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后，我被放了出来，但在“左”倾路线推行者的心目中，我仍然是被监视的对象，不但不能再去当连长，而且枪也不能扛，被派到伙房劈柴挑水，背锅扛粮。我拼命干活，把长期压抑在胸中的愤懑、委屈、愿望都迸发在劳动中。
同志们看见我浑身伤痕斑斑，手和胳膊流血化脓，仍拼命地干活，都很同情我。谁会相信为党和人民舍得流血、流汗，不惜生命的人会是反革命！52团政委方日明，为了保护我，就在他负伤的时候，把我叫去给他抬担架。
1933年5月。任弼时来到湘赣边区。他和省委的一些同志，很快制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乱抓、乱杀“AB团”的行为，不少同志被救了下来。不久，任弼时和肖克、王震等率领新成立的红6军团，为掩护中央红军大转移，提前突围西征。西征一开始，任弼时就生病发烧，手脚发肿，无法步行和乘骑。组织决定让任弼时坐担架。于是，方日明就让我去给任弼时抬担架。
自从给任弼时抬担架后，我再也看不到怀疑、监视的目光，心中十分满足和欣慰，每天抬着担架走百把里路也不觉累。西征途中，给养匮乏，为了照顾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有时搞来点好吃的东西，但任弼时顶多也是尝尝，就分给我们担架员和其他同志吃。他诙谐地说：“我是坐担架的，你们是抬担架的，我吃了增加大家负担，你们吃了脚腿有劲，好前进嘛。”任弼时的关心和爱护，激励着我，我叮嘱自己，革命需要我这副脚腿，我就尽心发挥革命脚腿的作用。我看到任弼时坐在担架上仍不停地看文件、看地图、写指示，为了掌握情况，捡到一张破旧报纸也要阅读研究，身体每况愈下，脸也浮肿了，仍为革命呕心沥血，就尽量把担架抬好，爬山下坡，踩石蹚河，都分外注意把紧担架，走稳脚步。我个子矮，爬坡就主动换到前头抬；下山，就主动换到后头抬。我是个老担架员了，为了很好地完成任务，便把抬担架行军的经验，凑成顺口溜，如什么“平地走路，勤脚碎步”，“夜晚行军低头看路，黑泥白水，麻糊糊的是路”等，都教给新担架员。
在给任弼时抬担架的过程中，我本想找机会向任弼时诉说自己的冤屈，可是领导和同志们忘我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的革命毅力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我没料到，日夜操劳军政大事的任弼时早已知道了我的问题。在一次宿营时，任弼时和蔼地对我说：“矮子同志，‘左’倾路线给我们一些同志个人造成了灾难和损失，可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更大。我们痛惜这些损失，但不应埋怨和叹息，而应是更加坚韧地革命！难道那么多好同志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换来的只是委屈和消沉吗？”明晰深刻的教诲，使我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如何对待失败和挫折，如何对待个人的得失。我再也不打算用语言申辩自己所受的冤屈、打击，决心用实际行动表明对革命的忠诚。
一次，在贵州石阡通过一条敌人的封锁线时，军团直属队与强敌遭遇，情况十分危急。猛烈的枪弹、炮弹和手榴弹在任弼时及其他同志的四周和头上纷纷飞过，敌人离他们只有100多米了。这时，在任弼时身边的只有军团侦察队政委王赤军、负责任弼时安全保卫的余秋里和陈琮英等七八个人，担架员只剩下我一个。大家十分着急，都为任弼时的安全担忧。任弼时十分镇静，他对同志们说：“不要慌乱，翻过山头，那里就是‘大地方’了，贺龙同志的部队就在那里！”余秋里立即分配任务：“矮子，快背上任弼时同志上山！”话音未落，不由任弼时分说，我背起他，把他发肿的双腿往胳膊上一挂，便“腾！腾！腾”地跑起来。余秋里在后面掩护，见我“呼哧、呼哧”直喘气，想换着背一下，我说声：“换啥！”继续不停地往山上爬。拂晓，终于到了“大地方”，原来是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落。这时任弼时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却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任弼时爱抚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险！好险！是矮子同志救了我的命啊！”我说：“不要这么说，要说救命，你才是挽救我们受迫害同志的救命恩人！是劳苦大众的救命恩人！”
1934年10月底，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红2、6军团终于在黔东会师。不久，传来了遵义会议的喜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终于结束。红2、6军团在中央正确领导下，连打胜仗，建立和发展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在大庸一次党员大会上，任弼时在讲话中，专门讲了我的问题，鼓励我对党要坚信不移，革命到底。从此以后，我手中又有了一把大刀，有了拿武器的权利。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我抡着大刀缴获了一个敌营长护兵的手枪和一枝自动步枪。这些缴获当即都交给了上级，而我抡着大刀继续战斗，直到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也没有丢弃这口大刀。我认为这把大刀标志着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赖和期望，也记录着我和任弼时不同寻常的一段交往。
（毛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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