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当存高远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对有志于从政者来说，首先应树立远大志向。

    孔子言志，观点鲜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以自己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告诫弟子，立志贵从少年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又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但是如果“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从历史上一些成功的政治家情况来看，也符合这一规律。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常以管仲、乐毅自比；项羽、刘邦第一次看到秦始皇时，发出的感慨是“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豪言壮语。毛泽东少年时就立下救国救民之大志。17岁时第一次离开韶山给父亲留下的一首诗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投考东山小学的第一篇作文是《言志》。他从国弱民穷之现实，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感慨，抒发救国救民之理想。

    立志的关键在“内因”。《论语》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论语·子罕》）

    实现远大之志向，需有安贫乐道之精神，孔子称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毛泽东曾推崇范仲淹、顾炎武、王船山等人物以及魏禧“破产不为家，有似张良之为人”。

    立下远大的志向，还需有坚强的毅力，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杨昌济先生对孔子这句话做了如下解释：

    “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临难毋苟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卒大受其影响。”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论语类钞》）

    然而每一个人来说，“立志”又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孔子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毛泽东的体会是“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掌握“宇宙之真理”是立志的根本。“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他断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还这样写道：“君于谋道不谋食，系对孜孜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充分表达了其追求真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决心。

    孔子论“立志”在强调志同道合的同时，指出因志向不同所造成的认识上的差距在所难免。所谓“德不孤，必石邻”（《论语·里仁》），“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对立志成为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如果有一句话可以奉告的话，那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论语·宪问》）

    艰难困苦的考验可以造就伟大的政治家，而要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则要经过千辛万苦的磨炼。春秋时成就了“霸业”的晋文公的经历就具有典型意义。

    晋文公在做国君的不长时间里建立霸业，成为一代霸主，他的谋略和才智主要得益于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左传》详细记录了其流亡经过。

    当晋文公还是重耳公子时，曾领着一行人离国逃亡，他们途经卫国时，卫文公见他们是些逃亡的人，拒绝接待他们。重耳一行来到了五鹿（今河北省濮阳县南）这个地方。这时，他们饥饿难忍，向一群农夫讨点饭吃。农夫见他们是一些贵族模样的人，便开他们玩笑，给他们盛了一盘泥土。重耳大发脾气，挥起鞭子要打那个人。狐偃赶忙拉住说：“得饭容易得土难，泥巴代表土地，这正是上天把国土赐给你的预兆！”重耳听了，便下车向农夫叩头致谢，并把泥土收下。农夫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说重耳他们是呆子。

    重耳一行又走了几十里路，缺粮短草，人困马乏，不能再走了。重耳又累又饿地倒在别人的身上。随行的人挖了些野草，煮了点野草汤，先让重耳喝。这时，介子推拿来了一碗肉汤捧给重耳。重耳吃完了问介子推：“哪儿寻来这么好的东西？”介子推说：“算不了什么，是我大腿上割下来的。”重耳流着眼泪，说：“这，这怎么说哟，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呀？”介子推说：“但愿公子回国，做一番事业就是了。我并不指望公子报答。”

    当重耳到齐国后，受到齐桓公的热情接待。齐桓公送粮送肉，还送给重耳二十辆用四马拉的大车，并把本族的一位姜氏姑娘嫁给重耳。在齐国，重耳产生了安逸思想，他说：“人生安乐如此，还有什么可想的呢？”狐偃看到主人贪图享乐，感到问题严重，便毫不留情地指出：“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进取。如今秦国有着‘亲晋’的倾向，应该到那里去争取更大的外援。”重耳却听不进去。姜氏也劝重耳离开齐国，重耳不听。姜氏和狐偃见重耳还是不肯走，便把重耳灌了个酩酊大醉，装上车子，送出齐国。重耳一觉醒来，已经是远离齐国了。他一气之下，操起戈要刺狐偃，还骂道：“你这一番图谋人晋为君，倘不成功的话，我将杀了你，吃了你的肉！”狐偃一边躲他，一边回答说：“倘事情不成，我不知葬身何处，恐怕要转于沟壑，被豺狼吃掉，谁还能和他们去争肉呢？”重耳这才悻悻然上了路。

    重耳一行来到曹国（今山东省陶县西北）时却受到冷遇和嘲弄。曹共公是个昏君，朝中做官的三百人，大都是些市井胁肩谄笑的小人。他见重耳来投奔，怕重耳留在曹国不走，不想接待。但他听说重耳肋骨连在一块，便偷看重耳洗澡。

    重耳一行又到了郑国，郑文公既不接待，也不杀他们，重耳一行又前往楚国。楚成王以国君礼节欢迎他。楚成王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协助重耳回国，是他插手中原、争霸称雄的好机会。

    楚成王在一次宴会上对重耳说：“公子如果回到晋国，怎样报答我呢？”重耳说：“奴隶、宝石和丝绸你有的是，漂亮的雀翎；名贵的象牙和兽皮，本是贵国的特产，流散到晋国去的，只是你享用后剩下的罢了，叫我用什么东西报答你的恩典呢？”楚成王说：“话虽这么说，可总得报答我吧？”重耳回答说：“要是托你的福，我能够回到晋国，楚晋两国和睦相处，将来万一发生晋楚战争，双方军队在中原相遇，我一定指挥军队退避三舍（古时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算是报答你的恩情。”经过千辛万苦，饱受人间冷暖，重耳逐渐成熟起来，重耳对楚成王“何以报答？”问话的回答，显示了政治家维护国家尊严的机智与机敏。

