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孔伋的门人。学成以后，开始游说诸侯，大力推行儒家学说。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邹穆公召见孟子，询问治国之道。随后几年，孟子往来于邹、任、齐、宋、滕等国之间。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梁惠王招贤纳士，时年52岁的孟子得见梁惠王，并与之谈论为政之道。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孟子来到齐国，答齐宣王问。齐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孟子离开齐国。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一方面，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分开来，认为人们应该固守自己的阶级地位；另一方面，推崇“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在道德上，孟子主张“性善论”，将道德的范畴概括为“仁”、“义”、“礼”、“智”四个部分，认为这些品质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孟子在晚年，与其弟子一起将自己的思想、事迹汇编成册，共七篇，是为《孟子》。
诚实待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爱别人的人，会得到别人的爱，尊敬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的尊敬。
孟子的这段话是要表达一种将心比心、诚实待人的理念，具有这种理念的人能够很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东汉时期，汝南郡的张劭和山阳郡的范式一起到京城读书。学业完成后，临别之时，张劭看着空中的大雁说道：“你我今日一别，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范式也看着空中的大雁说道：“兄弟，不要悲伤，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今日你我分别，再见之时实难预测。我答应你，两年之后的今日，当你再次看到天上的大雁时，我必会去你家探访，拜望家中老人。”范式说完之后，二人唏嘘分别。
光阴似箭，两年的时间倏忽而过。金秋时节的一天，张劭再次看到了排成一字在天空中飞行的大雁，他没有忘记两年之前范式对自己说的话，自言自语道：“他马上就要来了。”说完之后，张劭回到屋中，将范式对自己的承诺告诉了母亲。在张劭的母亲看来，张劭所说之事根本就不可能，张劭和范式两家相隔千里之遥，范式不来与张劭相聚也是正常的。
让张劭的母亲意外的是，到了约定日期，范式真的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两个同窗好友再次相聚，欢喜异常，原本不认为范式会来的张母站在一旁，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道：“想不到，这世上竟然真有如此守信的朋友！”
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做人一定要诚实，只有我们自己先做到真诚守信，才能够换得别人的真心相待。诚实待人，推己及人，是一个人走进另一个人内心的唯一途径。
人与人交往，只有怀揣敬重对方的交往原则，才能够在交际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诚然，如果想获得高朋满座的际遇，那么我心换你心更是最佳选择，暂且不说诚实待人能给自己带来比万千财富更为重要的良好品德，单单是你对别人的真情实意，就能够为你赢得良好声誉与信任。
诚实待人是做人的准则之一，也是人们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在日常的交往中，诚实待人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准。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晏殊极为重视诚实守信。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多识而闻名乡里，那时，人们都把晏殊叫作“神童”。后来，晏殊被地方推荐给了朝廷。地方推荐的人拥有不参加科举考试就可以入仕为官的特权。然而，晏殊认为自己因为推荐便入仕为官，对那些数载寒窗的读书人不公平，所以，他坚持要参加考试。意想不到的是，晏殊拿到考题后，竟然发现是自己做过的，如此一来，自己与别人的竞争依然是不公平的，晏殊便请求考官给他换一份试题。当时考场制度十分严格，晏殊最终没能如愿，只好以现有的考题为基础，作了一篇文章交了上去。
后来，晏殊果然榜上有名，并被招到大殿上去参加殿试。殿试之中，皇帝对晏殊大加赞赏，但晏殊并没有因此感到有丝毫荣幸，而是把实际情况详细地告知皇帝，并请求皇帝给自己重新出一道题目。皇帝闻言后十分感动，便给晏殊新出了一道题目。没过多久，晏殊便将自己写的文章呈给皇帝，皇帝看完文章，对晏殊更加赞不绝口，当即授予晏殊官位，希望晏殊能够为国家效力。
事实上，皇帝给晏殊授官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晏殊的文章写得有多好，更是因为晏殊的这份诚信。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诱惑让人们偏离了诚实待人的道路，有些人甚至认为诚实待人、诚实守信是木讷、愚蠢的象征。事实上，诚实待人、诚实守信是一种待人处世的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说，诚实待人、诚实守信本身就代表了智慧。因为只有以诚相待，才有可能获得他人的理解，获得与他人的相互沟通，甚至能够遇事化险为夷。诚实，时时刻刻都需要，守信，永远不会过时。
