿拉腾敖其尔的女儿斯尔基莫得格结了婚。白永伦经常和陈荣久（又名陈震华，当时是内人党克旗支部负责人）、汪瀛洲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听取汇报和进行工作部署。
1936年9月，白拟回到乌兰巴托述职，由于途中盘查甚紧，中途作罢。1937年白得了肺病，为治病和扩展工作，经哈丰阿推荐，去开鲁伪满兴安西省行政公署任科长，以此身份和哈丰阿、张寓恩、乌力吉敖其尔、吴树德等人来往，有时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939年，白永伦调到鲁北任旗公署总务科长时，肺病复发。1941年，去长春医治无效，返回克旗于经棚病逝，时年40岁。[189]
三 革命斗争转入内蒙古西部
（一）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的活动
在内人党领导下，大革命失败后，内蒙古的蒙古族人民举行了阿拉善旗“小三爷”领导的起义、乌拉特前旗起义和呼伦贝尔暴动。1930年春天，内人党领导人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对内蒙古的政策》一文，是内人党最后一篇对国内和内蒙古政治形势、革命斗争以及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可以看出内人党新中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和内蒙古革命坚持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完全一致的立场。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配合下，在内蒙古发动了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因奉系在内蒙古东部的袭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中心逐渐转至内蒙古西部。1926年8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领导机关迁至包头，此后该党在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的活动十分活跃。1926年10月，在包头召开了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代表会议，会议做出了发展党务的各项决定，推动了该党的发展。仅伊克昭盟便成立了34个区党部，发展党员3000多名，连同其他盟旗共达到6000多名党员。
1925年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古东部克什克腾旗成立了共600多人的蒙古族武装——内蒙古特别国民军第一纵队，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奉系作战。1926年底，在包头正式成立了共有将近2000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旺丹尼玛担任总司令，李裕智担任副总指挥；同时还成立了内蒙古军官学校，王瑞符（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任校长。此外，在锡尼喇嘛的领导下，伊克昭盟乌审旗成立了旗党部，下属共17个党支部700多名党员，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12团，推翻了王公札萨克政权，成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公会，并实施了一系列革命政策。
（二）阿拉善的革命斗争
1926年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领导机关迁至宁夏银川。此后该党又开始在阿拉善旗大力开展活动。1928年6月上海《民国日报》称，农牧民中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有8000多人，军队中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有5000人左右，合计达1.2万人。
“1926年9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退据绥西及甘、宁一带。那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郭道甫、伊德钦等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在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协同下，来到阿拉善旗开展以推翻封建王公制度为目的的革命活动。德毅忱首先参加，并吸收田协安、孟雄、罗敖有为成员，决定尽速发展内人党组织，建立武装力量，准备夺取政权。在盐务局、税务局、百货统捐局内秘密发展了一部分税丁作为商团的基本武装力量；又在旗兵中发展了一些蒙古士兵。这些都得到了冯玉祥、吉鸿昌的有力支持。”[190]
策划推翻阿拉善旗封建王公制，罗晓仑说，“小三爷”蒙名为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德毅忱，袭位辅国公（蒙古贵族的闲散职位），是阿拉善驸马亲王塔旺布理甲拉（以下简称塔王）的堂叔伯弟弟。宣统元年，他毕业于北京贵胄学堂。“小三爷”精通蒙、汉、藏文，擅长绘画。
