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文化概述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结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自古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便被视为这个民族的灵魂和民族前进的动力，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文化之于人类社会意义重大，但对于文化的内涵与概念，却是众说纷纭。古今中外，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对文化做出解释和界说，但至今天，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文化定义。不过，这并不妨碍对文化的理解、创造和传播，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人类对文化的深切关注。

    英国学者威廉斯曾指出，“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词汇之一。关于文化的定义，目前较为权威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所下的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自泰勒后，学者们又对文化做出了众多的定义与阐释。康德在其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中区分了“人的幸福”与“人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定义：“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那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黑格尔对文化的理解与康德基本一致，他认为人类的特性体现于精神领域中，而精神形态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形式，可以称之为文化，“文化是一种行而上的东西”，“任何一类的东西能够归属于文化的领域……就是属于思想的形式”。新近的文化研究，特别注重语言和符号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化是意义的产生与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福德·格尔茨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象征符号是意义和概念的载体，是固化在可感觉的形式中的经验抽象，是思想、态度、判断、渴望或信仰的具体表现，符号的有序排列就构成了“文化模式”。由此，对文化的研究由实证理论转向了解释理论，对意义及其符号构成的研究，转而成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方面。美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文化是一种资本的独特见解，即文化资本。认为它虽然不具有物质资本那样的可触摸性，但在社会支配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同样十分重要。文化资本主要存在于知识与文化生产领域，它包括主体化的特征如容貌、气质，客体化的要素如享有知识产权的种种精神产品，以及制度化的要素如文凭、荣誉头衔、名望等。他在文化研究上开创了一条别具一格的路径，即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化做了全新的透视。

    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的《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后来，南齐王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从这两个最古老的用法上看，中国最早的“文化”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之争就在我国拉开了关于文化探讨的序幕。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思想的解放与眼界的开阔，文化问题又受到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西方文化热”，90年代又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热”。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不再只是纯粹的学术理论讨论课题，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化生产力”，在国家发展前景与动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当代学者们在这一世纪之交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对文化做出了许多理性思考与分析，有的从文化哲学角度来研究文化的本质与文化的价值，如衣俊卿的《文化哲学》，司马云杰的《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有的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的发展形态，如蔡俊生等著的《文化论》，林惠样的《文化人类学》；有的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研究中西文化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如陈锐的《中西文化的振荡与循环》；有的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如张岱年、程宜山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彭立荣的《儒文化社会学》；也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如李萍、钟明华主编的《文化视野中的青年道德社会化》，启海鹏的《解读大众文化》；有的从文化的经济基础角度来研究文化的性质，如黄力之的《先进文化论》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合规律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合目的性的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不断的选择和创造的过程。当然，这种选择和创造并不是某个人主观随意的结果，而是受制于某种内在规范和支撑系统，这种系统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包括文化理论，但其理论框架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虽然也多次谈到文化问题，但缺乏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较少使用“文化”概念，苏联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弗·让凯勒主编的《文化的本质与历程》一书中做了一个统计，全书在126处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论述，真正使用“文明”、“文化”概念的只有13处，扣除“文明”概念，“文化”一词就用得更少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文化主要是指一定地域民族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精神活动的模式化及其稳定状态，它是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反映，同时又对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具有反作用，它有着自身的存在、发展、演化规律，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文化最终的根源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的经济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同志第一个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采取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模式来考虑中国社会问题。此后，国内理论界在使用文化概念时呈现出一种共同的趋势，即把文化理解为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同时在西方理论界，也出现了这种趋势，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历史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组成部分。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也是把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来进行阐述的。

    总之，关于文化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们各执一词，以至于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A·L·克娄伯与C·克鲁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统计了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共有160多种。尽管文化定义有如此之多，但目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①认为对文化的概念有三种理解，即宏观、中观和微观文化，或称作大文化、中文化和小文化。此种观点认为在宏观或大文化层面上，文化和经济、政治是难以分开的，这即是“大文化”范畴。在中观层面上，文化是和经济、政治相对应而言的。而微观或小文化则专指掌握知识、运用文字的能力。如说一个人有文化，意指这个人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文化水平、知识能力较强。②认为文化有两个内涵，即广义和狭义文化。所谓广义文化，即“人化”，是指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人类社会的所有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过程及其创造物，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和“文明”范畴相一致的层次。这种文化包含三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文化观认为文化是指在一定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经济和政治而言的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主要指观念和精神领域的社会现象，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现象，如社会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道德、法律、宗教及思想、理论、理想、信念、理智、情感、意志等。但对于文化的狭义化界定，却是一种普遍的趋势。

    文化在人们的实际运用中呈现出了狭义化趋势，因为在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不断升级的进程中，广义的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反映这一关系的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内涵的转移，以适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这是文化定义狭义化的必然原因。本章中所使用的文化均是指狭义上的文化概念，即指和经济、政治相对应而存在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观念与精神领域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文化界定的狭义化具有积极的人文意义，揭示了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受这一狭义化定义的趋势的启发，为了分析与研究的清晰，我们将文化看作是一种价值体系体现在人的思想与行为上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文化是某一个群体或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形成并共同遵循的一整套价值符号体系，它包括共同的知识与智慧、情感与情趣、风俗与习惯、伦理与道德、信仰与宗教等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精神活动和成果。一部分可以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加以记录、表现与传递，一部分则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趣味与生活方式等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与行为中。其中，知识与智慧指的是认知性的文化内容，它是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反映，是文化结构中最外围的层面；情感与情趣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感性的价值判断与反映，它的符号形式是各种文学艺术；风俗与习惯是长期的群体生活所固定下来的一些有着特定含义的文化符号，包括仪式、节庆、民风民俗等，它体现了一种地域风情与多样的生活形态；伦理与道德是约束和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系列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和群体的行为规范；信仰与宗教是一个群体的世界观，包括从宇宙到人生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这是文化结构中最深的层面，特定的信仰常常是一种特定文化属性的标志，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等。

    （二）文化的特征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的概念，有必要考察一下它的特点。尽管不同学者对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界定，但文化还是有一些较为公认的主要特征和本质规定性。

