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郭道甫著作必须对民国以来蒙古的历史沿革及其演变做一叙述。他的九部著作中其六部都是围绕着蒙古问题而展开。1912年为民国元年，此时郭道甫18岁，正值成年。他当时看到的国情是各省纷纷独立景象，蒙古问题也突出地摆到了国人的面前，他阐述的蒙古问题离不开20世纪初的中国，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理解郭道甫的著作。
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他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从混乱和废墟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酝酿“独立建国”。此时，外蒙古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民国统计：整个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古占108旗。外蒙古独立将拉走近一半的旗，和15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形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斩断。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十月革命中，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威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归中国。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外蒙古也进入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这些失地至今还在中国辖区）后，就不敢再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他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古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除了口头谴责蒙独外，无可奈何。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1921年外蒙的苏赫巴托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二三十年代一直到40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使蒙古独立的生米逐步变成熟饭，俄国的列宁在世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主掌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包括蒙古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中国大陆再次失去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在苏联的监督下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随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201]
一 《为蒙古代祷文》
（一）写作背景和时间
《为蒙古代祷文》没有标注写作的时间，这就需要笔者进行考证，因著作署名处为：“呼伦贝尔蒙旗学校校长，郭摩西（道甫 呼伦蒙籍）。”这正是1918—1919年。从著作的署名可以推断出大约写于1919年或1920年，是呼伦贝尔蒙旗学校成立的时期，也是郭道甫任呼伦贝尔蒙旗学校校长的时期。《为蒙古代祷文》中写道：“民国八年春始得呼伦贝尔副都统署认为官立学校。由俄国富商募得捐款，备置学生制服及学校应用书籍等项，学务甫见进步孰意。是年夏秋之间瘟疫流行颇烈，蒙人死者甚多，仆之家祖舍弟亦遭天殃，乃为家务所累未能前赴办学，学校从此停办，至今未开。现仆欲在墨和尔图（在呼伦贝尔之海拉尔城东南距城一百二十里）地方就蒙古村庄设立公立蒙古模范举校……”[202]也有资料显示1920年“他在燕京大学为五百万蒙古民族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募捐资金，撰有《为蒙古代祷文》”。[203]请看原文的描述。
（二）原文节选
郭道甫在《为蒙古代祷文》中提及了“个人之供献 仆系呼伦贝尔（在黑龙江之西部外蒙之东，内蒙之北）之蒙古人。民国三年卒业于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民国四年升于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肄业。民国六年受洗礼于中华基督教会为基督徒。是年夏桑梓变乱家资荡然，不得半途退学，即在本地竭力提倡教育，乃以私资办呼伦学校。民国八年春始得呼伦贝尔副都统署认为官立学校。仆又哓音？口由俄国富商募得捐款，备置学生制服及学校应用书籍等项，学务甫见进步孰意。是年夏秋之间瘟疫流行颇烈，蒙人死者甚多，仆之家祖舍弟亦遭天殃，乃为家务所累未能前赴办学，学校从此停办，至今未开。现仆欲在墨和尔图（在呼伦贝尔之海拉尔城东南距城一百二十里）地方就蒙古村庄设立公立蒙古模范举校，拟建筑校舍三十余间，计八间为讲室，教员及学生室各六间，办公室印刷差役室及厨房浴室各二间。惟事在初创不求宏大华美，但求坚榛清洁不背于卫生。并以基督教精神贯注学校，为福音传入之先导。现由仆先捐助现洋一千元，大牛十头，此外尚待募得现洋三千元始能从事经营。此事关于民族全体之文野，民国根本之安危，望吾辈基督徒十分注意。并请日夜祈祷上帝庶几多人蒙召福音早布于蒙土。蒙古五百万同胞之希望惟此而已”。[204]
蒙古自古为东亚最强盛之民族，有固定之土地，并有特殊之言语、文字、宗教、政治、风俗习惯。今虽愚弱衰微，究与世界大局颇有密切关系。兹特述其大略，倘亦全国信徒所乐闻者欤。
蒙古对外之关系（一）蒙古之人口土地物产 蒙古民族人口大约五百万人，其所居之土地，合中国之内蒙古、外蒙古、青海、黑龙江之西部，北部新疆省之天山北路及俄属之贝加尔州、义尔库次克省皆其范围所属，每一英里平均仅得二人。其版图之广大，人烟之稀少为现今全球所罕见。其物产五金森林最富，而尤以马牛群大者驼为特产。富人之产羊群，大者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头计。最贫者亦必有牛一头羊数头以为常。由此可见，蒙古牲畜之丰盛。（二）蒙古之对于中国及世界之关系 蒙古与汉族自古同为东洋强族。取中国近现代史以观，可知中国历代沿革不啻为汉蒙两族消长之写真。自有清一代，蒙族始失其英武不羁之精神，事事屈服人下。凡今日蒙人所衣所服之布帛绸缎皆出于汉族之手。所食所饮之米面茶叶，也皆出于汉族之手。蒙古之宫室庙寺，汉族之所筑也。蒙古之商场工业，汉族之所营也。今且取消外蒙自治，汉蒙关系益形密切，惟蒙人智识不开，对于共和真理毫不明了。故于举兴新政动辄误会，往往为两族感情款洽之障碍。而其地大物博，人烟稀少，将来影响于世界大局颇重。近数十年来俄国垂涎蒙古，苦心经营，并利用蒙人之无知，大施其笼络侵略主义。外蒙之脱离中国宣告独立，厥为俄国主动。今虽国内大乱自顾不暇，然其在蒙古之势力，则已根深蒂固，绝非数年之内所能挽回。日本则在东蒙一带，已立经营内蒙之基础。此次借出兵西伯利亚之机会，在外蒙古一带亦大施运动，又组织日蒙佛教联合会，派人欢迎蒙古喇嘛赴日本观光，野心勃勃令人心寒。且此次欧战原因，实起于民族侵略主义之发展与夫经济竞争剧烈之结果。今虽国际同盟言归于好，而欧美各国之需要原料，尤为特甚。又以世界各处土地日辟，牲畜产额日减，人人必需之皮毛牛奶肉类等品日见缺乏昂贵，惟蒙古广大无边之牧场，千百成群之牲畜，正在振兴发展之时代，将来必为供给世界人类皮毛牛奶肉类之一大市场毫无疑义。因此英法美意各国亦不能漠视蒙古，一旦各方面利害冲突，难免不起争端，其结果必演成世界第二次大战。有心人岂可不早设法以谋挽救乎？
（三）著作中相关问题
《为蒙古代祷文》中写道：“现在中华基督徒既有中华归主之运动，云南布道之组织似当急起，进行组织蒙古布道团，以促中华归主之告成。故特委托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徐宝谦先生为筹备蒙古布道通讯机关。此后全国信徒对于蒙古布道之举有所建议及对于蒙古情形有所询问之事，请直接与徐先生接洽可也。”[205]徐宝谦附注也做了回应：“郭君主张以基督教救蒙古可谓卓见，然基督徒之任于是益重矣。郭摩西字道甫原名浚黄，三年前肄业于北京时同予研经进教信道后，即以拯救蒙古民族为己任。年来回蒙创办学校成效卓著。此次远道来津京，即欲与国中教会中西领袖接洽蒙古布道之事计，已与诚静怡、张伯苓、余日章、司徒雷登、张纯一、巴药满及其他诸领袖征求意见，颇蒙赞许，且已为天津公里会、北京美以美会、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医学、燕京大学青年会等机关演述蒙古情形及布道蒙古之必要。郭君系蒙古贵族，亦系蒙古信道者之第一人，此次在京津一带奔走呼号，颇类当时马其顿人之呼声，予知天父仁慈，郭君之志必得如愿以偿也。”[206]从徐宝谦的附注中我们得知郭道甫与诚静怡、张伯苓、余日章、司徒雷登、张纯一、巴药满及其他诸领袖见面并请教，还在天津公里会、北京美以美会、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医学、燕京大学青年会等机关做了蒙古问题的演讲。
郭道甫与著作中提到的相关人物都交往过，介绍如下。
1.徐宝谦
徐宝谦（1892—1944），上虞人。1913年入基督教，受洗礼。1915年毕业于北京税务专门学校，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1921年被选送美国进修神学。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1930年赴欧洲各国做学术演讲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哲学院院长。1934年参加江西黎州农村建设实验，任实验区总干事。1937年在上虞章镇创办临时中学，招收战乱失学青年。1941年到华西大学任教，兼任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被称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杰出人物”。1944年因车祸死于去重庆参加亚洲基督教会议途中。
2.诚静怡
诚静怡（1881—1939），满族，北京人。中国基督教牧师、神学博士。
