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到达后，蔡会文去看他，发现他抽烟很厉害，就让龙舒林把前不久棠市战斗中缴获的烟选些好的给任弼时送去。龙舒林原打算把烟叶悄悄地交给任弼时的警卫员就走。不料，任弼时知道龙舒林是来送烟的，就说：“不要走，留下来坐坐。”
当时，龙舒林才18岁，第一次和中央来的首长交谈，很拘束。任弼时就和他拉家常，从年龄到文化程度，从负责工作到家是哪里以及军区司令部的一些情况，都一一问到。当任弼时听龙舒林说读过私塾时，便说：“那不错嘛，读了私塾就是“二斤半”，学了文化嘛！”这一席话，使龙舒林感到格外亲切，觉得任弼时非常平易近人。任弼时也记住了这个读过五六年私塾的机要科长。
以后，工作接触更多了，军区电报一般的由通讯员送，重要的则由龙舒林自己送给弼时。
1934年7月23日，中央命令6军团突围西征的电报是军委发来的，来电指定弼时亲译，机要科长龙舒林协助。任弼时看完电报表情很严肃，对龙舒林说：“军区机关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转移，一部分就地坚持工作。”接着又问龙舒林舍不舍得离开家。龙舒林坚决而爽快地回答：“没问题，我愿意跟部队走！”任弼时说：“那很好！好男儿志在四方嘛！”随后，部队进行整编，出发前两三天，任弼时调龙舒林到6军团机要科工作，并对龙舒林说：“军区机要科和6军团机要科不一样，军区机要科只管收发内部电报，而6军团的还要破译敌人的密码。你主要搞破译，你的条件比较合适。”因为龙舒林读过私塾而敌人密码恰恰爱用文言文。龙舒林就此转向搞破译工作了。虽然西征后任弼时主要精力在指挥部队行动上，但对情报工作丝毫未放松。他嘱咐龙舒林：“钻进去，时间干长了是会有兴趣的。”
他还对龙舒林说：“战争要胜利，需要知己知彼，你的工作主要是知彼，你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了，我们就好下决心了。”
机要员的工作是辛苦的，不论白天行军多么艰苦，晚上也要坚持工作，收听敌人电台信号，进行破译。任弼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思想都格外关心体贴。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为保证机要员的健康，每人每月3元钱夜餐费，但在作风、思想上对他们要求得十分严格。
长征中，部队走到云南楚雄，准备在此休息一天。结果，龙舒林把电文中一个地名搞错了两个字，以为敌人离我们只有一天路了，部队没有休息又开拔了，而实际敌人距我们还有两天路程。任弼时知道后并没有责怪他，只是说了一句：“没关系，先走，先到江边。”相反，一次因为房子问题，任弼时却责备了龙舒林。原来，龙舒林和另外一名同志联名写报告给贺龙，为房子事批评管理员，贺龙便把管理员狠狠地训了一通。任弼时知道后，也把龙舒林批评了一顿，说：“这样一件小事，你们就联名写信给贺龙告状，值得吗？以后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打下澧州那天，因为是晚上进城，街上小铺都关门了，没有东西卖。可龙舒林他们肚子饿，晚上还要工作，发现驻地附近有卖烧酒的，几个同志跟着他一起空着肚子喝了酒，结果醉了。回到驻地就睡了一夜。任弼时发现后，便陪着龙舒林，代他工作了一宿。第二天，任弼时狠狠地批评了龙舒林，说：“你机要科长带头违反纪律，晚上跑出机关还喝酒，醉了，让敌人搞掉死了也不冤枉！”龙舒林对这样的批评心悦诚服。
（李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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