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吉林大学的哲学传统

    我刚才讲，刘丹岩老师所倡导的这样一种学术风格也好，或者说是追根究底的、抓根儿的、抓住精神实质的这样一种治学方法也好，一直影响了几代学者。第一代就是当年号称刘丹岩老师的四大弟子，这就是高老师、舒炜光老师、邹化政老师，还有一个侯放老师。侯放老师应该说是我们吉大哲学学科的一个悲剧性人物，1957年被定了右派，邹老师也被定为右派，邹老师幸运的是没有到农村去，据说是他老伴郝老师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一个学科有很多偶然，要是没有郝老师就没有后来的邹老师，没有邹老师可能至少我和正聿老师这一代的知识结构不会像现在这样。据说郝老师向组织要求坚决不让他上农村，说他是右派，他不能到农村去，他影响人家农民。所以邹老师幸运地到学校的伊通农场（我还在那个农场劳动过一个月，上大学第一年，就到伊通农场种水稻），干了两年活，应当是从1957年到1959年。后来说哲学系的总支书记在哲学系的一次会上说，邹化政到农村劳动了两年，什么农活也没学会，倒学会了英文，还是让他回来教书吧。邹老师就从农场回到哲学系，又教了几年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罪名升级，成了现行反革命，到咱们学校北区的图书馆天天扫地。据说邹老师扫地也是愤愤不平，也不规范，扫起来乌烟瘴气。说他扫完地用白大褂的袖子擦一擦窗台，就站在窗台那读书。后来有人发现他读的仍是西方哲学史名著，就不让他读。他只好把书拆开每天揣怀里几页偷着读，用这种方法，有人说他背下了《小逻辑》，有人说是背下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是侯放老师就彻底到农村去了，我见到侯放老师是在1979年左右。

    但是其他三位老师，高老师、邹老师、舒炜光老师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刻苦攻读，终于卓然有成，我认为吉大的哲学传统实际从这几位老师身上看得非常清晰。第一就是无论是邹老师搞西方哲学，舒炜光老师搞科技哲学，还是高老师后来又搞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位老师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因可能是，一是刘丹岩老师当年的影响，第二也是他们年轻时期没有别的哲学，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三个人后来走上三个不同的学科，也可以说是分别奠定了我们吉林大学的马哲、科哲、西哲的学术基础，他们又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了不同含义。

    比如，舒老师理解的科学哲学，实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这就是舒老师的工作纲领，或者说他的研究理念和原则。怎么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呢？比如说他尝试数学化，一定程度的形式化、逻辑化等等，这都是舒老师和其他的国内搞科学哲学的学者不同的地方。最近这两年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文本，1981年，舒老师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这本书后来在国内科学哲学界，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不断地听到一些非议之声。甚至包括洪谦先生。（洪谦先生是我们国内一段时间内少有的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因为到洪谦先生晚年，在整个世界哲学界直接听过维也纳小组创始人石里克的课的人可能几乎是硕果仅存。当年洪谦和英国哲学家艾耶尔都是同学，好像艾耶尔比洪谦还小一点。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内科学哲学的元老级的学者，或者说是奠基性学者。另一个就是30年代听海德格尔讲课的熊伟先生。30年代，可能至少1935年前后，也就是海德格尔讲《形而上学导论》的时候，我们国内现在有中译本，当时熊伟在海德格尔的课堂听课。所以到他们晚年，已经成为世界哲学的硕果仅存的一些元老之一。）洪谦先生居然也曾经贬斥过舒老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洪谦先生非常诚实，说我没看过这本书，我是听别人说的。他们为什么对这本书评价不高呢？原因一是舒老师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国内1981年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几乎还是零起点，除了少数几个有海外学习背景的专家，谁都不知道维特根斯坦到底说了什么东西。当然洪谦有很深入的了解，他在维也纳，维也纳小组大家也都知道，在一段时间内，也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小组联系比较紧密。可能除了这样一些元老级的学者，我们国内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甚至不知道维特根斯坦这个名字，所以舒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利用的文献，只是有限的外文文献，中文文献几乎没有。就是说国内维特根斯坦研究刚刚起步，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舒老师他实际是非常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评价维特根斯坦。到后来我们国内，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显然已经脱离了这样一种研究范式，我们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要从比如说罗素、摩尔这些人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也纳小组的交往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等等这样的一个学术源流去研究维特根斯坦。当然这里边的理论的透视能力，那种理论的敏感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不同学者也会有一些区别。国内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究竟达到怎样一个水平我不好判断，但是呢，好像要说就纯粹的文本研究来讲，我们肯定是要落后于德国和奥地利以及一些英语国家。《逻辑哲学论》是英文和德文对照出版的，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母语还应该是德语，尽管他是在剑桥读哲学、研究哲学。