1925年10月12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会“小三爷”是阿旗代表，和郭道甫建立了初步联系。1926年7月中旬，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率国民革命军在绥远省五原县召开“五原誓师大会”。提出“迎接北伐，挥师南下、会师北京、将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口号！大会声势浩大、振奋人心，震动了周邻阿拉善旗和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13蒙旗。阿旗称之为“东军”，仍派“小三爷”到会观察，“小三爷”认识了吉鸿昌旅长。9月17日，冯玉祥浩荡出师，连续占领了陕西、甘肃、宁夏三省，随后任命吉鸿昌将军为宁夏省主席。阿旗派“小三爷”前往银川祝贺吉将军。届时吉鸿昌受冯玉祥之托，经多时多方考察、数次密谈，任命“小三爷”为“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司令，并配备一个团的经费和枪支弹药，共同策划武装推翻阿拉善旗封建王公制度，建立新生革命政权。
坚持7月之久的短暂政权，据罗介绍，1927年2月，正值春节之时。吉鸿昌将军按协议，派姚连榜（也称姚甲三）连长率100余兵从银川开进阿旗驻防，暗中归“小三爷”指挥，协助武装革命。此时的“小三爷”掌握着阿旗“第二路蒙古革命军”100余兵（大部分是阿旗保安团的团丁），阿旗商会商团100余兵，共计300余人的武装力量。
1927年4月2日（阴历三月初一），“塔王”对于“小三爷”近期和外界的联系活动，以及长期的防范心理，终于迫使他采取恩威兼施的拉拢手段，提拔“小三爷”为“阿拉善正协理”的显赫职位（王爷之下第二把手），以此拉拢“小三爷”，企图稳定“阿拉善衙门府”。“小三爷”却不为所动。
1927年阴4月4日（阴历三月初三）早晨8点，“小三爷”率田协安（王爷府花匠）、孟雄、姚连榜四人带300余兵，按计划准时开进“旗衙门”，武装接管阿旗旧政府，正式挂起“阿拉善政务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两块大红牌匾。
记者了解到，从1927年4月4日到10月7日，“阿拉善政务委员会”虽然是仅仅坚持了7月之久的革命政权，但却是在“苏联第三国际共运”“大革命国民革命军”等领导下的内蒙古各盟、旗中唯一建立的革命政权。
罗告诉记者，1928年春，“苏联第三国际共运”的顾问乌斯曼诺夫曾指示“小三爷”，从银川秘走取道蒙古国，前往莫斯科，接受新的任务和学习。“小三爷”在赴苏途中，路过归绥市（今呼和浩特）时，不幸被“塔王”的密探跟踪捕获，监禁在归绥监狱。[191]
“西安城解围后，刘继曾除做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翻译工作外，还负责顾问团与中共地方组织的联系，并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授课，邓希贤（邓小平）讲《政治学》，刘继曾讲《资本论》，张子刚讲授《中国革命史》、许权中讲《步兵操典》，韩威西讲《地形学》，两位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和赛夫林分别讲《射击理论》和《战术课》……”[192]
1926年初夏，根据共产第三国际的指示，郭道甫到阿拉善旗一带宣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开展组织工作，派人发动武装暴动（次年4月举行，失利）。
1928年4月，阿拉善旗爆发了德钦一心诺尔布领导的旨在推翻该旗王公政权的军事暴动，成立了政务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并宣布了四项革命政策。该旗札萨克王爷塔旺布里甲拉同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联络，最终推翻了为时7个多月的革命政权，德钦一心诺尔布也于1932年被捕并遭到杀害。
1928年8月，乌兰察布盟西公旗爆发了恩克巴雅尔领导的军事暴动。在部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转移过程的作战中，恩克巴雅尔阵亡，暴动失败。
（三）呼伦贝尔青年暴动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随即东北局势变得动荡不定。此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郭道甫和福明泰返回了呼伦贝尔，决定以“呼伦贝尔青年党”的名义发动“武装革命”，夺取呼伦贝尔政权并实现“完全自治”1928年7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委福明泰、中央执委郭道甫发动了呼伦贝尔暴动，后来黑龙江当局派军队围剿，经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斡旋，谈判结束了此次暴动。随着暴动失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留在乌兰巴托的成员中的“巴尔虎派”遭到严重挫折。
同年7月，郭道甫策动新巴尔虎左翼正蓝旗保卫团起义，建立了呼伦贝尔平民军。然后派人向呼伦贝尔副都统送交了宣布“统一内蒙古，蒙古人自治”的通告；同时致书呼伦贝尔道尹赵仲仁，提出撤换副都统贵福，“左右厅长等重要官吏由呼伦贝尔人民选举产生”，“呼伦贝尔的租税中除关税以外一切由蒙旗方面征收”，“一切地方行政由蒙古人行使，并应将中国军队撤退”等要求。贵福和赵仲仁立即与当地驻军商定，派部分军队进驻新巴尔虎左翼地区；同时派人与郭道甫交涉，提出可以改善行政，但决不允许变更制度，要求“青年派”立即解散军队，并派代表前来谈判（田中文一郎《呼伦贝尔事件的经过》，1928年9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
