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非常重视电台工作，几乎每天去电台一次，对阎知非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很关心，问寒问暖。他们很快就熟悉了。
1933年5月，任弼时去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在湘赣，又遇到了先期到达这里的阎知非。从此，阎知非便在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阎知非是搞技术的，不是党员，但任弼时同样很信任他。5月底，在棠市作战中缴获了敌人一架损坏了的电台，任弼时就派阎知非去修理。这时，湘赣军区就有了两部能用的电台和这部正在修理的电台。于是，任弼时指示，无线电工作要发展，要办训练班，成立无线电中队，并派阎知非任中队长，江文任政委，统管这3部电台及一个电训班。中队除担负通信联络任务外，还负责无线电侦察和抄收红色中华通讯社播发的新闻。
电训班教官王永浚经过仔细研究，能把截获的国民党军队密码内容破译出来。阎知非发现了他有这个技术，就和江文一起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任弼时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成立侦察台，把周围敌人之间往来的电报都收到，进行破译以分析研究敌人的动向，决定我们的行动。后来，任弼时自己也来破译电码，和陈琮英一起天天都到电台去一次。这样，与阎知非就更加熟悉了。
1934年8月，红6军团奉中央命令突围西征，离开湘赣，向红3军靠拢。几经转战，在甘溪与桂敌遭遇，战斗失利，部队被截成三截，陷入了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形势对6军团非常不利。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
当时，任弼时得了疟疾，病情严重。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开始还可以躺躺担架，后来山路陡峭，只好手拄木棍，和萧克一起领导全军行动。经过10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下午，部队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人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人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镇远及北面石阡派出警戒。寻得一老猎户作向导，主力鱼贯向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通过。队伍每人头上裹白巾一条，一个紧跟着一个。
有一段路很难走，因骡马都没有了。阎知非也疲劳得很，拄着一根棍子慢慢地行进。这时，任弼时看到了他，忙问：“你走不动了？”阎知非一看任弼时病成这样还指挥着全军转移，还这样惦念他，忙说：“走得动，走得动！”强打起精神，脚下也确实快了起来。没走多远，就见任弼时的通讯员牵着一匹马过来，让阎知非骑。阎知非非常感动，却说什么也不骑。他知道，这匹马是萧克军团长看到弼时病体太虚弱，专门从老乡那里买来的，自己怎么能骑？阎知非又让陈琮英骑，陈琮英也不骑，瘦小的身影一直行进在队伍中……
天亮了，部队终于全部走出了夹沟。那匹马没等到骑，很快，6军团即与贺龙会师了。
会师后，有一次打了一个大土豪，缴获了一些东西，个人需要可以买。陈琮英特意买了一包丝绵送给阎知非。阎知非考虑到任弼时和陈琮英身体都不好，他们比自己更需要，就把丝绵退了回去。陈琮英生气了。有的同志就转告阎知非：陈琮英生气啦，送你东西你不要！这样阎知非才又收下。陈琮英可高兴了。环境是艰苦的，但同志们相处是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没有什么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拘束，电台的同志平时甚至随便到亲切地称呼陈琮英的外号。
任弼时对自己和陈琮英的要求是极严格的，尽管陈琮英常去电台，重要电文任弼时也要亲自译，但他们从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由于电台工作常熬夜，有的工作人员不是党员等，对电台工作人员照顾便多些，津贴也高些，还有夜餐费等。最初给阎知非的津贴是40元，后来阎知非要求减到二三十元。他看到弼时与陈琮英生活那么艰苦，和普通干部一样。阎知非要是买点好吃的东西，就去请他们。直到长征到了庆阳，阎知非还和任弼时一块照过相，可惜相机有毛病，没有成功。此后，任弼时调中央工作，阀知非就再也没和他一起工作了。
80年代，当人们访问阎知非，问起他与弼时的交往时，他总是那么诚挚地说：“我们在一块相处得很好，不是一两次，而是日常生活都在一块。首先在瑞金成立电台，他从上海一来就问寒问暖，1933年他和陈琮英到湘赣苏区后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经常鼓励我钻研业务，我那时能起作用，都是任弼时鼓励的。”
（赵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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