    秦国是重耳流亡生活中的最后一站，在秦国的帮助下，重耳返回晋国。

    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论语·宪问》），谲就是用诡道、手段。他的这一特点正如楚王所言：“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左传》）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世事艰难，人生多舛，是说人生少不了挫折，少不了坎坷。

    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得能承受得起人生的挫折和坎坷。

    孟子说，天将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在某人身上，必然要先苦恼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困乏他的身体，而且会使他的每一次行动不能如意……

    何以如此？就在于顺遂优游、安逸快乐总使人丧志怠惰，而灾难坎坷，忧愁灾患却常能使人向上奋发，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只有心意困苦，思虑阻塞，才会愤发创造；只有身处逆境，历经磨难，才会求生存进取。从这个意义上说，世事的艰难多舛，人生的坎坷曲折，于人来说其实并不是坏事，事实上，正是人生的艰难和坎坷，磨砺了人的意志，坚强了人的筋骨，坚韧了人的性情，增强了人的能力，使人能担当起重任，成就自己人生的功业。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有大成就者，无不如此：

    舜自田野中兴起，当初他曾居于深山，与木、石同处，以鹿、猪为邻，同深山野人相差无几。

    孔子生于乱世，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曾困于陈蔡，无米断炊，险些饿死道中。

    孙膑遭忌，在被剜去两只膝盖骨之后修成一部传之后世的《孙膑兵法》。

    屈原被谗言所害，屡遭放逐，于三湘四水的荒蛮野岭中赋得绝唱《离骚》。

    司马迁直言情理，受囚禁之大辱，领宫刑之奇耻，隐忍不怠，方成一部“无韵之《离骚》”。

    所以，人当有自信，还当能承受生活的挫折，能经受世事的艰辛，能忍受人生的磨难，至少，要有承当起这一切的心理准备。

    因此，一个人每当遇到磨难的时候，万万不可一蹶不振，而是应该以更坚强的毅力重返战场，放弃只是方便的脱身之道，它不是成功的路径。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你可以倒下的地方，你就不会摔跟头。”通过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有成就的人在生活中都是这样的——不肯后退。

    人生中，什么都可以失去，但坚强的毅力与信心绝不可以丢弃。一旦失去了它，一个人就真的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了。

    培养浩然正气

    在孟子的话语中，具有浩然之气的人又被称为“大丈夫”，即俗话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孟子说像张仪那样“一怒而诸侯惧”，让天下人不得安宁的人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章句下》）

    孟子说出这番话来，本身就充盈着浩然之气，但这段话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些问题。比如开头两句，如果按字面译成：“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中，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就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为什么要“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中”才算大丈夫？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刘禹锡《陋室铭》传扬天下，难道这二人就算不得大丈夫？再说，什么位置是“天下最正确的位置”？其实，“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都要从儒家的仁学上来理解。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章句上》）又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孙丑·章句上》）一个人达于“仁”之境界，心胸磊落坦荡，便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了，一个人行事遵循道义原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了。

    一个走正义路、行大道的人，当然能直面人生种种的际遇：他有能力做民众的领袖，率领民众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他也有“独行其道”的勇气，在寂寞中享受探索真理的快乐。如果他有幸获得富贵，即俗话说的腰缠万贯或炙手可热——苏秦曾曰：“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但金钱和权势不会让他变得骄奢淫逸；如果他不幸而沦于贫贱之所——谁说得定呢？曹雪芹《红楼梦》有言：“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他也不会改变自己对生活的美好信念，纵然身罹困厄，他也不会低下那高贵的头颅。

    孟子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养性，增益其所不能。”他还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话语，就是孟子极力提倡修养“浩然正气”。他认为这是一种天地间的正气，一个人只有具备这股正气，才能担当起治天下的大任来，不辜负时代的期望。

    穷则独善其身

    理想国的蓝图似乎永远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境，而严峻的现实人生是人人每天都要面对的，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人生选择，成了儒学的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在这方面，孟子也承接了其先师的基本姿态。但与孔子的思想相比，孟子的表达有了一些新的内涵。孔子思想中没有反叛王权的意识，所以他只讲“见”与“隐”、“知”与“愚”，他的话语的侧重点在于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而且是被动地适应。他所谓“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之论，也开了后世的“难得糊涂”论之先河。

    后代的儒文化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所谓“进”、“退”、“出”、“处”，强调审时度势，待时而动，于是就要讲隐显，讲屈伸，于是就有了所谓潜虬、飞鸿、雾豹、风鹏等等审美的意象，由此可看到孔子思想影响的深远。但“待时而动”毕竟是一种消极等待的人生态度，它也许可以让人保持操守，但不能创造新的生活。人可能在沉默中死去，在等待中丧失活力与生机，而这是孟子所不愿意的。孟子曾与他的学生谈起过当时中国文化史上的几位名人：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

