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向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奋勇挺进。这时，有些人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看不清楚，设法去异国他乡躲避或定居。自然，也有人不无关心地劝说梅兰芳尽早拿个主意。
梅兰芳淡然一笑。他想：要走，早就可以走。20年代，出国访问时期，可以旅居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30年代，大片国土沦丧期间，更有一些大国表示接纳款待。但他哪也不去，因为他是中国人，根基扎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国土上。
这年初春，时逢上海解放前夕，著名文艺家夏衍，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与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共同来到梅宅，特意看望梅兰芳，一再动员他坚持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这三个字在梅兰芳心里最占地方。他大半生苦苦追求，并且艰难奋斗的不正是为了这三个字吗？而对眼前已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老朋友，他无需用语言表达，心照不宣地认同了。
5月27日，清晨，他听到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市的喜讯，兴奋得不顾外面还有隐隐的枪声，便冲出家门去热情迎接。他走在建国东路，发现很多战士疲惫地露宿在马路边上，不禁一阵心酸，不住地默念：“这才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接着，他便收到新任市长陈毅的请帖，邀他出席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他望着请贴，心里感到温暖，还有什么比理解和信任更为珍贵呢？他决定梅兰芳剧团5月30日在本市的南京大戏院举行隆重演出，以此慰问驻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次演出，成为上海解放的一件大事。夏衍陪同陈毅亲临后台，向他致以谢意。此后，又接连演出两场，受到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官兵们兴高采烈地说：“我们进驻上海，最难忘记的就是亲眼看到了梅先生演戏！”
6月中旬，他又接到北京的信函，邀请他7月初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月末，他同上海代表和老同学、老艺友周信芳先生一道，踏上北上的火车。当时，上海到北京，需要5天的行程。车箱里是一张张谈笑风生的喜悦面容，可他却伴随这隆隆的车轮转动声，思潮翻卷，难以平静。10年前的烽火南下，苦难岁月中的辗转呐喊，10年后的幸福还乡……数不尽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他想不到，火车每到一站，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拥向站台欢呼盛迎，争着和他握手、抢着请他签名……他置身于欢乐的人海里，由衷地感到解放了！国家解放了！人民解放了！自己解放了！大家共同在这梦境般真正获得解放的国土上，喜迎新中国即将诞生的灿烂曙光！
7月2日，他在北京准时出席会议，立刻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在开幕式上作了大会发言。当他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敬仰地说：“梅先生又回到北京了！”
当晚，他为大会演出了自己的代表性剧目《霸王别姬》，全场掌声阵阵。谢幕时，毛泽东与在场观众一同起立，向他表示敬意。
毛泽东高兴地说：“天天想看梅兰芳的戏，今天看到了！”
梅兰芳激动地说：“这出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淋漓酣畅！”
两个人的话，说得极为朴实，却又饱含一言难尽的丰富内容和复杂情感。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他们是用多大的代价换来的这次相见？
周恩来见到梅兰芳更是高兴。两个人禁不住谈起了一幕幕的往事趣闻。
周恩来说：“30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邀我们来京演出……”
梅兰芳不等周恩来说完，就急着插话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
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周恩来说到这里，两个人同时开怀大笑。谈笑间，周恩来希望梅兰芳能够留在北京工作，并且指示有关方面予以精心安排。梅兰芳感激地表示同意。
这一年，梅兰芳接连两次回到北京。9月中旬，他又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领导人一起共商新中国成立的各项要事，他在大会上发言，并当选为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间，演出代表性剧目《宇宙锋》。
10月1日，他被荣幸地请到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队伍。
天安门和门前的宽阔广场，是他最熟悉的地方。早在儿童时期，他就经常看见祖父、父亲、伯父和其他京剧界的前辈们相继到这里来。但那只不过是朝廷召唤，为慈禧太后和王公贵族唱戏取乐而已。慈禧高兴，得几个赏钱；一旦翻脸，则无端受罚。这便是“梅家三辈”所受过的“清朝恩典”。他还看到，就是这个乱施淫威的女皇，腐败透顶，害得国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听到“八国联军”攻进京城便仓皇逃命，引来列强烧杀掠抢。他更看到“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爱国声浪从这个广场上滚滚卷起，同时听到和看到反动军警残酷镇压热血青年的枪声、刀光和棍棒。至于10年前日寇的铁蹄践踏声，似乎仍在耳边回响……
这时，一个巨人的宏亮声音把他唤回到现实中来：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他的身心顿时一震，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泪水、笑容与眼前那万众的掌声、欢呼声交融在一起。他看到了雄壮威武的人民解放军的方队；他看到了豪情满怀的群众游行队伍；他看到了雀跃欢呼的可爱孩子们和飞向蓝天的一片白鸽子。
