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戎马倥偬的年月里，每当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弼时同志往往以凝练的语言，把战略全局展现在人们的眼前。1934年7月，蒋介石以31个师的重兵，从6个方向，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中央苏区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湘赣苏区的红军也屡遭失利，苏医被分割，红军回旋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区如何坚持？红军如何行动？大家都在思索着。一天，弼时同志对我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我们湘赣苏区红军也可能转移。”这几句话对我既有震动，也有启示。按照我们原来的部署，湘赣红军主力转到遂（川）、万（安）、泰（和）地区活动，并恢复井冈山地区，没有想过中央红军可能向西，也没有想到湘赣红军可能进行大的战略转移。不久，中央来电，指令湘赣红军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弼时同志根据这个动向，对中央红军向西的估计就比较肯定了。当红6军团进到黔东，中央红军果然开始了长征。正是由乎他综观全局，看到了红6军团西征的先遣作用，因而，我们在历时78天的西征中，跨越白区5000余里，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黔东根据地，于1934年10月24日在印江木黄与贺龙同志率领的红3军（后恢复红2军团番号）胜利会师。
2、6军团会师后，战略方向应指向哪里？这是两军领导人面临的一个大课题。弼时同志及时主持讨论，认为黔东根据地范围不大，山多田少，人口不多，不利于大兵团的回旋与发展；向四川及贵州的中部发展也不利，最好是向湘西进军。湘西虽然经济落后，但敌人不强，只有土著军阀陈渠珍3个旅和3个保安团及黔军4000余人。经过研究，决定挺进湘西。由于战略方向选择得当，2、6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下，所向披靡，克酉阳，占永顺，特别是取得了十万坪大捷。这为我们在湘西创建根据地及向东发展战略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
十万坪大捷后，我军乘势东进，在澧水中段及沅江中下游，发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运动战。5月，我军进入湘西北，发现鄂敌驻地分散，指挥不大统一，湘鄂两方以鄂方较弱。于是，采取了对鄂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作战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忠堡一战，给敌41师以毁灭性的打击，生俘敌师长张振汉；板栗园之战，全歼敌85师，毙敌师长谢彬，从而取得了湘鄂川黔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1936年2月下旬，我们撤出黔（西）、大（方）、毕（节）游击根据地后，进入了乌蒙山区，并准备南下到盘县建立根据地。当红6军团在宣威与追敌孙渡纵队作战时，任、贺、关率红2军团先期到达盘县一带。这时，总司令部来电，要2、6军团向西、北渡金沙江，到西康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宣威战后，我和王震、张子意同志亦从资孔去盘县研究军事行动。弼时同志从全国形势考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逼，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青年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抗战。一方面军已到了陕北，四方面军在西康，现在又要我们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北上。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北方。讨论结果，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这次会议，对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及尔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弼时同志胸怀全局、洞察战略大势的才能。
在战略转移中，弼时同志重视打仗、创造根据地和扩大红军这3件战略大事，无论走到哪里，都摆在重要地位。
弼时同志到湘赣苏区时，尽管时值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但他节制了肃反扩大化，保护并调动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加强了地方武装的建设，使苏区减少了损失。他很关心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刚到湘赣苏区，就提出以12天扩红，“在8月完成少共国际团和两个工人营，准备在八一动员模范赤少队整批加入红军”。这个计划实现了，红军势力大为加强。次年夏季，又一次掀起扩红高潮，除补充原来的4个团外，又增编两个团。当时，青年踊跃参军，永新花溪村一次就组建一个新兵连。为了表彰这个村扩红的模范行动，即命之为“花溪连”，加入正规建制，一时传为佳话。
当6军团奉命准备西征时，弼时抽了250名地方干部随军行动，以备开创新区。2、6军团会师后，弼时同志立即提出了巩固和开辟根据地的方案。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2、6军团集中行动”的请示电中，明确提出：“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城）、松（桃）、凤（凰）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此后，我们向湘西进军，随即在黔东建立了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坚持黔东根据地。十万坪大捷后，湘鄂川黔省委及时决定49团分散到永顺、保靖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不久就建立了郭亮、永保、桑植、大庸4县的县、区、乡党的委员会和政权及工、农、青、妇等组织，以及两个军分区。湘鄂川黔根据地初具规模后，弼时同志又提出：号召新区广大工农群众为着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进攻，保卫分田胜利而积极起来参加主力红军和独立团、营、游击队、赤卫队的组织。弼时同志亲自过问扩红的宣传内容、方式及注意事项。他还让爱人陈琮英参加扩红工作。他说：“女同志下去，对发动妇女有好处。”在弼时同志的倡导和组织下，红军得到了补充和壮大，地方武装也很快地发展起来，各县、区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地方武装的迅速发展，既保卫了人民利益，又使红军有了强大的后备军。在弼时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更加懂得有人就有枪，有枪就有力量，就有政权。
1935年11月，2、6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敌人以重兵围追堵截。在边走边打中，弼时同志从来没有忘记开辟根据地和扩大红军。我军由湘中转至石阡，沿途扩军800余人。当看到在石（阡）、镇（远）、黄（平）不能立足时，弼时同志和军分会又决定到黔、大、毕建立游击根据地。在这个地区，我们成功地组织了两路口、黄家坝和将军山之役，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赢得了20多天时间，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颁布省革委会的7条施政方针，号召武装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在黔西、大定、毕节3县及较大的乡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人民抗日大同盟”、“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抗日组织，并邀请西南社会名流、思想上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周素园先生担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员；还派出了大批抗日工作队和宣传队，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扩红工作热火朝天，2军团5师14团就是在这次扩红中新组建的。
我曾经想，2、6军团会师之前，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红军大为削弱。两军会师后，在弼时同志的领导下，不到一年时间，就建立了有百万人口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打破了敌人两次“围剿”，红军达到两万之众。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虽然转战万里，但由于弼时同志能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和立足点，注意扩大红军，加强政治工作，因此，才能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有生力量。抢渡金沙江时，两军还有18000余人，到甘南还1万有余。这在当时极为严重的形势下，堪称奇迹。
在与弼时相处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感到，同我党其他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在领导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运动中，他的军事谋略及其建树，同他的政治斗争艺术与业绩一样，是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
（萧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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