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已在上海恒丰纱厂工作一年的任理卿滔滔不绝地向任弼时讲述他的纺织工业救国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大量白银外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每年大量进口钢铁和棉纱，因此振兴中国的纺织业就能救国，他要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此时，还在长沙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就读的弼时，却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参加了省学联组织的宣传民众的行列。学校提前放暑假后，他和同籍的同学组织了宣传队，回家乡演文明戏，宣传反日、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以唤起民众。任弼时常到唐家桥附近的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等处讲演。
一次，他热情地邀堂叔去演戏。任理卿说：“我可不会演戏！我看见人多了就脸红，连话都说不出来，怎么去演？”弼时笑了，说：“不要你讲话，只要你扮演一个洋人，把你准备出洋的西装和皮鞋穿上，戴个眼镜，拿根手杖，就是一个假洋人了，只要个样子！”在弼时的动员下，任理卿终于答应上了台，但只一次，大约是十分不成功。此后，任理卿索性把自己准备赴美留学的一套行装借给弼时，供他们演出用，自己则到台下当观众了。直到8月任理卿启程为止。9月，任理卿进入美国罗维尔纺织学院，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继续苦读。
1921年春，同是为振兴中华，任弼时也“出洋”了。所不同的是，他是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苏联学习革命经验。充满豪情的弼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时，曾付信在美已读研究院的任理卿，他写道：“我们叔侄很有意思，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两个立场不同，但我们是一个目标——救国，振兴中华。”
1923年，获得硕士学位的任理卿载誉归来，从此，一生从事纺织工业，为中国的纺织工业呕心沥血。任弼时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事业上的殊途，并没有影响少年叔侄的亲密交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理卿仍在上海统益纱厂任总工程师，任弼时也于是年深秋从武汉返回上海，开始了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在上海，叔侄二人过从甚密。任理卿明知弼时是共产党，做革命工作，但具体内容，任弼时从来不说，任理卿也从来不问。只见弼时常常化装成各种社会身份的人去看“理叔”，有时着长袍，一副官僚做派；有时西服革履，新式商人模样；一段时间胡子留得很长，过一阵又刮得干干净净；住所也常常搬迁。1928年正月，统益纱厂改组，准备与印度人合办，挂外国人的牌子，以摆脱重税。任理卿觉得没意思，于是决定回湖南，去湖南纱厂工作。他把想法告知弼时，弼时也赞成。这样，任理卿就从上海统益纱厂改到长沙第一纱厂任工程师去了。
1928年10月15日下午，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巡视工作时，不幸被捕。因敌人既没抓到什么证据，用刑也没获得口供，只得冠以共产党“嫌疑犯”之名押解去安庆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
在解往安庆的船上，任弼时巧遇同乡彭佑亭。彭是生意人，正准备回湖南，意外地遇到被押的任弼时，很惊讶。找得一个交谈的机会，任弼时忙写了一个条子，交代清口供内容：冒充陈琮英堂兄所办长沙伟伦纸庄学徒，叫胡少甫。并托彭佑亭去长沙联络营救。彭一到长沙，就去第一纱厂找到任理卿传递了信息。任理卿非常着急，马上设法通知在上海的陈琮英速返长沙，商量营救办法。因为任弼时是警备司令部抓的，须转到司法部门才好。于是，任理卿找到任弼时的远房堂姐夫何维道，因何是当时湖南四大名律师之一，颇有些社会声望。后来，经过何维道的一番活动，把案子由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庆的省法院。何维道亲自出庭辩护，加之陈琮英机智应对及伟伦纸庄的担保，两个月后，任弼时被释放了，任理卿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1931年3月7日，任弼时和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奔赴江西苏区。7月，任弼时的大妹任培月从苏联学习归来。不幸的是，不久，她的丈夫被捕牺牲。气愤已极的培月到捕房要人，捕房非但不给人，反将培月扣押。培月经受不住如此刺激，精神失常了。
此时，正值长沙第一纱厂原料告急，任理卿即来上海借棉，住在惠中旅社。一天，捕房通知他去一趟，去认一个人。任理卿表示不屑，没去。结果，他们就把培月带到旅社，任理卿一看，知是培月，只见培月两眼直直的，就说：“我认识她，她父亲是教书先生，没有问题。女孩子流落到这里又有病，为什么不送回家休养？”没想到捕房果然买了船票把培月送回了老家。不久，培月康复了。
岁月如流。叔侄俩再见已是1949年夏天了。7月，任理卿从上海取道南京并稍事停留即北上京城，在玉泉山疗养院探望病中的弼时，并同住一周以话旧。他分外高兴地看到，侄子的事业成功了。
1950年，弼时病逝。长者送晚辈西行，不禁悲从胸涌。任理卿在其大事记中写道：“惜吾侄年不竞其才功不尽其志，悲夫！”
（彭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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