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抗日死的将军吉鸿昌-感悟苏区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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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3月,冯、阎、桂三派联合反蒋,即爆发中原大战。吉鸿昌开发大西北的理想成为泡影,也被卷入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他率部开往豫东作战,曾重创蒋军,打了不少胜仗。但战争终以冯阎失败而结束,冯玉祥被迫下野,西北军为蒋介石收编。蒋介石为笼络智勇双全的吉鸿昌,任命他为22路军总指挥、兼任第30军军长、第30师师长。

    此时,吉鸿昌看到新军阀混战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内心痛苦万分。他的这种心情,在以后所写《环球视察记》的序言中表现出来:“民国成立以来,无岁不战,无地不战。民众固极痛苦,官兵亦多牺牲。我也曾摇旗呐喊,身经百战。除躬亲受伤多次外,我的弟弟已战死;我的胞侄已战死;我的最亲爱而可怜的袍泽,因参加战役而死伤者,亦以万数。然一问偌大高价所买何物?实仅不过‘内忧外患,愈逼愈紧’八字,馈遗后死者享受。我除了无限悲痛而外,还有什么可说?”

    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并用九个多师的兵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吉鸿昌所部驻扎在豫东南潢川、光山一带。蒋介石派特务冷欣来部队任高级参议,严密监视吉鸿昌,要他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吉鸿昌也很清楚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但是,他盲目地遵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仍奉命向鄂豫皖苏区进犯。部队在红军面前连吃败仗,士兵纷纷开小差逃跑,从未打过败仗的吉鸿昌大为震动。部队撤回后,他愁眉不展,踱步彷徨,思绪万千:我这支号称“铁军”的部队,无论是在北洋军阀前,还是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从没吃过败仗,为什么却败在装备简陋的红军手里呢?这些打败我吉鸿昌的,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为什么我吉鸿昌的部队一到,老百姓就远远躲开,有的甚至拿起武器跟自己作战呢?为什么红军一到,他们却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送信带路,抬运伤员呢?吉鸿昌从这一失败中不但认识了红军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更加认清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毒辣阴谋。

    吉鸿昌为寻求真理,第二天便化装到苏区访察。鄂豫皖苏区到处呈现着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景象,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得热火朝天。这使他耳目一新,深受感动。当时苏区负责人深知吉鸿昌出身贫苦,军纪严明,进攻苏区不过迫不得已,便派沈泽民、徐海东等同志接待他。通过交谈,使他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分别时,他激动地说:“我出身行伍,戎马半生,身上受轻重伤二十余处,但这些血都不是为工农大众流的,而是为军阀流了!前半生已矣,后半生当直追。掉进泥坑的人想爬出来真不容易,我是用眼泪和鲜血才找到了‘阶级革命’这4个字的。”

    吉鸿昌从鄂豫皖苏区回来的当夜,他满怀思绪地坐在营房,提笔在记事本上写下“顿开茅塞”4个字,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苏区的动人情景一幕幕浮在眼前,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真正是乡亲所盼望的人民子弟兵。难道我吉鸿昌还要再为蒋贼卖命吗?”他又坐起来,在刚刚写下的4个字下面添了一句话:“投错了门路,就要拔出腿来!”写罢,才感觉稍舒宽些。

    从此以后,吉鸿昌采取和红军和平共处的方针。尽管蒋介石一再电促吉鸿昌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他总是以各种借口按兵不动。实在拖不下去了,他就密派一团士兵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半夜鸣枪攻打潢川城关,又派部队迎击,然后上报:红军主力逼近潢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有时,被迫出发进攻根据地,也是虚打几枪,丢些枪支给红军,兜个圈子回来。

    据当时在他的部队中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路跃林回忆:光山、潢川毗邻苏区,鸿昌同志在一间密室里指着苏区方向说:“真正的出路在那边,这个仗咱们不能打,如果搪塞不过去,就冲天放枪,做做样子。”