    1、文化具有人为性和属人性

    文化是人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文化往往同自然和人的本能活动相对照，它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和历史是同义范畴，它表示人对自然的超越。文化的属人性内涵十分丰富，但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首先，从人与文化产生的角度看，人类产生的根本途径就是超越生物学的本能，建立一种自己特有的生存体系——“第二自然”，这就是文化。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人化。其次，文化作为人类建立起来的“第二自然”，包含着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即超越性和创造性。人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物，永远不可能脱离大自然而生存；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独特性，不在于其自然性和本能，而在于对自然界的超越和对文化的创造。再次，文化所代表的人对自然的超越维度，是人这个特殊的类的生存基础。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永远不能满足于已有的创造，永远在追求创新。人不仅超越外部和自身的自然，而且也不断地超越已有的文化产物。实际上，关于文化的超越性，许多文化学家对此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只是不同的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角度各不相同。有的学者倾向于从人原有的生物基础薄弱，即从人的本能的先天不足来论证人的超越本能、创造文化的内在驱动力；而另有学者则从人原有的生物学基础的优越，即人的活动所内含的能动性因素来论证文化创造的必然性。

    生物哲学、人类学家格伦通过人与动物的比较，把人的未特定化和未确定性作为人的根本特征，作为人向周围世界开放的条件。他认为，人类补偿自身的生物性不足的活动是人类存在的全部起点，构成人的全部文化生活，成为人的第二本性。文化哲学、人类学家卡西尔把文化界定为一种人类创造的符号系统，并认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在《文化的差异》中指出，文化包含后天获得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所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这里，他们强调了文化的后天性即人为性。另一位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指出，文化就是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但是剔除那些在起始时已明显地属于遗传的行为规则。文化作为自然和本能的对立面，其最本质的规定性体现在人的活动所特有的超越性、创造性和自由自觉的特征。对此，马克思有精辟的论述：“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2、文化具有社会性和群体性

    文化具有属人性，但是单个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如果不被群体认可或接受就不称之为文化。文化具有群体性、社会性，它是人们社会交往的结果。离开人们的社会交往，文化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正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往，文化才得以在时间中传承和积累，在空间中传播与交流、冲突和融合，从而促成了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群体是个不确定性很大的概念，范围有大有小，村社和社区是个较小的群体，而民族和国家是较大的群体，全人类当然是个最大的群体。邻里和村社中一些共同的风俗习惯、兴趣爱好，一些独有且共享的物质文化成果，就会构成这一村社的独特文化。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也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如我国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闽台文化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理想追求、历史传统和多数人信奉的价值观念，因而就有民族文化。关于文化的群体性，为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指出：“如果一个人在想某个问题和做某件事，那么，这个行为代表的是个人的习惯，而不是一种文化模式，这是因为，一种被认为是文化的思想和行动必须为一处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即使不被共同享有，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合理，也可以被视为文化的观念和行为。”正因为文化是群体共有的，所以它对个体具有很大的强制性。一个人如果明显背离其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时，他可能会被这个文化拒绝而使他的生存陷入困难。怀特说：“文化独立于任何个体，并从外部作用于个体，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超机体的。”

    3、文化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

    文化是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处于不断的生成、变化、发展与创造之中。虽然不同时代的文化有一定的继承性，但不同时代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内容、形式和特点，使文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文化的时代性是文化本质的一种动态显现。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有人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由原始文化、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组成的系列，也有人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精神把人类文化划分为神灵宗教文化、皇权政治文化、经济技术文化、人格完善文化。每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不同的时代，如中国唐朝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就有别于明清封闭保守的文化特性。关于文化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即文化的变化，恐怕很少有人提出质疑，但涉及文化发展，在文化学中就存在着较大的争论。“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断定，文化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规律的进程，人在心理上的统一性代表了人类本质的一致性，由此决定所有的文化的发展都遵循着同一路线向前进化，目前各个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着这条路线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泰勒的进化学说从提出之日起就遭到许多严厉的批判。文化传播论学派极力反对文化进化论学派关于文化独立发展和平行发展的学说，认为文化的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涵，全部人类的文化史实际上是文化传播的历史。以法国学者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文化单一进化模式，也反对传播论学派关于文化是从某一个或几个中心传播、扩散的观点。他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不能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和发展序列之中。在20世纪的文化学研究中，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有很大的影响，而使像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这样专门探讨文化促进机制的学者，也明确反对古典进化论学派探讨人类发展普遍规律和统一进化道路的做法。他们探讨的是每一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和衰落的内在机制，而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都有各自的片面性。实际上，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同的东西，也有各自的独特性；文化的传播并不排斥文化的进化与发展，而是促进文化演进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化的发展并不遵循单一的线性的发展进化模式，但这并不表明人类文化就没有发展和进步，并遵循大体相同的进化方向。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交往的全球化趋势，将出现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在相统一的趋势下发展的文化格局。

    4、文化具有积淀性和内在性

    上述特征的分析主要涉及文化的同时态的诸多现象，还没有深入到文化的深层。如果我们对文化的界定再深入一些，从其本质特征入手，就会发现文化与文明范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很少用文化指谓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处于不断生生灭灭中的人造物，而是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内在的东西。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民族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许多文化学者都试图从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的角度揭示文化的内涵。美国学者菲力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把文化界定为“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模式”，克拉克洪则把文化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方式系统”。一些中国著名文化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胡适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梁漱溟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生活的样法”。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特性，作为一种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生存方式，它一方面深入进每个人的灵魂，约束每一个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

    5、文化具有观念性特征

    文化是一种观念。一定的器物可以是体现文化的物，但不是文化本身，只有其中透显出来的信息和观念才是文化；生活也不是文化，文化是一个规则，一种关于生活的规划或规划体系；行为也不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基于行为之上而又可以解释行为的观念模式；文化是可供选择的指导人们反应活动的东西，但它不是反应本身。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就在于可以把文化从器物、行为等概念中解脱出来，把文化从人类活动中抽象出来。

