瑾身节用留史传世的司马光-初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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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中级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享有补官的特权,司马光的父亲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15岁的司马光就得到了恩补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为将作监主簿。这个职位是很低的,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做,司马光一面以学习为主,一面干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锻炼。

    受恩补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视,胸怀大志,饱读经书的司马光,毕竟不是平庸之辈,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刚满20岁的司马光便一举高中进士甲科,显示了他自幼刻苦学习而造就成才的丰硕成果。甲科进士就是进士中的优秀者,能考中在当时是非常光荣的事情。这年朝廷取进士七百多名,与司马光同时中进士的还有吕溱、范镇、宠之道、石杨林、李公素、周源、吴元等,这些人与司马光都是朋友,交往很多。这样年轻就中了进士,在当时也是少见的。然而,司马光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

    司马光已经进士及第,这自然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在朝廷的任命到达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那就是完婚。青年司马光迎来了新婚之喜的日子,他与吏部尚书张存的三女儿结了婚,从此司马光步入成家立业的人生征途。张存是个官宦人家,又是书香门第。张存的女儿在他的培养教育下,也非常知情达理,具备封建社会妇女的全部美德。她性格温柔,品德端正,比司马光小四岁。司马光的婚姻是美满的,据说这位贤慧的张氏,从来不对司马光发怒,也不像一般女人那样说些娇妄之言。

    司马光中进士后,朝廷授他以奉礼郎,华州判官之职。他虽然很年轻,但是已经胸怀天下。一段时间以来,家人几乎被他搞得神经衰弱。晚上在屋子里睡得好好的,迷迷糊糊地就看见他突然匆匆忙忙爬起,穿上官服,手执笏板,正襟危坐很长时间。还好,因为他常常如此,大家渐渐习以为常,只是弄不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后来一位很亲密的朋友随口问起,司马光回答说:“我当时忽然想到天下大事。”

    司马光派往华州(今陕西结县)任州判官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担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的知州。同州与华州南北相邻,都由永兴军路管辖,这样,刚刚步入仕途的司马光便会因为公事或自己的事情,经常去同州向父亲请教。司马光在华州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发现《同州题名记》的作者颜太初是位很有学问的人物,尽管他没有多大名气,据说这位颜太初很有才识,很能坚持正义,因此得罪了不少顶头上司。他一生没有做过大官,只是一个八九品的小县官。颜太初曾有两件事使人们永远不忘。一件是他看到青州在宋仁宗景祐初年,有一些人消极避世,摹仿魏晋上层社会清谈,并逃往山野,无所事事。于是颜太初针对这种社会现象就写了一首《东州遗党诗》进行讽喻,后来这首诗传到京城,又被皇帝看见,皇帝认为太平盛世出现这种现象不可轻视,又认为这与青州知州工作不力有关,于是把青州知州撤了职。

    又一件事是颜太初的一位好朋友在邻州境内的一个县任县令。这位县令也与颜太初性格相同,喜欢给上司提意见,因此得罪了知州。知州为了官报私仇,就把这个正直的县令关进监狱。县令的妻子为丈夫的不白之冤申诉无门,哀苦不已,非常可怜。颜太初见到此不平,便仗义而出,又为之鸣冤,作《哭友人诗》揭发知州。朝廷知道后又把知州撤职。由于这两件事使颜太初的名声大振,成了附近知名的正义化身。尽管这样,但由于颜太初敢于伸张正义,被一些权势重臣认为是“狂妄”,所以没被重用。颜太初一生才华满腹,大志未酬,刚刚四十岁就死去了。对于这样一位有才华敢于斗争的人,司马光深感可惜,他怀着正义感和同情心,便把颜太初的遗文搜集起来,经过精心整理,编成《颜太初诗文集》。同时,司马光又怀着敬佩的心情,为文集写了序言。在序言中司马光在为颜太初鸣不平,在为正义而呼唤,呼唤社会伸张正义。