不媚权贵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
这段话的意思是：与位高权重的人说话，要“藐视”他，不要把他的显赫地位和权势太放在眼里，以致把自己弄得战战兢兢，不知所措。殿堂华屋高两三丈，屋檐宽好几尺，如果我得志，也要不屑于这些。即使佳肴满桌，侍奉的姬妾好几百人，如果我得志，也要不屑于这些。饮酒作乐，驱驰打猎，随从车辆成百上千，如果我得志，也要不屑于这些。他人所拥有的，都是我不屑于拥有的；我所希望的，是拥有古代的礼乐制度。因此，我为什么要怕他呢？
晋朝大文学家陶渊明一共当了13年的官，在这13年中，他有过许多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一直致力于做一名清官，然而最终都没能成功，一次次的失败带给他一次次的失望，他为官的13年也可以算作是他人生中最为绝望的13年。
义熙元年，41岁的陶渊明在好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县令，没过多久，浔阳派遣了一个督邮来视察公务，此人叫流云，流云十分贪婪，每次巡查县衙的时候，都会借机向当地县官索取贿赂。如果下面的官员“不孝敬”的话，流云就会想方设法栽赃陷害。因此，迫于无奈的下层官员，只好在流云视察的时候对他进行贿赂。
在陶渊明上任的时候，一位县官就提醒他道：“如果流云来了，你一定要穿戴整齐，并且准备好礼品去迎接他！”陶渊明听完之后叹息道：“我怎么能够为了这仅仅五斗的薪俸，而向乡里的这些小儿折腰呢！”说完之后，陶渊明再次辞去官职，返回了乡里。
陶渊明始终秉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信念，不为王权与“五斗米”折腰。
有许多人不惜代价讨好权贵，以期博得权贵的“欢心”，使自己能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为此，他们甚至不惜践踏自尊，以出卖人格为代价来换取名利。
但是，人获取名利、权势，无非是想获取众人的尊重与认可，一个连自己都不尊重的人，又怎么可能得到其他人的尊重与认可呢？陶渊明虽然没有获得名利、权势，但是他却保住了自己的名节，受到了世人的尊重。
晋朝时期，才华横溢的戴逵琴弹得很好，名声很大。但他看不惯官场黑暗，坚决不入朝为官，而是隐居在浙江会稽弹琴作画自娱。
武陵威王司马道听说了戴逵的名声后，派人重金去请戴逵到王府弹琴。但戴逵竟然在使者面前把琴摔破，表示坚决不从。
在生活中，虽然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不平等，但是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不应该为了名利与权势在人格上屈就权贵，在诱惑面前放弃自己正确的信念。
不媚权贵，尊重自己，这是获得他人尊重的前提。
不为名利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孟子
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君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国君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
孟子十分重视民心向背，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始终把“民”放在第一位。其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影响了后世众多的为政者，也成为千古论断。
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著称。
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县令时，七年当中，竟有五年发生了蝗灾与水灾，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郑板桥一边向朝廷汇报，请求朝廷的救济，一边与当地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抗灾。他还责令那些富有的商人和大户开设粥厂，给老人、小孩以及妇女救济，以解百姓的燃眉之急。
郑板桥自己也节衣缩食，甚至把官俸都捐了出来。在最危急的时候，他毅然决定开仓放粮。当时，朝廷的批文并没有下来，其他官员劝他再等一等，否则，私自放粮的罪过可不小，但是郑板桥说：“现如今百姓已经饿得皮包骨了，如果再这么等下去，恐怕全县的老百姓都要饿死了，到那时候，即便是朝廷的批文下来，又有何用？百姓要我这个县官还有何用？”随后，郑板桥便命人打开粮仓，将粮食发放给了百姓。
郑板桥在为官的七年中，始终将百姓安危放在第一位，恪尽职守，把拯救黎民百姓作为己任。
在体察民情的时候，郑板桥不但不坐轿子，身穿便服，甚至还穿着草鞋，简直就像是一个农夫。他就算是在夜间进行巡查时，也是自己一个人，手里仅拿着一个写着“板桥”两字的灯笼而已。郑板桥这样的举动虽然遭到了某些权贵的指责，但他始终认为这是本心所至，认为为官之道正在于此。
当时，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很多小商贩因此破产。郑板桥得知后，便开始严加整治，明令禁止官商勾结，对那些欺行霸市之人进行严惩，维护了小商贩的利益。郑板桥如此“冒犯”富商大贾，得罪了当时的很多权贵，一时间，数不清的流言蜚语、明枪暗箭向郑板桥袭来。
乾隆十七年，山东潍县再次遭遇天灾，郑板桥像前几次一样向上级官员申请赈灾，却遭到打击报复。他一怒之下辞去官职，结束了自己的为官生涯。
虽然郑板桥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但他若想要名要利要权都是轻而易举的。然而郑板桥始终洁身自好，不为名利与权势，一心为民，最终获得了百姓的爱戴。