    舒炜光老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始终有一个潜隐的目标，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他与高老师、邹老师一样，都立志成为哲学思想家，而不是哲学专家。舒炜光老师还写过一篇论哲学的数学化的论文，在我们吉大学报发表的，这是我读本科时候。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也不敢苟同，我也觉得哲学怎么能数学化呢？舒老师当时依据的一个论断就是马克思的说法，一门科学只有在运用数学方法的时候才是成熟的科学。所以舒老师甚至尝试（这些尝试都很有意义）从认识和实际符合的程度来判断真理和谬误，把它量化。百分之百的符合就是绝对真理，一点也不符合就是绝对谬误，到百分之五十就是真理和谬误参半。当时我们正开自然辩证法这门课程，我写的作业就是反驳舒炜光老师这篇论文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就是哲学和形式科学，包括数学，实际也可以说它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如果说把共性量化，当然共性大，要把个性量化，当然个性小，然后又说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这大的在小的里住，成为不可理解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哲学的。性质，共性和个性无法进行量化的处理。这就涉及哲学史上很多复杂的问题：有没有共性？共性是实在的还是一个名称啊，唯实论、唯名论啊，早就进行过争论。过去举的例子就是说，现在看来很浅白，但是也很有道理，就是一个患者，医生嘱咐他多吃水果，家属给拿来梨不吃，拿来苹果也不吃，说是医生让我吃水果，也没让我吃梨，也没让我吃苹果，那就是说有没有那么一种既不是梨也不是苹果不是香蕉的那么一个叫做水果的个体性存在呢？它没法实体化。那么按照唯名论的立场，水果就是一个名称，所以这种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也表示出哲学问题可能很难量化数学化。据说舒老师青年时期和物理系一届本科生完整地学习了物理学，他力求在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科学化、世界化。他有宏伟的哲学理想和抱负，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望。他可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第一位自然辩证法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完全实现他的研究目标。

    邹化政老师后来是搞西方哲学史，但是你要看邹老师的西方哲学史，他非常自觉地区分哲学史家和哲学思想家，邹老师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史家，而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哲学思想家。哲学史家和哲学家确有不同，史家的工作路数和思想家的工作方式是很不同的。哲学史家应该做什么？史家就应该是文本的研究，文本的考证、考据，文本的，我们也可以说本来意义的，或者说是原初意义的清晰的界定等等，这是哲学史家的工作。所以据说我们学校历史系的一些老先生看学生写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倒着看，不会从前面往后看，而是从后面往前看。看什么呢？看注释。作为一个史家，比如说要说一个事，要考察一个问题，当然首先要看注释，一旦说你讨论的这个话题，这个论域，必须读的文献没读，那就等于说这篇文章就没有意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在已有文献中哪些得到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什么立论、什么论证，你都不知道，你还谈什么历史？这是典型的哲学史的学术规范原则，或者说史学的学术规范，就是文本，就是文献。当然也需要理解，需要思想，但是你要是连文本或者说文献什么意思都没弄明白，那么当然不会有什么史的研究。思想和文献无论是搞史还是搞论，都不能或缺，但是毕竟在史和论的研究中各有侧重。所以邹老师要是从他占有的文献来说，他在同类学者中不是最优秀的。虽然据姚大志老师说，邹老师可能把我们学校图书馆的所有的英文哲学文献都借阅过（过去图书馆借阅都会留下名字的，在书卡上有记录），至于说熟悉到什么程度这个不敢判断，即便如此，我想吉林大学图书馆所存的外文文献的哲学资料，要和北大啊，和复旦啊，和武大啊，和新中国成立前的这些老高校肯定无法相比。（我们学校是共产党创立的，1946年才建校，也可以说是历史比较短浅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但是我敢有一个判断，就是在哲学思想的积累上，邹老师在同辈学者中是最优秀的之一，没有疑问。