1928年8月中旬，平民军骑兵切断了海拉尔至满洲里间的铁路运输和通信，袭击了黑龙江督军万福麟的专列。万福麟从黑龙江增调两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及空军，开始向青年党、平民军控制区推进。同时，赵仲仁与海满警备司令梁忠甲联名发布满汉文通告，宣称青年党是“土匪”，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若有不同政见可以和平商量”。并指派呼伦贝尔左厅厅长成德和左右厅会办凌升前去交涉。
经过多方交涉、疏通，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决定将呼伦贝尔青年党事件视为政治问题，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并请郭道甫的启蒙老师、奉天省长翟文选致函规劝。郭道甫等人鉴于继续对峙下去必将引起更大纠纷，地方秩序“不堪收拾”，原有权利亦会损失，遂决定让步（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
此外，新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领导人在伊克昭盟乌审旗举行了秘密会议，部署恢复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自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回内蒙古的党员，也在乌兰察布盟、察哈尔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开展活动。但是，由于新的党中央设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该党领导人分散在内蒙古各地，缺乏党的指挥中心，最终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该党作为统一政党已不存在。仅剩下一部分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各地继续活动，部分党员转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老党员和革命者，同蒙古族青年和原在满洲国兴安省任职的蒙古族上层人士，于1945年8月18日在兴安盟王爷庙召开会议，提出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且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制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发动了东蒙自治运动，于1946年1月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在内蒙古西部兴起，1945年11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上述双方在承德举行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会议决定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下，扩大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机关，撤销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解散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达斡尔族革命家参与组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1926年8月，郭道甫赴乌审旗、鄂托克旗与席尼喇嘛共同推动牧民革命运动，建立革命武装，使鄂尔多斯地区成为内人党影响最大的地区，共有区支部37个，党员3000多人，占全体党员数的50％，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宣布投蒋反共，内蒙古革命形势迅速恶化，内人党中央负责人白云悌等人的态度也开始右转，郭道甫在阿拉善地区工作时公开指责主要领导人过分信任和依赖军阀，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反映。1927年7月内人党中央在银川召开部分党员代表和中央领导成员特别会议，以“反中央”的罪名，暂停郭道甫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常委职务。1927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会议，对于白云梯等人妥协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错误及其对革命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清算。郭道甫也因“搞宗派斗争”错误被撤销秘书长职务（保留中央执行委员），在会议新选出的中央常委中，原常委只有福明泰留任。白云梯等人回国后，立即叛变革命，发表反共宣言。从此直到抗战胜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古地区没有再进行公开活动。[193]
（四）内蒙古平民革命党重要人物
1.福龄
福龄（1889—1936.4），字松亭，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莫日登哈拉人。早年毕业于齐齐哈尔中学。曾任骁骑校。1920年参加呼伦贝尔青年党。1924年和郭道甫一起代表呼伦贝尔地区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会议。1925年作为呼伦贝尔代表，出席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任呼伦贝尔保安队统领，参加1928年“呼伦贝尔暴动”。1930年出席在南京召开的“蒙古问题讨论会”。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1936年4月24日因凌升“反满通苏事件”被日本关东军判处死刑。[194]
