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看到任弼时，是在河北平山县峡峪村旁的马路上。马路的西头便是东柏坡和西柏坡了。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我急忙闪在路旁，吉普车在离我数米远的地方停住了。任弼时从车上下来，走到我面前。
“王医生，你到哪里去？”首长关心地问我。我真佩服他的眼力，只见过一次面，就记住我了。
“我去朱豪开会。”我恭敬地回答。
“听说你们在批斗×××同志是吗？”
“是，我去参加批评×××同志的会议。”
“你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对×××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不要大张旗鼓地开批斗会，这是把人搞臭的办法，他认错就算了。”
“是，弼时同志，我转告！”我心想，首长任弼时消息真灵通，机关的小事他都知道了，而且很关心，并保护犯错误的同志不被搞得太过分。
1949年春天，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任弼时因患高血压，曾在玉泉山休息，傅连暲带我去看过他。之后，香山门诊部派了刘佳武同志担任他的临时保健医生。我调到中南海工作后，经常去看望他。那时，他住在景山东街路东的一所小院落内，此处倒也安静。
弼时刚刚从苏联疗养回来不久，由于在苏联进行登山运动和限制饮食，瘦了很多，与在玉泉山休息时比简直判若两人。
弼时见我来看他，便对我说：“王医生，你看我瘦得多了吧。在苏联疗养期间，每日爬山，限制饮食。”接着他指着吃得精光的碗、碟子说：“规定的饮食，我都吃光了。”任弼时非常认真地执行苏联专家给他规定的食谱，也非常认真地向我介绍他的病情。
我测量了弼时的血压，仍然很高，就说：“弼时同志，你的血压仍然很高，工作负荷不能太大。”
“目前没办法！”他思考了一下说。
量血压时，弼时看到我用手指按着摸球的排气孔，他发现排气孔上的旋盖没有了。于是，他把血压表拿进了卧室，两三分钟后，又把汞柱式血压表拿回会客室的餐桌上。
“王医生，你试试看如何？”首长微笑着指了一下血压表。原来他用了一个牙膏袋上的旋盖，安装在血压表膜球的排气孔上。当时，我立即感到羞愧和感激，心想，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呢？我试了一下很好用。
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弼时的工作负荷越来越重了。他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着……
一天，我正在吃午饭的时候，任弼时首长的卫士郭仁匆匆地走进食堂，找到我焦急地说：“王医生，快去！弼时同志病了！”
我急忙来到景山东街弼时的住处。在北房会客厅里，弼时半坐在床上，已经不能说话了，面部显露出焦急的神态，只能用眼神来表达感情了。首长是在考虑着抗美援朝的战争，因为工作过度紧张，发生了突然的脑溢血。
病床周围已经有了好几位北京医学界的名流，除傅连暲、金茂岳、力伯畏等同志外，尚有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张孝蹇、刘士豪，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主任，医疗方案由金茂岳和我执行。
脑脊液检查，脊髓液像血一样，说明脑出血是大量的。
对任弼时病情会诊后，专家都不愿说出肯定的意见，多是安慰的语言。
杨尚昆同志焦急地问我：“鹤滨同志，你看弼时同志的病情怎么样？”
“病情很严重，脑出血量太大，恐怕不行了。”从当时的医疗措施看，确实无法挽回弼时的生命。如果那时有现在的先进设备，能确定出血部位，作开颅术止血，或许有希望康复。或者有现代的医疗水平，采取中西医治疗方法，止血、降脑压，也许会有转机，脑出血可能会止住。
弼时的病情越来越重了。最后，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带着针灸学女专家朱琏赶来了。苏井观和朱琏提出对病人进行针刺急救，征询家属的意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带着沉痛、忧愁的面容说：“死马当活马医吧！”
朱琏同志将银针刺向患者的人中，施针抢救，但未能奏效，任弼时同志终与世长辞。
在场的同志们都哭了。弼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王鹤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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