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抗日死的将军吉鸿昌-好男儿舍身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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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埠起义失败后,遵照党的指示,他又到天津搞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去天津途中,他路过泰山,以老部下的关系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秋,我等不能再留恋隐居于深山之中,自享清福,应该拿起枪来,一致对外。”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冯玉祥。吉鸿昌在这里见到了蒋介石捉拿他的“通缉令”,内心感到无比自豪,他说:“全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这样恨我,那就是说,我吉鸿昌已经和人民站在一起了,我的路子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光明。”

    在民族危机加深,全国民众抗日高涨的形势下,冯玉祥结束了在泰山的隐居生活,于1932年10月来到靠近抗日前线的张家口,愿与共产党人合作抗日。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3日山海关沦陷,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军民。2月,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4日,日军侵占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日军占领承德后,即进抵长城各口。驻长城内外的中国守军,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自动奋起抵抗,给骄横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中华民族争得了光荣。当时,“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呼声响彻华北。“组织起来,一致对外”成为全体军民的共同愿望。

    此时,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拿出6万元秘密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零散的抗日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3月25日,吉鸿昌乘火车到达张家口,在张垣土尔沟“爱吾”与冯玉祥促膝长谈,冯玉祥决定给吉鸿昌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为便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已经成立了张垣特委。特委派出吴化之与吉鸿昌联系,担任将由吉鸿昌统率的抗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

    为了争取孙殿英的41军抗日,吉鸿昌按照特委的意见,面见了孙殿英。凭着在西北军时的“交情”,吉鸿昌向孙提出要人要枪组织抗日军。孙殿英吞吞吐吐不做明确答复。一日,吉鸿昌应孙之邀请在温泉洗澡,挥手在壁上题写了“洗耻”二字,对孙晓以大义。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同冯玉祥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察绥抗日同盟军),将部队编为4个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佟麟阁任第1军军长,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兼代察哈尔警务处长、张家口警备司令。吉鸿昌的部队约四千人,主要由察哈尔义勇军,以及地方自卫部队、抗日民众武装及招募的爱国青年组成。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坚决收复失地。28日,方振武“率数万健儿”在援察途中通电响应。“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全国纷纷响应,不久,队伍就由几千人扩大到十几万人。

    塘沽协定后,日军大举进攻察哈尔,察哈尔省的形势日益危急。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投降日本,迎接张海鹏、崔兴武等伪军进入沽源,分道南犯。6月4日至6日,宝昌、康保失陷。6月20日,吉鸿昌就任前敌总指挥,亲率同盟军主力,兵分三路进击日伪军。6月22日克复康保,7月1日攻克宝昌。吉鸿昌的英勇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使得许多伪军携械来归。盘踞沽源的伪军头目刘桂堂投诚,张海鹏、崔兴武诸伪军残部鼠窜多伦。沽源又告克复。

    吉鸿昌在给总部的电报中表示:“誓以一腔热血,努力迈进。与其怕死偷生而生也痛,孰若赴义以就死其死也荣。”

    7月4日,吉鸿昌得到情报:蒋介石与日军取得默契,由日方出兵夹击同盟军。吉鸿昌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猛追逃敌,直逼多伦。进军路上,他向部队作政治动员,曾即兴赋诗: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

    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半壁江山,业经改色。

    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多伦地处滦河上游,是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寇占领热河后,小柳津便指挥日军精锐部队及伪军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于5月1日侵据多伦。后得知同盟军成立,敌为固守多伦,又将茂木骑兵第4旅团及由长城以南撤至承德的重炮队全部调入,并令汤玉麟、索华岑二部集结丰宁黄旗一带,日军西义一第8师团进驻丰宁,互为犄角。日军在这里构筑了八卦炮台32座,还建了交通沟、木桩、电网、碉堡等防御工事,每一处可能攻城的地方,都有交叉火力严密封锁。吉鸿昌决心沉重打击敌人,收复多伦。

    7月5日,吉鸿昌指挥部队向多伦城外围进攻,节节胜利。7月7日晨至城下。8日激战至下午6时,迫敌退入城内。9日拂晓前,吉鸿昌发布攻城命令,敌城外大部分据点被占领。但由于多伦城地坚固,敌火力猛烈,进攻受阻,同盟军损失多人还未能接近城墙。夜间,吉鸿昌亲临攻城的部队,召开军事会议,最后决定改在夜间攻城,这样可以减少伤忙。攻城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十点。

    进攻又一次开始了,官兵们都奋不顾身地朝城墙冲去,由于多伦守敌已有准备,火力非常猛烈,同盟军官兵还是靠不上城墙。

    吉鸿昌当机立断,决定组织敢死队攻城,他向战士们说:“我们这支常胜的抗日军,岂能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多伦城?现在咱们就组织敢死队,我打头!不怕死的举起手来!”吉鸿昌亲率敢死队,勇猛爬城3次,但还是未能奏效,伤亡200余人。

    天色大亮后,日伪军出动飞机开始猛攻。吉鸿昌判断出,这是敌人发动反攻的前奏,他迅速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果然,飞机离去后,一大批伪军冲出城来。吉鸿昌见机行事,命令一边迎击,一边开展政治攻势,在阵地喊话劝降。

