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出生又去过台湾的胡适，后来带着认识的一千多个汉字，又回到了故乡上庄。这位被上庄人称为“糜先生”的孩子是个聪明的孩子，九岁那年，偶然在四叔东边小屋里玩耍，在一处少有人去的老房子里，他发现一本被老鼠咬坏、且没头没尾的破书，开篇就是“李逵打死殷天赐”。后来他从四叔那里得知，这本书叫《第五才子》，其实就是小说《水浒传》。他一口气读完了残本，欲罢不能，天天催着四叔要看《第一才子》和《第二才子》。他后来说：“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这一点令人想起沈从文，当年糊里糊涂的沈从文在远房亲戚、民国总理熊希龄家玩，偶然发现一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一片神奇的由文学构成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瑰丽的一角，他后来毅然离开封闭的湘西，投身到一片广袤的世界，就是被这件偶然的小事触发。胡适之、沈从文少年的经历都是偶然的，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必然？
徽州家家都有在外经商、跑码头的人，很多人家都有敬字惜纸的良好传统，胡适很快又读到了《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甚至看过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书《经国谈美》，美国就这样最早进入少年胡适的视野。胡适有一个族叔叫近仁，十几岁就考取过秀才，很早开笔做文章。他与胡适很要好，家中藏书全借给胡适，在外借到的好书全都送来给他先看。胡适一借到好书，马上就向他推荐。两个人都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看过的书，他们常常拿出本子作对比，看看谁读过的书多。
胡适读了很多书，开始喜欢讲书，上庄那些比他大或小的本家姊妹，几乎都听过他讲书——一到农闲或者雨天，那些村女们都兴高采烈地围坐在一起，叫来“糜先生”给她们讲故事，她们手里的活儿并不停下——缝衣服或纳鞋底，耳朵专注地听糜先生讲故事。讲故事的好处就是逼着他将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再用徽州方言说出来。故事讲完了，他总能得到一碗炒米糖开水或蛋炒饭。多年以后，胡适仍然记得那些听他讲书的姑娘的名字：胡广菊、胡多菊、胡杏仙……其实胡适后来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文化改良刍议，应该早在徽州、在上庄那些厢房里或屋檐下的讲书中，就已经开始现出一些雏形。但是如果他不去上海，如果他一直待在上庄老家，那么他顶多也就是徽州深山古村里、一个老花镜吊在鼻子上的、又酸又臭的腐儒，但是命中注定他来到上海，这完全得益于二哥胡嗣秬。首先他自己就是个读书人，看到人人都说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兄弟能读书，而父亲大人的遗嘱也用白纸黑字写着，更何况学费晚娘说她自己出。而就读的上海梅溪书院，就是家父生前最敬佩的一个朋友张焕纶先生在主持。这样一个徽州贾儒世家，如果让胡适荒了学业，真是天大的罪过。而他此时也正在上海川沙打理着家里的一家老字号茶叶店，他几乎没有办法推辞。在一九零四年春天，胡嗣秬回家接一位肺病晚期的兄弟去上海治病，顺便也将十三岁的胡适带往上海。在那场密密麻麻的春雨里，十三岁的少年胡适离开徽州老家，而那个时候，二十三岁的鲁迅已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正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里，百无聊赖地背着“麻醉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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