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交往纪实-到苏俄去——任弼时与肖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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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1月的一天,任弼时的女儿远志、儿子远远去看望八十高龄的一代元戎肖劲光大将。老人看着已经做了姥姥的远志和相貌酷似当年弼时的远远,不禁感慨万分:“我们这一辈人很少了,我和你爸爸是最早、最老、最知心,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到苏联,在一个时代唯一的一个是你爸爸。”

    光阴荏苒,记忆把老人带回青少年时代寻找光明、追求真理的峥蝾岁月。

    一

    1919年初,任弼时因家中经济拮据,难以承担长沙私立明德中学的学膳费,遂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简称长郡中学)。因此校属公立学校,学费相对低廉。在旧制25班,任弼时结识了长他一岁的肖劲光。肖劲光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家劳作供他一人读书,就这样,每期学费还得用母亲唯一的一枚戒指当金交付,全家再省吃俭用,集资赎当,反反复复。

    穷困的经济生活、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及为振兴中华而探索的意识,促使任弼时和肖劲光彼此思想接近,感情融洽,同窗共读,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互济互助,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1920年夏,学校放暑假。任弼时为了节省回家的往返盘费,滞留校中,和肖劲光一起寻找毕业后的出路。生活使他们早熟,他们深知中学毕业后,各自的家庭都绝无使他们深造的经济基础,必须依靠自己奋斗。

    一天,他俩在街上经过一个画像馆,弼时看了看外面挂着的画像,回到宿舍就即兴画起来。任弼时很有些绘画才能,果然画得不错,与画像馆陈列的样品相比毫不逊色。然而,他却颇为感慨地对肖劲光说,虽然社会职业对于一个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都是关闭的,可是凭一技之长似乎也不难活下去。然而,青年人都是有理想的。他们不愿在国家内忧外患深重的时候仅仅为了谋生而觅得一个糊口的职业混日子。

    当时,一代青年人中向外求得工读和学习机会的潮流颇盛,任弼时和肖劲光也曾动过赴法勤工俭学之念,可惜机会错过。但是他们不甘心,仍在寻找各种机会。

    一天,任弼时外出归来,很兴奋地对肖劲光说:“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肖劲光忙问。“到俄国去!”任弼时答道。原来任弼时偶遇同乡任岳,得知最近长沙正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彭璜等人负责,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任岳所在的船山学社的校长贺民范也是其中一员,可以通过他介绍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俄国。

    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在溽暑难耐的苦夏,犹如一席沁人心脾的清风徐来。中午,两个好朋友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去不去?再有两年就中学毕业了,文凭要不要?他俩思索着,商量着……最后,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当下,他们找到任岳,通过贺民范提出申请,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8月,俄罗斯研究会派出了第一批学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作赴俄勤工俭学准备。任弼时与肖劲光同时被推选,应着时代的召唤,满怀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从长沙乘小船至岳阳,换乘一艘江轮,顺流而下。

    江风习习,翻开了两位青年追求真理的第一页。

    二

    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青年团员到苏俄学习,以公开名义招生的“学校”,实际上学员大多数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介绍而来的。在这里,任弼时和肖劲光一起学俄文,一起听陈望道讲马列主义课;一起参加政治斗争,刻钢板,印传单,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出版的《劳动界》、《华俄通讯》等刊物做些抄写和校对工作;遇有纪念日,他们一起参加游行等。这阶段,任弼时和肖劲光等在法租界贝勒路租了一亭子间栖身。没有床,他们睡地铺;为了节约,他们吃最便宜的包饭,并且是4份饭,5人吃。为了理想的追求,他们不以为苦,他们乐此不疲!

    1920年8月23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布成立。不久,任弼时与肖劲光即双双举起他们的右手,在渔阳里6号庄严宣誓,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

    1921年春,经过8个多月的学习,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从上海登轮,踏上赴俄学习的漫长旅途,开始了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正如行前任弼时给父亲的信中所写:“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当时,中国军阀政府和苏俄政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到苏俄去是极秘密的,所以上路之前都分别化了装,扮作各种身份的旅客。一路上,佯装互不相识,暗中相互关照。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匠,网篮里装上推子和剪刀,肖劲光则扮成裁缝。从上海到海参崴,乘日本邮轮,还算平安。仲春时节,江南已是草长莺飞,北国却是冰天雪地,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衣衫单薄的江南少年们没想到北国的春天比江南的冬天还冷。任弼时患了感冒。

    照理,从海参崴开始即进入苏俄的土地,不该有什么问题了。但是,那时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还占据着海参崴和滨海州,并且还有一些白匪没有肃清。伯力以北才是红军驻守。为了保证这一段行程的安全,他们化整为零,几个人一组,分散行走。任弼时和肖劲光一组。时值海参崴发生鼠疫,日本人和白匪在伊曼河赤白交界处设卡,盘查极严,过往行人都要检疫。肖劲光和任弼时一前一后来到检查站,肖劲光通过放行,但任弼时却因感冒未好,体温偏高,被当作鼠疫患者嫌疑扣下。这可急坏了肖劲光,眼睁睁毫无办法,只好一人往伯力行进。他边走边暗自祈祷,盼着任弼时早日脱险。肖劲光到了伯力,与其他人会合的喜悦仍无法替代对弼时的担忧。两天过去了,焦虑之中,当任弼时突然出现在肖劲光面前时,肖劲光一把抓住他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任弼时告诉他,日本人和白匪盘问他,他只说自己是理发手艺人,去俄国谋生。他们问不出什么,就又给他量体温。这次,任弼时有了经验,在腋下夹体温计时,将水银部分悄悄地露在外边,以此混了过去。

    从伯力到黑河,他们分开水陆而行。任弼时乘火车,肖劲光乘船。黑河会合后,又一起乘火车经赤塔,直奔莫斯科。

    三

    初到莫斯科,那里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尽管苏联人民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给东方大学学生以特殊的照顾,但由于苏联当时正是国内经济困难时期,给他们享受“最好的红军待遇”——每天一块像两个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掰一块,中午就不敢再吃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饥饿折磨着他们。有人难以忍受这份苦而退缩了。任弼时和肖劲光等为了理想的追求,仍旧充满乐观情绪地坚持学习、生活。在物质生活最艰苦的岁月里,政治上,他俩大踏步地前进着,于1922年先后成为中共旅莫支部的正式党员。他们仍像在长郡中学一样,形影不离,一同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一同站岗放哨……

    艰苦生活中也曾出现过一两次小小的“奢侈”。当陈独秀赴莫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共产国际特意慰问旅莫中国学生,每人发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这在当时都算稀有物品了。任弼时和肖劲光及任岳、周昭秋等几个人凑在一起,找了一个盛开水的罐子,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进去煮,尽管他们谁也不会烧饭,但到底还是做熟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把罐子提到4层楼的教室里,美美地吃了一顿,真是过瘾极了。

    60多年过去了,对这一切,肖老仍旧清楚地记得,谈起来充满兴奋的神情,仿佛又回到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

    (赵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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