    二、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现状

    （一）我国的传统文化分析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国度。中华文化的精华表现为我国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任何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文化的产物。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思想方面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以及重义轻利、顾全大局的行为规范和崇尚统一、反对分裂的价值取向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淳朴务实、勇于进取、舍生取义、反抗强暴等优秀品质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够虽然饱经忧患，但仍能自强自立；虽屡遭强敌的侵略，仍能保持民族和国家领土的统一，我们的国家才能在今天仍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优秀遗产，江泽民1997年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对我国历史文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即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当前我们要大力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有：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变革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创造性发展，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存在过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这种爱国主义传统表现为对祖国和人民具有浓厚的感情，表现为对祖国命运的关注，表现在为祖国的强盛而奋斗，更表现在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三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毛泽东曾经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邓小平多次强调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过紧日子。江泽民同志也特别强调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我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积极向上的美好的因素，但不排除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消极的和糟粕性的东西。传统文化的糟粕本质上是已被淘汰的落后社会生活习俗的反映，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会带来消极影响。面对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社会，在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都存在着一些阻碍历史进一步发展的消极的、保守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成为传统文化的缺陷和糟粕所在。传统文化的缺陷和糟粕往往造成消极的、落后的国民习性，即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由于长期受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重血缘和家族的传统使中国人形成了崇拜祖先、厚古薄今和因循守旧的性格；同时，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崇尚群体、否定个人，提倡和谐、反对竞争，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个人利益加以全盘否定，导致了在中国人中形成“讲面子”的虚伪风尚和“窝里斗”的陋习，并压抑人的独立人格需求。传统文化不只表现在浩如瀚海的历史典籍中，还积淀在民族的心理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还在今天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影响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严格的等级制思想和纲常伦理，束缚人们追求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封建宗法和宗族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往往导致裙带关系，导致人治而不是法治；以人情代替法律，难以在社会上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和对权力的合理制衡，从而导致官员权力的过于膨胀和政治腐败；官本位的意识和政企不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则妨碍了市民社会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形成，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团队精神和以团体导向为重的价值观念，虽有利于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但也因其忽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个人权利和创造性，因而不利于整个社会进取创造精神的弘扬，不利于企业或社会形成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这些因素和弊端的存在，与一定的条件、气候结合，就会造成经济、社会的动荡。尤其是封建迷信在社会生活中有重新抬头的苗头。封建迷信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糟粕，当前迷信活动打着“科学”的招牌，如把算命叫做“预测”；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在一些以古典名著和神话传说为主题的仿古游乐设施中，故意设计一些恐怖阴森的场景和妖魔鬼怪的形象，甚至有的在庄严的烈士陵园也塑有阎罗、鬼怪；有的封建迷信活动竟然合法化，持有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算命、推背图之类宣扬迷信的书刊也大多由正式合法的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出版，充斥在书摊上。封建迷信活动的范围有扩大趋势，特别是在广大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封建迷信活动更是大肆蔓延，严重毒害了社会空气。不可否认，这些年来我们在抵制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入的同时，忽略了本民族血脉中消极的东西，没有充分认识到封建主义思想对我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良影响。总之，我们在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时，更应该探讨如何彻底消除文化糟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工作的开展，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和前途命运。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往往是杂糅在一起、共处一体，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很难找出哪一部分内容是纯粹的精华，哪一部分内容是纯粹的糟粕。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其进行认真分析，区分哪些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发扬，哪些是糟粕，应该摒弃；哪些应基本否定，但其中是否不乏可取之处，哪些可基本肯定，其中是否尚有要剔除的成分；有些还要经过改造、转换，赋予新的内容，才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等等。如何根据我们今天的需要辨别传统文化是一项繁难但又需审慎对待的工作。

    （二）我国社会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文化势必在社会转型中受到巨大冲击。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挑战，这是因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经济文化与之相对应，我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客观上就要求一种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精神。这种经济文化精神在我们国家的建立是艰难的，但是市场经济文化对几千年形成的顽固旧经济文化的触动也是惊人的，同时新旧文化的交替也是错综复杂。到目前为止，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具雏形，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传统农业经济和改革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仅是体制的转化，更重要的是旧经济文化向新经济文化的转变。尽管社会文化的变迁是缓慢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文化正在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度上初步形成和发展。不过市场经济发展对我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有以下两个方面：

    1、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塑造与积极影响

    （1）理性经济观初步形成。我国理性经济观的出现不像西方经过了一场文艺复兴的洗礼，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从非理性走向了理性，让人们从观念上认识到充分利用市场功能发展市场制度的有益性。我们的理性经济观来源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当然这也是借鉴了西方一套成形的理论，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这种理性经济观主要体现为市场理性。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推向市场，要在市场条件下来交换劳动产品时，那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共同认可的市场规则来进行交换。维护市场得以存在的共同意志就是“市场理性”。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亲密地融入市场，尽管有种种的不适应，但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每一个人都要遵循和维护市场的规则。也许这种认识并不深刻，也时常有人妄图绕开它走捷径，但若想让一场“经济游戏规则”有序地玩下去，最终每一个人都要走上“游戏”的轨道。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理性经济观也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逐步确立。

    （2）主体意识增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人，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主要靠人本身。然而中国的经济主体在自然经济时代服从于天命，在计划经济时代服从于政治，一直处在很被动的位置。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意味着人们的个别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通过商品和货币交换，即市场交换，这种活动方式是人们之间相互结合的社会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是以个人为活动主体和利益本位，属于独立个人从事自主活动的一种社会化的交往形式。市场经济是个人独立活动的社会必要条件，反过来又推动了独立人格的生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激活了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利益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已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人是不独立的，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关系是缺乏个人主体意识的依赖，是对自然人共同体的隶属和依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将自然视为人类实践改造的客体，这就提高了劳动者的人格，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正是一种不愿受制于自然而是要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精神面貌。

    （3）现代契约关系的构建。契约关系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是久而有之的，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前，契约关系多是建立在人情关系、身份关系或行政隶属关系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新经济文化的逐步形成，建立在主体人格独立与身份平等地位基础上的近现代契约关系得到发展。它要求市场主体遵循自愿和自由的原则，参与市场交易；要求社会成员具有契约观念，特别是权利与义务观念，双方一旦订立契约，则要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享有相应的权利，各自遵守契约，如约履行。