这鸽子，他是多么熟悉又感到多么亲切啊！当年，放鸽子、望鸽子，医好了自己的眼病；现在，放鸽子、望鸽子，但愿天下永久和平！
新中国的诞生，使他回到了北京，住于护国寺街1号新居（现为“梅兰芳纪念馆”）。
重归故里，感慨万千：清朝末期的腐朽，中华民国的动荡，新中国的百废待举，以及个人的荣辱和梅氏的兴衰等等，使他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千头万绪结成一个坚定信念：誓为新中国的文艺繁荣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贡献终生。
此后，他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荣任京剧研究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
1952年12月中旬，他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全国人民团体联席会议。接着，与宋庆龄、郭沫若等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会议期间，他与世界各国代表畅谈和平与友谊，同时控诉侵略战争的罪行。他看到一位出席会议的外国老太太，流着孤独的泪水，诉说着她丈夫和一双儿女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经过。同时听到这位老人最后的高呼：“我永远忘记不了这次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这时，一位德国女士走到梅兰芳面前，问他参加这次大会有什么体会，他回答说：“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我是热爱和平的。参加这次大会，使我更加感到责任重大。我今后将更加努力运用戏剧艺术武器，加强对世界和平的宣传。”
1953年10月，我国组成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正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中朝两国人民。贺龙任慰问团总团长，梅兰芳任副总团长。于是，他身担重任奔赴朝鲜。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用什么字眼能形容在朝鲜看到我们祖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感动呢？在60年的生活经验里，我几乎找不到一个相同的例子。在寒冷的北朝鲜初冬的季节里，这些年轻的健壮的面孔红红的可爱的战士们，背着枪守卫在英雄的朝鲜土地上，警惕地保卫着和平。看到他们便不由得叫人想起我们祖国人民这几年幸福的美好的生活，想起祖国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想到我自已今后更该以多大的努力为祖国工作才能报答我们最可爱的人——这些三年战斗在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战士们。”
他的这种心情，体现在慰问活动中，则是以和平战士的姿态，全心全意为祖国的英雄儿女更好地演戏。
一天晚上，慰问团在广场上为志愿军官兵演出，观众多达2万余人。这场晚会原定上演4出戏，最后一出是梅兰芳与马连良合演《打渔杀家》。不料，头一出戏还没演完，天上就下起雨来。先是淅淅沥沥，后来越下越大，幕布和台毯都浇湿了。但全体官兵宁愿淋雨，仍是坐在露天地上纹丝不动。
这时，主持演出的志愿军首长来到后台，面带难色地对梅兰芳说：“现在已经9点半了，雨下得还是这么大，我们考虑到你们还有许多慰问演出工作，如果把行头（演出服装）淋坏了，会影响以后的演出。我们主张今天的戏就不演下去了。刚才向看戏的同志们说明了这个原因，请他们归队，但是全场同志都不肯走。他们一致要求和梅先生见一见面，对他们讲几句话。”
梅兰芳听到这种情况，心里很受感动，内疚地回答说：“只是讲几句话，太对不住志愿军同志们！况且他们有从二三百里外赶来的……”想了一下，接着说：“这样吧，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以表示我们的诚意。”马连良赞同这个意见。志愿军首长深表谢意。当梅兰芳出现在舞台中间时，全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他激动地望着面前这2万多最可爱的人，脸上的雨水和泪水融汇在一起。待掌声渐渐停息时，他用扩音器向大家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慰问团的京剧团全体同志抱着十分诚意为诸位作慰问演出。可是不凑巧得很，碰上天下雨，因此不能化妆演出，非常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马先生唱他拿手的《借东风》，我唱《凤还巢》，表示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敬意。最后，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在别处慰问完成后，还要回到此地来再为诸位表演，以补足这一次的遗憾……”话音未落，全场又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全场官兵几乎忘记了天在下雨，一直是聚精会神地望着这两位艺术家，用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伴随台上的演唱。唱完时，掌声热烈得长达两三分钟。
梅兰芳在朝鲜的慰问活动中，除了在舞台上为广大官兵演出之外，还深入连队，哨所和施工基地等，为工作急需而不能观赏舞台演出的战士们进行清唱，使战士们感到周身温暖。一次，他来到战士们给他安排的房间里休息，发现墙上挂着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年的合照，以及他的《贵妃醉酒、》《奇双会》等舞台剧照。战士们说，这是他们从《人民画报》上特意剪下来，用于表达自己心中对艺术大师的崇敬。他的眼窝又一次的潮湿了……这时，外边的战士和志愿军的文工团员们蜂拥地挤进门来，向他献花，请他签字留念。谈话间，听说有两名炊事员，由于精心给他做饭，没能看到他的演出。于是，他顾不得休息，马上来到厨房，边道谢，边给这二位同志当场清唱，感动得两名炊事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朝鲜慰问结束，他又接连到祖国东北地区，为归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第二年的春天，他又赶到祖国的南疆，在广州地区和福建前线，为守卫祖国南大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民兵和当地居民进行多场慰问演出。
