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坐我的飞机走吧”
1938年，新年伊始，我正在延安党校13班学习。一天，党校领导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去苏联学习。
2月，我们离开延安，踏上了北去的征途。我们这一队由彭加伦同志带队，和我一同去苏联学习的有马明方等同志。同时，还有我党应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邀请，派往新疆工作的林基路同志。我们乘坐汽车，风尘仆仆地到了兰州。
到兰州时，我们遇见了去苏联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任弼时，他是秘密乘飞机到兰州来的。任弼时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
“同志们一路辛苦了。”他见我脸色不太好，诧异地问道：“怎么啦，不舒服吗？”
我连忙说：“没事，只是疲倦一点。”
我告诉他，因为红军长征后，我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脚受重伤后被捕，一直到1937年9月间才与叶剑英取得联系，并在叶剑英的安排下在南京治疗脚伤，10月间才到延安。到延安后，肠道不知又患了什么病，天天下午低烧，所以身体显得很孱弱。从延安经西安到兰州，在汽车上一路颠簸，确实显得有点吃力。
任弼时关怀地看着我疲惫的神色，考虑了一下，对我说：“你坐我的飞机走吧！”我正想推辞，他又无限关怀地说：“不要客气了，你身体不好，坐飞机舒服一点，你就随我一块坐飞机走吧！”
我感激地望着任弼时，愉快地答应了。
从兰州出发，我们直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同机的有张子意同志。
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远处，一片云海，云涛追逐；近处，几丝浮云，飘然而过。苍穹寂静，只有飞机发动机发出的和谐而有节奏的轰鸣。我突然想起了苏轼的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心里在想：苏轼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坐在机舱里，全身充满着温暖，毫无寒冷的感觉。是党的培养，给我安上了前进的翅膀；是任弼时的关怀，将我送上了祖国的蓝天。想到这里，我又情不自禁地看了任弼时一眼。
到迪化后，任弼时休息了一天，便到苏联去了。我们因为等护照，在迪化休息了个把月。随后，我们才从迪化启程去苏联。
“你应该到政治班去当班长”
1938年5月初，我们来到莫斯科。一下火车，我们便轻声地叫起来：“莫斯科！”
……
以任弼时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我们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谒列宁墓。以后，我们又参观了莫斯科的一些纪念馆和博物馆，游览了莫斯科的一些风景区。在莫斯科，我除见到了任弼时、陈潭秋等同志外，还遇见了比我们先到的贺诚、贺子珍等同志。国外逢知己，他乡遇战友，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1938年9月，我们这个班开学了。
开学后，我们开始都在一起学习，既学政治，又学军事。后来，任弼时指示我们分成军事班和政治班。政治班的学员有我和马明方、蔡畅、阿金、蹇先任、贺子珍等，贺诚在政治班作旁听生。我们这个班属共产国际七部，部主任有中共的张子意同志和苏共的邱布根同志。
我开始报名参加军事班，因为在国内我一直在军队工作。后来，任弼时同志把我找去，对我说：“你应该到政治班去。”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还很低，真正懂马列主义的同志还不多。在我们军队里，目不识丁的同志还不少。他们参军以后，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系统地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还谈不上。因此，你们不仅有个自己学习的任务，而且还有个回国后帮助别人学习的任务。”
我原准备好好地学习一下军事理论，听弼时这么一说，也就同意改学政治。
弼时见我答应了，便高兴地笑着说：“好，这样好，共产党员以党的利益为重。”没想到任弼时见我同意进政治班后，又对我说，“你应该到政治班去当班长！”
这我就不好答应了。因为我总想自己多学点东西，而一当班长就要处理些杂七杂八的事，肯定要耽误一些学习时间。任弼时见我不答应，也不生气，他慢慢地、平心静气地诱导我：“你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这样充足的学习时间，还怕耽误了学习，那国内的同志、在战场上的同志怎么办呢？如果你们几个人，谁也不肯为大家作点自我牺牲，谁也不肯当班长，那这个班谁来带呢？共产国际的同志，苏共的同志，如果也像你这个想法，那岂不是这个学校也不要办了吗？”
弼时对我的批评既委婉而又严肃，使我心悦诚服，感到自己的想法确实不对。于是，1938年10月间，我就到政治班去了。
“你们也作报告去”
我们刚到苏联时，看到各处挂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像竟是王明的，而没有毛泽东的像，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据先期在这里学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同志们告诉我们，原来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康生在这里极力吹捧王明。康生串联一些人给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共产国际批准王明为中共党的总书记。他在莫斯科，到处鼓吹王明是中共党的领袖，他讲课时总是以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依据。由于王明及其追随者康生在这里进行歪曲事实的宣传，使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一些兄弟党的同志对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情况未能得到真实的了解。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便立即着手工作，进行了频繁的拜会、报告、讲演、解释等活动，向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及其他兄弟党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1939年秋，周恩来来莫斯科，治疗右臂骨伤。这期间，周恩来也抽出了大量的时间会见了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和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向他们通报了中国的情况。