    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在此基初上形成的人情关系也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社会关系。这种人情关系成为积淀在民族心理最深层、最顽固的价值体系，即人们以种种血缘关系及其延伸形式为纽带，逐渐交织起层层人情关系网。处在关系网上的人则办事给予融通，不在关系网上的人则不予信任、不予方便。这种人情关系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有着广泛的市场。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独立自主人格的不断确立，相应的契约经济也相伴而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协商的契约规则成为社会的普遍规则，契约关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也将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精神。

    （4）商业精神冲破封闭思想。商业精神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自觉自主追求营利精神的觉醒以及发扬的结果。商业精神在城市兴起与人口增长的背景下演进而成，它与封建社会的价值观相对立，以营利为中心，为营利而提倡积极进取与开放，提倡创新，它打破阶层之间的封闭思想，更看重公平、自由、诚信的道德教义，崇尚冒险与开拓精神，因为营利事业的开展离不开这些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的历程也是我国人民解放思想，逐步建立商业精神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人民逐渐冲破封建社会遗留下的封闭思想的影响，开始着重自由的、以对外交往和联系为特征的经营活动。“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已经没有了市场。市场经济推崇的冒险与开拓精神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人们的手脚，促使商人为追求商业的潜在利益而不断进行创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2、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

    在我国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同时，我国社会转型期文化也出现了种种问题，表现为市场经济对文化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1）道德困惑与道德冲突。所谓道德困惑是指人们失去道德标准和道德目标，善恶分辨力减弱，难以进行道德评价和行为选择的困惑。道德困惑问题的出现，一是由于社会生活中缺乏明确的道德目标，人们在道德追求上失去了方向感。由于道德体系特有的稳定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道德体系受到了挑战，建立在其上的道德价值目标的权威性也必然受到挑战和怀疑，而新的道德价值目标尚未确立，因而出现了道德价值目标的缺失。二是由于生活中道德评价标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致。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十分迅速，出现了道德标准的真空，对于一些道德问题用原有的道德尺度和价值标准难以解释和辨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过去认为道德的东西，现在可能变为不道德；一些过去认为不道德的东西，现在可能变成是符合道德的。同时，过去从未碰到的道德问题，也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道德评价的困惑和道德目标的困惑。道德评价就是善恶评价，道德评价的困惑，表明人们统一、确定的善恶标准并未形成。也就是说，道德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是造成人们在道德评价过程中困惑的内在原因。在这一阶段，人的情感变得十分复杂，同一主体对同一客体的态度也许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很大的转变，原来喜好的现在变得不再感兴趣，原来憎恶的现在变得可爱起来，人们的道德感的偶发性、不稳定性加剧，有时甚至变得不可捉摸。道德困惑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冲突，是在多种道德价值相互对立情况下，人们无法给予正确判断的冲突。因而道德冲突与道德困惑总是相伴随着的，道德困惑是道德冲突的结果，道德冲突则是道德困惑的突出表现。

    （2）文化规范的失效及大量“越轨”行为的涌现。一切操作层面的规范体系，都是以该民族的基本价值理想为精神依托，并以此来获得自身的神圣意义和绝对权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上帝死了就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干了。终极价值理想一旦失落，维系既定社会稳定秩序的具体的规范系统，包括伦理规范、生活习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规范等，就随之丧失了自己神圣的依托和绝对合理性，变得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开始对一切外在的规范体系不屑一顾，由此产生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规范真空”现象。在“规范真空”状态下，人们既可以遵循原有的规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规范，还可以遵循自己创造的规范，有时甚至什么规范也不要，只是盲目地凭感觉行动，其结果是不仅不同的人遵循的规范不同，而且同一个人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遵循不同的规范，而无论遵循哪一种规范都会受到其他规范的排斥，从而造成人们一致的行为期待、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大大降低，“越轨”行为由此大量涌现。按照社会学的解释，越轨是指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判定是违反其准则或价值观念的任何思想、感受或行动。某一行为是否越轨，不仅取决于行为本身的性质，而且也取决于人们对此行为的反应。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失范状态下，由于规范真空的出现，“轨”本身变得模糊不清，对于某些行为是否越轨，人们不是意见纷呈、极不统一，就是因无从判断而将其悬置。这里，我们以婚外性行为为例，在传统的以“自由、民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西方社会，人们一般认为只要双方是出于自愿，这种行为不算是越轨行为，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大多认为这类行为是越轨的。然而，在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转型的失范状态下的美国，一些人认为婚前性关系是绝对的坏事，它在上帝那里是受到诅咒的；另一些人则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还有人论证说，这要视不同情况而论：如果双方相爱，一般就可认为是正当的，如果不相爱则是不正当的；有些人干脆束手旁观，对这类问题不作任何判断。这些观点与我国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极其相似。对于许多行为，即使判定为越轨，人们的反应也同文化规范时期有很大的区别。只要不是直接侵犯自己的切身利益，人们很少对它们表示出强烈的道德义愤。现今，有一种情形更是奇特却存在于许多场合，对于某些越轨行为，一些人从内心中感到愤慨、从情感上感到憎恶，但自己在某种情形下仍会作出这些行为。比如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人公开表示对婚外恋的唾弃，但不久自己却也有了婚外恋。这类现象是人们在“规范真空”状态下合乎逻辑的行为表现。这些人对于婚外恋的抨击是出于遗留在头脑中的旧的道德意识，他们做出婚外恋的行为，是出于只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新的文化规范并没有真正内化。所以说，现实社会层面的各种越轨行为的大量涌现，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处于文化失范状态下人们的生存境遇。