1900年毕业于天津养正书院。1903年去伦敦，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后入苏格兰神学院攻读回国后，在教会传道，并被按立为牧师。1910年去英国爱丁堡出席第一届世界宣教大会，1914年任中华续行委办会（在中国推行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决定事项之机构）干事。1916年袁世凯称帝，拟尊孔教为国教，他力加反对，发起信教自由运动。1922年去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1924年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在任期内推行“中华归主”等运动。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被推为会长。1928年和1938年曾先后出席在耶路撒冷和印度马德拉斯召开的第二届和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
诚静怡与基督教本色化。1913年3月11—14日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为中西合作提供了平台。与以往三次传教士大会最大的不同是，在115位代表中华人占了二分之一，在诚静怡看来，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工作者和外国传教士“已经尽可能地站在了平等的地位”。中国教会领袖已经可以毫无保留地提出他们的意见并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也标志着中国信徒开始从过去传教士“助手”身份逐渐向“同事”身份的转变。
大会对中国教会问题的重视可以从最后通过的决议第二部分（中国教会）和第二部分（中国教会领袖）看出来。诚静怡1912年关于“中华基督教会”名称的提案得到大会一致赞同，决定以此作为中国所有基督教会的通称。为发展本色教会，大会提出若干具体建议，如中国信徒应参与国外资金的管理；教会所有职位都应向中国信徒开放，要尽可能地与中国机构而不是差会相连；差会应该尽可能地教授和训练中国领袖，以使他们能担任所有职位。这次大会最重要的结果是根据爱丁堡会议的模式选举组织了“中华续行委办会”。委办会由40位到60位中西教会人员组成，特别规定中国人至少占三分之一。
3.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身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张伯苓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接着张将军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翩翩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做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12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的听众。
鬼使神差，谁也不知道在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张校长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竟然丝丝入扣，震撼心弦，对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词，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做父亲和家庭庇护下的公子哥儿，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化缘和尚”。张伯苓出于复兴中华爱国心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树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
所有的钱都投入学校，使得学校资产增长较快，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为有名望大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因公出差，也是坐三等车厢。在市内开会时，张伯苓常常是步行前往。一次散会出来，服务员望着小轿车如云的停车场问他车号时，张伯苓答曰：“11号”。服务员一脸诧异，直到张伯苓走远了，服务员才明白过来。住最便宜的旅店，乃至出门必带臭虫药，那是由于他下榻的简陋馆舍臭虫多之故。张学良将军乘车拜访津门名人，转来转去怎么也寻不到张伯苓住所，几经寻找才在一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陋巷中找到张伯苓的简陋平房，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功绩卓著的张伯苓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深表敬佩。张伯苓退休后，与仅有的一份工资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
4.张纯一
张纯一（1871年11月—1955年4月）字仲如，法号觉义/证理，湖北省汉阳县兴隆乡人。早年曾中清末秀才，1904年在武昌圣公会主办的文华学院教授国文，1909年，在上海广学会编纂《大同报》，从1920年起，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任教。对先秦诸子、佛教、基督教均有较深研究。主要著作有：《晏子春秋校注》（民国24年，世界书局）、《墨子集解》（民国25年，世界书局）、《老子通释》等。
5.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偕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
6.余日章
余日章（David Z.T.Yui，1882—1936年1月），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基督教领袖。湖北蒲圻人，生于武昌（属武汉市）。黎元洪的英文秘书，孙中山的热情追随者；天下第一首革命歌曲的作曲者，中国最早“红十字会”组织的创立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的启蒙老师，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证婚人。幼入基督教。曾就读武昌圣公会附设小学。
1895年，进武昌文华书院。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年毕业后，回鄂任文华书院体育教员。创办《文华学界》月刊，参与营救日知会被捕志士刘静庵。
1908年秋，赴美，靠美国传教士资助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教育科，得硕士学位。
1910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就任北美基督教学生大会副总干事。
1911年回国，任文华大学附中校长，在汉口首创中国第一届夏令营。
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辛亥武昌首义时，创办红十字会，自任总干事，率员赴前线救护；
又任黎元洪的英文秘书，参与外事活动。
时清海军统制萨镇冰率领清水军抵汉，欲炮轰武昌，曾亲持黎元洪书面呈萨镇冰，劝其反正。
1912年，应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参加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充任北京《英文日报》助理主编。
1913年，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演讲部主席。
1913年5月，出席世界学生青年会第八次会议。会后漫游欧洲各国。
1915年，参加中华实业团并兼任秘书。
1917年，任全国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连任十七年，并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1917年，曾参与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撰著工作。
1919年，出席纽约青年会干事会议。
1921年，赴美国华盛顿，参加裁军与远东问题国际会议。又任上海工部局顾问、赎回山东铁路协会书记等职。
1921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博士学位。
1923年，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1924年，去美出席青年会国际会议，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认识，抱有幻想。
1927年，赴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国民会议时，曾“劝导”侵略中国的日、英、美发“善心”。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式联姻，在上海结婚。宋家信仰基督教，宋美龄本人参加过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在向社会公开举行婚礼之前，必先举行一次宗教式的婚礼。余日章受蒋介石和宋美龄延请，在宋美龄住宅西摩路，为他们按基督教宗教程序，举行了宗教式的婚礼。这次婚礼有些特别，参加的人员很少，证婚人却有五人之多。谭延闿、吴稚晖、蔡元培、何香凝等均为当时的军政要人。后来在大华饭店举行的中国世俗婚礼上，余日章与蔡元培一样也是证婚人之一。
1932年8月，美国治病时，曾面见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劝导”美国对侵华有所遏制。1933年闻山海关失守，猝然患脑溢血，延至1936年1月病逝。[207]
二 《蒙古问题》
20世纪80年代由内蒙古语委处级干部布日诺，通过他的妹妹（当时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蒙古问题》一书，后通过达斡尔学会印制为单行本（内部印制），在达斡尔学会研讨会上交流，此书由此传播开来。[208]
（一）写作背景和时间
《蒙古问题》写于1923年，又名为《黄祸之复活》，由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白云梯后去了台湾）为本书的出版写了序。
（二）原文节选