    孟子日：“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万章下》）孟子把伯夷、伊尹、柳下惠与他最崇敬的老师放在一起评价，称道他们都是圣贤之人，说他们是“百世之师”。但这几位圣贤立身处世的风格却是大相径庭的：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这真可以说是世间最为清高之人了。而伊尹的处世却正相反，他是一个以先知自命的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这也是一个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所以他别无选择：“治亦进，乱亦进”。柳下惠的作风又有不同：“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这真是一个天底下最随和的人了。而孔子的处世，孟子认为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他是一个真正能审时度势的人。虽然孟子称其先师为“集大成”者，但真正想集大成的恐怕是孟子本人。显然，在孟子看来，人的个性及处世的态度是可以有差异的，清高也好，进取也好，随和也好，只要不离道义，都应予以积极的肯定。

    所以，孟子将其所认同的人生态度概括为很精辟的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他强调，穷达都以“不失义”，“不离道”为原则。孟子是有革命思想的，他的上述话语似乎不应被理解为是一种消极适应和等待，他显然想超越所谓“进”、“退”、“出”、“处”的局限，更强调生命个体的主动精神，他主张人应该积极地去改变社会。“兼善天下”是其理想抱负所在，其内涵是“飞鸿”、“风鹏”之类意象所不能表达的。一个人如果事业有成（这可能与天下有道无道没有直接的关联），总要想着对世界有所贡献，就孟子来讲，他想通过宣传他的学说来使天下平治。换句话说，“达”不是孟子追求的终极价值，“兼善天下”才是他的人生意义所在。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机遇也不可能光顾每一个人，他可能一辈子奋斗而终于不能成为一个所谓“成功人士”，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平凡，他甚至还可能沦于贫贱之所或其它的生存困境，不得不面对人生的窘迫。但最低限度他必须对得起自己，不要辱没了自己。这个“善”字，最耐品味：独善其身，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就是人在困境之中对良心和道义的持守，所以，“独善其身”对孟子来讲是人生的底线。他为人生树立了崇高的目标，同时又设置了一条底线。这样的应对人生的态度，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无论这天下有道还是无道，都是值得倡导的。

    正如孟子倡导的那样，一个人既要对得起自己，不失人之本性，又要积极进取，树立崇高理想，才能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生与死，是人生最普通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两件事。不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一份，所以生死是极普通的事。但无论是帝王还是百姓，都只能经历一次，所以它又是最令人关切的大事。因此，生与死的矛盾，成为古往今来诗人和哲学家常常心系魂绕的问题。

    怡养性情

    荀子认为一切都应以中和为贵。增之一份则过多，减之一份则嫌少，修养的奥秘即在于此。

    人不是生下来就完美的。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境界的人，就必须注重修养，调理性格，陶冶情操，怡养思想。

    荀子的修养方法是：对于血气方刚的人，就让他平心静气；对于思想深沉的人，就让他平易温良；对于勇猛凶暴的人，就帮助他循规蹈矩；对于行为轻率的人，就用沉稳持重来节制他；对于心胸狭隘的人，就扩大他的胸襟；对思想卑下、迟钝、贪小利的人，就激发他高昂的意志；对于庸碌散漫的人，就用良师益友来改造他；对于懒散放荡、自暴自弃的人，就晓之以灾祸，使他警醒；对于单纯朴实、忠厚诚实的人，就使他的言行符合礼乐的节奏，启发他深思熟虑。

    所以，一个人首先应该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才知道调理什么、改变什么、增进什么。不要回避或惧怕自己的弱点，说不定它就蕴含着你的优点；也不要得意于自己的优点，说不定反过来它就是你的弱点。修养的法则是：无论优点或弱点，都不可使其走向极端，优点走向极端就成了缺点，弱点走向极端就难以自拔。

    荀子说，调理血气，保养身体，那么就可以步寿星彭祖的后尘；培养道德品质、自立自强，那么名声就可以与尧舜媲美。

    荀子认为有涵养的人在顺境与逆境中都能进步。

    人活一生，什么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呢？有的时候，吉星高照、事事顺遂；有的时候，乌云盖顶、事事坎坷。重要的并不是你处于顺境或逆境，而是你对待顺境或逆境的态度和方法。明乎此，你才知道人生并不仅仅是进击，有时需要退却；有时当奋勇拼搏，有时需要养精蓄锐；有时当洁身自好，有时需要等待观望。

    荀子说，有涵养的人，在心志宽广时，就敬重天道，遵循常规；在心志狭窄时，就敬畏礼法，自守节操；智虑所及，就精明通达事理，触类旁通；在智慧闭塞时，就老实诚恳地遵守礼法；当被重用时，就恭敬处事，不轻举妄动；不被重用时，就肃敬庄重；心情愉快时，就和颜悦色地办事；心情忧虑时，就静待而守理；地位显赫时，就用文雅的话语阐明事理；处境穷困时，就用含蓄简单的话语阐明事理。

    没有涵养的人就不是这样，他心志宽广时，就傲慢粗暴；他心志狭窄失意之时，就奸邪倾轧。智虑所及，就掠夺欺诈；在智慧闭塞时，就陷害他人，胡作非为。被重用时，就逢迎巴结，桀骜不驯；不被重用时，就怨天尤人，阴谋活动。心情愉快时，就轻浮飘忽；心情忧虑时，就垂头丧气，胆小怕事。地位显达时，就骄傲偏激，不可一世；处境穷困时，就自暴自弃，颓唐没落。