    （3）文化心态失衡。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的文化要素不断涌现，并与传统文化形成对立和冲突。由于新的文化要素往往代表着生活实践新的发展方向，更能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求，因此人们通常对之持欢迎态度，从而忽略甚至背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可人毕竟是经过传统进入社会，并利用传统创造新文化，就像自己是父母所生养的一样，更遑论人们往往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反传统的。因而，当对于传统的背弃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就会产生一种愧疚感、背叛感，形成一种文化选择问题上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两难困境和悖论心态。里斯曼曾对处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文化心态作过十分形象的描述，他说，这个时期的人是“内我导向”型的，他一眼向“过去”回顾，一眼向“未来”瞻望，一脚刚从传统拔出，一脚刚踏上现代，他对新的和旧的都有一种迎拒之情。这种价值困境与情感上的冲突，造成特有的转型性焦虑，引起“过渡人”内心的彷徨、沮丧、抑郁和痛苦。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对于那些后发展国家来说，文化心态失衡的现象更为严重。因为后发展国家大多在外来文化影响之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的人们所面对的不仅有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还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等诸种历时性的文化形态以共时性的式样一下子纷然杂陈于人们的面前，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激荡起巨大的漩涡。要在这团文化冲撞的漩涡中生活下去并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向，他们的心灵将承受更深程度的挤压和冲撞。

    （4）文化权威性的缺失。文化权威性是指文化、尤其是文化核心部分的基本价值和信仰系统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被社会成员普遍遵循，从而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会约束力。传统社会主义的文化权威是新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它与政治权威、党的领袖结合为一，形成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文化权威。它一度具有崇高的威望，有效地控制着整个社会生活。但是，由于“左”的思潮和“文革”的破坏，这个权威被削弱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导致社会权威的分化。首先是政治、文化权威逐渐退出经济领域，政企分离，国家放弃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由市场经济规律自行调节，这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体现。接着就是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分离，文化领域摆脱政治的全面控制而独立。这种分离本是历史的进步，但由于传统文化权威丧失合法性，新的文化权威尚未形成，从而造成了文化权威性的失落，使人们的思想迷失方向，行为丧失准则，文化规范也难以具有合法性。

    （三）我国社会文化在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综合国力逐渐提升，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很突出，贪污腐败、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究其原因，制度层面是因为规范的不完善和不健全给不法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但究其深层次原因是非正式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滞后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但经济体制与经济文化的变化极其不同步。而且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适应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而进行。趋利型经济文化推翻了奉献型经济文化而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大，再加上传统文化中某些劣根性因素的重新复辟，导致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文化发展迅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文化则步履维艰。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当今社会文化暴露出的问题：

    1、道德秩序的混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而现阶段的中国，这两者都出现了一定问题。首先是各种职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准的下降。职业道德要求从事社会专业化职能的人在其职业岗位上遵循其职业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要求职业人员在职业生涯中保持责、权、利三者的统一。从中国的现状来看，职业人员在处理责、权、利的关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些人获取财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职业责任，而是依仗职权、破坏其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来实现的。个人利益被摆在了首位，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则成了牺牲品。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感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任何职业都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对于社会，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职业职能、创造效益、组织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的价值；对于个人，它不能实现长期谋生、进行个人技能的积累、为社会创造服务与做出贡献的价值。“责任感”成为当今中国各行各业热切呼唤却缺乏的东西，因为它的匮乏显示它的重要。

    其次是诚信缺失，经济信用失常现象突出。经济信用是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任何社会中经济实体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道德资本。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反复强调“信用就是金钱”，可见，经济信用在市场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被视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石，是市场有序化的基本保证。然而，中国在近二十年内，经济信用失常的现象较为严重。突出表现为：一是合同得到不履行，二是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合同签订容易执行难、胜诉容易执行难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近年来拖欠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工资现象就属典型的现象。农民辛辛苦苦地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到头来不但得不到劳动报酬，还遭受雇主毒打的案件屡见不鲜。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成为社会问题。农民不懂法，雇主不守法，在有些人眼里，法律变成一纸空文，更不要奢望那些不法分子还存有道德内疚。另外，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也是经济信用失常的突出表现。由于中国市场自我调节功能较弱，市场准入制度不严格，惩罚机制不健全，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人，获得成功的几率比失败的几率大得多，并有着高额的利润做诱饵，致使不法分子趋之若鹜，屡禁不止。

    2、公平观与效率观的扭曲

    公平观与效率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有着新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观，一方面要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的要求，即是以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在分配方式上要防止和坚决扬弃那些抑制和危害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而要采用更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的分配方式；另一方面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精神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观被赋予了一定的伦理道德意义，即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符合道德的效率，也就是兼顾公平的效率。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观念的滞后及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所带来的公平观与效率观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乏。

    公平观在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主要体现在竞争机会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平等。首先，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不平等竞争，尤其是公有制企业还在许多方面享有比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优惠的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在许多领域被限制发展。虽然不同所有制企业都已成为市场独立经营的主体，但许多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间接掌握着某种特权，严重阻碍着市场公平竞争活动的开展，打击着其他竞争主体参与竞争活动的积极性，造成竞争结果的低效率。其次，由于政策不公平造成了群体性收入差距。由于机会不平等如城乡实行不同政策造成的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以惊人的速度出现。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约为0.39，已进入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而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6，居当时世界最低水平。基尼系数的迅速变化，表明在25年间，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效率观在一定程度上的扭曲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某些生产者生产给社会和人民健康带来危害的产品，他们的生产“效率”非常高。但这些产品的生产“效率”越高，对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这些生产者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了道德原则，他们所追求的“效率”是一种不道德的效率，是效率观缺乏或扭曲的表现。其次，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高效率”，体现了追求短期“效率”而缺乏长期效率的效率观。近些年某些地区某些企业为了一己之私利，过量开采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造成环境恶化和资源浪费就是这种效率观扭曲的表现。

    3、经济科学文化的落后

    经济科学文化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以自然界为指向，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规范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科学思想而形成的经济文化体系。经济科学文化的精髓就是客观、求实、理性的科学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我们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忽略了推动科技发展的科学文化的培养。大多数人只是肤浅、狭隘地感觉到科学的功利性价值，而科学的认知功能、科学客观求实的理性精神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人心和社会。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经济科学文化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经济管理科学文化的落后。虽然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文化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引进被引入国内，但在中国众多企业中真正被吸收和运用的并不多，而非科学的、凭经验办事的管理方式依然占据企业管理的主导地位。企业领导者“拍脑袋”一人独断定决策的方式成为许多企业不成文的管理之道，而科学、规范化的管理运作模式往往被打上不合国情的标志，遭到遗弃，难以推行。

