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初一日，仁宗御大庆殿接受朝贺。前一晚下大雪，仁宗在宫内赤脚祈祷，到次日晨天终于放晴。百官已就列，仁宗突感晕眩，牙关紧咬，冠冕歪斜。近侍忙用手抠开他的嘴巴，流了些口水，才稍好一些。正月初五日在紫宸殿宴请辽国使者，宰相文彦博到御榻前向仁宗祝酒，仁宗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不乐邪？”——不高兴？文彦博知道皇帝有病，怔在那里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正月初七日，诸大臣进宫询问病情，仁宗大叫着疯跑出来。此后仁宗的病情时有反复，直到正月二十二日，才痊愈。在这样情况下，无论是朝廷大臣还是仁宗自己，自然都觉得立储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
历史的教训向人们表明，有的皇朝因为立储问题解决得不好，常常酿成流血的悲剧，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江山转移，国家改姓。宋仁宗对这些自然也是非常了解的。当然，他是从内心里不希望把皇位传给其他人的后代，就是赵氏宗族的成员最好也不传给。宋仁宗非常想传给自己的后代，因此迫切地希望他的嫔妃能给他生个皇太子。嫔妃们虽然也都为此焦急，但结果也都落空。宋仁宗在晚年期间，嫔妃们给他生了两个公主，小公主的出世似乎告诉宋仁宗生皇太子的希望已经不可能了。这样，无论是皇帝还是满朝的文武大臣对立储问题就更加迫切了。
当时，一般官员都怕惹怒皇帝，招来横祸，不敢进言。对这样的事，只有极个别不怕死的忠臣才敢出面进谏，当司马光知道此事，并得知自己在朝担任谏官的好友范镇已开始上疏请尽快立嗣，他也立即写了《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配合范镇力争早日建储。他在上疏中恳切地详陈利害，说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务”。并在上疏中最后强调说：“若失时不断，悔之无及。”不料此疏被置之不理，义无反顾的司马光竟不怕危险，又连上两疏，决心以丢官和效死来竭力议争。结果还是“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终者。”朝廷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司马光担心道路遥远，仁宗又深居九重，奏疏是不是在传送的过程中，被丢失或者丢弃了，根本就没有送达。于是又写信给好友范镇，附寄所上奏章的副本，希望范镇代为转致皇帝。至此，司马光不得已暂时沉默下来。
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司马光以谏官的身份又给皇帝上了奏折再次提起：
臣还担任并州通判的时候，曾经三次上书，乞请陛下早日确定立储，以遏绝乱源。在当时，臣工作在外，犹不敢隐忠爱死，陈述关于社稷的大计。现在臣侍陛下于左右，官职已是谏官。一国最大最急的事情应当说是立储为先。如果把这个问题放下不研究……那是臣怀有私心而侍事陛下，真是罪不容于醢。因此伏望陛下听取臣昔日所进的三状，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盼圣志断决，早赐实行。
忠心不移的司马光上书后，还不放心，又拜见了皇帝。司马光向皇帝反复说明立储的必要。宋仁宗在司马光诚恳的劝说下，也和他说了心里话，“朕是准备从皇室中的子弟选择一个立为皇储，这是社稷的需要，也是忠臣的希望。只是最近又没有人提及，所以也就罢了。”
司马光见皇帝这样诚恳，自然是万分感激，因此把大家的想法也对皇帝说了。他说：“我原来也害怕向皇帝陛下提及这件事，怕犯有死罪的危险，真没有想到陛下圣明，听取了这个意见。其他大臣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想法。”
宋仁宗听了后，又向司马光表示：“其实提及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古往今来立储这类事情不是很多吗？”
说完又让司马光把奏折送交中书省保存。司马光从接见中发现仁宗皇帝健康情况出人意外的不好，反应迟缓，语言含混。一听说让他把奏折送交中书省，深怕那里的大臣不亲自接到皇帝的诏令，就会不认真地办理这件事情，所以他便说：“陛下，这样有些欠妥。臣恳请陛下能亲自向宰相说明为好。”
司马光拜见皇帝的消息很快在朝廷传开，当然人们也都关心司马光在拜见时与皇帝谈论些什么问题，有的人也不免向他询问，不过司马光也不敢轻易流露，当时宰相韩琦凭着政治经验似乎猜出司马光与皇帝谈论的问题，但他也是既不敢问又不能说明，也只是相互心照不宣而已。
司马光从拜见皇帝后对立储这件事情信心很足，心情也很愉快，因为长期焦虑的问题现在总算有了眉目。不过事情常常是多变的，转眼司马光拜见皇帝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皇帝签应立储的事情还没有一点消息，而中书省也没有半点动静。原来抱有乐观想法的司马光一时又焦急起来，而与司马光心照不宣的宰相韩琦呢，现在也有点稳不住了。韩琦又询问司马光，司马光又向皇帝上了第二次书，在这次上书中司马光说：“陛下，臣自上次拜见后，朝夕相盼等待陛下颁发德音，向大臣宣告立储。没想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也未听见任何消息。这难道说因为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慎重选择，在宗室没有理想人选，还是左右有人阻挠，干扰皇上？……”