2.包悦卿
包悦卿（1894—1939），蒙名色音巴稚尔，科尔沁左翼后旗巴彦茫哈人，父特古斯巴雅尔，曾被清廷授予四等台古爵。包悦卿儿时在家念私塾，后就读于旗立马兰屯小学堂，民国初年入奉天蒙文中学堂求学，后辍学在旗札萨克衙门任见习笔帖式。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奴役统治了200余年的蒙古民众，又遭受军阀之蹂躏。民族败类执掌旗札萨克权力。札萨克官吏为了讨好军阀，放垦蒙民牧地，使蒙民流离失所；又联合军阀欺压蒙民，搜刮民脂民膏，蒙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札萨克衙门当差的包悦卿认识到了蒙古的颓废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之缘故，同时更加坚定了他为民族振兴、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思想信念。
包悦卿任笔帖式期间，旗札萨克印务扎兰乌恩吉尔格勒隐瞒阿王，倚仗权势，放垦了包悦卿家乡塔本瞒希那荒。家乡父老无力反抗，只好委托包悦卿去京城面见阿王告知此事。受此重托后，包悦卿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只身去京面见阿王：“开垦蒙民草牧场，蒙民何以生计。蒙民失去了土地，只好远离家园，您的旗民都走了，您要做谁的王爷呢！”经过包悦卿苦口婆心地陈述利害，终使阿王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谕旨制止了开荒。包虽然为家乡父老保护住了土地，却被札萨克官吏们痛恨他“不安本分”，事后很快被以莫须有的“聚众闹事，反对王爷，图谋不轨”等罪名，驱逐出旗。
包悦卿被驱逐出旗后，投奔了冯系卢占奎部下，与达木林苏克一起在后旗招募了200多人，组建成骑兵独立团。达任团长，包任参谋长。很快这支队伍扩充到1500多人。恰时，苏和巴特尔领导的外蒙古革命捷报频传，包想把这支队伍作为内蒙古自决自治的革命武装，把队伍拉到索伦一带整训，等待外蒙古的支援。此时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部围剿了骑兵独立团，缺乏训练、武器弹药又不充足的骑兵独立团被打散。包悦卿只身避居北京的学友克兴额家。
客居北京的包悦卿很快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白云梯、郭道甫、金永昌、李丹山、伊德钦等人。他们多次彻底长谈，讨论蒙古民族的出路问题，最后达成一致意见：遵循孙中山的民族自决宣言，组织内蒙古民族的民主政党——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后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并拟定于1925年10月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前夕，包悦卿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回到家乡宣传革命道理：“中国要革命，内蒙古不革命不行，只有革命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同时介绍蒙古争取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并指出：“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血的代价……但是只要我们蒙古民众团结起来，进行艰苦卓绝地斗争，革命一定会成功！”包悦卿在家乡动员和发展了一部分知识青年参加内人党，并把其中的一部分输送到蒙古和苏联学习党务和革命理论。
1925年10月12日，内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历经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及学生100多人参加，第三国际派来的奥其洛夫（布利亚特蒙古人），中国国民党代表，中共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丹巴道尔基和冯玉祥及其苏联顾问均到会祝贺。丹巴道尔基还做了重要讲话。大会宣布担负内蒙古革命整个使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和军阀在内蒙古的暴虐行径以及封建王公对蒙古族人民的压迫剥削。声明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专制主义，以期完成中国革命。大会还制定通过了党的纲领及奋斗目标，完成内蒙古的自决自治为首要任务，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废除封建制度，确立平民政治，建立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府等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和各项具体政策。大会选举白云梯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郭道甫为秘书长，包悦卿及白云梯、郭道甫、金永昌、福明泰、乐景涛、李丹山为中央常务委员。从此，包悦卿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内人党党员，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内蒙古的民族解放事业。