    （2）科学理性精神的缺乏。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企业技术的创新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但忽视了科学理性精神的配套发展。在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功近利，重实用技术，轻基础科学的培育；重实业投资，轻员工科学素质的培养；重企业利益，轻社会利益。科学理性精神的缺乏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如人情观念重于科学理性。中国的人情观念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层次分明、上下有别、远近亲疏。中国的腐败现象常常是由“人情”打开的缺口，企业要想长足发展，人际关系的疏通被认为是重要的环节。这些人情观似乎都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成文规定，而科学理性所体现的人与人关系的平等性、自主性则较为缺乏。

    4、法律意识淡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日趋完善，各种法律规章制度也逐步建立得较为全面和系统。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主要表现为：一是公民欠缺法律意识和知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经济关系，都由法律来加以界定，只有在懂法的前提下，才能把法律作为保护自身利益的武器。但现实生活中，某些地区公民法律意识和知识缺乏的现象较为突出。据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在某偏远的地区“没有接受过”普法教育或是“接受过但没有效果”的居民就占当地居民的88.8%。二是主体法律至上观念的匮乏。法律要内化为主体的自然价值观，必须为主体所信仰，成为主体遵从的对象。而中国的传统经济文化中的信仰对象不是法律，而是权力。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仍保留着“权大于法”的思想，对法律缺乏积极的态度和肯定评价，将法律束之高阁的大有人在，以权压法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现象都阻碍着主体法律至上观念的建立。

    三、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不仅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而且要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的交融发展。经济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又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在经济充分发育的条件下，文化的发达才成为可能。同时文化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积极的文化促进经济发展，消极的文化制约经济发展。再次，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前私有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所以本书主要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论述私有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一）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要想推进我国社会文化形态的全面建设，首先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生产力，转变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发达国家而言，他们正在跨入知识经济门槛，进入信息化时代；而就我国而言，我们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性任务。为了加快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转变，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只有发展私有经济才能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私有经济发展并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文化才能繁荣。而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由个人的行为方式所组成。经济是基础，有了经济自由，才能有个人自由。在私有财产权发展的基础上，个人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发展，个人的文化意识才能充分觉醒，文化才能在多样性发展基础上进行选择，所以在微观层面上，私有财产权的发展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石。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发达程度越高，文化产业发展也越快，文化也越繁荣；在现代社会，发达的文化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城市来看，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也都是国际文化中心，如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从历史来看，文化产业得以较快发展的地方都是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国家。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来看，文化是上层建筑，私有经济属于经济基础。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私有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水平。

    （二）社会文化影响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发展

    1、先进文化对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的促进

    从宏观方面来讲，我国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长期面临的一个障碍是观念问题，社会上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对私有经济的歧视导致私有财产权难以发展壮大，私有经济没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我国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能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消除对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不满与偏见，为私有财产权的存在、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各种条件。具体来讲，先进的文化对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的促进表现在以下几点：

    （1）先进文化的开放与进步、对人性的尊重，将确立私人财产权正当性的观念，引导社会尊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鼓励私有财产权的发展壮大。先进文化对经济体制与社会政治制度的解读，将改变人们限制私有经济发展的固有观念，并内化为人的意识，指导政府官员、社会大众的行为，最终影响并修正制度对私有经济在我国发展的各种阻碍，开拓私有经济的发展空间，形成保障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

    （2）文化发展促进良好经济秩序和经济环境的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和良好的经济环境是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已经成为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建立正常、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既要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又要靠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靠法律手段来规范经济秩序，又要靠道德建设来规范经济秩序，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坚实的道德基础之上。道德规范是依靠自觉的方式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秩序进行规范。法律规范是强制性的外在约束，道德规范和经济伦理则可以内化为指导、约束人们经济行为的内在力量，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倡导新的思想道德观念，制定新的道德规范，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去引导、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要从伦理、文化、道德上确认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和要求，并用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进行引导和改造。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和要求，包括自主、平等、独立、公平互利、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仍有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人们形成与现代文明社会进步潮流相适应的新的思想道德观念大有裨益。

    （3）文化贯穿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的运行过程。从宏观经济过程来看，文化对私有经济发展的理论、战略、政策与模式等有指导作用。例如，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产权制度等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分析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实践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而确认经济增长与社会环境、政治体制等因素有关，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和人与人的和谐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从而促进私有经济的持续发展。鼓励私有经济增长不仅重视增长数量，还要求改善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坚持效率优先。先进文化要求各经济主体在价值规律面前一律平等，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商品的等价交换，以合理利用社会有限资源，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又强调必须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保持整个生命支持系统。

    文化动力在微观经济过程中的运行是指具体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分配文化、流通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产权与人际关系文化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企业文化着重研究企业共同价值观、企业精神的塑造、传播及互动过程，建立起一种以人为本的新型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逐渐形成的共同信念，它包括价值观念、思想信仰、经营哲学、历史传统、礼仪风俗、道德准则、管理制度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企业风范和企业精神，是企业产生凝聚力、创造力、适应性和持久性的根源，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私有经济如能确立先进、科学的企业文化，对于私有经济企业的发展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促进力量。

    （4）先进文化促进私有经济人士素质的提高，从而促进私有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包括两大因素，即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包括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人的因素包括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人的智力因素表现为人的经验、技能，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质。人的非智力因素主要指人的非智力的精神因素，如思想觉悟、价值观念、劳动态度、意志毅力等。在生产力中，同物的因素相比，人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人的因素中，思想道德因素同智力因素相比，思想道德因素又起主导作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精神状态和劳动态度如何，决定着人们能否掌握、发展和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提高科技文化素质，能否自觉地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提高现代劳动能力，创造高技术、高效能的生产工具和人工智能化的劳动对象，实现劳动力、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有机结合，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力。江泽民对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要把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技文化素质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第一要务”。当前我国私有经济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发展黄金期时间短，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私有经济人士文化素质偏低，他们又难以引进高素质的人才，结果导致许多私有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只有发展文化，提高私有经济人士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私有经济的长久持续发展。