    所以说，有涵养的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能进步，没有涵养的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在堕落。

    荀子进一步说明有涵养的人，贫穷不移、富贵不淫，能上能下，可进可退。

    原宪在鲁国很贫穷，子贡在卫国很富有。原宪由于贫穷而损害生命，子贡由于富有而拖累身体。那么，贫穷不行，富裕也不行，怎样才行呢？

    杨朱说，快乐一生可以，安逸一生可以。善于快乐广生的不贫穷，善于安逸一生的不图富裕。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见钱财与生命本身无关。然而世人看不透，看透了也不在乎，结果，为钱财而生，为钱财而亡。有钱也痛苦，无钱也痛苦。整个生命的过程成了钱财积聚消耗的过程。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人生是个什么滋味。

    荀子说，有涵养的人，处境穷困，心志宽广；身处富贵，恭敬从容；休息的时候，精神也不懈怠；疲倦的时候，容貌仍保持庄重。在显达之时，盛怒之下，罚不过重，喜悦之余，赏不过高。

    有涵养的人啊！贫穷不移，富贵不淫，能上能下，可进可退，平平静静，舒舒泰泰，安安乐乐，人生如此，还有什么忧愁烦恼，贫穷富贵呢？

    荀子同时认为君子有才能则心怀宽广、平易近人；无才能则依然态度恭敬、谦虚退让。

    君子有才能是美好的，有才能又有作为那就锦上添花了；小人有才能是丑恶的，因才能而作恶那就危害更大了。

    君子有才能、有作为，心怀宽广而能容物，平易近人而能开导别人；没有作为，依然态度恭敬，谦虚退让，以敬畏的心情对待别人。

    小人有才能，却骄傲自大、邪僻不正、盛气凌人；没有才能，却嫉妒、怨恨和诽谤，排挤贤能。

    君子有才能，人们以向他学习为荣幸；他不知的事，人们也乐意告诉他。

    小人有才能，人们以向他学习为轻贱；没有才能，人们以告诉他为羞耻。

    宁静以致远

    诸葛亮在人们的心目中几乎是智慧的象征，兼备宰相之器与将略之才。关羽、张飞这些赳赳武夫，在他鹅毛扇的挥动下东征西讨，决胜于千里之外。读一读《隆中对》就不难发现，诸葛亮对当时全国局势的认识多么深刻，对未来历史走向的预见多么准确深远，几句话就勾画出了三国鼎立的蓝图，尤其令人叹服的是后来三国局面的形成似乎是出自他的设计。他的智慧为什么这样超群，眼界为什么这样高远呢？

    诸葛亮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好像是专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诸葛亮认为，大丈夫立身处世，应以静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以朴素来培养自己的道德操守，生活简朴而又恬淡寡欲，才能显示自己的志趣；心境安定而又精神专一，才能见识深远。要想学习有成，心境就必须保持绝对的宁静；要想增长才干，就必须刻苦学习。不学习怎么能增长才干，不恬静又怎么能进行学习呢？轻浮懈怠不能思虑深远，心境躁动便不能陶冶性情。

    在这封信中，诸葛亮谈到了“静”与“学”和“学”与“才”的关系：不能“静”就无法“学”，无法“学”就难广“才”。“静”是“学”的必要条件，“学”又是“才”的必要条件，其中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静”，不能“静”则“学”与“才”都无从谈起。

    诸葛亮在汉末社会动荡混乱之际，隐居隆中，躬耕陇亩，静观天下之变，思考国家的未来。他的沉静天性使他能高瞻远瞩，从已成之局预料将成之势。《三国志》概述他的志向说：“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因而出山之前就被他的同辈称为“卧龙”。他的深谋远虑，雄才大略，主要得益于他冷静的观察，沉潜的思考，他上面这封《诫子书》就是他一生为人求学经验的总结，让我们铭记他一生智慧的结晶吧：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诸葛亮的一生恰好是“戒躁守静”的成功实践，而“宁静致远”又正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静以养智”的引申。

    保持快乐的心境

    庄子不贵生贱死，但他决不轻生，亦不刻意追求死亡。他认为，这样都有背于生死自然之理。既然“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我便应该尽力活到生命的尽头。此种态度叫做“全性葆真”或“养生”、“尽年”。《人间世》、《养生主》、《山木》讲的都是这一道理。

    庄子的这种“生死无变于已”的观点，正如他所说的：“不乐寿，不哀天，不荣达，不丑穷。”即是说不把长寿看作快乐，不把夭折看作悲哀，不把通达看作荣耀，不把穷困看作羞耻。

    一个人如能如此，不管际遇如何，都保持快乐的心境，那真比有百万家产还更有福气！

    生活中拂逆的事情是很多的。俗语说：“不如意事常有八九”，我们一生很少有几次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一帆风顺，海阔天空。人生际遇不是个人力量所可左右，而在诡谲多变，不如意事常八九的环境中，惟一能使我们不觉其拂逆的办法，就是使自己“随遇而安”。

    庄子说：要在无为中有为，首先就是顺应事态发展，顺，于己一身，可得安全，于事情本身却可有利。

    是的，不能熄灭生命之火，既然造物主让生命之火燃烧起来，好好地燃烧就是它自然而然的事。然而，在人的世界里，不只有火，还有风，还有水。所以在生命之火燃烧时，既不要在功利面前忘了斜里吹来的风，也不要在得意忘形时不提防劈头盖顶灌来的水。