1956年，他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以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团长身份，率队飞往东京，进行和平友好演出。他将第三次访问日本。但是，想到日本的侵华战争，心里很不舒服。
周恩来非常理解梅兰芳的这种心情，事先亲自把他请来，进行一次长谈。周恩来关切地对他说：“这次组织中国京剧代表团去日本演出，请你带队，辛苦一下……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啦，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的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中国访日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出，是唱给人民听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的受害者，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一定也是欢迎我们。”
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关系。为此，周恩来又特意嘱咐梅兰芳说：“……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艺术交流的重大事件。访日代表团所负的责任是打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大门……”梅兰芳听完周恩来的一番话，心里感到敞亮了。他激动地向周恩来表示：“我遵照您的指示去办。”然后，经过筹备，定于5月启程。
以梅兰芳为首的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阵容相当强大。著名人士欧阳予倩、马少波、刘佳、孙平化任副团长。团员除随行记者和工作人员之外，大都是京剧界的一流演员。这次带去的剧目也比前两次更为丰富多彩。
日本方面对梅兰芳的这次来访，显得特别重视，各项活动都予以破格的安排：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前首相片山哲率领各界代表提前赶到羽田机场，等候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到来。梅兰芳和代表团成员刚下飞机，便当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片山哲在致欢迎词时，深情地说：“感谢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梅兰芳致答词时，诚挚地说：“中日两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着密切的悠久的历史关系。我们都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不断的加强。”
日本国会，在梅兰芳等生活安排就绪之后，举行欢迎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招待会。众议院副议长彬山元治郎致欢迎词时，亲切地说：“日本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外国的戏剧代表。今天承中国京剧访日代表团光临，甚感荣幸！”国会议员穗七郎最后激动地说：“日中两国今日在文化上握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在政治上握手。”
日本《朝日新闻》社，邀请日本社会名流和各国驻日使节300余人，为梅兰芳第三次访日演出，举行招待酒会。
日本福冈市为梅兰芳一行光临福冈演出，组成“欢迎委员会”。市长小西春雄在欢迎仪式上激动地宣称：梅兰芳一行的光临是“福冈人认为最荣幸的一件事……”日本名古屋市和京都市等，都为梅兰芳的到来，组成专门的“欢迎委员会”，分别举行招待酒会。京都市名流片山九郎在酒宴上向梅兰芳郑重赠送一把扇子，并说：“这是我的祖母在100岁时表演舞蹈用过的，是我的传家之宝。今天送给梅先生，留作您第三次访日的纪念。”
中国旅日侨胞，对梅兰芳的这次访日演出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他们在东京聚会，自发召开“欢迎祖国京剧代表团大会”，共同表达热爱祖国、思念故土的赤子之情，并向梅兰芳大师和代表团成员致以亲人的敬意。
此时此刻，梅兰芳非常激动，仿佛全身溶化在骨肉亲情的怀抱之中。他由衷感受到海外中华儿女的一片爱国热忱，再一次看到了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的传统友谊。他想起了出国之前，周恩来总理的谆谆教导，更加激起不辱使命的决心！
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增强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引起美国反华势力和台湾当局的惶恐。他们互相勾结，用尽伎俩，对梅兰芳进行阴谋“策反”，结果都遭到梅兰芳的严正斥责，致使“策反”者们暗自惊叹：“撼山易，撼梅兰芳难！”
梅兰芳这次访问日本长达46天，演出活动遍及日本各大都市，社会反响达到空前火热的程度。最后一场的告别演出，剧场爆满，观众多达5000有余，其中持站票的就有1000多人。
日本人民热爱他的艺术，崇拜他的人格，敬仰他的情操。东京著名教授益谷温先生，在“帝国饭店”的盛大宴会上，当众朗诵敬献他的汉语诗篇：
舞台生活四十年，
大器晚成志烈坚。
积善何唯余庆生，
师恩友爱又兼全。
梅兰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满载中日人民的深厚友谊，于1956年7月17日，率领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胜利地返回北京。首都群众挥舞鲜花，热烈欢迎他的凯旋！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举酒杯，祝贺他的访问成功！他感谢群众的深情和领导的厚谊，但心里认为，这次访问的成功，除了祖国京剧拥有巨大的魅力之外，还取决于新中国的日益强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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