《庄子·秋水》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使大夫二人来此，请庄子去楚国做官。庄子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前面是清波粼粼的濮水以及在水中从容不迫的游鱼，背后则是楚国的官位。
庄子问了两位衣着锦绣的大夫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问题：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让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装着它，用丝绸巾饰覆盖着它，珍藏在宗庙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着呢？
两位大夫听完庄子的问话，回答说：他们肯定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着。
庄子说：“对呀！我就是像乌龟一样愿意在泥水中拖着尾巴活着啊。”
庄子就这样推掉了在很多人看来千载难逢的发达机遇。
这个故事即便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至少也是庄子心灵的真实反映，它体现了庄子超凡脱俗的大智慧，体现了庄子能够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庄子的这种坚持，让我们了解到精神可以达到的高度。
现今，有些人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把追逐金钱、财富、权贵当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甚至觉得有了这些就有了一切。其实，这是不对的，金钱、财富、权贵固然对人很重要，但如果失去了道德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就会变成为金钱、财富、权贵厮杀的“战场”。
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而不是为名利、权贵“厮杀”的高等动物。不为名利、权贵，是人生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让我们不会忘记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真情，让我们不会忘记这世界还有道德和文明的准则，同时时刻提醒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舍生取义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
这段话的意思是：鱼和熊掌都是我们所喜欢的东西，但如果无法一起得到，就要取熊掌而舍弃鱼。生命和正义也是我们所想要的，但如果无法一起得到，就要舍去生命，维护正义。
孟子是中国古代研究义利关系最著名的哲学家。他把正义和利益对立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在正义和利益对立的情况下，如果进行选择，就应该选择正义。
孟子认为，“义”和“利”是矛盾着的两个概念，而“义”要重于“利”。孟子认为为了正义，他可以放弃生命，更不要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利益了。
孟子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一碗米饭，一碗肉汤，得到这些就能活下去，得不到便会饿死。但若施舍的人没有礼貌，即使过路的饿汉都不会接受。”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食嗟来之食”。
“嗟来之食”这个成语源自于《礼记·檀弓》，书中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年，齐国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很多穷人由于缺粮少食，被活活饿死。有一个名叫黔敖的贵族在大路旁摆了一些食物，等着饿肚子的穷人经过，施舍给他们。一天，一个饿得不成样子的人用袖子遮着脸，拖着一双破鞋子，摇摇晃晃地走过，黔敖看到后，便左手拿起食物，右手端起汤，吆喝道：“喂！来吃吧！”那个饿汉抬起头轻蔑地瞪了他一眼，说道：“我就是因为不吃这种嗟来之食才饿成这个样子的。”黔敖赶快向那饿汉赔礼道歉，但那饿汉最终还是不肯吃，饿死于路旁。
荀巨伯到远方探望生病的朋友，正好遇上贼兵来攻城。友人对荀巨伯说：“我是快死的人了，你赶快走吧！”荀巨伯说：“我远道而来探望你，你却要我离开；败坏道义来求生，难道是我荀巨伯所能做得出来的吗？”贼兵来了之后问荀巨伯说：“大军一到，全城的人都逃走了，你是什么人，竟敢还待在这里？”荀巨伯回答说：“友人有病，不忍心抛下他，宁愿用我的性命来换取朋友的性命！”贼兵听了，相互说道：“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竟然攻入这个讲究道义的国家！”于是掉转军队回去了，全城因而得以保全。
“舍生取义”和“重义轻利”是孟子的主要思想之一，也是儒家文化及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即便是今天，这一思想的影响仍然广泛而深刻。
苏武牧羊的故事妇孺皆知。
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苏轼仍持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归汉之时，已是须发皆白。