    司马光在华州时曾去过同州,在同州他领略了祖国古老的文明。同州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城里有座古刹,名称龙兴寺。据说这庙是隋朝创始者杨坚居住过的地方。寺内有隋文帝大臣李德林撰写的碑文,还有著名画家吴道子所作的壁画。这些无疑对好学的司马光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司马光多次来这里寻幽访古。龙兴寺的古老文明在滋润着司马光的文化修养。

    司马光在华州任职不到一年,他父亲司马池同州任满,改为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知州。为了便于侍奉双亲,司马光辞去应该升迁的官职,请求到杭州附近的平江军,即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去做一名判官。宋代的杭州是两浙路的路治所在,平江军隶属两浙路。很快,这一请求得到批准。

    苏杭是江南水乡,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个好地方。不过对在北方任职多年的司马池来说,初来乍到这里,无论是从生活到公务都很不方便,但对年轻的司马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里的风光人情吸引着司马光,他很快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在这里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个青年叫李子仪的,与司马光很好,他们相互知心,多次来往于苏杭,领略着这里美丽的山光水色,领略着这里的风土人情。

    不久,李子仪考中进士,司马光赠诗祝贺。这时,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宋朝与西夏战争又爆发,一时腐败无能的北宋,被西夏军队打得节节败退。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下,并没有挽救的好办法。北宋政府只好把战争的负担转嫁给百姓,因此千方百计地向百姓增收捐税,在京畿、京东、京西、淮南、陕西等路扩征战马,又在两浙地区征用弓手,一时百姓不堪其苦。

    当时,司马池任杭州知州,对朝廷征用两浙路的弓弩手颇有疑义,就同儿子司马光商议,最后决定向朝廷上书,申明自己的意见。年轻的司马光替父亲司马池草写了奏折《论两浙不宜添征弓弩手状》。奏折诚恳,开明宗义,认为两浙一路与其他路情况不完全一样,因此这里不应添征弓弩手,理由首先是这里百姓一致认为添征弓弩手是仿效河北、陕西,名义是用弓弩手捕捉强盗,实际是准备用弓弩手改变为正规军队戍守边疆。也正因为这样,百姓一听说要添征弓弩手,就人心恐慌,纷纷躲避,有的逃往山林深处,有的斫伤身体。其次,两浙一带,长期没有发生过战争,百姓向来不知道士兵是什么样,这里盗贼也比北方少得很多。但是,现在百姓为了逃避当弓弩手,他们逃窜山林,最后铤而走险,这些人最后走上了盗贼道路,又与盐茶贩子勾结一起,来对抗政府,这样对国家非常不利。最后,有些地方官惟利是图,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竟把国家法律和百姓意见置之不顾,希望地方多发生事端,以便借机大肆贪污受贿,大发横财。现在一说要添征弓弩手,他们认为大发横财机会已到,又都相互祝贺,跃跃欲试。虽然是朝廷一再严厉惩罚,州官也尽心查办,但是那些贪官宁可冒险。另外,这里的户籍混乱,谁家有多少财产和土地也掌握不准,因为根据财产和土地来摊派弓弩手负担,为此他们纷纷告状,贪官又看有机可乘,出来从中作祟。百姓还没有为国家出役之前,就先被贪官们勒索一番。附带说明,两浙百姓生性软弱,长于田亩,几百年来只知道好好种庄稼,让他们放弃种地那怎么可能呢?这里民风淳朴,由来已久,现在又强迫他们弄弓舞弩,容易引起他们产生疑心,引发祸患之端。这份奏折是很有说服力的,它对两浙地区情况,向朝廷实事求是,以事说理,以理服人。