    庄周就很为此事烦恼过一阵子。

    那天他到雕陵栗里观光，一只奇怪的鸟撞了他一下，便落在栗树林里了。

    庄子判断，这怪鸟肯定发现了什么猎物，要不然，怎么撞到他都没有注意呢？于是，庄子赶紧跑过去，拿起弹弓窥伺着那只怪鸟。忽然，庄子发现一只蝉，因为找着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既安全又舒服，正得意忘形。几乎同时，一只躲在一片树叶后的螳螂，突然扑了上来，把蝉逮住了。螳螂因为抓住了蝉，正高兴得忘乎所以，那只怪鸟却毫不费力地又把螳螂逮住了。可那只怪鸟也犯了一个错误：见利忘命。庄子正拉开弹弓瞄准了它。

    就在这时，庄子心里犯嘀咕了：唔，事物原来就是这互相连累，背后竟有如此多的隐患！庄子当即丢下弹弓便往回走，恰巧看园人来了，以为庄子偷了栗子，立即跑上前，把庄子狠狠地骂了一顿。

    庄子回到家中，一连几天都不愉快。他的朋友问他：“先生最近为什么不快活呢？”

    庄子便把螳螂捕蝉，奇鸟在后，后面又有拿着弹弓的庄子，庄子后面又有看园人这桩事儿讲了，并说：“我们都只看到眼前，忘记了背后。我被那看园人狠狠羞辱了一顿，因此这几天很觉恼火。”

    环境常有尽不如人意的时候，问题在个人怎样面对拂逆和不顺。知道人力不能改变的时候，就不如面对现实，随遇面安。与其怨天尤人，徒增苦恼，就不如因势利导，适就环境，由既有的条件中，尽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发掘乐趣。

    当我们处于无可改变的不如意的时候，只有安详顺受，并且从容地由不如意中去发掘新的道路，才是求得快乐宁静的最好办法。

    所以，为了保持快乐的心情，在遇到变故时要这样想，这事原本可能更糟糕呢，要做到这点并不难。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烧起来了，那你应该高兴，而且要感谢上帝，多亏不是强性的炸药；要是你的手指头扎了根刺，那你应该高兴，挺走运，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你有一颗牙痛起来，也不必紧皱眉头，因为多亏不是所有的牙都出了毛病；要是你挨了一顿桦木棍的打，那你应该蹦蹦跳跳，笑着说，瞧，我多走运，人家没拿带刺的棍子打我；要是你的妻子对你变了心，那你应该高兴，多亏她背叛的只是你自己，而不是国家……因而以此类推，你就会永离愁苦——快乐无穷。

    修身有四戒

    荀子说，人的品德肮脏了，加以清理修饰，并不是说根据原先的肮脏来清理修饰，而是要去掉肮脏换上美好的品德。所以，除去违背礼义的“乱”，并不是以“乱”治乱；去掉肮脏，并不是用肮脏的方法清理修饰肮脏。治理这个名词，等于说，君子是为了实现安定，而不是为了混乱；为了修饰，而不是为了肮脏。

    他还说，刚刚洗过澡的人会抖一抖他的衣裳；刚刚洗过头的人会弹一弹他的帽子。这是人之常情。谁愿意拿自己清白的身体，去接受别人污黑的沾染呢？

    荀子说这些话，就是要求君子要懂得自律，他也给人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戒律：

    一、君子戒斗

    荀子认为，君子戒斗。“斗”是一个人招致耻辱的根本原因。荀子说：“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倾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下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荣辱》）

    在荀子看来，一个人好斗，那是因为他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假如自己真的是正义的，别人真的是不正义的，则自己是君子而他人是小人，那就不必要斗，因为君子不与小人斗。君子与小人斗，会降低君子之为君子的人格。为了争智而斗，则为不智；为了争利而斗，则害莫大焉；为了争荣而斗，则辱莫大焉；为了争安而斗，则危莫大焉。所以君子戒斗。

    荀子认为，斗出于勇。而好勇如果离开正义，并不具有道德价值。荀子区分了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他指出，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避死伤，贪婪地与人争食而斗，那是狗彘之勇；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狠，猛贪而戾，恽然惟利是争，那是贾盗之勇；不顾礼法，轻死而暴，与人恶斗，那是小人之勇。以上三种勇敢，都不具有道德价值，故君子耻之。只有士君子之勇具有崇高道德价值。故其言：“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之勇也。”可见，荀子反对狗彘、贾盗、小人式的好勇斗狠，却以士君子的见义勇为、以身殉道为荣。

    二、勿好为人师

    荀子说，好为人师者必浅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当今，提起老师，也许你会敬而远之，怜而悯之，但你不得不把心目中最神圣的位置留给他。老师，虽然不是人人都想做的，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老师，就意味着权威、超越、理性、博学。

    好为人师者之所以好为人师，并不是他想真正帮助别人，而是一种虚荣鼓舞着他，一种表现欲促使着他。他通过这种表现获得一种优越感，企图达到对他人的超越，于是就出现了对自我的评价和对他人的评价的错位。把自己置于师长的位置，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与冒犯，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厢情愿的自我确认。由于这种自我确认是以贬损他人水准为前提的，因而就特别容易招致他人的反感。