苏武是我国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人物之一。南宋文天祥也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
文天祥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开庆初年，蒙古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宦官董宋臣请理宗迁都以避敌锋，文天祥上疏请斩董宋臣，以振奋人心，并献御敌之计，但未被采纳，后历任刑部郎官、知瑞州等职。咸淳六年，文天祥因得罪奸相贾似道而遭到罢斥，德佑元年正月，闻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今杭州，当时南宋的京城），次年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时元军已进逼临安，文天祥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扣留，二月底，文天祥等十二人，趁夜逃入真州，复由海路南下，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坚持抗元。
景炎二年，文天祥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妻子儿女皆被俘，将士牺牲甚众，文天祥只身逃脱，退据广东继续抗元，后因叛徒引元兵袭击，十二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被俘。元将张弘范招降文天祥，文天祥乃书《过零丁洋》诗以斥之，末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次年，被押送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经历种种严酷考验，始终不屈，于1283年从容就义，年仅47岁。
舍生取义是指为了正义事业不惜牺牲生命。“舍生”已不限于舍弃生命，也包括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个人利益。“取义”也已不限于正义，而是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公益。舍生取义，就是平时肯为公益放弃个人利益，在关键时刻能够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
浩然正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正气的秉性博大而刚强，不可限量，不屈不挠，它必须用道义来培养，不使之受到损害，只有这样，正气才能最终充塞于天地之间。
“浩然正气”是孟子提出的一种精神境界。当人达到这一精神境界时，他会敢于坚持正义和真理，刚直不阿，坚忍不拔，面对世间邪恶能够做到正义凛然。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顶天立地之人应有的责任感与义不容辞的担当。
孟子的“浩然正气”是“正气”、“骨气”，是一种刚正的气节和正派的作风。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甚至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我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无不受到“浩然正气”的影响。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不为元兵威逼利诱，在狱中写下了有名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沧溟。”今日读来，仍然感人至深。
除了文天祥，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以正气闻名于世的人，他就是屈原。
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是楚国王室后裔，深受楚怀王信任，担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位。他经常与楚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制定。在内政上，他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事；在外交上，他主张联齐抗秦，增强军力。楚国国力日益强盛。
当时的秦惠王励精图治，企图称霸中原，而在国力上能够与之抗衡的唯有齐国。秦惠王深感齐楚联盟的威胁，决定分而治之，于是采用张仪的计策，贿赂楚怀王的宠臣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离间屈原与楚怀王的关系，致使怀王逐渐疏远屈原。
公元前305年，楚怀王与秦惠王订立黄棘之盟，楚国正式叛齐投秦，屈原据理力争，为此得罪了怀王，被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后来楚怀王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对屈原的迫害变本加厉，将其再次流放到南方的蛮荒之地。
相传屈原被流放至沅江边，面容憔悴，渔父见到他，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
屈原回答说：“天下已经浑浊不堪，而我却不肯同流合污；世人都被迷惑了双眼，而我却还能保持清醒。正因为如此，我才遭到放逐啊。”
渔父说道：“既然天下都已浑浊，你何不搅动泥沙，随波逐流？既然世人都已被迷惑双眼，你何不与大家一起醉生梦死？你这样自命清高，以至于遭到流放，难道不是自找的吗？”
屈原回答说：“刚洗完头发的人，一定要弹弹帽子，以免头发再次被弄脏；刚洗完澡的人，一定要抖抖衣服，以免身体再次被弄污。像我这样正直的人，怎能忍受这污秽世俗的侵染呢？我宁愿葬身鱼腹，也绝不与奸臣同流合污。”