为了将我党的真实情况迅速地介绍出去，批判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散布的谬论，肃清其影响，任弼时又找我们几个负责同志说：
“你们要走出校门去做宣传工作，你们也作报告去！”
根据任弼时的意见，我和马明方、张子意等人，都分别去做过关于中国革命情况的报告。我出去讲过两次，一次是给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介绍中共的情况，一次是给莫斯科的一个区组织的群众报告会讲中国革命的情况。报告的主题思想是任弼时亲自给我们交代的：通过真实地介绍中国革命的过程，介绍中国红军的强大，介绍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介绍中国革命目前的困难，阐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将中国革命不断引向胜利。我记得，我们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中央根据地及闽浙赣皖根据地的情况，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内情况，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谈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主张；以及我所知道的赣东北根据地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的情况，介绍中共党内正确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因为当时对王明路线尚未公开全面清算，所以我们谈的时候，主要是从正面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情况及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因为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兄弟党及一部分莫斯科群众，以为红军长征时完全被打垮了，被消灭了，所以我们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及红军会师陕北的情况。
由于中国革命有它威武雄壮的场面和丰富多彩的内容，所以，我们每一次报告，都得到兄弟党及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任弼时的领导下，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很快就使共产国际及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了中国党及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交谈时，他们都真诚地说：“中国党是伟大的，应该向中国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党的伟大领袖。”“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祝你们胜利！”
“你们应该走出去学习”
我们到莫斯科后，联共（布）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组织上安排我们先学习联共（布）的“十八大”文件，特别是重点学习了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任弼时主持翻译并指示我们学习的。当时，任弼时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懂俄文的同志组织起来，一章一章地翻译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任弼时亲自翻译的。他们翻译完一章，我们就学习一章。因此，我们是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的最早读者。任弼时的意见是，这样既可以解决我们的学习教材问题，又可以检查译文的质量。
由于翻译水平是很高的，我们读起来不感到很吃力，但有些地方也没译好。我记得有个句子，在讲到不要把马列主义的理论摆在那里，不联系实际而空谈理论时，俄文中用了个谚语作比喻，译者就采用了直译的办法，译出来的句子就是：“鞋子搁在草席底下。”我们读来读去总觉得很别扭，但我们又不懂俄语，不知道怎么翻译。当时，任弼时很关心我们的学习，有一次，他问到我们学习有什么困难时，我就把对这个句子翻译的意见告诉了他。他接过原文，用中文和俄文将“鞋子搁在草席底下”反复念了好几遍，又琢磨了一下，然后，轻松地说：“这就是中文‘束之高阁’嘛！”我们听了也恍然大悟，才明白了这句话的确切的中文含义。
后来，任弼时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带回国内。1942年，党在延安整风中，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入重点学习文件之一。毛泽东对任弼时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学习中，除了语言文字不懂的困难外，我们还碰到一个大的困难就是：由于对国际共运和联共（布）的历史不甚了解，学习国际共运史和联共（布）党史时感到很吃力。我把这一情况向任弼时汇报后，任弼时当即指示说：
“要改变学习方法，不要关起门来读书，你们应该走出去学习，要采取参观、看展览、听专题报告等各式各样的形式来加深印象，从而加深对教科书的理解。”
后来，任弼时将他的意见向共产国际作了反映，共产国际也同意弼时的看法。经过和苏共同志商量后，学校立即根据教学课程的内容，给我们作出了到外地参观的安排。我记得，在十月革命节时，我们到列宁格勒（即原彼得堡）参观过冬宫、“阿芙乐尔”巡洋舰等；在学习斯大林革命活动时，我们到斯大林的家乡格鲁吉亚参观过；在学习苏联军队建设的经验时，我们参观过基辅的炮兵部队，参观过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部队，参观过莫斯科的空军部队，参观过三军联合作战演习等。在学习国际共运史时，我们还请德共的同志来讲过课。按照弼时的指示，我们“走出去学习”，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直到现在，对这些参观过的地方，我的印象还是很深的。每当我看到书架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又想起了任弼时领导我们学习这本书的难忘情景，就想起了在莫斯科期间任弼时对我的关怀和教导。
（方志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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