    果然,不少伪军听了喊话动摇起来。吉鸿昌抓住这个机会,叫副官率领几十名蒙古族士兵穿上伪军的服装,混进了敌军部队,一起退到城里去了。

    当天夜里,吉鸿昌再次亲自带领敢死队队员接近城墙,并依靠城内的士兵,里应外合,使城内秩序大乱,日伪军在惊慌之中向城外溃窜,经过3小时的激战,同盟军由南、西、北3门冲入城内,日伪残部由东门逃走。经5昼夜的苦战,12日终于收复了多伦。各地救国联合会、抗日后援会等团体纷纷来电祝贺,组织慰问团,到多伦慰问抗日部队。平津各大报纸均以第一版大字标题,刊登吉鸿昌克复多伦消息。

    沸腾的多伦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呼胜利,欢迎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吉鸿昌率部入城要经过的南堡门外,夹道欢迎。吉鸿昌向欢迎的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告诉他们国家是四万万人的国家,多伦是各族人民的多伦,抗日同盟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要收复国土,拯救民众。吉鸿昌的讲话受到了群众的欢呼。

    多伦城的收复,震惊全国。冯玉祥将军得到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嘉奖和犒赏。各救国团体及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打电报来祝贺胜利。章太炎先生发表谈话说:“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寨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的确,多伦城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的第一座城镇。吉鸿昌智勇双全,巧克多伦,功不可没。

    15日,抗日同盟军与多伦民众在山西会馆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收复多伦。会上,吉鸿昌宣读了察哈尔民众致前线军民的贺电和冯玉祥总司令的贺电,并向到会的民众和士兵介绍了专程由张家口赶到多伦慰问抗日同盟军的御侮救亡会代表。

    25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开幕,抗日同盟军总部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抗日同盟军高级军官均为该会委员。

    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派重兵大举进攻察哈尔。到20日,进攻的兵力达到18个师。吉鸿昌与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谴责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通电说:

    “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愿全国民众共起图之。”

    8月上旬,抗日同盟军身处日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大包围之中,国民党的军队达16个师,20多万人,包围大军节节进逼。与此同时,何应钦又从抗日同盟军内部进行收买瓦解,致使同盟军内部发生动摇。冯玉祥苦于内外形势及个人困难处境,于8月14日不得已而下野,被迫离开张家口。同盟军被分化,一些将领先后叛变,最后只剩下吉鸿昌、方振武两部抗日不屈。他们在张家口附近的老君庙开誓师会,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方对吉说:“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了。”吉鸿昌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们的人很多,弟兄好几万,民众有四万万,从表面上看我们是有点孤立,但这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抗日是正义的事业,民众拥护的事业,四万万民众和我们在一起,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又转向参加会议的将领们:“为军人者,如果在国家危亡之秋,把枪杆别在裤带上;在敌人杀我同胞时,忍心袖手旁观,能对得起全国父老兄弟吗?”众军官一个个被吉鸿昌慷慨激昂的演讲所打动,一致表示:“一定跟随吉将军,坚决抗日到底。”部队随后举行宣誓:“举义之日,已有死志……齐心协力,誓死报国,既不辞玉碎于强敌,更何求瓦全于汉奸?”会后,每个将士都佩带了“誓死救国”的臂章。

    誓师后,吉鸿昌正与部下商议离开沽源进军热河的作战计划,这时宋哲元受蒋介石旨意派代表送来“劝降信”,意思是:只要吉、方二人能答应坚决放弃抗日,把抗日军交出来,可委任吉鸿昌为多伦、沽源、宝昌驻军司令,方振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可“资送出洋”……吉鸿昌嘿嘿冷笑一声,当场撕了个粉碎,对那位代表说:“请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宋哲元,我吉鸿昌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只希望他告诉蒋介石,不要妨碍我的抗日行动。”

    吉鸿昌正要起兵向热河进军,国民党及日伪“进剿”部队已逼近沽源城下,“讨贼军”陷入重围。吉鸿昌采用声东击西战术,派一部佯攻商都,主力暗向长城线上靠拢,轻取独石要隘,收复丰宁,“讨贼军”全部进入长城,攻克密云后,进入怀柔县城。何应钦急调万福麟、关麟虞、商震,勾结日寇夹击“讨贼军”。行至牛栏山,大批日伪军杀出,吉鸿昌对官兵们说:“弟兄们,现在蒋介石和日本人搭伙来打咱们了,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全国四万万同胞在看着我们,咱们宁可拼死,也决不当亡国奴。不怕死的跟我来!”他第一个挥舞大刀,呐喊着冲入敌阵。当部队退至顺义县二道关一个空山谷时,遭到日、伪、蒋围困,日本飞机狂轰滥炸,血战九昼夜,弹尽粮绝,士兵们只好采集野杏干、青核桃充饥。吉鸿昌和方振武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应平津各友善团体倡议,冒着生命危险,离开部队到国民党32军军部驻地同商震谈判。这时蒋军正与日寇勾结,商讨聚歼“抗日讨贼军”计划。

    1933年10月7日,吉鸿昌同方振武来到商震驻地。一下马,护送他们的手枪队便被缴械分开。吉鸿昌当即向商震提出如下条件:“保证部下的生命安全;妥善地医治负伤人员……”这些条件商震不敢答复,说要请示一下。吉鸿昌说:“那好吧!不过,你打电报时别忘了带上一笔,就说我吉鸿昌对蒋委员长不会有什么用处!”何应钦知道收买利诱吉鸿昌是徒劳,便命令商震立即把吉鸿昌押送北平审问。为防止意外,特用国际红十字会汽车押送。车开到离北平不远的孙河,吉鸿昌出奇谋放走方振武,只身慷慨赴北平。幸得友人冯欣农援救,终于脱险,潜入北平,转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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