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冬，经长途跋涉，蹇先任到了莫斯科。当时，任弼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他马上派人把蹇先任接到他的住处“留克斯”旅馆。
“留克斯”是一所公寓式的旅馆，当时是共产国际宿舍，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就住在那里。任弼时原是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时蹇先任曾和任弼时及陈琮英等在一起，都是老同志、老战友，因此，在异国重逢，更感到亲切万分。随后，任弼时即安排蹇先任住到共产国际专门为中国同志办的一所党校去，先治病，然后再学习。
这一时期，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十分艰巨而繁忙。他忙于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向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人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介绍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情况。同时，他也时时关注着在莫斯科学习和休养的同志。他总是那样细致，使每个同志都感受到组织上的温暖关切。
苏联的保密制度极其严格。任弼时叮嘱蹇先任不要在街上随便对人点头微笑，不要随便碰别人的皮包和桌上的文件材料，避免招惹麻烦。
在莫斯科休养的中国同志衣食住行都由党校负责。刚到学校，公家发给蹇先任一双高跟鞋。从来都穿平底鞋的蹇先任穿不惯，爬雪山草地的脚穿高跟鞋实在难受，可谓寸步难行。于是，她自作主张，请人把后跟切去一截，满以为一定舒服些，不料，穿在脚上，鞋尖往上翘，每走一步硌一下脚心，很不得劲。
这本是一件极不起眼的小事。一次，任弼时来党校看望大家，一眼就发现了问题。什么话也没问，马上从刚拿到的稿费中取出100卢布交给蹇先任，一定让她去定做一双平底鞋穿。
蹇先任有个同学叫李李，是个年纪很轻的女同志。一次，因为教员讲课听不懂，翻译也译不清楚，她心里着急，在班长发讲义时就说了一句：“我不上课了！”这件事让管学习的金维映知道了，就批评她，说她身居党校，拒绝看党的文件，拒绝上党课，这就是反党。一时间，气氛很紧张，事情立即反映到共产国际代表团。任弼时敏锐地洞察了事实真相，批评了“左”的错误，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几十年过去了，当满头银发的蹇先任回忆起那一段生活经历时，总免不了要说：“弼时同志是我党极为可亲可敬的领导人之一。他一贯从政治上到生活上关心同志。他从不轻信自己党内的干部是什么‘潜伏特务’和‘反党分子’，为此，做过不少解释工作。”党校发生的所谓“反党”事件，若不是弼时，“在当时苏联正在肃反的特定环境中，那件事说不定会有可悲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想回国……当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弼时回国后，我们的这种思归的情绪连谈也无处可谈了”。
（徐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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