    然而这种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人的反感，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在那指手画脚，说东道西。他既无知人之明，也无自知之明。所以说，好为人师者必浅薄。

    三、戒伤人之言

    荀子说，有智慧的人，总是回避伤人之言。

    一种语言，比冬日的阳光还温暖；一种语言，比闪亮的刀剑还刻薄。同样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口中或在同一个口中，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一种语言把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种语言掘出了人心中深不可测的鸿沟。

    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深邃的人，一个比秋天的穗子更沉着的人，他就不能不像回避不幸一样回避伤人之言。用语言伤人，在伤害者那里，可以得到发泄的片刻快感，但在被伤害者那里，却受到永久的伤害。

    伤人之言有两种：一是当面指责人之所短，二是背后议论人之所短。而背后的议论比当面指责更阴险，更恶毒，更难防范，因而就更深刻地伤害一个人。

    不要以为背后议论人之所短是安全的，因为你是在对人说话而不是对一堵墙说话，而人是不断变化的，今天是敌人，明天却是朋友，何况一般的人既不是敌人又不是朋友，他会讨好他人而出卖你。

    这就告诉你，当你对耳朵说话的时候，嘴巴是同时在场的，你的言论即将通过这个嘴巴传播开去，最后到达你所伤害的那个人的耳朵之中。一个深谙世事的人，怎能不谨慎呢？

    唐代有一个检校刑部郎中，名叫程皓，为人周慎，人情练达，从不谈人之短长。每当同辈之中有人非议别人，他都缄默不语。直到那人议论完后，他才慢慢地替被伤害的人辩解：“这都是众人妄传，其实不然。”甚至，还列举出这个人的某些长处。有时，他自己在大庭广众中被人辱骂，连在座的人都惊愕不已。程皓却不动声色，起身避开，说：“彼人醉耳，何可与言？”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一枝蜡烛。人情练达者如是说。

    四、绝虚情假意

    荀子说，故作朴实比华丽更可怕，更难防范。

    当一个人没有勇气正视事实的时候，虚假便产生了：黑成了白，是成了非，小成为大，无成为有。

    人人都虚伪过，都把虚伪视为卑鄙，都希望他人对自己裸露最真实、最朴素、最自然的那一部分。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人可以信任一座山、一条河，但不信任一个人，人在人面前没有安全感。

    一个人会轻易地承认自己的种种缺点，但惟独不愿承认自己虚伪，他会竭力申辩自己的真诚，他需要树立一种可以信任的公众形象，这表明人的心理是十分脆弱的，他害怕自己的虚伪换来的是十倍的虚伪。

    然而，现实却是不可思议的，人人憎恨虚伪，可人人都虚伪过，而且将不断虚伪下去。虚伪成了一种生存策略，虚伪成了生活中最真诚的部分。

    这样，真诚和虚伪就不那么容易区别了，你不知道他真诚多于虚伪，还是虚伪多于真实，你分辨不清他究竟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一个虚伪的人，也许这才是最本质、最真实的人。

    荀子刚正不阿，荀子嫉恶如仇，荀子太纯洁，荀子容不下他人的一点虚伪与做作。他说，没有才能却自吹才华横溢，没有知识却自夸知识渊博，欲壑难填却装得清心寡欲，行为阴险肮脏却自诩谨慎诚实，自命清高实际庸俗不堪，背离正道却自鸣标新立异。

    作恶是可恶的，但虚伪比作恶更令人憎恨。作恶至少是真实的，但虚伪却具有欺骗性，是双重的作恶。所以，故作朴实比华丽更可怕，更难防范，因而更可恶。

    因为华丽在一定的时候是需要的，只要不成为一种华而不实的品格，适可而止。假装朴实，那就是设骗局了，骗局得逞，那就是坏事了。

    君子慎独

    孔子说：“君子慎独。”意思是说，即使一个人独处时，也要克制自己，不要做失道失德的事。

    《礼记·中庸》也说：“道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

    “慎独”也可以作为识别人的道德品质的方法。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往往从最隐蔽、最细微的地方真实地暴露出来。在公开场合，在大的问题上，由于法制、舆论的压力，人们不能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言行；在独处无人监督时，或者在细小的问题上，人们就容易放纵自己，暴露出真实的思想面目。

    《后汉书·杨震传》有一则“暮夜无知”的故事：杨震被任命为东莱太守，赴任时途经昌邑，以前被他推荐为昌邑县令的荆州秀才王密夜晚来拜见，想送给他十斤黄金。杨震说：“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这是什么缘故呢？”

    王密说：“晚上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杨震义正严词地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

    王密很惭愧，只好灰溜溜地告辞而去。

    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会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

    坚持“慎独”，在“隐”和“微”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让任何邪恶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

    “慎独”修养方法的实质是提倡高度的自觉性。这个原则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必须牢记在心的。在这方面，唐太宗就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他说：“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无疑是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等到吃饱了身体也随着完结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有听说过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