    我曾经讲过，如果给邹老师画像，作为邹老师的一个标准像，就是一个坐在木椅上抱着猫沉思的老人，这就是邹老师的肖像。后来我和正聿老师我们曾经猜测，没有专门的考据，哲学史和哲学的一些最重要的基本问题，邹老师都有过系统的思考。我和正聿老师都有这个看法，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清理清理可能就那么二三十个，这二三十个最重要的问题你想过几个，想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一点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就是一个学者、哲学家的学养的标志。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那么几十个问题，你想过没想过，想过多长时间，想的深入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说这是比文献积累更重要的思想积累。邹老师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去思考外国哲学、西方哲学，实际邹老师也有自己的对哲学的理解。如果说舒老师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邹老师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化，或者说，邹老师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思辨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唯物地超越黑格尔哲学。他毕生的工作任务就是这一点，或者也可以说要使我们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达到一个思辨哲学的水准。黑格尔在《小逻辑》、《大逻辑》中都讲过这个看法，说唯物主义实际就是唯心主义，大家想一想这个说法，这就有一些思辨了，因为这是黑格尔的观点，说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或者叫基础，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统一于物质，这都是我们教科书的说法，但是物质是什么呢？黑格尔认为物质无非是一个概念，或者叫观念，类似的说法，可以有恩格斯的佐证，“物质是对世界的最高抽象”，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是一个概念和观念，以概念和观念的物质概念作为世界的统一性基础，恰恰是一种唯心主义[24]，这是黑格尔的论证。接着黑格尔认为这是一种粗陋的唯心主义，是一种不自觉的唯心主义。邹老师要做什么呢？邹老师恰恰是，说要真正超越黑格尔，要论证（而不是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要思辨地论证一种超越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哲学，这就是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邹老师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叫超验辩证法。怎么论证？怎么超越黑格尔？他用的核心概念是超验辩证法，如何通过一种超验辩证法超出内在意识、内在经验，客观地论证物质的实存？要超出经验，因为物质只要在经验中、在观念中它就是黑格尔说的是概念，是观念，但是要超出概念和观念，这是胡塞尔意义的超越，胡塞尔把这种超越叫外在超越。而旧唯物主义之所以不认为自己是唯心主义，原因就是他是以朴素实在论的超越性为基础，因为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本能地相信物在我们之外的实在性，这是一种素朴实在论的本能信念，实际我们过去的旧唯物主义也好，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也好，用列宁的说法，都是以朴素实在论作为前提的，并没有做出哲学的论证。但是这个思辨唯物主义的任务，我和正聿老师在80年代邹老师提出超验辩证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难以实现。后来到晚年，他写的《第一哲学原理》（该书仍未出版），这是他退休以后最后完成的一部著作，论证思路发生了变化。

    邹老师原来是想用超验辩证法超越黑格尔，晚年他想用现象学方法重新建造一种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实际说唯物主义已经不太准确了，邹老师的这个手稿我一直没有看到，但是根据我过去对邹老师的了解，可能最终避免不了斯宾诺莎的二元论，一个实体两种样式，广袤性和精神属性是世界的两个本原，邹老师就力求把它归结为一个物质实体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属性，那个精神属性是物质实体本身所固有的，这是他晚年的工作。等这部书出来以后我可能也要下很大工夫进行研读，我估计看起来肯定不会很容易懂，但是邹老师的最后这一本书总还是要看一看的。

    从刘丹岩老师开始，以追根究底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吉林大学的哲学传统，高老师的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舒老师的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邹老师的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化，共同特点是高远宏大的哲学目标和自觉的哲学观反思。符合哲学本性的思想和思辨是吉大哲学的又一明显特点。我们现在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也可视作对传统的继承。

    我现在讲这门课，讲高老师哲学思想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也在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吸取吉林大学这60年来的，吉大哲学学科的、我们自己的学术积累。大家以后不管做什么，我想经历过这样一次训练，我们在吉林大学学习过一次，对吉林大学的哲学学科的本来面目我们有些了解，可能会终身受益。不是说记住多少哲学知识，关键是要学会学习。我觉得大家这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区分是不同的学习态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4岁，读初中二年，从此就离开学校离开课堂，一直到1978年上大学，1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从14岁到26岁，一个年轻人正应该学习的时候恰恰没在学校学习。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很小的时候离开学校，像我开始在农村劳动两年，然后放电影放5年，然后又去机关工作了几年，这12年，我的说法，我们那个时候同龄人都不学习，没有学校了，谁多少学一点，谁在同龄人中就显得很厉害。