第一 绪论
第三节 本书之主张
夫蒙古既为世界问题，则其观察点不能不提出关乎世界之要项，以为研究与解决之对象。本书即抱此目的，用客观之叙述，不敢杂以感情。其对于蒙古，对于中国，对于世界，皆发挥互相了解互相扶助之大义，亦未敢提倡极端之世界主义与极端之民族主义。若期达到此种目的，非从教育文化着手必不能收效，其结果画饼充饥耳，掩耳盗铃耳。故本书之主张，反对用武力与外交解决之失当，即以建设蒙汉大学，恢复两族间之情意，认为解决蒙古问题之根本政策。吾国人士嗤此计划为纸上谈兵与书生迂论乎。请看十年来蒙古之逐鹿，究竟死于谁手，而将来觉醒之蒙古，究呈何等现象，有识之士若不河汉斯言，则本书之作，其对于世界和平之历史，或放一线之曙光亦未可知耳。
第三 中国与蒙古独立
第二节 徐树铮之经略外蒙
自一九一七年红党起事以来，俄国自顾不暇，对蒙古势必放弃。惟白党鄂特曼（为俄国西伯利亚武官之名称如中国之元帅将军然）谢米诺夫、巴龙恩琴等联络蒙古运动其建设独立国。时徐树铮藉段祺瑞参战督办之余威，被任为西北筹边使。旋外蒙政府震于俄国之内乱，迫于中国之权势，遂有请兵保护之谣言。于是徐树铮带军莅库，不久活佛呈请撤治之呈文送达于北京政府，时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也（民国八年）。外蒙自治撤销后，历时不久将外蒙之政府全行改组，拟设八厅，一总务厅，二财务厅，三商运厅，四邮传厅，五垦牧厅，六林矿厅，七礼教厅，八兵卫厅，先设立总务兵卫财计三厅，将外蒙所有政治机关均并入之。自徐树铮失败后，陈毅接任，其事权之重，视前更加甚焉。是为中华民国利用第二派武力作用解决蒙古问题之始。
第三节 陈毅之治外蒙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日特任陈毅为库乌科唐镇抚使，管理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唐努乌海各部民政事务，兼管喀尔喀四盟事务，并统辖属境内驻扎各军队，蒙旗警备队及一切军政事务。是为中华民国利用第一派政治作用解决蒙古问题之始。至此蒙古问题可以认为完全解决，而满清季世经营蒙古之政策，二次演于库伦矣。
一九二〇年八月间，在库伦又发生蒙古王公勾结鄂特曼谢米诺夫惑煽活佛二次独立之谣言。于是莽赖王、哈丹巴格图尔王二人被认为倡首，严加软禁卒为囚死。不久将活佛移住使署左近卫队旧司令部内。其被认为肇乱之喇嘛王公等，亦同时捕获看守。于是人心惶惑，外蒙之风云日紧一日。而白党之侵入确成事实，卒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遂有巴龙恩琴攻破库伦救出活佛之运动。未几，恰克图亦为红白二党攻破，旋由红党借剿除白党为名，进兵蒙古攻占库伦，并派兵四出。于是白党之足迹，中华之兵力，完全由外蒙扫除，遂组织外蒙国民政府，蒙古之二次独立果成为实事矣。
第四节 张作霖之经略外蒙
自白党攻破库伦陈使失守以来，国人震惊，征蒙讨贼之声又如鼎沸。于是张作霖督军被任为蒙疆经略使秣马厉兵保打库伦。惜乎，出师未越呼伦贝尔境，而直奉战争从天飞下其兵败出关之日，库伦已为红党囊中之物。于是劳民伤财惨淡经营之蒙古问题，又复归于满清末造民国初时之循环状态。今后当恃何派解决国人不言可知矣。
第五 蒙古与世界
第二节 蒙古之物产
自马克思经济史观出世以来，说明人类之进化与道德均赖物质而发达。然物质也，经济也，均随物产而消长。故无充量之物产，虽有奇妙之发明与平均之分配，究何补于人类物质而言之，人类之进化与道德实因物产之丰富以发达者也。蒙古之物产以矿产为最富，惟皆宝藏于地尚无影响于世界。农产物因未实垦辟亦无出产可言。其中最关紧要者厥为牲畜。蒙古民族至今仍为游牧，故其衣食住三项均赖牲畜之出产以维持之。其所养牲畜以马牛羊驼为大宗，其牧法均随水草而迁移。每家所有羊群多者以数万计，少者以数百计。马牛群多者以数千计，少者以数十计。驼群多者以数百计，少者以数头计。贫者亦必有牛数头，羊数头以为常。一九一五年由中国方面输出者，牛约三十七万头，羊一百二十万头，羊毛一百万斤。一九一八年统计，外蒙自治区城内，驼三十万头，马一百五十万头，牛一百四十万头，羊九百五十万头。由此可知蒙古牲畜之丰富矣。
夫人口繁庶则荒地日辟，牧场日缩，于是牲畜产额亦必随之减少。譬犹矿物之开採，日多则其全量之日减然。故美洲及澳洲之牲畜渐有衰弱之势。然人类之需要肉乳脂油皮革毛绒等，一日不可或缺。故蒙古之牲畜稍加改良则必成为供给世界之特产。凡稍有眼光之中外实业家无不洞鉴在胸。此蒙古之物产关于世界问题者二也。
第四节 蒙古之文化
蒙古之民族以野蛮见称于世界各国。蒙古之土地以荒苦见弃于有识之士。今忽提出蒙古之文化岂非使嫫母效颦徒贻笑于人乎？然试想像有一国焉，其疆土有五千万方里，其居民有五百万人口；察其政府则除寺庙辉煌别无所见也；考其政治则除顶翎相夸不知其他也；询其城镇则告以山川草野；问其产业则指示马牛羊驼；入其境毫无警察侦探之苦，然而盗贼绝迹
郭道甫“致蒙古青年论立身处世之五种德性”
外蒙青年党诸君鉴：诸君悯于吾族之黑暗，不忍同胞之坐亡，奋臂齐起扫清旧习，建设国民政府，组织青年党派，励精图治，改造蒙古，此诚吾蒙古民族扬眉吐气，名震世界之秋，凡我蒙古青年莫不额手相庆，闻风响应者也。愚实膜拜赞叹五内感佩之不暇，亦何敢吹毛求疵，以小人度君子耶？惟念诸君任重道远，关乎吾民族之兴废存亡，兹将区区私见不得不为诸君一陈之。盖自挽近以来，学说纷兴人心大变，宗教道德之力，既不足以维持风化，而假公济私之徒，反可以扰乱社会。故口唱共产劳工之说，而自肥私囊偷闲游玩者有人焉。手举自由平等之旗，而自行专横无所不为者，亦有人焉。诸君偶一不慎误蹈此弊，则不独不能救我民族，势必堕落苦海失去人生趣味，岂独苦人哉，亦特自苦耳。故吾辈青年苟欲救我民族救我个人者，无论其信何种主义，属何种党派，决不可缺少下列五种德性。
一 真 人类最贵之天性，莫过于良心。人事最大之成功，莫过于良能。然欲保存其良心良能，亦不外乎诚实不欺，行所当行而已，所谓率真不昧者是也。吾辈青年对于此点苟不立定脚根，奋发振作，则随今日尔虞我诈假仁伪善之潮流，以底于沉沦，岂不痛哉。
二 爱 人生快乐之源泉奚自起乎？起自活泼纯粹之爱情而已。宇宙之究竟奚于终乎？终于完成活泼纯粹之爱情而已。于是男女之恋爱也，母子之恩爱也，爱国爱世也，爱救颠连困苦也，爱享和平幸福也，得之则快乐，失之则痛苦。所谓富贵荣华者，不过为人生之一种剩余，而非人生之真正目的。故人生之生活。亦可称为爱之生活。
三 敬 人与人处，必有礼节。社会之成社会，必赖秩序。且欲保持个人之人格，则必先保持他人之人格。所谓敬者乃所以尊重人与人之关系，而维持社会间之安宁也。今人不察，辄以自由平等为口实，而放弃礼节秩序，以牺牲温良恭让之人生生活，亦可谓矫枉过正矣。
四勤 宇宙者进化之宇宙也，人类者劳动之人类也，衣食住也，不劳动则不充足。思想艺术也，不专精则不进化。故宇宙与人类均以优胜劣败自强不息为原则。而吾人真实之生活，亦必得于劳动之中。今共产党人使劳农专政，视工做为交换衣食住之条件，良有以也。
五俭 今日之世界，争取夺利互相残害之世界也。然究其原因，诚以近人沉于物质文明，陷入奢华生活，而致富悬绝，分配不均，终日醉生梦死于争杀攘夺中耳。今欲矫正此弊，必当提倡节俭主义，无论对于个人与社会，均以合度适量为标准。凡人事贪多无厌，虚饰粉华之陋习，誓必洗涤净尽，以恢复人类有限之精神。则太富太贫之阶级，自能消灭于无形。堕志落魄之苦海，亦能化而为勒土。于是乎虽不讲共产，而世人之所有财产，亦自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矣。西文经济一字兼含节俭之意，岂徒然哉？
以上五种德性虽不能包括人生所有美德，然吾辈青年苟能心会力行，则不独能救我自身救我民族，即世界人类亦需此种青年之出而改造之也。诸君乎，视此五德为难能而不易修乎，请看现世之吾蒙古民族，即有此五德者也。再请读吾蒙古历史，凡吾成吉思汗、温都尔活佛（即哲布尊丹巴之第一前身）等，亦有此五德者也。吾辈青年既有此宝贵之遗产，又何乐不发挥光大之乎？甚愿诸君，时加深思，先养成此种人格，则吾蒙古民族必不难恢复昔日之光荣。此亦责备贤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意耳。望诸君辱赐垂察实不胜感慰之至。此启。
（三）著作中相关人物
1.徐树铮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号铁珊，汉族，江苏省萧县醴泉村（今属安徽省）人，北洋军阀皖系名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远威将军。因1919年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1925年12月11日徐树铮考察结束回到上海，12月29日晚乘专车离开北京南下，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被冯玉祥部张之江劫持，于12月30日凌晨被杀，时年45岁。著作有《建国铨真》《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碧梦庵词》等。
2.陈毅
陈毅（1873—？），字士可，湖北省汉阳府黄陂县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他是北洋政府官员，曾在外蒙古任职。清朝的附生，毕业于湖北两湖书院，此后历任学部参事、图书馆纂修、法律馆纂修、宪政编查馆统计科员。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历任北京政府总统府秘书、蒙藏事务局参事、蒙藏院参事。1914年9月至1915年6月，陈毅作为北京政府全权专使顾问，参与了签订《中俄蒙协约》的恰克图谈判。1915年（民国4年）6月，他任乌里雅苏台佐理员。1917年（民国6年）12月，他任库伦办事大员。1919年12月，库伦办事大员被裁撤，陈毅奉调回到北京，改任将军府豫威将军。1920年（民国9年）8月，他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兼督办外蒙善后事宜。9月，他转任库乌科唐镇抚使。1921年2月，蒙古军和恩琴的俄国白军联合攻击库伦。陈毅率军防守败北，库伦陷落。同年3月，陈毅的职务被罢免。以后陈毅的生平不详。
3.谢米诺夫
谢米诺夫（1890—1946），俄国外贝加尔省人，哥萨克首领，原白卫军中将。俄国十月革命后，组织反革命武装，反对苏维埃新政权。1917年11月14日苏维埃政府宣布对德停战的当天，日本驻满洲军参谋部便与在满洲里对苏维埃宣战的哥萨克谢米诺夫大尉取得联系。日本参谋本部荒木贞夫中佐当时作为欧洲战线参战武馆正驻在俄国，也和谢米诺夫反革命军勾结起来。1918年1月12日，日军两艘军舰一保护侨民为借口非法驶入海参崴，继而又派陆战队登陆，解散当地苏维埃政府。1918年4月6日，到中东铁路沿线海拉尔、昂昂溪拼凑“义勇军”4个营，开赴满洲里。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了“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8月初来哈尔滨，与“捷克叛军”商议进兵问题。8月底率兵攻打赤塔后，将“外贝加尔地区临时政府”迁此。关于日本出兵问题，8月5日，日本发表出兵海参崴宣言。13日，日军5000人向满洲里进发。2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也发表出兵海参崴宣言，以第九师魏宗涵一部开往。同日，日本擅自派兵警戒中东路，与当地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中国军队被迫撤离。日本还要求中国东省护路司令听从日军司令大谷的指挥，未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日军勾结白匪谢米诺夫及蒙匪扰乱中东路沿线地区，反而责难中国军队无力护路。