    唐太宗以这种态度来处理政事，率先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但他仍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彻底。有一次，他向魏征表示这种不安：“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魏征听后安慰他：“从前鲁哀公曾告诉孔子，有一个健忘的男子，在搬家的时候连自己的太太都给忘了。孔子听后回答说，还有更严重的呢，像桀和纣等暴君不要说自己的太太，甚至连自己都忘了呢。陛下千万不要连这个都忘了，只要能时时留心自身，至少不至于受到后世子孙的嘲笑。”由此观之，如果领导者能够率先做出表率，修正自己的行为，那么部下就会群起效法，端正自己的品格行为。

    这种自我保护的措施，主要是进行自我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越轨之处，语言是否有不妥当的地方，一些习惯是否符合于社会道德规范，是否自己过于恃才傲物、不够谦虚，等等。古人云：“御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别人对自己的一些议论总是事出有因，应先反省自己。

    只要自己能够不断自省，那就可以在各种环境里都自持而不虚。

    立身当谨慎

    所谓立身，包括树立自己的名声，明确自己的做人原则，建立自己有代表性的业绩。这里的环节很多，而且有许多潜在的危机，所以必须谨慎，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祸害。下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给我们这方面的启示。

    吕僧珍字元瑜，是东平郡（治今山东济宁市北）范县人，家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从南齐时起，吕僧珍便随从萧衍。萧衍为豫州刺史，他任典笺。萧衍任领军，他补为主簿。建武二年（495年），萧衍率师援助义阳抗御北魏，吕僧珍随军前往。萧衍任雍州刺史，吕僧珍为萧衍手下中兵参军，被当作心腹之人。萧衍起兵，吕僧珍被任为前锋大将军，大破萧齐军队，为萧衍立下大功。

    吕僧珍有大功于萧衍，被萧衍恩遇重用，其所受优待，无人可以相比。但其从未居功自傲，恃宠纵情，而是更加小心谨慎。当值宫禁之中，盛夏也不敢解衣。每次陪伴萧衍，总是屏气低声，不随意吃桌上的果实。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拿了桌上一个柑橘，萧衍笑着说：“卿真是大有进步了。”拿一个柑橘被认为是大有进步，可见吕僧珍谨慎到什么程度。

    吕僧珍因离乡日久，上表请求萧衍让他回乡祭扫先人之墓。萧衍为使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不但准其还乡，还给其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治今江苏扬州）刺史，即管理其家乡所在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吕僧珍到任后，平心待下，不私亲戚，没有丝毫张狂之举。吕僧珍的从侄，是个卖葱的，他听说自己的叔叔做了大官，便不再卖葱了，跑到吕僧珍处要求谋今官作。吕僧珍对他说：“我深受国家重恩，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以为报效，怎敢以公济私。你们都有自己的事干，岂可妄求他职，快回葱市干你的本行吧！”

    吕僧珍的旧宅在市北，前面有督邮的官府挡着。乡人都劝吕僧珍把督邮府迁走，把旧宅扩建。吕僧珍说：“督邮官府自我家盖房以来一直在北地，怎能为扩建吾宅让其搬家呢？”遂不许。吕僧珍有个姐姐，嫁给当地的一个姓于的人，家就在市西。她家的房子低矮临街，左邻右舍都是开买卖的店铺货摊，一看就是下等人住的地方。但吕僧珍常到姐姐家中做客，丝毫不觉以出入这种地方为耻。

    君子立身处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的做人准则。然而，这并非常人可以做到。更有甚者，贵而忘贱，得志便猖狂，恣意妄为，最终身败名裂。吕僧珍可谓深知立身之道的智者，他功高不自居，身贵不自傲，从而使皇帝对他更加信任、放心。吕僧珍58岁时病死，梁武帝萧衍下诏说：“大业初构，茂勋克举，及居禁卫，朝夕尽诚。方参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丧逝，伤恸于怀。宜加优典，以隆宠命，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不但如此，吕僧珍还被加谥为忠敬侯。吕僧珍善有其终，当和他立身谨慎是分不开的。

    谨慎立身，是对立身的价值有了充分认识。有了功劳，不要经常说起；有了恩宠，注意不可张扬；有了权力，注意不要滥用；有了做高官的朋友，注意不要趋炎附势；有过去的不得志的朋友，要注意不嫌弃。志当高远，事当谨慎，这是历史指示的做人原则。

    大树将军指东汉光武帝手下的大将冯异。他为人谦虚礼让，不自夸，不争功。他在随从光武帝刘秀打天下时立有很多战功。每当诸将会到一起时，众人总是争着夸耀自己的功劳，而冯异却一个人常坐大树下，不与别人争功，因此被称为“大树将军”。无独有偶，南朝梁武帝时也出了个大树将军，这个人就是冯道根。

    冯道根字巨基，是广平郡人。南朝萧齐末年，萧衍起兵襄阳（今湖北襄樊），攻打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时，冯道根勇猛无比，杀敌甚多。梁朝建立后，他率军平定陈伯之的反叛，击退北魏军的进攻，保住了阜陵城。与韦敏一起救援钟离，在邵阳洲大破北魏军。冯道根因战功卓著，先后任过骁骑将军、游击将军、辅国将军、云骑将军、领直阁将军、中权中司马、右游击将军、武旅将军等职。

