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原是国民军第2军胡景翼的属下。为了让苏联帮助训练军事人员，1925年1军（冯玉祥所部）和2军各派了25人，去苏联入军事学校学军事，师哲便是其中的一个。从那时起，师哲在西伯利亚边疆区首府诺沃西比尔斯克一直工作到1938年。这年，苏联肃反运动结束了，在苏方调整内部人事安排时，师哲的工作被解除了，其理由是他不是属于苏联基本民族的中国人。
此时，他从新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目的是想找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谈话，要求回国或者申请工作。
师哲内心忐忑不安，精神上也好像压着一块千斤巨石。因为从1930年起，一连好几年，每年他都到共产国际去找中共代表团要求送他回国工作，但每次都碰到王明一伙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皮笑肉不笑地打官腔，支吾搪塞，拒他于千里之外，使他有话不能说，有苦无处诉。因此，当他这次去找中共代表团时，一路上老在忧虑，他们会承认我，理睬我吗？会听取我的意见、替我解决问题吗？当时，苏联的肃反运动虽已基本结束，但社会上的政治气氛还相当紧张，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感觉并未完全消失。人们常常还是以疑惧的目光望着对方，对许多事情和现象仍怀着猜疑的心情。师哲这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出现在莫斯科大街上，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视。这使师哲心里的负担更加沉重：这次去了，到底是吉是凶？是福是祸？
那时，师哲在莫斯科除一两位相识的女同志外，再没有其他熟人。师哲决定冒险去找他的朋友安娜·菲拉托娃。她简略问了师哲的情况后，鼓励他说：“你还是去试试吧！反正都是中国人，见了面总可以谈话的嘛！”这样，师哲壮着胆子，鼓起勇气，到了共产国际传达室，说明来意后，很快出来一位女青年，叫娜达莎，把他接到中共代表团的住所。
师哲走进首席代表办公室，看见一位中年人，觉得他似乎太年轻了点，同自己的年龄不相上下。师哲上前去同他握手，通报了自己的姓名。那人也按照外国人的习惯，在握手的同时通报了他的姓名——“陈林”。当时师哲两眼望着那人，一边谈话，一边在心里盘算：他是谁？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共中央有这么一位领导人。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师哲一口气汇报了他的情况和问题，最后要求送他回国，否则，就暂时给他安排个工作，以便维持生活。因为在那里，一旦离开工作岗位，便无工资，生活就成问题。这次出乎师哲意料，陈林不像从前驻共产国际的王明等一伙人，他一句也没有打断师哲的话头，让师哲一直讲下去。他细心地倾听，直到最后才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这本来是师哲在谈话中应该主动向他说明的，但因一时激动，竟疏忽了。陈林问师哲：“到底为什么解除了你的工作？”“他们宣布的理由是，中央有指令，非苏联基本民族，不得在苏联国防部门、保卫部门、外交部门工作，并且这个指令是要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
陈林的表情有些愕然，以至于茫然了。他立刻沉默下来，凝视着师哲，他不明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怎么会以种族、民族作为安置和使用干部的标志和准则呢？是的，事情的确荒谬，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怀疑也的确是有理由的。但1938年春才到职的陈林对苏联1936—1938年肃反运动中的情况还没有完全了解。
听了师哲的陈述之后，陈林给国际干部处打了个电话，把处长叫来询问详情，那人肯定了师哲的话是真实的，并说还有另外两个干部，其遭遇和师哲完全相同，也来干部处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陈林和蔼地对师哲说，他将同干部处协商安置他的工作，要他先回去，等候消息。
师哲盯着陈林，心想，天哪，今天我才找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完全不同于那个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此时此刻，师哲所得到和感受到的慰藉、温暖、满足、舒畅……实在是无法言传的。后来师哲在回忆这段情形时，用这样一段话描述他当时的感受：“我真的觉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亲怀抱的婴儿。”“一个长时期远离母亲、断了乳汁、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旦回到慈母的怀抱，他所得到的温暖，安慰和幸福，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回去的路上，师哲一直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他的朋友安娜看着师哲神情舒展，就开口问：“今天该美餐一顿了吧？我已为你准备好了。”接着，安娜又问：“谈的结果怎样？有点希望吗？”师哲不禁脱口而出：“一切都顺利。”
可是，这位陈林到底是谁呢？两天后，师哲到干部处谈话时，才知道那位和蔼可亲的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就是我党著名的领导人任弼时，陈林是他在共产国际时期的化名。
“任弼时”，师哲恍然大悟。他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从东方大学一些学生的口里听说过，从国内来莫斯科的青年口里也听说过，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卓越的中共领导人。师哲不由得从心底升腾起一股崇敬之意。过了不几天，干部处安置师哲到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工作。
1939年1月，师哲开始担任任弼时的秘书。他协助任弼时处理中共代表团的日常事务，另外还做了三项主要工作：清理王明、康生积压在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资料；研究“远东慕尼黑”问题；翻译我党著名领导人的文章，以加深世界各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他成为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一位得力的助手。
1940年3月，师哲随任弼时返回祖国。抵达延安，并继续担负着任弼时的秘书工作。
在随同任弼时工作期间，师哲无论是在思想上、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受到了任弼时的亲切关怀。任弼时了解到，师哲从1925年出国后就同自己的爱人及女儿失去了联系，回国之后也一直没有找到。任弼时把得知的这一情况默默记在心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帮助师哲打听亲人的下落。
1940年5月间，任弼时和李富春同车到真武洞去检查“七大”会址的建设、安排和筹备工作，路经安塞县侯家沟时，将车子停在一所小学校的门前，随即进去了解这个小学校的情况。在谈话中，得知该校女教师姓贾，陕西韩城人，女儿叫师秋朗等情况后，任弼时就断定，他们就是师哲离别15年、下落不明的妻女。于是，就把他们带到延安。分别15年的师哲一家，在任弼时的关怀下终于团圆了！师哲万分感动，他十分庆幸自己结识了这样一位有胆有识又重同志之情的领导人。
后因工作关系，师哲离开了任弼时，但他时常惦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领导。
1949年年底，师哲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恰巧任弼时在苏联养病。师哲与毛泽东一同前往莫斯科皇宫医院看望任弼时。看到任弼时病成那样，师哲心里十分难受。他紧紧握住任弼时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在师哲的心目中，任弼时是他最爱戴的导师之一。在回忆任弼时的文章中，师哲深情地说：“他用自己的革命活动，用自己的战争史实，用他为党为人民忠心服务的精神，用他的优良作风和崇高的品质，教育了我们，培植了我们。”
（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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