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湖南省委遭到了敌人的破坏。省委常委刘建中同志脱险来到浏阳，与我一起去平江找到在湖南省苏维埃工作的省委委员李宗白同志。为适应当时紧急形势的需要，经商议，决定由我们和李孟弼同志共4个省委委员组成了中共湖南省委办事处，统一领导湘东特委、原湘鄂赣特委所辖各县委、省苏维埃党团和16军党委，并设法向中央请示。恰在这时，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龙冈一带活捉了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办事处便决定派我去找毛泽东。这样，我就来到了中央苏区。于7月间第一次见到了弼时。
我过去只是在党中央的刊物《布尔塞维克》上面读过他的文章。我来到中央苏区的时候，弼时才到不久，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在中央局的会议上，他听了我关于湖南省委办事处工作情况的汇报和请示。会后，弼时向我介绍了中央苏区的形势和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态度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央局听了我的汇报后，认为湘鄂赣边区形势比较好，干部比较多，在王首道的提议下，决定派我到湘赣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后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湘赣省军区，委任我为军区总指挥。
那时，王明“左”倾路线在苏区占据统治地位，湘赣省也不例外。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当时并没有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积极执行来自中央局的指示。但毛泽东的路线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湘赣边区的党组织及军队的广大干部中有很深的影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就常常在某些问题上，对当时中央局的方针、措施表现出消极状态甚至抵触。湘赣省委在一年半多的工作中，统一了湘赣边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发展了苏区，壮大了红军，取得了不少成绩。可是，1933年春，中央局却认为湘赣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
我们来湘赣时，曾从中央局带来有关“AB团”的很多材料，加之左娜、龙贻奎等叛逃后带领敌人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打“AB团”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湘赣省的党和群众造成了损失。这使我们对肃反工作逐渐产生了怀疑，从而与中央局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1933年4月，中央局派陈洪时（后来叛变了）和吴德峰、方维夏来湘赣，由陈洪时代省委书记，吴德峰代保卫局局长，方维夏任裁判部部长。他们来后，便撤销了王首道、甘泗淇和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对我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批斗期间，逮捕了袁德生，后又将其杀害。我因为向陈洪时等讲了“中央局对湘赣的情况不了解”，陈等就指责我“反对中央”。加之，我是省苏维埃党团书记，没有执行国家保卫局逮捕袁德生同志的命令，并曾经按照党的政策，放走了一个俘虏团长，就对我加重处理。
中央局原是任命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因遭到在中央苏区的湘赣边干部的反对，便改派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刘任副书记。他们于5月到湘赣。尽管那时我和首道已经受了严重处分，但弼时对我们却倍加关怀，并分配我们做些工作，如推销公债、扩大红军等。后来，在青黄不接、军粮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弼时在王震等同志的提议下，让我代理甘泗淇（已重新分配任省苏维埃国民经济部长）的后方委员会主任职务。但刘士杰不肯就此罢休，又在《红色湘赣》上发表一篇文章，把我和首道同志写成反革命分子，接着把我从前方调回，开除了我的党籍，给首道同志严重警告处分，还召开“同志审判会”审判我，以消除我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随后，将我拘留在省裁判部，派法警刘南田同志看守我。嗣后，刘士杰趁弼时到前方时，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召开公审大会，以“反革命罪”将我送交省保卫局。但是，由于我坚决反对他们的判决，以及我在干部、群众中还有些威信，刘士杰等人心虚理亏，没有敢立即逮捕我。公审大会后，甘泗淇同志连饭也没吃，就骑着马跑到前方部队，向弼时等同志汇报此事。弼时立即表示不赞成这样搞法。随即赶了回来，纠正了这一错误判决，并亲自找我谈话说：“把你判到保卫局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弼时纠正这一错误，我哪里还能为党和人民奋斗几十年！