    冯道根虽然屡立战功，但对自己的功劳却很少讲。每次征伐过后，诸将们都喧哗争竞，寸功必争，寸赏不让，唯独冯道根沉默不语。他的部下们很不满，认为跟随冯道根冲锋陷阵出生人死，遇到论功时，全让别人争了去，岂不太吃亏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冯道根总是开导他们说：“主上（指萧衍）对众人所建之功自有明鉴，何用我大争大吵？”萧衍对冯道根此举非常满意，曾指着他对尚书令沈约说：“这个人从来口不言功。”沈约说：“这真是陛下的大树将军啊！”

    冯道根以清廉谦退立身。他做地方官，和理清静，为部下所怀念，萧衍也说：“冯道根所在，能使朝廷忘记了还有一州。”他做为中央官，虽贵显而性俭约，所居宅不营墙屋，无器服侍卫，人室则萧然如素士之贫贱者。他口不言功，却独得大树将军之誉，这是高于其他人的记功碑。冯道根是以清廉谦退立身的成功者。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人生危机四伏，风险紧随，谨慎方可不在阴沟里翻船！

    修身要知反躬自省

    修身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成功了总结经验，失败了吸取教训。不断地反躬自省，不断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将因此变得聪明起来。

    有个汉子，赶着一辆牛车，经过岔路口，老牛只顾低着头朝前走。汉子连忙跳下车子，想要叫牛车朝后退几步。本来，他只要一手牵住牛鼻子上的缰绳，一手晃动鞭子，老牛就会乖乖地向后退。可是他不，他很生老牛的气，就只管用双手扳住车子向后拖。而牛呢，却拼命朝前走。于是，一个向后拖，一个朝前走，就在大路上顶起牛来。汉子愈使力，牛便愈用劲。这个汉子如此蛮干，结果不免要闯祸。

    这是《周易·睽》中的一种卦象。这个汉子不懂因势利导，一味蛮干，本来轻而易举的事结果弄得难以招架。这位汉子太不聪明，简直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

    《周易·井》中的一种卦象也颇有意味。

    村子里有一眼井，井水又清又甜。全村男女老少来来往往到井上汲水。淘米、洗衣、饮用都靠这口井的水。可是大家只管汲水，却不知爱护。渐渐地，井水干枯了，被泥沙堵塞住了。村里人汲不着水，围在井边吵吵嚷嚷，却不想办法去淘清这眼井，反而气急败坏地把汲水用的瓶子砸个稀烂。

    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发动大家把井淘清就是了。可这些人只会怨这怨那，甚至迁怒到汲水瓶子，结果大家都用不成水，使自己为难。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若处理得好，自己就会轻松愉快，感到事事顺心；若处理得不好，就会事事麻烦，就像一团乱麻，理也理不顺。

    不会处理问题，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使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变得于自己不利，这就叫与自己作对。

    一个学生，本该好好读书学习，长大后有益社会，他却整天吊儿郎当，不学无术；一个官员，本该为社会多作贡献，他却贪赃枉法，骄横无道。因自己的不慎毁灭自己的理想，葬送自己的前途，这真是人生悲剧。

    与自己作对，也许本不情愿，但客观效果就是如此，摆也摆不脱。因过分放纵自己而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最积极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时时提醒自己，做到自省、自励、自强。

    虚怀若谷

    虚怀若谷就是要不自负、不自满、不武断、不固执。看到他人的长处，虚心学习；反省自己的不足，自觉地加以克服；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乐于接受别人的帮助。这是一个人能够成才、成功的重要条件。

    每个人都应努力培养自己虚怀若谷的品德。它会给自己带来智慧，给人际关系带来和谐，给事业带来新的活力！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老子曾说过：“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其意思是，江海所以能成为一切小河流的最后归宿，就是因为它善于将自己放在一切小河流之下。这就是江海容纳百川的奥妙。人亦应如此，有山谷那样的胸怀，有大海那样的气度，就会有“有容乃大”，成为一个思想境界高尚、文化知识广博、善缘之友众多的人。

    我国近代著名大学者顾炎武认为，天下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昔日之所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所成，又不容以自限。他虽然从小就在家庭的熏陶教育下打下了扎实的知识根基，后来又成为一位名满天下的学者，但他不自满自傲，而是虚怀若谷，向师友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顾炎武所作的《广师》一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虚怀若谷的品德：

    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读书为己，深颐洞微，吾不如杨雪臣；

    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艰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

    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

    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路；

    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同史；

    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一个人如能感到自己的“吾不如”，就必然会感到自己尚有“吾不知”和“吾不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具有虚怀若谷的品德。

    吾不知，就是敢于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宇宙之大、社会之广、知识之博的客观环境里，谁都会有许多自己不知道未掌握的学问。即使你是一位大学问家，你掌握的知识，恐怕也只能是沧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不知道这一点便是双倍的无知。庄子讲过这样的故事：秋天下了大雨，河水涨满了，于是河神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水都满江集到自己的河里，再也没有谁可胜过自己了，然而当它顺流而下时，不觉来到北海，见到一望无际的大海不知比它宽阔多少倍时，它这才知道了自己的渺小。

    吾不足，就是要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自己做得再好，也还会有很多不足。越是有自知之明的人，越会知道自己的不足。明代方孝懦说过：“人之不幸，莫过于自足”。只有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找到前进的目标和动力。

    任何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完人，他总是需要在生长过程中不断地学习他人的优点与长处，而没有一个虚怀若谷的气度的话，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地取他人之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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