屈原拒绝了渔父的建议，选择了坚守自己的人格底线。他执着而决绝，宁愿舍弃生命，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虽然最终他的理想破灭，但是他至死不渝。千百年来，屈原之所以会被一代代后人所歌颂，正是因为他清白高洁的人格精神。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挑战，需要不断地做出抉择。面对这种局面，如何才能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呢？孟子认为，培养“正气”绝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放任自流，要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比如，东汉班超，出使西域，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勇气概，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势力，恢复了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再如，明代海瑞，看到嘉靖皇帝残暴昏庸，黎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为自己置办了棺木，诀别妻儿亲友，带棺上书直斥嘉靖皇帝，以死谏表决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社会早已进入多元化。但是，“浩然正气”从来没有过时。以“正气”对待工作，可以忠于职守；以“正气”对待金钱，可以廉洁自律；以“正气”对待朋友，可以真诚相交。这些品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会被人们所摒弃，因为它们是社会中永不褪色的宝贵财富。
乘势待时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孟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非常有智慧的人，也要顺应形势，才能有所作为；就像农民，只有手中握有农具，依照农时去劳作，才能有所收获。
孟子所说的“乘势”，就是看准态势、顺应形势；而“待时”，则是等待时机、乘时而动。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有顺应时势，做起来才能事半功倍。
三国末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蜀国，继而夺取魏国政权，至此，统一中国的“绊脚石”便只剩下吴国了。虽然司马炎希望尽早实现统一的梦想，但朝中文武大臣大多认为，吴国外有长江天堑之险，内有雄兵猛将，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灭亡。
晋国大将杜预对于这些言论却不屑一顾，他上奏晋武帝，认为吴国国势已衰，天下民众企盼统一，归心于晋。因此，现在正是出兵伐吴的大好时机。如若拖延，必将给吴国喘息之机，迁延日久，统一大业只会更难完成。
在杜预的极力劝说下，晋武帝于公元279年，调动兵马二十多万，大举伐吴。杜预任征南大将军，率兵长驱直入，攻克江陵。吴军毫无斗志，纷纷开城投降。
此时，晋国内部又出现不同的声音，大臣们认为夏秋之际长江之水暴涨，不宜行军，不如等到入冬再起兵。对此，杜预坚决反对，他说：“现在我军斗志旺盛，而吴国的士兵却溃不成军，正是攻取吴国的大好时机。就如同用快刀劈竹子一样，只要劈过几个竹节后，竹子就会迎刃破裂。”
此次南征的结果也正如杜预所预料的一样，晋军不费吹灰之力，一路攻入吴国都城建业，吴国灭亡，晋武帝就此统一中国。
这就是成语“势如破竹”的出处。“势”看似无形，实则无处不在，而且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变化。《左传》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论述，讲的就是“势”的转变过程。顺势而为，无往而不胜；逆势而动，则往往会事无结果。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过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越。越军以获死罪的犯人在阵前自刎，分散了吴军的注意力，趁机大破吴军，阖闾重伤身亡。阖闾之子夫差即位后，任用伍子胥整顿军备，两年后再次攻越，在夫椒进行决战，歼灭越军主力，围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山，勾践被迫求和。此时，吴国形势一片大好，但夫差竟然出人意料地同意了勾践的提议，以勾践入质吴国为条件，撤了兵。
正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吴国错过灭亡越国的大好时机，给了越国喘息之机。越王勾践听从文种、范蠡的建议，“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在内政上大力发展生存、奖励生育；在军事上施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同时送西施给夫差以弱其志，劝吴国大兴土木以削其国力；并以反间计杀死吴国重臣伍子胥。
公元前482年，吴王率兵北上争霸中原，越王勾践见时机已到，迅速出兵攻破吴国都城。吴王夫差急忙会师救援。此时，吴军主力未损，越军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两国签订合约后罢兵。
公元前478年，吴国闹灾荒，越王勾践再次出兵，并于笠泽一战中歼灭吴军主力。此时，吴国北结仇于齐，西结仇于楚，内忧外困，胜利的天平已经向越国倾斜。勾践吸取了夫差的教训，多次拒绝夫差的请和，最终在三年后攻入吴都，夫差自杀身亡。