内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包悦卿积极从事组建内蒙古革命武装的工作。与乐景涛（著名诗人席慕蓉的姥爷）一起组建了内蒙古骑兵旅。这支武装不断扩大，曾经占据赤峰、哲盟一带的奉军望风披靡。由于同盟军冯玉祥部队的败退，内人党总部亦往西逐步撤至鄂尔多斯、宁夏一带。由旺丹尼玛任总司令，包悦卿任副总司令的革命武装，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抗御军阀，清剿土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7年1月在乌兰巴托召开了内人党紧急会议。第三国际方面指出了内人党中央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的失误，解除了白云梯、郭道甫、包悦卿等人的职务。白云梯由此倒向了中国国民党。包悦卿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转为国民党党员，被南京政府任为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等职。1933年，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邀包悦卿来百灵庙辅佐。包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出任了蒙政会财委会主任一职。后德王倚日本势力组织自治政府，包在德王自治政府中任第八师中将师长，蒙疆银行总裁等职。自乌兰巴托会议后，包悦卿无论是在国民党政府，还是在德王政府中任职，始终未间断过与第三国际的联系，多次向第三国际提供情报，保护第三国际的联络员，对搞蒙古民族民主运动的人员提供了多方面的服务，培养为蒙古民族奋斗之人才。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1939年夏，包悦卿在贝子庙（今锡林浩特）举行的那达幕大会上突然发病，送往北京医治无效去世（据部分研究者说包与第三国际的联系被日本人发现后被日本人毒害的）。他曾向往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却没能实现其梦想。若他能够知晓如今的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过上了幸福生活，他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195]
3.乐景涛
乐景涛（蒙名慕容嘎），男，蒙古族，克什克腾旗热水塘人，生于1884年（光绪十年）。其父乐山，是克旗管旗章京。台湾著名诗人席慕蓉之外祖父，妻子为蒙古王族宝光濂公主。
乐景涛自幼读书，后在北平受过启蒙教育。清末民初时，他看到军阀混乱，蒙古民族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备受欺凌，于是便产生了办教育以振兴民族文化的思想。辛亥革命后，克旗扎萨克府从草地迁入经棚，1915年，他亲手创办了本旗第一所蒙古族小学一萃英小学。
1922年春，他自北平蒙臧学校同白云梯、郭道甫及路级三等人去外蒙古学习，1924年结业回到克旗，依靠其父乐山的身份抓军事。在达王庙，建立蒙古骑兵队伍，有300人，他从苏联及外蒙古搞回了2000条步枪及30万发弹药，进行装备，这支军队即是后来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前身。乐景涛为争取民族民主解放做出了贡献。乐景涛在他组建的学校、军队中，公开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先进思想，讲“阶级斗争”，讲进化论，鼓动学生在经棚街上张贴打倒王公贵族的漫画，大讲民族平等。因此当时人们都说他是“红党”。
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乐景涛当选为中央常委（军事委员）。
“内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乐景涛受“内人党”总部派遣回到克旗组建军队一内蒙古骑兵团。他在原达王庙300名士兵的基础上进行扩充，至12月末扩充到600人。同时，在经棚还设立了蒙旗军官学校，以他过去亲手创办的萃英小学的学生为基础，招收了40名蒙古族青年学习军事、政治，培养干部，他亲任校长，金永昌任教导主任。
在此期间，中共北方区委为开展武装斗争，决定在冯玉祥军队中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与冯玉祥商量决定先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三个骑兵纵队，命名为“内蒙古特别民军”。第一纵队编5000人，“内人党”推荐并经冯玉祥同意，由乐景涛任司令官。第二、第三纵队各编3000人，由共产党员陈镜湖（李铁然）、郑丕烈任司令官并决定乐景涛部与陈镜湖部配合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攻打热河的奉军。
1925年12月6日，乐景涛部奉命率600骑兵由达王庙起兵攻打经棚。当时驻守经棚的是奉军石文华部约1000人。交战中，奉军有200人投降，乐部占领经棚后，队伍扩充到1200人。不久又攻下林西，旋又率部向乌丹进军。12月11日攻下乌丹。一周之内，连下三城，大获全胜，并俘奉军参谋长1人，士兵1000人，缴获大炮7门，还有大量武器弹药。乐景涛部损失很小，士兵仅战死1人，负伤4人。此时乐景涛部人数已达3000余人，又追击奉军到开鲁、洮南。逮捕了民愤极大的巴林左旗章京色楞、阿拉坦格日勒，林东设治局长王立三等50余人，受到群众热烈拥护。由此，乐景涛部声威大振。奉军头子张作霖大为震惊。事后派员调查，并呈报民国政府蒙藏院要求对乐进行查办。
