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开始
任弼时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认识也不是从开始就很清楚的，而是在团的工作中逐渐认识到的。五卅运动兴起后，中国共青团组织得到蓬勃发展，全国大部分省份、社会各种行业都建立了组织，唯独军队中没有团的组织，特别是北伐以后。当时，以任弼时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认为：工人农民是党的基础，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我们应当在工农中建立自己的力量，军队也就是由工人、农民成分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应当在军队中壮大我们的力量。为此，主张在军队中建立团组织，使团在军队中有发展机会。
但是，由于当时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对建立自己武装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军事工作从一开始就局限于做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工作。北伐开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党与军队的关系更作了新规定：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的支部，对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并认为：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就不愿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于我们，尤其军队是应当集中的，军队中绝对不能有两种政见不同的组织存在。唯恐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和不安。而对党与团的内部关系问题，则认为军队中青年与成年没有不同利益，且青年占主要成分，若在军队中建立团的组织，会造成党的发展困难等等。
任弼时是非常尊重陈独秀的。在政治上，陈独秀曾对任弼时有过启蒙作用。1920年秋至1921年春，任弼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作赴苏准备时，不但读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且在此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1922年冬，陈独秀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还专程去“东大”看望中国同学，并于12月7日出席中共旅莫支部大会。正是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任弼时等为中共正式党员。如今尽管任弼时已成长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负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但并没有改变对陈独秀的态度。
党中央既有如此政见的决定，团当然不能再企图在军队中去建立组织了。任弼时虽然感觉要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但没有勇气与党抗争。结果，团派去军队中的同志，没有形成单独的组织而完全合并于党，并且由于党也没有很好地整顿军队中的组织，所以派去的同志变成散而无组织的状况了。
1926年11月，任弼时在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及参加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共青团代表大会时，常遇到的俄国同志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共青团参加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与方法怎样？”任弼时无言以对。特别是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说到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任弼时对这些论述感到非常亲切。这进一步使他思索，为什么陈独秀的言行与斯大林的论断那么不同呢？
带着一系列的问题，任弼时于1927年春返回祖国。此时，上海已沦为蒋介石残害革命同志的血腥屠场。
第一次递交意见书
迎接任弼时的是铺天盖地的坏消息：“四·一二”后上海8000名团员只剩3000；“四·一五”后广州6000名团员损失一半，童子团几乎全部瓦解。敌人的凶残令人发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更为亲痛仇快。直至蒋介石大屠杀前一周，陈独秀还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毁工会之事”，要共产党人继续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任弼时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作了长篇报告。但他既没有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对策。讨论中，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和任弼时等纷纷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6月下旬开始，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化，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等接踵而至，披着“左派”外衣的汪精卫也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一再指责共产党“捣乱”，工农行动“过火”。陈独秀对汪精卫抱着幻想，一面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寄希望于两党联席会议的“上层谈判”；一面也随着汪的调子责备工农行动“过火”，命令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器，甚至要共青团中央下令解散童子团，说什么如果CY（中国共青团的英文缩写）不听令，连CY也要解散。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党内有的同志主张：“从现在起我们再也不要说什么让步，说什么取缔工农‘过火’行为。”任弼时则建议党中央发表宣言向汪精卫摊牌，揭开他的假面具。但陈独秀却说：百事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
无奈，任弼时领导团中央起草了一份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特请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团中央会议。任弼时视陈独秀为长者，但又认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这时，为了安全起见，党团中央机关先后从汉口搬到叶挺的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扎地武昌。共青团在武昌的新机关是一幢两层的中式楼房。
陈独秀在秘书黄玠然的陪同下来了。
武汉的6月，溽暑难耐。天气闷热得像蒸笼。这些日子里，陈独秀心情非常不好。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汪精卫一再责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党内，争论也非常激烈。当时，秘书黄玠然根据陈独秀口授而记下的日记里，都是“会议无结果”、“会上意见分歧”之类的文字。陈独秀时常在屋内踱步，自言自语：“唉！我这个总书记还有什么威信！”
正式开会前，任弼时先请陈独秀到二楼小客厅坐定，随后即将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拿给陈独秀看。
开始，陈独秀并不很以为然地信手翻阅，并叨咕着什么“幼稚！”“荒唐！”而当他看到意见书中对武装工农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党中央的右倾做法提出了意见甚至责问时，本就性格急躁的他再也忍不住了，怒气冲冲，几下就把意见书撕碎，掷在地上，斥责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总书记，你们这样胡闹，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
见状，任弼时却异常冷静，只是请陈独秀再去会场听听大家的意见。却不料，陈独秀站起身，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后来，黄玠然说：“老头子的家长制恶习又发作了！”
第二次递交意见书
任弼时是颇有韧劲的，一次不行，再来！他希望党的总书记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他希望革命尽快出现转机。
大约6月29日或30日，中央要召开常委会议。事前，任弼时因不是常委，只好将意见书交与会常委带到会上。那天夜里，中央常委会在武昌新机关召开。会议3项主要内容：一是张国焘提出的整军经武；二是CY中央决议；三是瞿秋白的书面提议。团中央的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陈独秀一听即“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此会尽管任弼时没有参加，但后来还是听到人们说意见书被独秀同志毁灭，而未传到党中央会议上。这次团中央的决议在土地革命问题、国民党问题、武装工农问题上均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
面对面的斗争
7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即是讨论通过关于国共关系的11条“政纲”。
“政纲”上写着：“在国民革命中国民党当然地处于领导地位。”“现在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分子为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避免与政府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律范围之外，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任弼时对“政纲”逐一推敲，感到很激愤。
任弼时要求发言，打算通过共青团提出的一项赞同共产国际指令，反对党的路线的决议。陈独秀当即制止说：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毫不退缩，当即呼吁与会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表示意见，又遭陈制止：青年团国际代表不能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但他不能进行干扰！
陈独秀的家长制又一次发作。团中央的意见书最终被禁止宣读。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
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二楼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任弼时参加了党中央紧急会议，和毛泽东、瞿秋白等一起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共领导班子，确定了新的战斗纲领。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任弼时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
“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
“武汉政府的封建势力要扩张其势力是需要北伐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北伐，但要借此机会来抓住群众。结果不然，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北伐结果，唐等势更大，其影响汪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
“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
任弼时在列举陈独秀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种种事实后说：“党怕群众”，“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作用”。
在谈到改组党中央领导时，任弼时说：“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对陈独秀，他不无尖锐地说：“老头子可去莫。”其意是要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莫斯科去学习。
“八七”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指出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陈独秀“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
这就是会议对弼时的赞扬。在“八七”会议上，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欧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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