随后，勾践率领越军北渡江淮，与齐、晋等国会盟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吴越争霸的形势不断变化，整个过程真可谓一波三折，异彩纷呈。通过这段历史，我们更能看到审时度势的重要性。一个人想要成功，不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还要注意“乘势”和“待时”。正如庄子笔下的大鹏，身长千里，乘风而上，直入云霄九万里；但若没有飓风鼓动大鹏的翅膀，让其借势而上，那么大鹏的抱负即使再远大，它也只能望南溟而兴叹了。
生于忧患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孟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遭遇磨难能够使人坚强地生存，而贪图享乐只会导致灭亡。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意思是贫寒的家境能够让孩子更早地懂得生活的艰辛，从而更早地学会生活上的独立。人们也常说“多难兴邦”，意思是灾难可以磨练人的意志，使一个国家更加团结，充满斗志，战胜困难。由此可见，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适时遭遇磨难，会磨练意志，培养战胜困难的勇气，为今后成就一番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那些英雄豪杰几乎都是经历了各种磨难，才最终得以青史留名的。就像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被誉为“汉初三杰”的韩信，就是这样一位生于忧患的人物。
据《史记》记载，韩信自幼家境贫寒，因为没有好的品行，所以不能被推选去做官，又没有生意头脑，无法依靠做买卖维持生活。于是，他只能寄居在别人家里。韩信曾经一连数月寄居于下乡南昌亭亭长处，后来亭长的妻子实在厌烦他了，便提前做好饭，端到床上去吃。开饭的时候，韩信去了，却没有看到准备好的饭食。聪明的韩信自然明白亭长妻子的用意，一怒之下，便离开了，没有再回去。
有一次，韩信在城下钓鱼充饥，正好碰上几位漂洗的大娘，其中一位看见韩信饥饿的样子，于心不忍，就拿出一些食物给韩信吃。自此之后，一连几十天，韩信都来找这位大娘要饭吃，并承诺说：“总有一天，我会重重报答您老人家。”大娘听了十分生气，说道：“你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居然无法养活自己，我可怜你才给你饭吃，难道是贪图你的报答吗？”大娘的话让韩信惭愧不已。
韩信喜欢佩戴长剑，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有一次，淮阴城中的几个少年将韩信拦住，其中一位对他说：“我看你虽然整天佩戴着长剑，但实际上却十分怯懦。你敢不敢拔出剑来与我们比试一番，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底下爬过去。”韩信虽然想表现得很勇敢，但见对方人多势众，如果逞一时的匹夫之勇，肯定会吃亏。于是竟然真的趴在地上，从那位少年的裤裆下爬了过去。众少年无不嘲笑韩信的懦弱。
正是由于乞食他人、寄人篱下的尴尬处境，让韩信懂得了自强自立的可贵；也正是淮阴少年的羞辱，让韩信明白了能屈能伸的道理。经过一系列的磨难，韩信终于明白了，只有成就了一番事业，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尊敬。于是，他选择了从军，先追随项羽，后效力刘邦，登坛拜将，定三秦、虏魏赵、下燕国、定齐国，成为西汉开国的第一功臣。
舜曾经在历山耕田，三十岁才被尧启用；傅说曾为刑徒，在傅险（地名）筑墙，后被武丁举用为相；胶鬲曾贩卖鱼、盐，后被周文王举荐给纣王，后又辅佐周武王；管仲曾为囚徒，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用为相；孙叔敖曾是隐居于海滨的小民，后却受到楚庄王的重用；百里奚曾为奴隶，却被秦穆公任用为相。这些圣贤之士，无不是在困难中成长，在艰苦卓绝的生活中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能力，才最终成就他们的惊天伟业的。
因此，一个人要想成功，就不能惧怕困难，而是应该将困难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在艰难中磨练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能力，迎难而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你把摆在面前的困难一一解决时，你就会发现成功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通达权变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
—孟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男女之间不能直接赠予或接受对方的物品，这是礼法；嫂子溺水，小叔子伸手援救，这是变通。
齐国著名辩士淳于髡曾经问孟子：“依照你们儒家的看法，男女是应该授受不亲的吗？”孟子回答：“从礼法上讲，当然应该这样。”淳于髡又问：“那么如果嫂子掉进水里，按照礼法，小叔子能伸手去握住嫂子的手，施与救援吗？”孟子回答：“男女授受不亲是遵从礼法；但嫂子溺水，小叔子伸手援救，是变通之计。如果连嫂子溺水都不去救援，那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了？”