1926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西撤。乐景涛的纵队也撤离锡、昭、卓盟西下。在林西起兵时，处决了林西县税捐局长全济及林东设治局长王立三，大快人心。
乐景涛西下是从经棚南白岔向多伦进发的。在多伦城住六七天，与汤玉麟部打了一次大仗。
之后乐部由张家口乘火车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在归绥常住下来。不久，乐景涛便离开了部队。
1927年8月，“内人党”特别代表大会在乌兰巴托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由于乐景涛搞军运工作未被充分肯定，再加上他在外蒙学习的四弟跟郭道甫关系密切，在批郭的同时，乐景涛也受到了牵连，因此，会后他自动退出了“内人党”。退党后他说：“第一。退党是自己自愿的。第二，退党后决不做有损于党（告密）的事。”以后的事实证明，乐景涛是实践了他的诺言的。
乐景涛退出内人党后，在北平任蒙藏委员会职员，后加入了国民党。此后，历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44年病逝于西安，终年61岁。
1927年，郭道甫在蒙古被选为全国职工总工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并代表蒙古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联会议，当选为工联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斗争亦日趋激烈。有鉴于此，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同年8月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大会，并以郭道甫在指导阿拉善旗革命运动上的严重错误为由，决定撤销他的中央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职务。此后，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以留苏、留蒙的内蒙古革命青年为主体，创建新的组织——内蒙古革命青年党，并断绝与白云梯为首的“三民主义派”的一切关系。郭道甫、福明泰加入了这一组织，并成为主要负责人。
1928年7月，在第三国际和“外蒙古”的指示与协助下，郭道甫、福明泰等人在新左旗秘密召集呼伦贝尔青年党会议，决定“以武装革命，恢复呼伦贝尔的完全自治。”他们提出：“我们运动的目标，是要蒙古人民来治理蒙古，我们不再要腐败的王公制度，我们不愿再受贵族阶级的宰割，我们是要近代的民治主义。”同时，由郭道甫、福明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组织千余人的呼伦贝尔骑兵团，“向海拉尔、兴安岭、满洲里三路进攻”。由于计划的失误和力量的悬殊，加之苏、蒙军未予配合，青年党及其武装未能攻下海拉尔，并在东北军的镇压下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这一期间，郭道甫与福明泰又因军事上的失利而发生分歧，并导致双方支持者的冲突。郭道甫以“争持日久，则必酿成外交上的纠纷。不但地方上的事情不堪收拾，就是权利上的损失，也必致没法儿补偿”，遂在有关人员的调停下，以“政治问题”解决呼伦贝尔为条件，郭道甫去奉天（沈阳）接受议和，福明泰则带领部分人员退往乌兰巴托。
4.福明泰
郭道甫与福明泰的是创办家乡教育和革命实践的合作者，他们的合作始于1918年的“先后创办呼伦贝尔地方近代学校——小学和中学”[196]。福明泰比郭道甫小2岁，他们是表兄弟。
福明泰（1896—1938），又名宝音达赉，化名布音迭力格尔（博彦格日勒），达斡尔族，敖拉哈拉氏，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正白旗莫和尔图屯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1912年，福明泰自海拉尔高级小学毕业，此后回到家乡以牧业为生。1916年，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赴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福明泰在呼伦贝尔蒙旗中学担任教师。他毕业回到家乡后，和表哥郭道甫共同关心莫和尔图屯小学，曾聘请布里亚特共和国女教师索妮娅来校任教，他还在海拉尔创建了“呼伦贝尔青年学生会”。1922年，福明泰通过与郭道甫合办的蒙旗合作社联络大蒙古国高层，并且联络苏维埃俄国，希望他们支持内蒙古民主革命，同时福明泰还秘密组织及接应呼伦贝尔青年学生会的50余人赴大蒙古国、苏维埃俄国留学或参加革命。1923年7月至8月，福明泰参加了大蒙古国的蒙古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4年8月至9月参加了蒙古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25年9月23日至10月1日参加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福明泰回到中国。1925年10月13日，福明泰参加了在中国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其后，福明泰负责“内蒙古特别民军”的武器及装备转运任务。