    大家现在正好倒过来，甚至是从娘胎里就开始胎教，我们怎么能在自己的同龄人中保持一份竞争的优势呢？我过去的说法就是，谁能从现在这种机械的、僵死的学习模式中最早地挣脱出来，谁就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我们现在从小学到现在养成的习惯，考什么学什么，不考我就没法学，不知道学什么，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劝告，那就是要唤醒我们人性中固有的学习热情。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学术的鉴赏力，这个是最重要的。之所以不会学习就是因为缺少那种学习的敏感，缺少学习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什么是该学的，什么是最重要的——这种鉴赏力和判断力、这种敏感。在同龄人中，优秀还是不优秀还是平庸，可能区分就在这里。我和我的博士生们闲聊的时候说，谁都知道孔子的那些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是谁真的能够按孔子的那些话去面对生活呢？就我们一个班的同学，我给大家提个建议，随意选出几个人，我们相互去发现一下对方的优点。“敏而好学”，什么意思呢？实际学习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过程，关键是你有没有那种敏感？有没有那种鉴赏力？我认为一个好的学生，一个聪明的学生要做的事情实际是很冷酷的，那就是榨干自己的老师——把老师身上的那些东西都能学来。现在大家以后可能真做哲学老师的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绝大多数同学可能还要到社会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把这个群体中最好的营养、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刚才说是榨干，榨干有点残酷，至少是吸取吧，对大家以后的成长会有很多益处。[25]

    昨天经济学院大四的一个学生作为学生记者采访我，我们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可能他的有些想法和大家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他总感觉现在学生在考各种证书。现在到底什么最重要呢？我说这个好像真不好判断。这就可能涉及每个同学自己的人生规划。人生规划这件事在我们那个年代并不存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句口号叫做“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每个人都是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们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这是我们年轻时候的口号。实际中国真正的青年人有一定的自我选择空间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上大学以后，那个时候我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可能适应这样一种形势吧，西方学术，比如说萨特的存在主义，自我选择、自我创造、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开始在国内流行。同时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比如我和大家说过，男生都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女生可能都读《简·爱》，这两部小说可能分别表达了一个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作为一个平民——就是普通的社会底层——的奋斗史。这两个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实际暗含着或隐喻着80年代中国青年的人格形象。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自我选择的空间，才有所谓人生规划的问题。

    那么人生规划到底怎么规划呢？我和那个学生记者说了这么几句话，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我说按照我现在这个年龄回过头去看，有这么一个判断，那就是“官呢不是越大越好，钱呢不是越多越好，那么什么最好？是适合自己最好”。做官呢过去《红楼梦》里有一句说法，叫“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总是想官越当越大，这越大可能就要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行贿啊、受贿啊，最后就是枷锁扛，就是判刑、蹲监狱。而且官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可能都意味着承担这种公共责任，因为它是一种要履行政府职能的工作岗位。要是没有相应的才具，就国家民族来说是误国误民，给你这个岗位，你不能履行政府的职责。实际上就现在看，尽管我们现在体制，官员个人素质起的作用可能受到很大限制，但是个人素质、个人才具、个人能力仍然有很大的创造空间。吉林大学有一个好校长，可能吉林大学有一个面貌；有一个差一点儿的校长，可能又是一个情况。所以这里所说的误国误民是真实的，给你这个岗位，你不能履行这个岗位应尽的职责，这是误国误民，最后实际也是害人害己，所以官不是越大越好。我看过一个调查，说是美国白人男孩儿最高的理想是当美国总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历史上还没有黑人总统，所以是美国男孩儿的最高理想，还是要当美国总统。这只能说是一个理想，因为那是孩子的理想。