孟子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权变的重要性。“男女授受不亲”是封建礼制的原则，但当嫂子溺水而不伸手救援，虽然遵守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却丧失了“亲情”这一人的本性。所以，当原则与本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人就不应该只拘泥于形式，而是要依据具体情况，采用权宜的方式，做出虽违背原则、却合情合理的选择。
人若是过于拘泥形式，给他人的印象往往不是坚持原则，而是过分迂腐，就会成为他人嘲笑的对象。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君主，他不懂权变，最终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他就是宋襄公。
宋襄公一直标榜仁义，为人处世也以礼法自居，正因如此，在当时也算小有名气。当时齐桓公年老，担心自己死后诸子争权，便将太子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希望依靠宋国的力量，保证太子顺利掌权。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诸子果然展开了血腥的权力争夺战，公子昭逃往宋国。宋襄公是个视仁义超过自己生命的人，见齐国有乱，既想完成齐桓公对自己的托付，又想借此完成争霸中原的伟业，便于次年邀约诸侯，共同平定齐国内乱。
当时宋国实力并不强，所以响应宋襄公号召的仅有卫、曹、邾几个小国。由于齐国贵族对公子昭怀有同情心，又不清楚宋军实力，见他国大兵压境，所以便杀了公子无亏与竖刁，赶走了叛徒易牙，迎立公子昭为君，是为齐孝公。
平定齐国内乱之后，宋襄公开始为自己的功绩沾沾自喜，做起了称霸中原的美梦。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不顾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出兵伐郑，郑国向楚国求救，于是宋军与楚军对峙于泓水两岸。
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军的目的只为救郑，咱们兵力弱小，不能和楚军硬拼，不如退兵吧。”宋襄公听后十分生气，说道：“我军虽然势单力孤，却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岂能不战而退！”于是宋襄公干脆在军中立起一面大旗，上书“仁义”二字。
第二天，楚军开始渡河。公孙固说道：“等楚军渡河至一半的时候，我们掩杀过去，一定可以取胜。”宋襄公指着“仁义”大旗，说道：“人家连河都没有渡完，我们就开战，这算什么仁义之师？”等到楚军全部过河，公孙固又说道：“楚军阵形还没有展开，我们现在攻击，还有取胜的希望。”宋襄公怒道：“你怎么净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主意！我们是仁义之师，怎能攻人不备？”结果楚军布置好阵形，大举进攻，宋国兵力不敌，宋襄公大腿受伤，被属下拼死救出。
公元前637年，即泓水之战的第二年，宋襄公由于伤口感染，不治身亡。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宋襄公一味死守着“仁义”的道德准则，却不分场合，不看时机，不懂变通，最终落得饮恨而终的下场，在让人唏嘘不已的同时，引人深思。
与宋襄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高祖刘邦，刘邦深谙权变之机，最终夺取了政权。
秦朝末年，刘邦与项羽各率领一支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咸阳。公元前207年十二月，刘邦率先攻入咸阳，秦国灭亡。刘邦入主关中后，留恋这里宫殿的富丽堂皇，不忍离开。第二年一月，项羽攻破函谷关，想趁势消灭刘邦的军队。此时，刘邦仅有10万军队，而项羽的兵力则多达40万，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于是，刘邦立刻转变策略，与项羽的叔叔项伯约为儿女亲家，并亲赴鸿门宴，向项羽谢罪。
公元前205年五月，已经身为汉王的刘邦趁项羽北伐之际，主动出兵攻打彭城。此时刘邦的兵力已经多达56万，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项羽只率领3万轻骑兵，就将其打得一败涂地。幸亏韩信等将领力保，他才免于身死。后来两军形成对峙，相持不下，刘邦见灭楚时机未到，便与项羽签订盟约，以鸿沟为界，二分天下。
公元前202年一月，刘邦笼络了韩信、彭越、黥布等势力，兵力已达70万，而项羽只剩下10万疲惫不堪的士兵。刘邦见时机已到，再次发动对楚战争，并于垓下全歼楚兵主力，迫使项羽自刎于乌江岸边。
在这里，刘邦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权变”的重要性。他之所以能够最终问鼎中原，就是凭借其根据形势调整策略的能力。弱小时，退居汉中，保存实力；僵持时，离间敌人，争取盟友；壮大时，一举破敌，毫不手软。可以说，刘邦将“权变”使用得出神入化，也正因如此，他才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在两年的对秦战争和四年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所率领的军队数次遭遇危难，但他每次都可以凭借着随机应变的权变能力化险为夷，在战斗中不断调整策略，壮大自己的实力，打击对方，最终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从而一统天下。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临无数的选择与难题，要如何应对它们呢？是像宋襄公一样不懂变通、顽固到底，还是像刘邦那样机智灵活、随机应变？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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