    （5）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将促进科技进步，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对经济发展包括私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科学技术通过对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渗透，有利于经济活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方向发展；同时，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发挥，将为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注入科学的养料，提供文明的手段和工具。科学技术通过改造、更新旧产业，孕育、开拓新产业，迎来新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人类社会先后发生的第一次、第二次直至最近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对社会发展一次又一次的持续推动，正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私有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文化的发展。

    2、落后文化对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的制约

    我国目前社会文化处于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既有主流先进文化，也有落后消极文化，落后的文化不仅弱化和冲击先进文化，也制约着社会经济包括私有经济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变，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经济体制的转轨并不完全同步，使得在当今中国文化领域内，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状态，既有对人和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与促进作用的各种正文化，也有广泛流行的各种亚文化，还有对人和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各种落后的反文化，比如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遗留，也有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利于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的内容，比如小富即安、小农思想、重义轻利等深层次文化制约了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些压抑、漠视、不尊重个人利益的文化，也制约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机制还相当不完备，许多应该具有的优点和积极影响还未被充分发挥出来，或者说在发挥的过程中被扭曲变形为缺点和消极影响。仅就价值观而言，市场经济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许多消极影响，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存在，人的独立性仍受到商品和货币这种“物”的制约，致使人们变成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的受害者，拜金主义人生价值观盛行；又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合理性，诱发一些人极度追求物质享乐，个人私欲膨胀，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人生观，在社会生活中出现许多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这也影响了私有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

    四、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保护私有财产权、发展私有经济是我国经济振兴、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私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尽管发展私有经济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效应，但从主流来看，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向前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私有经济影响社会文化的途径

    私有经济何以影响一国的社会文化？私有经济的发展通过人员流动、产品和服务行为、企业直接参与社会活动以及社会媒体等，对社会文化系统原有成分进行改造，或为社会文化系统增添新内容而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1）人员流动是指私有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大量人员在产业、地域、部门间频繁流动，一些农民由传统的农业进入农村乡镇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商品零售业等产业，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中的私有经济领域和农村之间进行周期性或阶段性流动。城市中原国有部门工作人员进入私有经济领域，私有经济内部人员相互流动，这些人员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在被私有经济活动方式影响的同时，他们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社会成员。第一，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人口的流动，直接地影响着农村文化模式。农村兴起的私有经济在打破农村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大批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由传统农业转移到工厂或其他经营领域。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劳动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改造着旧集镇，孕育着新集镇，推动了农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别。为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和行为模式的社会新人创造了条件。迅速发展的城市私有经济，使成千上万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不同程度地形成了现代社会要求的开放自主的人格和行为模式。由于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这些农村人口难以在城市永久居住，他们要么在节假、农忙期间周期性地往返城乡间，要么在城市工作生活一个阶段后又回归农村，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文化及城市私有企业文化在农村的辐射传播，缩小了城乡文化差异，迅速地改变了农村文化的面貌。第二，公有制单位的人员向私有经济领域流动，拓展了私有经济影响社会文化的空间，随着私有经济的强劲发展和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吸引力的丧失，更多的人投入到私有经济领域，开始接受或者创造私有经济文化，形成了私有经济的社会文化集聚效应。第三，私有经济内部人员在产业、地域、企业间的流动增强了私有经济对社会文化影响的力度。

    （2）产品和服务行为。产品和服务行为反映了生产经营主体的文化意识，通过市场展示和市场交易过程进一步影响着消费者及其他社会公众的心态。通过市场推出技术标准包装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是推销一种生产经营文化、消费文化和人际关系文化。这势必影响着社会价值观念和消费理念，影响着消费方式和社会人际关系。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后，企业间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实际上是物化在产品和服务当中企业文化的竞争，产品和服务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考虑精神生活需要。这时私有经济开始重视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开发，将文化与产品结合起来，使产品成为一种超物质的时尚符号。以文化的附加值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信誉，在消费者中形成品牌，从而提高商品的价位和产品的竞争力。这不仅有利于私有经济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对社会文化也产生了影响。

    （3）舆论宣传活动。私有经济主体通过广播电视、出版物、网站等媒介进行广告宣传。私有经济及企业家的介绍形成了私有经济影响社会文化的最为广泛迅速的途径。广告不仅是推销的手段，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宣传，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和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社会风尚、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有一定影响。当被更多社会成员认识和接受时，就意味着消费者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受到了影响。这个私有经济主体的文化行为就扩大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企业家是企业文化的人格化身，是企业文化的象征符号和载体。对企业家及其精神的宣传就是将企业文化渗入社会之中，将企业理念导入社会思想之中，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同化和促进作用。

    （4）企业直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和其他社会性活动。私有经济通过直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和非完全商业性的经济活动，向社会提供社会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或者向社会传播私有经济文化，从而加大了其社会文化影响的力度。一些私有企业或是出于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考虑，或是出于发展社会文化、支持公益事业的考虑，参与赞助文艺影视活动，同文艺团体联姻。有的直接组织文化活动，如组织服装节、啤酒节、风筝节等。一些私有企业通过参与具有社会性、经济性的商业活动，将自身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经营理念，如私有企业倡导的光彩事业活动，虽是投资行为，其背后却蕴藏着深刻而鲜明的道德伦理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中国企业家阶层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5）某些私有经济直接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沟通文化产品和消费者的联系，合理配置某些文化资源，在一定范围内调节文化产品的流通与消费，促进了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从而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文化传播。

    （二）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

    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发展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我国社会文化的进步和繁荣。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开拓创新。私有财产权的发展将为人格的开放、发展、健全奠定基础，塑造开放独立的文化个体，而私有财产的拥有使得主体得以投身于繁荣社会文化的创造之中。发展私有经济，将使人们打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能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固有观念。从私有经济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的积极作用中，社会将不会再是一味地只弘扬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在社会文化中也会拥有一席之地，而社会文化也随之更加开放和宽容。