1927年8月，福明泰参加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后，福明泰在乌兰巴托同白永伦、白海风共同主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7月，福明泰、郭道甫共同领导了“呼伦贝尔暴动”，郭道甫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福明泰任“呼伦贝尔平民军”司令。暴动遭遇失利后，福明泰反对同张学良谈判议和，郭道甫乃通电下野，独自赴奉天同张学良谈判议和，福明泰则率领主战派人士返回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9年9月，福明泰赴内蒙古会见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孟和乌力吉，秘密举行会议。1929年11月15日，福明泰率军开进海拉尔，创建了索伦共和国，福明泰任索伦共和国政府委员会主任委员。1930年1月，索伦共和国失败。同年，福明泰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秘密调查甘肃、宁夏、内蒙古阿拉善旗情况。1932年，福明泰被共产国际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1937年10月25日，福明泰被克格勃逮捕，并严刑逼供。1938年3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以“日本特务罪”判处福明泰死刑。1990年3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撤销原判，为福明泰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
（五）“旧”内人党与“新”内人党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汉译又作“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内蒙古国民党”。内人党的成立，标志着内蒙古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但事实上，内人党这个名称并未存在多久，其成员不是自行解散，就是融入了国共两大党的队列中，至1946年5月，内人党正式解散。然而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挖内人党事件”竟成为内蒙古人民尤其蒙古族知识阶层的空前灾难。
1967年2月5日大批学生、干部冲击内蒙古军区，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韩桐被枪击身亡。4月13日中央决定成立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代替原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职权，要求公开揭露批判乌兰夫等。6月18日，滕海清接任筹备小组组长等职务，11月1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滕任主任。1968年4月13日滕再次煽动“挖肃”，将哈丰阿等一批自治区领导干部打入乌兰夫“黑线”。1968年2月6日滕提出“内人党”问题，7月15日自治区革委会决定乌兰夫是“内人党”后台、党魁，原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一般党徒必须自首登记。1969年2月4日滕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领取了继续深挖“内人党”的指令。此后，从机关、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到公社、生产队层层深挖，到5月有34.6万人被打成“内人党”，其中致死1.6万人、致残12万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4月19日，滕向中央做了检查，但不传达、不纠正。5月13日至19日周恩来等4次接见内蒙负责人，指出“在挖‘内人党’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主要责任在滕，要做沉痛检查”。滕等于5月19日向中央写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5月22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但由于滕态度不端正、检查不诚恳，内蒙古革委会已无法控制局面，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1969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和西三旗分别划归毗邻的五省区管辖，使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被肢解，即被一分为六。内蒙古自治区面积从118万多平方千米变为45万多平方千米，聚居的蒙古族人口从150多万变为50多万。
1979年1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对“新内人党”“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三大冤案彻底平反。此后，对哈丰阿等一批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平反昭雪。1979年7月恢复自治区原有区划。[198]1925年10月成立的内蒙古平民革命党，这一历史事件延伸到了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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