1919年3月，在赤塔召开大蒙古大会，宣布成立一个由包括中国内蒙古和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尊外蒙古库伦活佛为国家元首，妄图分裂中国。在日本支持下，企图占领中东铁路。1920年1月，擅自在赤塔建立俄国东部边区政府。1921年5月在满洲里组织“政府”。后逃到日本避难。1923年6月28日，乔装来哈尔滨，召集秘密会议，串联白党，企图恢复其在远东的势力。7月7日，秘密离开哈尔滨去上海。九一八事变后，又返回哈尔滨，受日本特务机关雇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逮捕，1946年8月30日，被苏联政府判处绞刑。
三 《新蒙古》
20世纪80年代，《新蒙古》一书，由内蒙古图书馆工作的斯日[209]寻找到此著作。斯日口述：“本书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京图书馆清理图书发现有“蒙古”二字就转到了内蒙古图书馆。”因此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南京图书馆赠予。
（一）写作背景及时间
《蒙古问题》与《新蒙古》同写于1923年，《蒙古问题》梁启超的序写于4月，本书的写作时间和完成时间应在4月之前，而《新蒙古》是自序，写于11月20日，在北京完成。《新蒙古》写的是外蒙古。这就是外交部部长王正廷[210]派郭道甫考察外蒙的成果。郭道甫在《新蒙古》的自序中写道：“记者遂于一九二三年六月间，藉北京蒙藏学校派员前往外蒙招生之便，亲到库伦。蒙外蒙各界招待甚厚，迟至九月间，始克回京。兹将亲见亲闻情形据实写出。一面披露外蒙国民政府改造蒙古之成绩，一面打破外人从中间之黑幕而促进中蒙接洽之机会。此亦关心蒙古者所快睹欤。”此段自序说明了《新蒙古》是他外蒙的亲历亲闻，而且是“据实写出”。《新蒙古》的“新”字，笔者认为是为了区别于《蒙古问题》这部著作，因是写于同年，又都有“蒙古”二字，《蒙古问题》是一部既谈蒙古问题也谈外蒙问题，而《新蒙古》就是专门写外蒙的专著，也就是王正廷派他考察外蒙的成果。
（二）原文节选
一、外蒙独立运动之始末
外蒙之区域，南界内蒙，西南界新疆，北界西伯利亚，东北界黑龙江。其位置原与中国本部有鞭长莫及之势。其民族均属于喀尔喀一系，而共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其归向之中心，故能自成为一体，较他处蒙古彼有团结力。
自前清末年，备受疆吏之苛待，人心离散，已达极点。乃于一九一一年冬，乘中国革命之机会，喀尔喀各汗王公喇嘛等秘密会集，共推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其君主，驱逐满清官吏，实行宣告独立，建设为蒙古帝国。
一九一五年，中俄蒙在恰克图开三方会议之结果，外蒙古被中俄两国承认为完全自治区域，乃戴哲布尊丹巴为博克多汗，自设自治政府以统治之。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特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旋将外蒙古之自治权，一概取消之。一九二〇年，俄国白党之败将巴龙恩琴率部下，侵犯库伦。乃于一九二一年春攻破之后，驱逐中国军队，仍利用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恢复其君主名义，而自操纵其主权，俨然为外蒙古之皇帝矣。
晚近数十年，民族主义风靡全球以来，蒙古民族亦受其影响，蒙古统一之呼声已遍于蒙地各处。于是一九一九年，俄国白党谢米诺夫利用其心理，乃召集布里雅特内外蒙古等处之蒙人代表，准其在达乌里（在满洲里之西，相距一百五十余里，为俄国边防重镇）。组织蒙古民族之中央政府。暂设内部陆军财政及外交四部，而统之以内阁总理，以便号召。后因不受其指挥，又自行摧残之。
同时外蒙自治政府亦被取消，于是蒙人政治上之主权，在地球上剥夺殆尽。遂引起一部分蒙人，组织蒙古国民党之机缘。凡外蒙古之青年志士与布里雅特蒙古之志士等互相联为一体，在恰克图组成蒙古国民党本部。召集蒙古军队，于一九二一年春攻据恰克图城，建设蒙古国民临时政府，与巴龙恩琴所恢复之库伦专制政府，相对而立。旋即知照苏俄双方合力会剿，乃于一九二一年夏进取库伦，将白党巴龙恩琴之党羽除灭之。
自此蒙古国民党员，组织正式蒙古国民政府，乃承认哲布尊丹巴胡图为其君主，惟限制其权力，几等于无，不过徒留其虚名以收拾各级蒙人归附之心而已。其下设内务陆军财政司法外交五部，组成为国务院，而设国务总理以统率之。各部设总长一人，主事员一人，秘书员一人，书记员若干人。其为特别机关直接为国务院之分子者，一曰蒙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曰蒙古革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曰学术馆，一曰审查司，一曰国民合作公司中央执行委员会。此外教育司则兼设于内务部，税务司则附属于财政部，警察司则亦属于内务部。惟尚有统治全境之军务，而操纵其大权者，厥为蒙古全军参谋部是也。其下设内防处以防内乱之发生。
（三）著作中相关问题
1.著作中的相关地名
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在俄蒙边境，西距纳乌什基车站35公里。人口1.53万。原属中国。1727年建为要塞，次年6月，中俄在此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并划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城归俄，即恰克图。19世纪后半叶以前曾为俄国同中国贸易的中心。有公路通乌兰乌德及蒙古乌兰巴托。有纺纱及针织厂等。
2.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藏语：Rje Btsun Dam Pa；蒙古语：Javzandamba Hutagt；英语：Jebtsundamba Khutughtu），简称为哲布尊丹巴（一作折卜尊丹巴），蒙古语亦称温都尔格根（高位光明者）、帕克托格根（圣光明者）或博格达格根，是外蒙古藏传佛教最大的活佛世系，属格鲁派，于17世纪初形成，与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并称为蒙古两大活佛。是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齐名的藏传佛教的四大活佛之一。
札木萨（1635—1723）
二世：哲布尊丹巴·罗布丹彬多密（1724—1757）
三世：哲布尊丹巴·伊什丹巴尼玛（1758—1773）
四世：哲布尊丹巴·罗布藏图巴坦旺舒克（1775—1813）
五世：哲布尊丹巴·罗布藏楚都木济克默特（1815—1842）
六世：哲布尊丹巴·罗布藏巴勒垫丹拜佳木粲（1842—1848）
七世：哲布尊丹巴·凯珠布丹桑（1850—1869）
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1870—1924）
九世：哲布尊丹巴·蒋巴南卓（1936—2012）
四 《蒙古问题讲演录》
（一）写作背景和时间
关于《蒙古问题讲演录》的背景，伊敏[211]在1992年10月的论文中做了解释，“是1929年8月郭道甫先生应邀在沈阳召开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三次预备会上的讲演稿。是郭先生数十年来研究蒙古问题的结晶。”[212]1929年冬，出版了《蒙古问题讲演录》[213]。
（二）原文节选
四、蒙古民族之运命
吾人对于蒙古问题，由上述之各种事实，及观察法，可得一种有系统之观念。兹吾人所欲研究之要点，即蒙古民族之运命，究竟何如，想必吾人最乐闻之有趣问题也。爰将余之管见，略一述及，以为本讲演之结论。
甲 现代蒙古民族不能建设独立国家。查近世真正独立之国家，必有文化高尚，科学发达之国民，与能够供给本国之军队劳工，并有对外之自由港口，始足以言完全平等之国际地位。今蒙古民族方面，物质文化之落后，人民户口之稀少，与夫荒漠土地之被人封锁，皆无自行发展之希望。况有国际上之纠纷，决不使蒙古民族，再有元朝时代之奋飞事业。故今日蒙古民族方面，不独内蒙及布里雅特等处，毫无此等局势，即现在自称为独立平民共和国之外蒙古，亦不能长久保存。将来不为苏俄之附庸，则必复为中国之领土。故余敢断曰，现代蒙古民族，不能建设独立之国家。
乙 蒙古民族与他民族联合之问题。夫现代蒙古民族，既不能建设独立国家，则与他民族联合也必矣。然而吾人观察所得，凡一文化落后之弱小民族，与他文化高尚之民族联合之时，不独终归同化，其结果必致灭亡。惟与程度与能力相差稍近者，其所给平等之待遇，亦较为优越，此种举例，在在皆是。今举俄罗斯日本与汉族之国势程度以观察之，则汉族一方面，最属薄弱，此对于蒙古民族较为有益者一也。且汉族方面，对于蒙古民族，虽为优越，然与世界列强比较之，仍为帝国主义之下被侵略之东方弱小民族之一，此与蒙古民族同病相怜者二也。至若汉族自古称为仁义道德之邦，对于四邻，本无吞灭之野心，此蒙古民族应当亲善者三也。其他对于历史上地理上经济上文化上各方面。蒙汉两族之关系，尤为密切之至，此蒙汉两族相互联合，相互扶助之必要，更比俄日为亲切也明矣。
丙 汉族与蒙古民族。且夫汉族之有益于蒙古民族也，余已言之矣。而汉族方面之自负为蒙古民族之保护者，亦必大有人在。然余以为汉族之有待于蒙古民族之扶助者，实较甚于蒙古民族之有待于汉族也。何则，盖汉族为四五千年来之最老民族，当其血统衰弱，萎靡不振之时，必有西北民族代起而征服之。然而所征服之西北民族，文化既低，人数又少，不久必为汉族所同化，而重新建设光荣之朝廷，此秦汉以后之北朝，唐末之回纥，宋末之元朝，所以表里为用者也。譬如汉族为久经耕种之田地，必需肥料，始有继续收获之希望。如西北民族之蒙古者，正所谓汉族之肥料，此汉族为补益其血统上之衰老起见，必需保存蒙古者一也。中国方面，对于世界，果欲达到真正自由之地位，获欲打倒任何帝国主义之侵略，则对于东西两大邻国，必有一番最激烈之争斗。而此两大邻国者，皆以陆军驰名于全球者也，故对于此种争斗，必需精选之骑兵，始有必胜之把握。此汉族为组织其最良好之骑兵起见，必需保护蒙古者二也。现在中国人口，已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其将来增加，必为意想中事。即目前之中国本部，已有人满之患，而对于世界方面，又无移居之殖民地，此其需要蒙古之土地，为何如耶。然而蒙古民族者，仍为蒙古土地之主人翁，故欲得其土地，必先联合其主人翁，此汉族为预备将来之拓殖起见，必需保存蒙古者之三也。
（三）著作中相关问题