皇帝看过后立即表示“下诏给中书省，立储已定。”皇帝下诏令的消息传开，司马光听后非常高兴。不过一向细心的司马光即刻想到宦官，他又怕宦官乘机搞鬼，所以很快去找韩琦商量，并对韩琦说：“现在各位大臣应当赶快商定选出皇储的人选，不能耽误时间，不然，等到有那么一天，宦官们在宫内一夜之中传出所谓的圣旨，立某某为皇储，到那时可就晚了。而宦官所说的皇储究竟是真是假，又谁敢反对呢？”
其实，韩琦很早就盼望着这一时刻到来，当他知道仁宗皇帝下决心立储消息后，也是高兴异常，在高兴的同时又不由得对这位谏官司马光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认为他这位谏官是尽职尽责，对皇帝忠心耿耿，国家有这样的大臣，将是江山永固；皇帝有这样的谏官，将是社稷永昌。几年来困惑朝廷的立储问题，在司马光的始终不渝地努力下，现在终于有了头绪，朝廷内外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在司马光上书立储前后，又有王洙、吕诲等大臣也都上书建议皇帝立储，一时朝廷内外掀起了建议立储的高潮。宰相韩琦是位很有远见的大臣，他很早就办了一所皇族学校，从皇族中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儿童来这里学习，培养他们的文化和才干。在这里有个小孩叫赵宗实，他品德很好，学习也很用功。宋仁宗也是很有远虑的皇帝，他身体健康情况不好，自从那年元旦在大庆殿中患病以来，就一直在考虑立储这件事情。
一天，宋仁宗接见了宰相韩琦，在谈过朝务后，他对韩琦说：“朕最近也经常考虑立储这件事儿，而且考虑很久了，只是还没有理想的人选。”宋仁宗一边说一边看看周围的大臣，意思是让大家对皇族中子弟谈谈看法。不过，立储大事，向来都得由皇帝选定，大臣谁敢先开口呢？所以大臣们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吱声。当然仁宗皇帝也不是心里没有数。几年过去了，又经过大臣们的强烈要求，现在仁宗也同意立储，那么立谁为皇储呢？原来宋仁宗早就看中了在皇族子弟学校学习的赵宗实。现在他已经是三十岁的成年人了。皇帝看中，大臣自然赞成，并立为皇储，又改名为赵曙。
赵宗实，他的父亲赵允让，在嘉祐四年（1059年）冬死去，现在正在守孝。赵宗实颇有阅历，任过秦州防御史、知宗寺正。现在立为皇储，群臣也一片称赞。不过赵曙也知道立储常常发生很多不测事件，因此他也很担心，所以在宋仁宗诏令立储后，他也是又高兴又担心，一再拖延，拒不受诏。直到他守孝期满，也还推辞再三，理由是身体不好。
赵宗实虽然是皇帝下诏任命他为皇储，可是他还是顾虑重重，一再推辞。这种情况急坏了司马光，司马光害怕夜长梦多，中间再出现麻烦。因此，在赵宗实刚服丧期满，就迫不及待地上奏折，敦促赵宗实就职。
司马光在奏折中语言诚恳，语辞委婉得体，他说：“今天宗实特受皇帝陛下提拔，恩宠特殊，实在是光荣之至。他辞语恳切，让人们敬佩，现在已经是十个月了，还未有接受诏令，他的贤良品德和超人的智慧，都为大家公认。由此更能说明陛下知人的圣明，所以天下人对此都非常欢喜呀。但是，陛下与宗实，是父子呀，又是君臣呀。父亲召唤，应当起立而回礼。君王召令，更不能让其等待。现在陛下两次派人去召他，他虽然不受圣恩，也应当入宫见面陈述，怎么能在家不出呢？臣很愚笨，但我还是希望陛下再派可靠的内臣，前去传示圣意，批评他不遵守礼法，使他不敢不来。如来了以后，陛下当面对他说明，让他知道陛下圣心真诚。这样发自诚恳，他应当不敢不接受呀。”
司马光在这里赞扬了皇帝的知人之明，又告诉皇帝应当往传圣意，责以礼法。同时指出出于诚恳，宗实也不敢不接受。很明显，司马光这封奏折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宋仁宗看后心里真是顿时开了天窗。在司马光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又过了几天，宋仁宗终于下了诏书，册立赵宗实为皇太子。
应当说司马光、韩琦长期盼望的立储终于有了头绪。不过事情总是复杂的，而且往往又是人们所预料不到的。虽然是皇帝下了册立皇太子的诏书，而赵宗实仍然是在接到诏书后称病，并坚持推辞。又过了二十多天，赵宗实也没有来宫晋见皇帝。这时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仁宗皇帝身体越来越不好，大臣们的心情更加焦虑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更是心急如焚，于是他又上书皇帝，并开诚布公地说：“赵曙既然是陛下的儿子，就礼当尽儿子的义务，按照礼法朝夕来省视，不应当再呆在外宅。”又进一步指出“应当明白，君父之命不可违，臣子之职不能决”，敦促他赶快入内。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宋仁宗终于在福宁殿离开了人世，他活了54岁，做了四十多年皇帝，是宋朝做皇帝时间最长的一个。现在情况再也不许赵曙推辞了，四月一日，赵曙终于继承了皇位，这位皇帝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英宗皇帝。
司马光在仁宗立储和英宗继位的过程中，表现了他的非凡的能力，以及对大宋的无限忠诚，因此也获得了大家的崇敬和信任。实际上这时的司马光已经成为政治舞台上很有影响的大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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