    可能到青年、成年之后，过去所说的五十知天命，实际是知道了自己的这种社会的界限，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可能到五十岁才有所谓知天命的说法。那么年轻时候不能知道自己更适合干什么，我就有两点建议，一是倾听自己内在的这种精神的召唤。什么意思呢？实际我们每个人在学习生活中多多少少都能感受到自己最高兴、最有兴趣、最幸福的那个事情，那可能就是最适合你的事情。这是听从自己内心的这种召唤。金钱也不是越多越好，钱也得和德、和能、和才识相匹配，缺少这个驾驭金钱的能力，那么金钱就成为祸害，可能不仅祸害自己，而且也贻害子孙，说不定贻害几代，孩子也可能跟着学坏，所以这个钱也不是越多越好。那么怎么能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我刚才一个说法就是倾听心灵的这种召唤。当然父母、朋友，也包括熟悉我们的老师，也可以有一些咨询和指点。另一个是现在这么多要学的，到底学什么更重要，我说至少应该读一点儿经典。

    不管学什么学科，每个学科都有本学科的这种经典文本。经典文本有什么特殊意义？大家都知道哲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两千多年历史中，哲学家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哲学文献更是汗牛充栋。那么为什么只有少数哲学家，少数著作能够留存下来，成为经典？这就是几千年哲学家共同体的历史选择。哲学学科和经验科学不同，没有经验的证实，没有检验方法。但是我认为，不是说哲学怎么都行，好哲学和坏哲学仍然有着一个标准和尺度。经典正是无数代哲学家共同体他们的理性选择。哲学家共同体总是能够把哲学史上最优秀的文本保留下来，这就成为经典。那么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按照我过去对经典的一个定义，它可能是人类的智能、人类的体能、人类的情感，这样一些最基本能力的极致的表现。它达到了极致，成为不可超越的这样一些历史的高峰，所以它才能成为经典。我说体能、智能、情感，实际人类文化的经典真的是多方面的。我想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原来也想考北大清华，也许真的不是因为智力不够，可能就是因为体能不够。考北大清华在高中这几年，需要更多的绝对的学习时间，那是一个体能的表现，要没有很强壮的身体素质，我想你考北大清华可能即便智力很好，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所以这个意义上哲学史上这些大师留下的经典文本，它把人类的各种能力可以说是极致地表现出来。为什么说要情感呢？实际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差别，特别是一些文学经典的差别，给我的印象差别在哪呢？就差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那种曲折、深邃、幽深、委婉的精细把握上面。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它对人性、对心灵、对人的精神的那种曲折、幽深，我们也可以说是复杂，它能够极其精细地把它捕捉和表达出来，从而才有文学的经典，也就是对人类情感体验的那种精细的捕捉。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中国有经典——《红楼梦》。《红楼梦》为什么能叫做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呢？可能也在于这一点，那就是对人的复杂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红楼梦》可能比其他任何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作品都更精准地表达出来。

    中国人一方面可以说我们很复杂，我们实用的智慧高度发达，但是人类心灵的那种开阔、那种广阔、那种丰富、那种曲折幽深，可能我们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贫乏的。所以我们没有文学大师，所以我们汉语的文学经典不是说一点儿没有，但是比较少。苏轼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文学家写文章最后要达到个什么境界呢？就是“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甚至能够像大姑娘的绣花针，那个笔触像绣花针一样把那个极精微的东西都能描述出来，就是这种精微的精神世界，那是考量或者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一本文学经典的一个很重要的尺度。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实用的智慧过于发达，限制了我们心灵的这种广袤和深邃。用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世俗生活太匆忙，人们无暇做哲学思考”。而没有这种哲学思考，没有这种丰富、细腻、精深的情感体验，那么我们的心灵世界不能说是荒漠，但是应该说是贫乏的。