布里亚特人（英语：Buryats，俄语：Буряты），蒙古人的一支，属蒙古人种西伯利亚类型，又称“布里亚特蒙古人”，也叫布拉特人。布里亚特人总人口约43.6万，现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的一些地方。其中，俄罗斯有42万多人，蒙古国有4万多人，中国有近8000人。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部分分布在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是西伯利亚地区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布里亚特人地方的蒙古族，使用布里亚特语，分东西两大方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从18世纪起使用老蒙文，于1931年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拼音文字，1938年改用斯拉夫字母。
布里亚特人原信萨满教，东贝加尔湖地区的居民则多信喇嘛教，名义上信仰东正教，实际上仍保留萨满教残余。
20世纪20年代以来，多由游牧转为定居，文化和生活深受俄罗斯人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布里亚特人陆续迁入中国境内，并最终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锡尼河两岸。
五 《蒙疆国防问题意见书》
（一）写作背景及时间
本著作的写作背景为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至12月爆发的中东路事变可谓是中苏之间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保守估计也超过二十万，战事持续达近五个月之久，最终以东北军的失败而告终。郭道甫在本书的第一段写道：“自收回东省铁路运动发生以来，轰动全球，群为注目，而苏俄方面则最后通牒，调回使领，发生遣将，集中国境。虽曰作势示威，恐吓我国，然其强硬态度，俨然可见。兹为研究苏俄真情，及其对我方针起见，特将苏俄之阴谋暨蒙疆之隐患，并将如何应付之方法分述如下。”[214]郭道甫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此问题：一是苏俄之对我政策及其现状；二是东路问题与蒙疆之关系；三是苏俄操纵外蒙及其阴谋；四是预防内蒙之办法；五是收抚外蒙之两种办法。
本书写于1929年，刊登在《蒙旗特刊号》上。
（二）原文节选
二、东路问题与蒙疆之关系。苏俄政府之对我政策，虽以利用我国革命运动，而发展其赤化世界之政策为目的，然非脚踏实地决无相当之效果。故沿用掩耳盗铃之故智，藉扫除俄国白党为口实进兵外蒙，以占领对我军事上之门户。继而以表示亲善为捷径，恢复国交，获达对我宣传赤化之目的。一面操纵东省铁路，以树立对我经济上之基础，然后始能大肆活动，以遂其牺牲我国反抗世界列强之初心。凡此种种，人所共知，苏俄绝对不能避讳者也。而我国当局，对于苏俄此种阴谋采取极端反对之态度。今之收回东路以杜后患，亦实为国人共同之心理。但蒙疆国防问题，苟无彻底解决之方法，反被苏俄利用，而受其煽动，则不独收回东路问题不能成功，而我国北方风云从此复起，对于我国之统一又增无限之波折，实有可虑之处。何则？盖外蒙自第二次独立以来，完全受苏俄之操纵，名为独立国家，实际则苏俄之附庸耳。故外蒙政府毫无独立政策之可言，凡所设施完全随苏俄之政策而转移。若蒙人对于苏俄政策稍有反对，则必受其残酷之取缔。数年以来，外蒙当局之屡次被杀，及去岁外蒙国民党委员长丹巴等之倒台及其被害，即明证也。故苏俄政府对我外交态度，不诉诸武力则已苟以兵戎相见，则必嗾使外蒙实行进兵内蒙，使我呼伦贝尔、哲盟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处首先人于混乱状态，然后坐观形势而筹划南下之战略。此与出兵东路，反引起列强干涉者，挈长较短，实有神出鬼没之妙。彼惯用从中破坏手段之苏俄又何乐而不为哉？此种策略，白俄用之于民国二三年间大收效果，而赤俄用之于民国十五六年间，亦大得效果，几将我国并而吞之。由此观之，蒙疆国防对于收回东路问题实有莫大之关系也。明矣！[215]
四、预防内蒙之办法。现在外蒙政局，既归苏联操纵，而外蒙之所以能扰乱我国者，缘其易于煽动内蒙故也。预防蒙疆问题，必先以预防内蒙为要务。惟查内蒙现状非常复杂，就目前情形观察之，内蒙各盟旗政权虽属于王公贵族，而其实际则新进青年亦有起之趋势。加以近年以来，蒙汉杂居、产业变化，以致蒙古民众亦呈不安之现象。故内蒙问题，本待彻底改造，以辜边防。然中央方面至今未定治蒙政策。今内蒙各特区虽已改设行省，而王公制度仍未取消。蒙古同胞本当准予民权，而奴隶恶习仍旧保存。且因厉行屯垦放荒政策之结果，而蒙古民众大有颠沛流离，怨声载道之情形。故不论其王公平民，对于政府俱不满，而其摇摇欲动之心已属可忧。当此之时，外蒙果出兵煽动，则其群起而响应也比矣。且垂涎内蒙者，不仅苏俄也，即野心勃勃之日本亦早有并吞内蒙之计划，而其进行之方法，亦不外乎煽动内蒙，群起反动，然后可以乘机而取之。近十年来，日本之利用内蒙土匪、联络内蒙王公喇嘛以至吸收内蒙青年等举，皆其明证也。此次日俄当局，果有相当之谅解，则嗾使内蒙扰乱之危机，不仅起于苏俄方面，再进而出于日本方面亦可知耳。[216]
（三）著作中相关问题
1.中东路事件概述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电文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不知读者对此人有否印象，此人土匪出身，后投靠倭贼，任伪满国务大臣达十年之久，其人长于书法而无气节，曾有书法言“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印于伪满邮票，印象甚深，此为我中华民族之耻，莫忘之！），张景惠即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称苏共定于本日正午12时至下午3时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在搜查中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晚10时，张景惠电令“沿线军警严加防范”。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变的开端。苏联对此事反应迅速，做好了战与和的两手准备，6月5日，海参崴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吉林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6月22—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会谈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蒋肯定对收回中东路表示支持7月10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令范其光代理局长，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2.中东路事件代表性研究成果
王永成学者在《中东路事件再认识》中归纳了学术界的两种观点：“中东路事件是民国史研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归纳论者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张学良挑起的反苏反共的前奏曲’；另一种则认为：‘张学良要收回中东路主权，是一次爱国主义行动。’两种观点虽然相左，但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却同是建立在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的责任关系基础上，或褒或贬，但两种观点却都忽略了蒋介石在其中的作用。中东路事件研究基点的错位，不但使研究对象的历史关系与事实不符，也影响到对该事件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对张学良公正的评价。”[217]王永从三个方面阐述他对中东路事件的分析。
第一，作者认为：蒋介石是中东路事件的主谋
“1928年12月29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势力“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易帜后，东北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诸方面，与国民党政府趋于统一，政治上遵守三民主义，“在财政、军事上受中央统辖，……外交上悉依中央政府之指令而行。”（1929年2月6日张学良与日本记者团的谈话）但蒋介石仍觉得张学良虽然宣布易帜，东北还是一个难以插手的独立王国，如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顾维钧回忆录）。另外，蒋介石统一东北后，对苏联在东北的势力非常重视，认为任其发展，有“赤化”东北的可能，“深望能达（和苏联）绝交目的，而复对国内共产党有彻底办法耳”（蒋总统秘录）。因此，于1929年初，先后派张群、吴铁城、李石曾等国民政府要员到东北笼络和煽动张学良反苏，并答应在军事、财政和外交上给予支持。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获悉，共产国际在苏驻哈领事馆开会，经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批准，率军警突袭搜查了苏领事馆，逮捕了中东路重要职员39人，并缴获了大批文件。蒋介石乘机插手，于7月6日电令张学良赴京，报告党政诸问题。而此次蒋张会面的核心问题，是“共策外交问题之具体的解决”，即密商中东铁路问题。张学良坦诚表示：“东北之态度，以中央之意志，……扶助中央统一政策，以便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蒋授意张学良“须先取中东路，然后谈判一切问题”。张学良因此对此事“亦多未深悉”。（7月6日在天津与记者谈话）盲目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于7月10日下令武装接管中东路，使中苏两国矛盾激化。事后，张学良十分气愤地说：“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们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可见，中东路事件的主谋，正是蒋介石。
第二，作者认为：奉系军阀与国民党政府同出一辙的反苏反共政策是中东路事件发生的政治根源