    在潢川,吉鸿昌还经常对部下说:“国民党的饭不能再吃下去了,国民党的官也实在做够了。我文官做到省主席,武官做到总指挥,究竟给老百姓办过多少事情?今后必须摆脱这个肮脏的环境,另辟新的生路。”

    这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军委军政情报部根据吉鸿昌的思想发展,决定派地下党同志与吉鸿昌进行秘密联系,策动吉部起义,实行兵变,把部队拉到根据地。

    几天之后,吉鸿昌托“病”离开部队去上海“就医”。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在上海找到了地下党领导同志,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又安排他再到江西中央苏区参观考察。临行前,还送他一些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文章,热情地鼓励他尽快走上革命道路。

    离开上海后,他经过一番改扮,穿过仙霞岭,直入武夷山,经过闽西山地到达了毛主席亲手开创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这里他见到了当时在中央苏区负责财政工作的毛泽民同志。经过多方面考察,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和红军深得人心”。

    在他离开中央苏区时,新参军的红军战士正源源开赴前线。他亲眼看到了母送子、妻送郎参军的感人场面。刚接近苏区边界,他就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国民党发动军队疯狂地围攻苏区,红军战士以简陋的武器、百倍的勇气痛击敌人,英勇地捍卫着苏区的每寸土地。这时,他才明白了自己进攻苏区失败的原因。他感慨万千地说:“怪不得我被打败了。在这样的对手面前,莫说是我吉鸿昌的一个‘铁军’,就是十个、百个也会变成烂泥巴浆啊!”

    吉鸿昌怀着眷恋之情离开这片红色的土地,回到信阳军次。一下火车,同事和部下都拥上前去迎接。他们开口第一句就问道:“总指挥病治好了吗?”吉鸿昌爽快地回答:“好了!好了!我到上海遇见了一位‘神医’,真是医到‘病’除,妙手回‘春’啊!”回到光山县,吉鸿昌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在司令部(当时的县衙)门前石狮上题词“国将不国,尔速醒悟,睡狮猛醒,领导民众”,并将此词让石匠刻上,至今这对石狮还保存在光山县文化馆。

    第二天,吉鸿昌便召集贴心将军开会研究,准备起义,将部队拉往苏区。此时,蒋介石亦获悉吉鸿昌将“赤化”的消息,认为他同共产党有勾结,但又慑于吉在部队里颇有威望,不敢立即将他除掉,于是派特务头子冷欣任第22路军总参议兼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带着特务和电台来到潢川,名为协助整训部队,实则对吉军监视、分化。用金钱、官位收买吉鸿昌手下团以上军官,让他们给吉鸿昌捣乱,意图瓦解部队。

    吉鸿昌认为部队在中原作战中伤亡很重,要求对装备、弹药进行补充。冷欣推说连年内战,消耗过巨,现在补充有困难,但对驱使22路军进攻大别山苏区却振振有辞。

    吉鸿昌在了解到冷欣在背后瓦解部队的种种行径后,觉悟到投蒋是走错了路,同时也因为觉悟到进攻苏区是上了蒋的当,从此22路军与苏区暗中达成了罢兵休战的默契。吉鸿昌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曾不断地对接近的人说:“我过去长期参加军阀混战,不知伤害了多少人民,罪孽太深,我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才能赎我的罪”。

    1931年初,蒋与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蒋对22路军首先施行了经济压力,连续有一两个月扣发部队经费,吉鸿昌派人多方奔走联系,才勉强领到一部分菜金和给养费。当年8月,中央军向潢川进逼,迫吉鸿昌交出部队。吉鸿昌内外交困,被迫交出兵权,出国“考察”。

    在被迫离开部队前,他曾暗中对其可靠的下属作了应变的布置。如交给第88旅下面的两个团长各5000元军费,嘱咐他们:“必须时刻小心,见机行事,必要时你们可以把红旗一打,将队伍拉上找徐向前去。”但由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并未按吉鸿昌的指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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