    在这个意义上读经典就很重要了，我们不仅说读文学经典、哲学的经典，可能还有比如经济学、法学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文本。那么如果经典文本真的像我们说的那样，代表了人类智慧，代表着人类全部能力的那种极致，这意味着我们在大学本科期间，接触一点儿经典实际就是在接触着人类智慧的高峰，人类智慧的那个最高峰。当然高峰就难以攀登了，读经典自然很困难，用我的说法可能就是心里稍微有一点儿芥蒂，有一点儿浮躁，眼睛就错行，从这行就串到那行去了。在这个意义上呢，读经典的过程实际是一种，我认为对大学生来说是最有益的所谓变化气质、陶冶性情的过程。我们心灵的那种宁静、我们心灵的那种纯净都可能在读经典中获得，你稍微不纯净你就读不下去。那么这样一种阅读经历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差别？这十几年前，有一个作家叫张炜，有一次和大学生座谈，在座谈中说了一个看法，她的说法是一个大学生，念一次大学，如果没有读过任何一本经典，就等于没念过大学。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只是学了一些实用的技能，你没有真正在大学中去感受那种大师的经典的那种感召，没有获得这种感召。一辈子，用我的说法，终生缺少一个世界。好像我们大家都在这一个世界中生活，但是精神世界是多重的、是丰富的，我们没有这种经典阅读的经历，我们一辈子缺少一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人类的真善美，人类的智能情感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

    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所说的变化气质、陶冶性情，用孟子那个说法，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说文化啊、修养啊能到什么程度呢？能到“脺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26]。这句话可以说把中国教育的宗旨，或者说把教育的目标表达得最清晰。人为什么要学习啊、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啊、为什么要学经典？这个学问修养就在脸上，从脸上就能看出来，从背影也能看出来，从举手投足四体，就是手足四体也能看出来，“四体不言而喻”，举手投足都是文化。实际上化妆也好，美容也好，被人们称为“身体技术”的东西，这些都是所谓身体技术。还有比如说包括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些礼仪训练也好，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大型聚会，亚运会啊、奥运会的那些礼仪小姐的训练。我说这些训练都是其次，都是外在的，真正的美容或者说真正的礼仪只能是靠一种内在的精神修养。我们阅读了经典以后，可能我们身上就有了那种所谓静气。过去说是“每临大事有静气”，是说一个人遇到大事，要沉着冷静。毛泽东青年时期引用这些话，说“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这就是说要做大事情，需要这样一种精神的训练和精神修养。但是这种静气可能也需要在阅读中获得，像我刚才说的，你不静，不静你看不下去，而你能看懂一些，那么可能潜移默化地我们的心灵就得到了一种陶冶和变化。

    我上次讲课最后说我们吉林大学的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是追根究底的思考，高老师后来叫“笨想”。舒老师、邹老师、高老师，他们的哲学研究又都有着那个时代的特点，可以说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的理论研究。这些都是我们的特点，所以应该不是偶然吧，可能有的同学知道，我们哲学社会学院有一个哲学基础理论中心，这种研究中心按照教育部设置重点研究基地的想法，在全国高校中是唯一的。比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心在复旦，价值哲学中心在北师大，等等，都是唯一的。我们的哲学基础理论中心按要求也应是这一方向全国唯一的，至少应是较好的。实际这一方向正好体现了我们学科从刘丹岩老师到高老师他们这几代学者形成的这样一些学术传统。可能到现在为止，我们吉林大学哲学本科教育有成功之处，那么成功的地方可能就在于我们的哲学基础理论训练、哲学思维的能力训练在国内是比较好的，所以一些学生成为国内青年一代知名学者。

    但是同时我提出的问题就是，不够勤奋的、不够努力的我们怎么办？所以我建议要加强管理，逼着大家多学一点儿，不爱学也得学。要不学呢实际就是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一定要相信古人的一些说法，“开卷有益”，不管学什么，只要翻开书，你就有益处，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到。就我个人的经历，我跟大家交流一个事情，那应该是1972年，我二十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县城放电影。没有什么书看，有一次在一个亲戚家找到两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古代散文选》，没有找到上册，一共三册，找到中下两册。我闲着没事就背古文，那两本书不能说都背下来，但是可能多数文章都能背下来了。背这些文章干啥呢？1972年那个时候背古文有什么用？但是后来也有用。大二开学那年我们就允许本科生考研，因为是“文化大革命”，大学多年停招，所以恢复研究生招生，咱们国内是从1978年恢复，1979年开始大批招生，那时候所谓大批实际也很少，所以允许刚刚入学一年的77级学生也可以参加，也可以考。我和正聿老师我们班一共六个同学报考，我报的就是中国哲学史。大家可能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哲学系是大三开“中哲史”，我们刚大二开学就考研，后来这老师也说你也没学过“中哲史”，怎么能考？就是因为我背过古文。基本那个时候，我现在这么说好像有点儿吹牛，实际是初步具备了阅读古典文献的语言能力，所以才有能力去考“中哲史”。后来虽然英语成绩不合格未被录取，但专业课成绩还不错。这件事确实证明了我们当年没有什么目的，纯粹就是基于兴趣的一些学习，有的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真的有用了，所以说“开卷有益”。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想我背这个古文要干什么，有什么用，待着没事儿背着玩呗。实际不仅是说锻炼了这种古汉语的阅读能力，我想那个背诵的过程也是一个记忆力的训练过程。所以大家一定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父母的厚望，厚望殷殷吧，我这是说一些闲话。