如果说蒋介石在中东路问题上对张学良的怂恿和利诱，是激化中苏矛盾、促发中东路事件的动因。那么奉系军阀认同于国民党政府的反苏“反共政策，则是中东路事件发生的政治根源。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带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危机。资本主义各国视共产主义运动为洪水猛兽，联合起来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浪潮，中国政府和地方军阀也加入了国际反苏反共的行列。为了限制和扼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第6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并允诺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同年9月21日，奉俄协定第5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中东路作为共产党主政国家苏联的驻外企业，其管理活动，必然体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共产党在其内部组织活动，中国政府本无权干涉。况且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本源于苏联，两国共产党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必然体现在各种组织活动中。此种客观必然，却为国民党政府及地方军阀所不容。他们在镇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与苏联驻中国机构也屡有冲突。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主政北京时，就曾以俄国使馆利用外交特权散布共产主义思想为由，对其进行了突袭搜查，收缴了大量的共产党文件和书刊，并且逮捕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张学良继承父业后，虽然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上比乃父要温和得多，但反苏反共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反共清党”是东北易帜实现奉蒋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易帜艳电）。当然，在东北易帜时，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有的只是对苏联的仇视。因此，在反苏反共问题上，不可将张学良与蒋介石、阎锡山之流相提并论。但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同时也就必须接纳蒋介石反苏反共的基本国策。正是由于张学良在中东路问题上，贯彻执行了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政策，致使中苏矛盾不断激化，最终爆发了“中东路事件”。
第三，评价关于中东路事件的性质
中东路事件的性质，是研究该事件文章中争议最大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避开了对该事件性质的研究，则无从探讨与此密切相关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华政策、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权与外交及对张学良当时政治立场的认识。长期以来，对中东路事件性质的研究，以苏联历史学者提出的“张学良反苏反共说”为主，这种观点被我国史学界所接纳。近几年来，随着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和对民族英杰张学良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中东路事件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研究，他们从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对华政策入手，指出苏联政府并没有放弃沙皇政府对中东路控制权的既定政策，中东路仍然是殖民性质的企业。因而得出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是要收回中东路主权，是一次爱国主义行动的结论。“张学良反苏反共”说是片面的。就中东路事件的责任而言，中东路事件或是或非，其最终责任都不在张学良，因为事件的主谋是蒋介石，张学良不过是事件的组织执行者，将该事件的最终责任归于张学良，犹如将九一八事变对日不低抗的责任归于张学良一样，对张既不公平，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收回主权”说也是片面的。除了上述“责任关系”外，其立论基础也是错误的。其一，关于中东路的性质。中东路是沙俄政府为侵略中国，东出太平洋争霸世界的需要而修建的，无疑是沙俄对中国殖民政策的产物。但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1924年通过《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中俄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及《奉俄协定》，提出了解决中东铁路问题的原则：“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由中苏两国共管；以后允许中国赎回。”根据协定，同年10月中国收回了中东路沿线的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行政主权，实现了中东路的中苏共管。中苏共管后的中东路，同沙俄独占时期相比较，其性质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日本霸占的南满铁路及其他殖民企业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在中东路问题上，苏联政府并没有履行双方提出的“无偿归还中国”的诺言，使得中东路仍保留着一条殖民性质的尾巴。其二，关于中东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和目的。“收回主权”说者，从中东路实现中苏共管以后，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不均的状况入手，推论出中东路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目的都是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从国家主权方面讲，拖着一条殖民性质尾巴的中东铁路的存在，对于中国无疑是不公平的，中国政府在适当的时机，选择合适的方式，收回中东路主权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将“中东路事件”说成是收回主权的爱国主义行动，则缺乏事实根据。以该事件可能有的结果，即武装冲突以中国胜利，实现武力收回中东路主权为立论的潜在条件，则不是科学的态度。
六 《呼伦贝尔问题》
（一）写作背景及时间
郭道甫著作《呼伦贝尔问题》写于1931年，这是他离开祖国之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在本著作的小引中写道：“自我国与苏俄绝交以来，我们的黑水黄沙，就成了飞机炸弹的实验场。我们爱国健儿的热血和侠骨，染红了冰天雪地的札兰诺尔和满洲里。我们东北经济上，物质上，所损失的更难以计算。但是我们全国人民，提倡爱国的热烈举动，和拥护公理的勇敢精神，已为世界所共睹。这也不能不算我们中华民国外交史上的一大光荣吧！现在和议开始，言归于好。我们为战神所惊扰的老百姓们，也有了恢复太平的希望。然而兴安岭外的烽燧，和海拉尔城的风鹤，时有可疑的传闻。所以这几天以来，中外各报上常有关于呼伦贝尔的记载。鄙人是呼伦贝尔的人，也是关心呼伦贝尔的一个人，所以也来谈一谈呼伦贝尔的问题。”这段话的缘由写得十分清楚。《呼伦贝尔问题》1931年在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本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和附录。甲 过去的呼伦贝尔；乙 最近的呼伦贝尔；丙 现在的呼伦贝尔；丁 将来的呼伦贝尔。
（二）原文节选
甲 过去的呼伦贝尔
一、呼伦贝尔的大好山河
呼伦贝尔的位置，是在黑龙江省的西部。著名的兴安岭山脉，就是天然的界限。他的形势，是好像一个躺着的老虎，呼伦湖是他的眼睛，贝尔湖是他的舌头；额尔古纳河是他的脊梁；奇乾金厂是他的尾巴；兴安岭就是他一伸收的四条腿。并且喀尔喀河，自索岳尔济山发源，向西流着，汇入贝尔湖。再出而为鄂尔逊河，乃入呼伦湖。西边又受克鲁伦河，从这里北出而为额尔古讷河。著名的海拉尔，也是河流的名称，实为横断呼伦贝尔全区，而为额尔古讷河上游的大川。凡南半部的河流，都朝宗于海拉尔河；北部的河流，则都分入于额尔古讷河。这些山脉河流，组成了呼伦贝尔的大好河山。土地肥沃，可耕可牧。物产丰富，予取予求。南北长约一千五百余里，东西宽约七八百余里。森林矿藏，尤为无穷。还有最南隅的阿尔山温泉，实为最奇特的天然医院。……这好像由老虎嘴里吐出来的圣灵水珠似的，说起来真是可奇可爱。[218]
五 呼伦贝尔的过去人物
在清朝时代，索伦骑兵，很为著名；而呼伦贝尔的索伦骑兵，尤为最精，征服台湾和西藏尼泊尔廓尔喀的海兰察将军，就是呼伦贝尔的索伦部落人。朝廷封他为超勇公，呼伦贝尔的人民，都知道他的故事。曾经做过乌里雅苏将军的都嘎尔，是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人，也是满清的一个名将。曾经作过九门提督的郭恒龄，他是呼伦贝尔的达呼尔人，他是打败太平天国时候的一个名将，哲里木盟的僧格凌沁王爷，曾依他为万里长城。至于昌芝田先生，蒙古名为阿拉布坦，他是呼伦贝尔的达呼尔人，也是创造达呼尔蒙古文学的第一个人。他不但精通满汉蒙各种文字，并且效法陶渊明苏东坡等清高人物，掛冠隐居，终身以翰墨自娱。他的诗词歌赋等作品很多，并有游记数种，大半都以满文和达呼尔文做的。他那作品的自然和清逸，即在满清文学史上，也能占很高的位置，不过没有人赏识罢了。可是呼伦贝尔的蒙古人民，和布特哈的蒙古人民，虽妇人孺子，都能应口习诵他的诗歌，并且都能称他为文学宗师，这些人们之外，还有不少的名将名臣，也顾不得细说了。[219]
丁 将来的呼伦贝尔
三、呼伦贝尔政局与中东铁路问题
