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反清运动的革命者，大多数亡命日本，包括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革命家，都在日本传播他们的思想，组织反抗力量。这时候的革命派与改良派还没有彻底分裂，鲁迅初到日本时，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热血沸腾的文字吸引了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通过《本报告白》宣言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来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有，持论务极公平，不贪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新民丛报》以清新明白的语言，生动犀利的文笔，着重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极力宣扬变法维新，力倡民族主义，激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屈辱卖国的卑鄙行径，震动了鲁迅这样年轻学子的心灵。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也在聚集力量，扩大自己的阵地。在异国相对较为自由的空气中，又有亡命日本的革命家们的思想感染，许多留学生的心灵开始苏醒，他们追随这些革命的先驱者们变革中国的正义活动，思考、苦读、觉醒、行动——在这里，鲁迅感受到一种在祖国黑暗大地上从未感受到的革命气息。革命家鼓动革命，是那样的激动人心，腐败没落的清王朝像那条拖在中国人脑后的小辫子，必须要剪掉，否则，它只能成为中国人的耻辱与笑柄。对于这一点，邹容在《革命军》中有激烈的抨击。读完《革命军》之后，鲁迅决定洗刷这种耻辱，第一个剪掉了辫子，然后带着轻松感和自豪感去找友人许寿裳，让他欣赏一下剪辫后的新风采。许寿裳也是浙江人，比鲁迅晚半年到日本，他也学鲁迅剪掉辫子。后来同学们统统剪掉了辫子，这让鲁迅十分开心，他特地拍了一张“断发照”，并在照片背面题诗明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对革命的天然亲近，为鲁迅在多年以后认同毛泽东的行为埋下了一个伏笔。后来发生的事件几乎为全国人民众所周知：那是到仙台的第二年，学校增添了细菌学课程。细菌形状全用幻灯显示。教完一个段落还没到下课时，老师总爱给学生放映一些时事画片。某天，鲁迅看到一个奇异的镜头：一个自己的同胞，夹在日本军人中间，被绑押着赶赴刑场，据说他给俄国人做了侦探，要枪毙示众，而周围的看客也正是一群中国人。看到被斩的惨状，周围的中国人竟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鲁迅脑子“嗡”的一声，他无法忍受，没有比自己的尊严和民族的尊严遭受侮辱更使他忧伤。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它还会有什么希望和未来？如果说外敌的入侵让民众尊严丧失还情有可原的话，那自己同胞的麻木不仁让他心灵受到巨大冲击。愤怒、屈辱、悲痛一起如烈火般在鲁迅心中燃烧起来，他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常常独自躺在教室外的草坪上，仰望长空。长空中乌云翻滚，像一群狂暴的野马在奔驰。他仿佛从梦中醒来：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加可怕，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健，假如精神麻木、没有灵魂，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对于麻木的祖国，紧要的不是用医学医治同胞的身体，而是要设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精神与灵魂振作起来，才能让沉睡的祖国惊醒起来，以新的姿态展开新的生活。而要医治灵魂，唯有文学艺术才是最好的良药。他断然弃医从文，并在新文化运动后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与共产党、毛泽东站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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