    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司马光的政治才华刚刚显示出来,一件不幸的事情降临:母亲聂氏猝然辞世。按照大宋礼制,司马光应当立即辞去官职,回家为母亲守孝,称为“丁内艰”。祸不单行。九月初九日,因为两浙路转运使江钧、张从革的弹劾,父亲司马池被降为虢州(今河南省灵宝市)知州。所列司马池罪名有二,一为“决事不当”,就是决策失误;一为“稽留德音”,就是未及时转达皇帝以宽免为主要内容的诏书。不久,司马池调任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知州。仕途不顺,又遭妻丧,父亲的精神状态可以想见。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冬十一月,父亲司马池在晋州病逝,享年63岁。司马光继续为父亲守孝,称为“丁外艰”。后来,司马光和哥哥司马旦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把父亲和母亲的灵柩先后送回故乡夏县涑水乡,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八月,埋葬于涑水乡南原晁村的祖宗墓地中。司马光和哥哥司马旦都是孝子,他们兄弟俩在涑水乡守孝,完全按照守孝的礼义来规范自己,虔诚地执行着孝道。双亲相继亡故,这当然是人生中最可悲哀的事情。司马光此时步入仕途仅一年,还没有报答父母的辛苦养育,然而已经永远没有了这种机会。此事遂成为司马光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平生一想起来,就心乱如麻。也正因为这样,直到很多年以后,司马光在回忆起父亲时还是非常难过,并在诗中悲痛地说:“命奇不得报劬劳,半生念此心先乱。”

    正当司马光年华旺盛的时期,他为父母双双守孝五年,这无疑对他在仕途进取中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两重性,五年守孝也具有两重性。司马光在守孝的五年里,由于他善于学习,因此又进入了另一个纯静的研究学问的好环境,司马光阅读了很多史书,了解到很多涑水民情和社会情况,这为他以后更好地从事学术研究和从政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从这点讲,这五年里的收获也是很巨大的,并对司马光的终生也都是有着无法估量的补益。

    司马光在守孝五年里,写了很多札记,这些札记每篇都很精彩,都凝聚着司马光的智慧和劳动。如《十哲论》就是一篇很出色的见地新颖的文章。文章认为孔夫子有弟子三千人,而能成为贤人的只有七十二人,唐朝至今在孔庙中又把这七十二贤人分成了等级,把颜回、闵子骞、冉有、仲弓、宰我、子贡、冉伯牛、子路、子由、子夏十位被配享在正殿,人们尊敬为十哲。至于七十二贤人中剩下的六十二人,地位都被列在西东两厢的配殿供奉。青年司马光对这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我们做学问应当尊重经典,不能自己闭门滥造,而七十二贤人有经可据,至于十哲并不见经书所说,而且孔子又亲自说过他的弟子中也不只是这十个人是贤人。既然是这样,十哲之说就很难成立。再者,就是十哲么。他们相互间也不完全一样,各自有各自的不同,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因此也很难说哪位是贤,或者说哪位不贤。用十贤或者说十哲来代表孔夫子的弟子,以此来让人们尊敬他们,纪念他们,非常不准确,也不全面。在这五年内,司马光又先后写过《四豪论》、《贾生论》,这些札记也都通过史实的分析,提出新颖的见解,同样也闪烁着司马光的独到之处。

    夏县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涑水乡又是个山幽水静的乡村,司马光在这里为父母守孝,亲眼看见这里农民状况。当时西夏不断向宋朝进攻,夏县正好临近西北前线。宋朝为了抗击西夏不断在这里征兵征粮,从而使这里百姓负担空前沉重。有的百姓为了逃避兵役、徭役和赋税,逃往他乡,因此出现了家空人无的情景。不只如此,地方的官吏更乘机向百姓勒索,这样使百姓更是雪上加霜。对这些情况,司马光看在眼里,并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同情。与此同时,司马光在故乡守孝期间又接触了一些地方官吏,如当时夏县的知县孟翱,为人很好,为官清廉,给司马光留下很好的印象。孟翱对县内的吏卒要求很严,对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也比较关心,所以夏县在他的治理下,一时颇为安定。司马光与孟翱来往颇多,通过接触,司马光了解到夏县很多情况,这对他以后从政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司马光在涑水守孝,无论是从接触社会还是从政读经史,对他都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他以后担任朝官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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