中东铁路的西段，横贯呼伦贝尔中部，由满洲里到兴安岭约八百余里，而铁路附近一带，纯为巴尔虎民族的牧场，还没有汉族同胞的田园村庄。除却海拉尔满洲里免渡河三处稍有城市气象外，并没有重镇要塞。不过俄国人民的居住在铁路沿线者，比中蒙人民多些。所以这一段的护路，确系一件重大的问题。呼伦贝尔第一次独立时代。因为那时候护路的责任，完全归俄国主持，他们是赞助呼伦贝尔独立的，所以没有成为问题。等到一九二〇年收回中国护路的时候，呼伦贝尔的完全自治，也跟着被取消了，这是护路问题关于呼伦贝尔政局的铁证。[220]
五、汉蒙两族合作的关键
我们看一看中外的历史，凡一国里面含有好几种民族的，他们互相的关系，不外乎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由征服的民族来统治被征服的民族，各地方都设文武官吏以镇守之。这种办法，是最为专制。并且国家武力最强的时候，才有效力。现在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属于这种的办法。第二种就是利用异族的人才，以消灭民族观念。譬如秦苻坚[221]的用王猛，元初的用耶律楚材，清初的用洪承畴，都是属于这种办法。第三种就是就是尊重异族的地位，教他们保存自己固有的言语文字宗教风俗，并且准予政治上的自治条件。满清时代的待遇蒙古，就属于这种办法。现在除却第一种形式不合乎民族自决的潮流外，第二种第三种形式，都有很好的结果。就拿满清时代而论，虽然提倡各族各居的主义，但是最后的结果，满族完全同化于汉族了，回族也有了半同化的趋势。就是蒙藏两族，虽然没有同化，但是也没有打算脱离中国。惟独在满清末年，假借举办新政，以图富强的名义，竟把满蒙的自治政权来侵犯，这才引起蒙藏人民的恶感。那么外蒙和西藏的独立，也跟着发生了。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唱着五族共和，不分畛域的高调，但是实际上不独不能收到五族同化的效果，反而民族间的观念，越发的深刻起来。外蒙和西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连巴尔虎和回族也闹起来了，这是什么原故呢？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各民族间的隔膜还没有沟通，而且各民族间互助的必要，也没有彻底的谅解吧？”“最好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用教育上的振兴，以谋文化上的沟通，而教汉汉蒙两族间的隔膜，完全打破，并且谅解了互相扶助的必要，这才可以谈到彻底解决的办法。这样说起来，东北当局的设立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特以促进蒙古文化为宗旨，并由各旗选取蒙古青年者，岂仅认为小补吗？由我个人看来，实在是巩固中华民国的最要政策啊！我深希望这样的教育事业，天天的发达起来。那么蒙藏地方的纠纷，也就自然而然的消灭了吧。[222]
（三）著作中相关问题[223]
1.著作中的河流与山川
郭道甫在著作“甲过去的呼伦贝尔，一、呼伦贝尔的大好山河”中提及了许多河流和山川，对此做一注解：
（1）呼伦湖
呼伦湖是内蒙古第一大湖、中国第五大内湖，与贝尔湖为姊妹湖。位于呼伦贝尔市。有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注入。湖面海拔539公尺，面积2315平方公里，最大水深8公尺。旧时呼伦湖北与海拉尔河相通，湖水外洩入黑龙江。现已断流成为内陆湖。1958—1962年因与湖相通的穆得那亚河被堵塞，湖水上涨2.5公尺。近年湖面蒸发量与湖泊补给水量取得新的平衡，水位又趋稳定。冬季封冻呼伦湖的自净能力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首先湖的面积大，与多条草原河流沟通；其次由于地处高纬地区，气温低，对湖体浮游生物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湖体构造特殊，露出30余个泉点，有大量地下水的补给。因此，呼伦湖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区域环境保护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呼伦湖在史前已经有人类居住。历史上曾数易其名：《山海经》称大泽，唐朝时称俱伦泊，辽、金时称栲栳泺，元朝时称阔连海子，明朝时称阔滦海子，清朝时称库楞湖，当地牧人称达赉诺尔（蒙古语，意为“像海一样的湖泊”）。而呼伦湖是近代才有的名称，“呼伦”是由蒙古语“哈溜”音转而来，意为“水獭”；“贝尔”蒙古语意为“雄水獭”。古代这两个湖盛产水獭，生活在湖边的蒙古人便以动、植物名称命山、河、湖、泉名称的古老习惯为两湖命名。清初，游牧在湖边的蒙古人开始称呼伦湖为“达赉诺尔”。“达赉”蒙古语意为“海”，“诺尔”意为“湖”，“达赉诺尔”意为“海一样的湖”。呼伦湖湖水的范围变化非常大，在《山海经》《唐书》这些古书中都有记载。呼伦湖以前叫大泽，在汉语文献里面叫很大的湖泊，有时候可能达几千平方公里，但有的时候又很小，比如说在清末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它干涸了，就剩下几个小水泡和大量的湿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及20世纪60—80年代，这个湖又都有一个扩大的过程。
（2）贝尔湖
贝尔湖与呼伦湖为姊妹湖或夫妻湖。贝尔湖又称嘎顺诺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南部边缘，是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吞吐湖，是中蒙两国共有的湖泊。为淡水湖，湖面海拔583公尺，面积609平方公里（235平方里）。盛产鱼类。平均水深8米左右，湖面海拔约583.90米。贝尔湖，呈椭圆形状，长40公里，宽20公里，面积608.78平方公里。它大部分在蒙古国境内，仅西北部的40.26平方公里为我国所有。乌尔逊河从北面把它和呼伦湖连接在一起。湖水为淡水，一般深度在9米左右，湖心最深处可达50米以上。湖水清澈，为沙砾湖床，是天然渔场。湖内盛产多种鱼类，湖周围为优良牧场。
贝尔湖主要是集纳东南流来的哈拉哈河水而成的湖泊，乌尔逊河水从北面将其同呼伦湖连接在一起，呼伦湖和贝尔湖在草原上有很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有人说她们是夫妻湖；有人说她们是姊妹湖。不管她们是什么，她们永远是呼伦贝尔草原的象征。
贝尔湖的知名度虽不算高，但在历史上却有着浓重的几笔。一位是元代最后一位帝王元顺帝带着残部逃到呼伦贝尔——蒙古族最初的发祥地，朱元璋却不依不饶，派兵一直追到贝尔湖边。元朝终于灭亡，从此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另一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和日军在蒙古湖内的诺门汉展开了激战，其中一次大规模的空战就发生在贝尔湖上空，大量的战机在天上展开了搏斗。
如今的贝尔湖上空，见不到飞机，倒是有许多鸟类在空中飞翔，最多的是灰鹤。湖中的鱼很多，站在湖边的高堤上望去，湖面坦荡，有许多网鱼箱，直径一两米的圆形网箔专用来诱鱼深入，还有一些方形网箱是“转运站”。几长串网箔和网箱组成了一个捕鱼点。不少的鹤也喜欢来凑热闹，姿态优美地站立在网箱上，守株待“鱼”。
（3）额尔古纳河
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的正源，史称“望建河”，是通古斯语（鄂温克语）honkirnaur的音译，意思的鄂温克江。在《旧唐书》中称为望建河，在《蒙古秘史》中称为额尔古涅河，在《元史》中称为也里古纳河，在《明史》中称为阿鲁那么连，自清代开始称为额尔古纳河。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尔地区，为中俄界河。也有人用现代蒙古语解释额尔古纳为“以手递物”之意，其实这是错误的。
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的正源，上游是发源于大兴安岭西侧吉勒老奇山西坡的海拉尔河，同蒙古境内流来的鄂嫩河在根河口汇聚，向下称为黑龙江。而克鲁伦河流入呼伦湖，呼伦湖以达兰鄂罗木河同额尔古纳河相连，盛水期湖水北流注入额尔古纳河，枯水期额尔古纳河倒灌回流呼伦湖。额尔古纳河本为蒙古帝国时期中国的内陆河，公元16世纪末，俄罗斯南侵，康熙皇帝为了同卫拉特的噶尔丹争夺蒙古地区的控制权，匆匆忙忙于1689年同俄罗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割地求和，将额尔古纳河以西划归俄罗斯，直至今日，成为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
额尔古纳河全长970公里，总流域面积1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台湾那么大。额尔古纳河右岸山岭森林，又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大约公元6世纪中叶，铁木真的祖先乞彦氏和白鹿氏从额尔古纳起程，南迁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布儿罕哈勒敦地区驻牧，铁木真1206年在鄂嫩河畔建立“伊和忙豁勒乌鲁斯”（大蒙古国）后，率领蒙古骑兵南征北战，逐步建立了真正世界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前，额尔古纳河地区一直是他母亲的氏族弘吉剌部的游牧地，13世纪中分封给了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大弟弟哈萨尔。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额尔古纳旗，后来又分为额尔古纳左右旗，在右旗的基础上成立了额尔古纳市。
（4）克鲁伦河（亚洲河流）
蒙古族的母亲河——克鲁伦河亚洲中部河流。发源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肯特山东麓。在中游乌兰恩格尔西端进人中国境内。流经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东流注入呼伦湖。全长1264公里，在我国境内206公里。流域面积7153平方公里，两岸为半荒漠的低山围绕，地表径流不发育，河谷宽约35公里，河宽60—70米。两岸沼泽湿地多，较高的阶地上生长着优良牧草，牧业发达。洪水期水深193厘米，枯水期70厘米。11月到次年4月结冰。多水年份，经呼伦池可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相通。上游用于灌溉，流送木材。沿岸牧草丰富，自古为重要农牧业地带。与我国黑龙江相接。