    （2）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对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改变。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上。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环境下认知社会的理念和心态，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促使人们从注重理想向强调现实的方向发展，从注重义务向强调利益的方向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的方向转化。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推动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家庭化、个人化，带来了人们自我意识与利益动机的觉醒，人们开始突破原来义利观念的虚伪说教，正视金钱的作用，不再谈钱色变，大胆追求自己的利益，强调合理的自我利益。在社会心态上，促使人们从封闭化、情感化、单一化，走向开放化、理性化、多样化，更加宽容和务实。尤其是乡镇私有经济的崛起，农民心态发生的变化更为深刻，农民在困惑与顿悟、阵痛与新生交替运作的复杂过程中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的洗礼。更多的农民已不再留恋过去，安于现状和屈辱自卑，而是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心态来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基本价值取向和社会心态的改变进一步引起了人们一系列观念的更新，由于私有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以市场为依托、以市场求生存的发展道路，直接承受着市场风险，因此在经营理念上率先由小生产思维定式和计划经济思维定式转为市场经济思维定式，推动了固有经济经营理念的转变，也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理念，引导社会形成了以效率为中心、以贡献论分配、以实绩为用人标准的理念，从而打破了“铁饭碗”意识、“铁交椅”意识，这又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择业意识、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私有经济的存在使外出经商打工、进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的家庭婚育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重血缘地缘关系、讲究人伦和家庭至上、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与生育和家庭传承有关的中国农民传统观念在改变，男女平等、少生优生的家庭婚育观念正在形成。

    私有经济在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的过程中，也促使人们的行为规范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工作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等方面。由于私有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和经营方式的灵活性，更多人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相对更灵活富有弹性。特别是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农民，他们的工作时间已不能再用过去的农闲或农忙的季节性来划分。工作在外企的人们，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国外的生活方式。农民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行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只满足量的追求开始转向质的追求，由温饱型的物质消费上升到注重文化消费，自发地、有意识地提高文化生活质量，并将这种提高与切身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交往方式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过去相对封闭的环境所产生的群众对习俗权威和体制的依附性已经减弱，独立性、民主性、多元性凸现，传统的人情和礼俗受到挑战，人际关系出现明显的契约化倾向，法律意识大为增强。农村私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城镇化，使农村人口来源多元化，改变了传统乡村社区聚族而居的格局，人际关系也从过去主要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转为以业缘关系为主，日益频繁的社会文化交往开阔了农民的视野，改变了过去封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方式。

    （3）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对全民族精神状态的更新。经济利益和价值规律的驱动，有利于人们形成节俭、竞争、效率的意识，也有利于增强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从而产生物质文明所需要的精神动力。私有经济在市场上的高度竞争性也促使人们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私有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时期，发挥着我国市场经济文化的先导作用，在当前和今后它会进一步丰富我国的社会文化内涵。私有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促使中华文化摆脱了集权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平均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等陈旧思想体系的主导性影响，促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先进的人类文明潮流全面对接，促进优秀的社会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引领着文化潮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和人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优秀私有经济主体通过向社会提供货真价实的产品和服务，在为社会创造良好的物质文化，满足消费者舒适快乐、自由、时尚的偏好与体验的同时，也为社会传递了求实价值观、创新精神、审美观念等精神文化。一些私有经济界人士表现出的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精神和行为，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追求扶危济困、乐善好施、义利兼容、德行并重的义利观和价值观，激发人们将对人的关爱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与追求企业利润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私有经济发展对社会文化的负面效应

    私有经济发展在促进社会文化进步的同时，也对社会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私有经济发展初期和整个社会体制转型时期，其消极影响更不可忽视。效益至上的经营理念导致一些企业唯利是图，败坏了社会风气。唯利是图的手段突出体现在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发布虚假广告等不诚信行为和不正当竞争上。少数私有企业生产假冒伪劣商品之风和虚假广告之风，既抛弃了中国文化重节操、重信誉、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也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信誉第一、质量第一、用户第一的经营观念，不仅坑害了消费者，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形象，而且使一些人滋生投机心理，助长了整个社会的虚假不实作风，造成不良竞争文化的泛滥。私有经济自身追逐利益的属性易使人们更多地注重实惠、金钱和享乐，从而淡化高尚的精神追求。为了营利，生产者总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节俭观念由此而生，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经济利益，市场经济又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去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因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不能不被诱发出来。为了谋取利益，一些腐朽文化、精神垃圾借着发达的物质生产手段再度沉渣泛起，为社会上的某种低层次的文化需要和精神追求的满足创造了条件。另外，一些人以个人创造或攫取物质财富的能力为衡量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使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功利化、人际关系商业化，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顾良心的谴责和责任的要求，把物或金钱的价值看得过高过重，从物或金钱这些外在的东西上来寻找价值。这损害了人与物之间本应存在的健康关系，助长了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以致人性的温情和爱心在逐利的意识中丧失，个体生命趋于平庸，个性品格趋于卑微，各种败德行为频繁发生。崇尚消费的文化理念逢迎了庸俗的世风和膨胀的物欲，一些私有经济企业人士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示范效应，阻碍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在全社会的树立。生产经营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私有经济主体在以大众文化满足人们自我表现等需求、帮助人们展现其个性的过程中，也会通过五花八门的娱乐消费，使人过于世俗，安于享乐，追求感性刺激，流于肤浅，为堕落者铺设了腐化的温床，助长甚至引导他们的恶性欲望，导致社会道德的失范和主体的人格扭曲。

    对私有财产权、私有经济发展对社会文化的两方面影响，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是主流。我们要引导其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因素，并坚决抵制和消除各种反文化的阻碍作用。要营造积极向上的私有企业文化，教育和引导私有经济界人士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主动控制和消除企业负面活动对社会文化的不良影响，用优秀的社会文化引领私有经济企业的行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状态中，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要通过主流文化去影响和引导各种非主流文化，以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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