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周祖训-与吴芝圃的友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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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不仅书教得好,而且对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他到校两个月后,学生三三两两经常到他家和办公室去请教和闲谈。这为他做好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好的环境。

    为了让学生养成阅读报刊、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习惯,吴芝圃曾费了不少心力。他积极协助周祖训筹措资金,增订进步报刊和书籍。他还省吃俭用,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节省下钱自费订购一些上海出版的进步书报,供学生借阅。他要学生阅读的文章,常常先用红笔圈住。大致有这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日寇侵华罪行;二是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消息;三是进步人士写的文章。通过课外阅读,使学生初步了解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在周祖训的支持下,吴芝圃和几位进步教师,创办了石印的《楚中生活》杂志。他们都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革命书籍和读书方法;吴芝圃还发表了批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谬论的文章。经他们介绍,一些学生也买了不少进步书籍,如鲁迅的《阿Q正传》,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等。吴芝圃还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十二讲》、《查田运动》等悄悄地分发给思想进步的学生传阅。吴芝圃还指导学生,在壁报上宣传反“围剿”的胜利,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周祖训的支持下,吴芝圃鼓动建立了学生会,吴被推举为学生会辅导员;班级建立有读书会。吴芝圃还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活动,向学生教唱革命歌曲,举行灯谜会等。有一次吴芝圃出了一组字谜:“壮丁伸左手,人到好运溜,草头将军恶,人拄双拐走,右字不出头。”谜底是“打倒蒋介石”。有位同事规劝吴说:“老兄,未免太露了吧。”吴芝圃郑重其事地说:“蒋介石出卖东三省,该不该打倒?!”

    1934年暮春,吴芝圃终于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吴芝圃在校内悄悄建立了党团组织,并秘密发展党团员,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楚旺商务会长、楚旺中学校董李桐轩是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他处心积虑地要把学校控制在自己手中,以限制学校抗日救亡活动。周祖训曾与李桐轩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吴芝圃的帮助下,学生会自编自演了话剧《商务会长》,揭露李桐轩的种种丑行。进步学生还写了很多“打倒楚旺王——李桐轩”的大标语,在全镇到处张贴。李桐轩气急败坏,到学校大发雷霆,扬言要关闭学校。学生会经过研究,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手持木棒冲到李家门口。李桐轩在学生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辞去校董职务。李桐轩恼羞成怒,狗急跳墙,找到国民党安阳行署专员方策,控告楚旺中学有共产党,吴芝圃是头头。方策给内黄县长褚怀礼批示,责令“查明拿办”。褚怀礼把周祖训叫到县政府追问此事,周祖训矢口否认学校有共产党活动。

    其实,周祖训早就从校刊、壁报和学生作文中看到一种新的思想,耳闻目睹了吴芝圃的地下革命活动,只是由于默契,出于同情,佯装不知,故意不予正视。因为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深恶痛绝,只是由于出身和立场的局限,他没有勇气投身革命。周祖训意识到,对国民党当局的搪塞,只能应对一时,吴芝圃的地下革命活动终要被发现,吴芝圃有被捕入狱的危险,他牢记陶行知先生“朋友我不卖”的名言,当即找到吴芝圃,讲明上边追查的情况,建议吴芝圃早日离开学校。吴芝圃也对紧张形势有所觉察,同意马上离开。临别时,周祖训亲自送吴全家人到车站,并把自己一个月的薪金赠给吴,以资助他的生活。吴离校后,周祖训亦辞去楚旺中学校长职务。

    不久,国民党特务包围了楚旺中学,破坏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可是吴芝圃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楚旺中学毕业生,因受吴芝圃的影响,纷纷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时在楚旺中学读书的共产党员程国璠,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在他写的《吴芝圃(邃之)同志在楚旺中学》一文中回忆道:“1938年春,我到了延安,遇到十几位楚旺中学的同学,有的在‘抗大’,有的在‘陕北’,有的在‘鲁艺’,不约而同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大家相聚一起,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议论起芝圃老师在楚旺中学宣讲鲁迅著作,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抗日救国等种种情景。我们楚旺中学的同学,除了到延安的以外,在敌后参加八路军的就更多了。为什么楚旺中学的学生参加革命的这样多呢?这与吴芝圃同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程国璠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忆周祖训先生在楚旺中学工作片段》中写道:“当时楚旺中学实际上是地下党活动的重要据点,周祖训的行动表明他对我党不仅不反对,还应该说是有些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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