    五 学习高清海哲学思想的意义

    我们上次课讲到学习高清海哲学思想的意义，第一条意义就是了解自己的学术传统。了解这个传统，充分地吸取这个传统能够给予我们的学术营养，包括我们课堂老师讲的类似一些好像是题外话，实际都是我们这个传统能够独特体认的一些东西。别的学科、别的学校哲学教师未必有这样一些体验。为什么要读经典，读经典这个过程有什么用，读了经典这个人怎么就变化气质了？瞅这个人就文气了、就有书卷气了、就有静气了？所以过去我也有这样一些看法，一方面说我们现在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高考制度仍然是目前最公正的制度。我甚至认为它是对人的体能、智能、一个人的成熟程度、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调节自己这样一些能力的一个全面考量。表面上就是一个考分，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全部综合素质的考试。我刚才说有的同学你考不到北大清华，可能不是你智力的问题，也不是你不勤奋的问题，而是你体力不行。你支撑不了高三这一年每天都熬到十二点，熬到半夜一点，可能你体力支撑不了，没有这么大的工作量，精神能量，那你可能就考不到北大清华。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高考制度仍然是很公正的。高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我们的学习兴趣，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对我们意志品质的一个最好的磨炼。从初中到高中，最后考入重点大学，这个过程实际是一个意志品质的磨炼过程。你要坐不住板凳，你要不能坚持，那当然就要被淘汰。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第一次讲课和大家说的，要懂得自我珍惜。要自己知道今天到这个课堂来之不易，那么也要用我的说法，让优秀成为习惯。我们本来都是优秀的，我们不能因为读了四年大学反倒不优秀。让优秀成为习惯。在我们这样一个学科，在我们这样一个学术传统中，充分地吸取可能提供的各种理论营养。

    这里的关键在于，就是孔子说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中的那个“敏”，我觉得这个“敏”当然可能包括学习过程中的那个聪敏、敏锐的能力，但我更关注的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周围，在自己的生活中对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美好东西的敏感，这个“敏”可能是更重要的。作为一种学习能力的“敏”是聪敏的意思，而要发现我们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随时吸取的这种能力是一个敏感的“敏”。这种敏感，我甚至认为它决定了后来，也可能决定大家以后的人生成就。谁对自己生活身边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有那样一种敏感——这才能解释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每个同学，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敏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传统教育，我们的考试教育可能是把我们变得有些迟钝了。本来我们身边的同学、老师包括家人、亲友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的这种考试教育已经把我们变得迟钝，我们不再是“敏而好学”。我们只有保有这样一种敏感，才能有更全面的精神的成长，也才能有——我们用一个大字眼——更伟大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学高老师的一些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个益处就是，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可以说高老师是以理论的形式推进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可以通过高老师的哲学思想对这一进程做一概略的了解。这是高老师去世时候，由我起草的悼词，后来由正聿老师，还有当时的（张）文显书记他们做了一些修改。我们共同认可的一个判断就是高老师实际是以理论的方式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那么高老师的哲学思想也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我甚至认为，高老师哲学思想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这三十多年的现代思想史，现代中国哲学史。这三十多年中国哲学界到底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取得了一些什么成果，我们可以通过高老师的哲学思想得到一种概略的了解。

    第三点益处就是学习这门课程可以使我们和高老师一起进入到一些深层次的哲学问题的思考。比如说高老师当年为什么要改革哲学原理教科书、高老师为什么要推进哲学观念变革、高老师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等等。实际也是我们和高老师一起去进行哲学思考。我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对大家的哲学理论思维能力有所助益。

    这就是我考虑的我们讲这门课可能有的一些作用。我用这样一些内容作为这门课程的一个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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