由于省裁判部已经召开过公审大会，刘士杰又深得中央的信任（弼时后来也说过他那时并没看清刘的本质，对刘是放任了），任弼时当时也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处境维艰，因而他没有可能完全改变当时的局面。裁判部还是判了我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把我关进了“劳动感化院”。当湘赣省政府把我的案件报告中央政府时，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复电表示：“判张启龙一年两个月徒刑不为轻。”谭余保同志接到电报后，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就去问弼时。弼时告诉他：“是说判重了！”我后来才知道，弼时同志作为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政治局委员，被派到湘赣当省委书记，就是因为他对“左”倾路线有所抵制。而且他在湘赣当省委书记时，也被当时的中央批评为“有右倾机会主义”，还受了严重警告处分。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整个苏区的形势日益恶化，湘赣苏区也不例外。我被关了不足两个月，敌人就打到离“劳动感化院”两里远的地方了。在这紧急时刻，弼时并没有忘记我。他及时地查问：“张启龙现在在什么地方？”当他得知我在“劳动感化院”时，就下令把我放出来，调回省级机关。我回到省里后，弼时对我说：“现在保卫局的工作很忙，你到保卫局去帮助他们做些工作。”我说：“我曾经被判到保卫局，蒙你纠正了这一判决，现在又要我到保卫局工作，我认为不合适。”他没有坚持，把我另行分配到省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当主任。过了不久，他又诚恳地劝我去保卫局帮助工作，并说明了必要性。在那紧张的战斗中，弼时同志如此果断地命令释放我，而且分配我工作，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王明“左”倾路线虽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他尽可能地进行抵制，表现了他对同志的关怀和爱护，使我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1934年8月，战斗在湘赣地区的红6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突围，开始了西征。弼时在王震的支持下，亲自决定让我随军长征。留在湘赣的省委书记陈洪时原来就想置我于死地，我如果留在苏区，就很可能被他害死。这是弼时有意保护我。长征中，弼时每次看见我，都鼓励和安慰我，关心地问我身体如何。红6军团于1934年10月与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在贵州印江会合后，决定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我被任命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总务处长（相当于秘书长）。我还先后两次担任过红6军团的供给部长。我们这支部队离开湘赣后，用了两年多时间，历尽千难万险，到达了甘南的徽县、成县一带，在弼时主持的红二方面军党委会上，恢复了我的党籍，并决定由我担任红6军团的统战部长。一次，弼时在路上碰到了我，对我说：“现在你做统战工作，衣服要穿得整齐一点嘛。好好工作，你是能做出成绩来的。”寥寥数语，令我倍感亲切。
长征结束后，弼时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到八路军总部工作，还到莫斯科任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我们有几年时间没有见过面。1940年初，他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当时我在马列学院工作，经常受到他的教诲。例如：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那天，他便勉励我好好学习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报告，并在马列学院贯彻执行。我在中央管理局工作时，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他耐心听取我的汇报，采纳我的建议，果断地改变了当时管理局不合实际的做法。我在中央党校四部当主任时，他曾专门找我谈了整整3个半天。他详细了解我参加革命以来直到他去湘赣前的全部经历，主要是秋收起义后，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等情况。他还和我仔细讨论了湘赣省委工作时期的经验教训，谈得非常融洽。他说，过去对我到湘赣前的经历很不了解，并再三鼓励我将这一段战斗经历写出来。我说，四部100多学生正在整风，没时间写。过了不久，肖三专门来党校四部找到我，说弼时派他来帮我写湘鄂赣那段经历，我又以工作太忙，婉言推辞了。
1944年，弼时在中央办公厅召集在湘赣工作过的同志开座谈会，讨论了湘赣苏区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经验教训。我参加了这个会的前段。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发表一些不同看法和批评意见。弼时耐心地听取了各种意见，并最后做了总结。后来，我看到了弼时的总结发言稿，深受教育。他的发言，通篇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满了实事求是和严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对于湘赣边区历史的回顾，对前后两届省委工作得失的评价，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令人悦服，的确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的范例。
我对弼时同志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共产主义者对同志、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高尚品格和风貌！
（张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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