克鲁伦河（Kherlen River）发源于蒙古国肯特山中部，注入呼伦湖，是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水系。历史上，克鲁伦河曾称弓卢水、胪朐河、怯绿涟河，清朝至今，称为克鲁伦河。“克鲁伦”在蒙古语中译为“光润”之意，取其转意“发扬光大”而命此河名。克鲁伦河发源于蒙古共和国肯特山东麓，自西而东到佐修奴勒庙附近进入中国境内，向东流经阿敦础鲁苏木、阿拉坦额莫勒镇注入呼伦湖。全长1264公里，在中国境内长约206.44公里。克鲁伦河两岸被半荒漠的小山和丘陵所围绕，河谷宽3000—5000米，河面一般宽40—90米，河道比较弯曲，河滩、湿地和沼泽较多，因其流域内多为半荒漠地形，地表径流不发育，故支流较少。水深2米左右，以夏秋流量最大，两岸有沼泽湿地分布，水草条件好，为优良的天然牧场。
克鲁伦河流域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这里最早见诸史籍的民族为东胡。公元前209年，这里为匈奴左贤王辖地。汉代，鲜卑人从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走出，这里又成为鲜卑族的龙兴之地。南北朝，这里分布有室韦诸部。隋唐，达姤室韦部、黄头室韦部、乌素固部、黑车子室韦部、蒙兀室韦部等室韦各部由唐朝设置的室韦都统府进行管辖。9—10世纪，这里成为塔塔尔部的驻地。辽朝，这里是契丹人的辖地。金朝，这里又归东北路招讨司所辖。
1206年，铁木真统一草原诸部，建立了蒙古汗国，称成吉思汗。将呼伦贝尔草原封给其长弟哈撒尔、幼弟斡赤斤家族为世袭领地。
14—17世纪，在呼伦贝尔草原驻牧着蒙古四子、乌拉特、茂明安部落。清朝建立后，于1732年从布特哈八旗调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约3700人，迁驻呼伦贝尔草原，编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此外，另有额鲁特蒙古一部，自成一翼，编为一旗。1734年，清廷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选出2400人，按索伦兵制编为两翼八旗；新巴尔虎左翼四旗驻牧于哈拉哈河、乌尔逊河、呼伦湖东岸及海拉尔河下游两岸，右翼四旗驻牧于贝尔湖北岸、乌尔逊河、呼伦湖西岸及克鲁伦河下游两岸。
克鲁伦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优良的牧场，许多游牧民族在这一流域放牧。古时的蒙古塔塔儿部在这里游牧过，蒙古乞颜部也在这里放牧，乞颜部的首领也速该在克鲁伦河畔被塔塔儿人毒死，也速该的儿子铁木真在这里艰难地成长，开始了“一代天骄”的漫漫长路。
据《成吉思汗》（日·小林高四郎著）书中记载：在克鲁伦河的中岛上，有一座“达翰尔朵”（汉意为行宫）是成吉思汗的大皇后孛儿帖住的地方。关于这座“达翰尔朵”有着这样一个故事。
公元12世纪，弘吉拉部落生活在克鲁伦河下游至呼伦湖一带。这里水草丰茂，是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据说，弘吉拉部是一个十分奇特的部落，部落没有勇士，但有数不尽的美人和智者。在战乱纷飞的草原上，弘吉拉部不断将美若天仙的女子嫁给有实力部落的首领，密切的联姻关系，使得弘吉拉氏族保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然态度。就在铁木真9岁的时候，在其父也速该的带领下到弘吉拉部与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定下了婚约。
公元1179年，17岁的铁木真备上了一峰佩戴银鼻圈儿和系有整套缨穗的白驼做领头，9匹配上玉辔和嵌有宝石鞍子的宝马，还有闲马（途中备换乘的马）二九，牛羊三九，这些礼品称为九九彩礼。顺怯绿涟河而下，经3天3夜来到了弘吉拉部德薛禅家与孛儿帖完婚。德薛禅当即就在克鲁伦特地为新婚燕尔的铁木真夫妇修建了一座达翰尔朵。
在其后的岁月中，铁木真有过挫折、有过惨败，但更多的还是胜利。每当铁木真要有一次大的行动，他都要带上孛儿帖顺怯绿涟河而下，到草肥水美的克鲁伦，在达翰尔朵住上一段时间，在孛儿帖的精心服侍下，静下心来思谋良策。这里不但是他们的行宫，而且成了筹谋划策的风水宝地。
公元1201年，曾与铁木真三次结为安达的札木合的札答兰部，为争夺草原霸主地位，不惜与铁木真闹翻，联合了12个部落，组成了有5万人马的联军，顺额尔古纳河南下，穿过呼伦湖朝铁木真杀奔而来。
关于铁木真与札木合在呼伦湖东南的这场战斗，史料中曾这样记载：“十二部联军中乃蛮部多有擅长‘札答术’（巫术）之人，可呼风唤雨。”两军交战确实是在风雨中展开的。就在孛儿帖挚诚祈祷时，两军鏖战正急。铁木真凭着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巧妙地利用了地利人和诸因素，在不利的条件下以少胜多，一举击败札木合的联军。在铁木真其后“以战止杀”的征战中，孛儿帖成了他时刻不离的贤内助。
800多年过去了，由于怯绿涟河河水的不断冲刷，当年建造在克鲁伦的达翰尔朵，已被河水所包围，成了一座岛屿，岛上的达翰尔朵至今仍依稀可辨。清代将怯绿涟河改为克鲁伦河，除了其他原因，和这座达翰尔朵关。
（5）海拉尔河
海拉尔河，史称海泐儿水。“海拉尔”，蒙古语hailar，hailas，意为榆木、榆林，古时海拉尔地区又称为榆木川，因此，以地名命河名，这也是北方民族地理命名习惯，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境内。海拉尔区是呼伦贝尔市政府所在地。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偏西南，大兴安岭西麓的低山丘陵与呼伦贝尔高平原东部。海拉尔区“三山环抱，二水中流”，形成北疆独特的城市风格。东山、西山、北山形成一个簸箕形状。海拉尔区境内有两条河流，总长1000多公里。
（6）兴安岭山脉
大兴安岭主峰索岳尔济山，大兴安岭（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位于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北部，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分水岭。北起黑龙江畔，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东北—西南走向，全长1200多公里，宽200—300公里，海拔1100—1400米，主峰索岳尔济山。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茂密，是我国重要的林业基地之一。主要树木有兴安落叶松、樟子松、红皮云杉、白桦、蒙古栎、山杨等。
2.著作中的相关人物
郭道甫在《呼伦贝尔问题》“甲 过去的呼伦贝尔，五、呼伦贝尔的过去人物”中提及了4位呼伦贝尔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这里主要介绍两位：
（1）海兰察将军
海兰察（1740—1793），额格都·杜拉尔氏，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鄂温克人。鄂温克人有这么一句话，“清朝的武是鄂温克人，文是达斡尔人”。海兰察就是清盛世时期鄂温克族的著名将领，杜拉尔哈拉。“海兰察”的意思是“海拉尔的森林”。
乾隆二十年（1755）从军，征战南北。海兰察勇武过人，身先士卒，晋升头等待卫、一等超勇公、侍卫大臣、都统参赞大臣等要职。为维护中国领土之完整，海兰察征战大小金川、西藏、台湾等地，战功赫赫，彪炳史册，乾隆五十八年（1793）病逝于京都，以神威之师入昭忠祀，图形紫光阁四次。海兰察乾隆二十年（1755）随军入准噶尔，平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因功升任头等侍卫大臣。三十二年，作为清军先锋入缅甸作战。三十三年再度出师，屡建战功。三十六年入大小金川（今四川大、小金川流域），平小金川。又从福康安平大金川。四十六年，甘肃、青海回族、撒拉族发动起义，海兰察随军前往镇压。乾隆末年，台湾爆发林爽文起义，清廷派福康安进兵台湾，海兰察在福康安帐下任参赞大臣。五十三年，俘林爽文，解往北京。另一起义领袖庄大田亦被福康安、海兰察俘杀。五十五年，廓尔喀（今尼泊尔）侵扰西藏，入日喀则。次年，海兰察随福康安入藏，败廓尔喀兵，迫使廓尔喀请和。海兰察深得福康安赏识，福康安屡任大帅，均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封爵至一等超勇公。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今尼泊尔）在英国殖民势力的支持下，勾结西藏大封建主势力，武装侵略后藏。同年，乾隆皇帝授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率军征讨廓尔喀。次年，廓尔喀降。
五十八年（1793）二月，清乾隆帝又谕：“向来，无乘轿之例，海兰察在军前效力多年，腿有宿疾，著格外施恩，赏令乘轿。”三月，海兰察由藏回京数月后在家病故，乾隆皇帝打破病故不入昭宗祠之例，“念伊军营效力多年，身曾受伤，加恩著入祀昭忠祠，以示朕轸恤军营效力大臣之意”。五月，赐海兰察“武壮”。
（2）昌芝田（1809—？），也作阿拉布丹，阿拉布丹拉布登，号常兴，字芝田，1809年出生于索伦左翼旗南屯一位文官家庭。著名诗人。他自幼聪颖好学，十五岁时，曾随父亲进京朝见道光皇帝，备受朝廷的关怀。他一生创作不少散文、游记和诗歌，但有不少已经散佚，现在收集到的仅有27首。他的诗歌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其中有社会方面的教诲诗，如《戒酒诗》《耕读诗》《诲人诗》等；有生活方面的抒情诗《守边卡》《双八乐趣》等；有爱情诗《蝴蝶花的烟荷包》《五色花》等。其中最为有名的代表作当数记游诗《巡查额尔古纳、黑龙江边境录》。该诗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全诗300多行。1851年阿拉布丹以索伦左旗佐领的身份，奉朝廷之命巡查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边境。《巡查额尔古纳、黑龙江边境录》就是在这次实地考察中创作的。该诗采用达斡尔族民间叙事体歌曲“舞春”的形式描绘歌颂了大自然的秀美风光外，还赞颂了历史上中国人民抵抗沙俄侵略的斗争精神，同时勾勒出今日官兵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誓守疆土的壮志豪情。
本章是全书的难点章节，难就难在对作者知识结构综合性的检验，综合性就在于需要有清史、民国史、革命史、清代人物、民国人物、古代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功底。郭道甫著作，既注重现实分析，也注重历史追溯，涉及相当多的地名、人名，它是历史变迁的证明，因年代的久远，需做介绍追回记忆。本书目前只能做一个大概的展开，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做个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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