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正常的伦敦市民在下午五点钟离开劳埃德商船协会[2]，驾车回到在哈克尼、克拉普顿、斯坦福德高地或者在他处的家，除了他的晚餐之外，要说他还有什么日常娱乐的话，那就是他的花园了。对那花园，他从不亲手下工夫，尽管如此，他仍然引以自豪；而且如果你想向他最年轻的女儿献殷勤的话，你非对花园里的一草一木表示倾慕不可。如果你的词令贫乏，使你不得不对他的花园和果子酒区别对待的话，那么我们当然要奉劝你对前者要多夸奖几句。每天早晨他出发进城之前，总要在花园里兜上一圈，而且特别希望那方鱼池保持特别干净。如果你在夏天的一个星期日的午饭前一小时左右去访问他，你会见到他头戴草帽，坐在屋子后面草地上的一把扶手椅上，阅读一份报纸的星期特刊。你极可能注意到在离他不远处的一个很大的铜丝鸟笼里有一只漂亮的长尾小鹦鹉。十之八九，那两个最大的女儿正在花园中一条铺石路上闲逛，由两位年轻绅士陪伴着，为她们各撑一把阳伞——当然只是为了遮阳——而那几个年幼的孩子则在阴影里同保姆的下手一起无精打采地溜达着。除了这些场合，他所以喜欢自己的花园，与其说是由于从中可以得到实际享受，还不如说是由于他意识到花园是属于自己的。遇上平日他驾车把你带到他家里吃午饭的时候，由于早上的工作，他感到疲乏不堪，外加还有点不快。不过等到吃完饭，撤去桌布喝了三、四杯他所喜爱的葡萄酒之后，他便会吩咐把他餐厅里的双扇落地玻璃窗打开（这餐厅当然是面向花园的），把一条绸手帕遮住自己的脑袋，朝后靠在扶手椅背上，然后长篇大论地畅谈他的花园有多美，维持它又花了多大费用。他这么做无非是要你这个家庭的年轻朋友，充分感觉到这个花园多么出众，它的主人多么富有。他谈呀谈的，等到他把这个话题彻底谈尽了，便呼呼入睡了。
另有一些属于很不同的阶层的人，他们的娱乐便是园艺。这个阶层的一员住在离城不远之处——就说在汉普斯特德路或者基尔本路或者其他任何路上吧。在那一带的房屋小而整洁，屋后都有一小块花园。自从二十年前，这个人歇业退休以后，他和与他同样干净结实的妻子一直住在这幢房子里。他们没有子女。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儿子，大约五岁的时候死了。那孩子的照片挂在最好的那间起居室的壁炉架上方。孩子生前常拉来拉去玩的一辆小手推车被作为纪念物小心地保存着。
在晴天，那位老先生几乎一整天待在花园里；遇上园里地上太湿无法落脚的日子，他就一连几小时从窗子里望着花园。在花园里他总有活干，你可以瞧见他喜形于色地掘土、扫地、插条、栽花，手脚忙个不停。在春天，他们没完没了地播种子，在土地上插了一块带标签的小木片，活像纪念死者的墓志铭；傍晚，太阳下山了，他提着一个大洒水壶走来走去的那种不懈的精神着实令人惊讶。他的唯一其他娱乐是看报。他每天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通常边吃早饭边把其中最有趣的报道片断念给他的妻子听。那老太太非常爱花，客厅窗前一瓶瓶的风信子和屋前小庭院里的一盆盆天竺葵可以作证。她也对他们的花园感到非常得意；当那四棵树中的一棵长出一颗比通常大些的醋栗时，她就把它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餐具柜上的一只酒杯下面。让客人们及时知道长出这颗醋栗的树是某某先生亲手栽种的，使他们长了见识。在夏天的傍晚，老两口用那只洒水壶又是灌水又是洒水约十四趟之多，由于走来走去疲惫不堪，这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们快快活活地坐在花园里的那个小小的凉亭里，享受着黄昏时分的寂静和安宁。他们望着阴影降到花园里，渐渐越来越浓重、越昏暗，遮蔽了他们最鲜艳的花朵的色彩——这恰好象征在他们头上流逝而过的那些岁月。在岁月流逝的过程中，他们早年的那些希望和感情之花逐渐失去光彩，此刻也早已枯萎了。这些便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内容，此外他们别无他求。他们有知足常乐的内在因素；而两人所唯一担忧的是自己先于对方而亡故。
这并非一篇虚构的特写。在过去，这种类型的老年人是屡见不鲜的；如今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了，而且可能还会变得更少。近代女子教育的方向——亦即热中于轻佻无聊和毫无价值之事这类活动——是否已使女子不适宜过那种安静的家庭生活（实际上，她们在这种生活中，要比处于拥挤不堪的集会中显得美丽得多），这是一个我们不喜欢讨论的问题。我们但愿不是如此。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部分的伦敦居民。他们的娱乐方式与上述的呈现强烈的对照，其差异之大随你怎么想象都不为过——我们指的是星期天的寻欢作乐者；请我们的读者想象自己处在某一设有茶室的著名的农村花园里，并且站在我们的身旁。
这一天下午酷热，人们显得同那些新近才上过漆因而显得灼热的桌子一样兴奋。每时每刻都有这样的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尘土飞扬，好不嘈杂！到处是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情人和夫妻——抱在怀中的婴儿和坐在四轮游览马车里的孩子——烟斗和褐虾——雪茄烟和荔枝螺[3]——茶和烟草。绅士们穿着吓人的背心，挂着钢制表链，三人一排地在散步，端着架子，那神气简直令人惊奇（或者如隔壁分格座里那位先生滑稽地说的那样：“做作得实在太过分了！”）——太太小姐们手里拿着像小台布似的又大又长的白手帕，以最顽皮、最有趣的态度，在草地上互相追逐着，为的是要吸引上述绅士们的注目——展望中的丈夫们过分大方，不惜钱财，为他们的意中人要来了一瓶又一瓶姜啤酒；上述的对象也同样不顾自己身体的保健和随后是否舒服，狼吞虎咽了大量的“褐虾”和“玉黍螺[4]”——男孩子们头上端端正正地戴着大礼帽，吸着雪茄烟，装出喜欢抽烟的样子——还有一些绅士身穿粉红色衬衫和蓝色背心，他们的手杖有时把自己绊倒，有时又把别人绊倒。
这些人身上穿的漂亮服装，其中有些会使你见了禁不住发笑，不过他们全都很干净，很快活，而且都想显得温厚、讨人喜欢。穿着时髦轻便女大衣的两个母亲类型的女人正谈着知心话，每讲三个字必插入一个“太太”的称呼，她们约在一刻钟之前才结识的。那是由称赞她俩一方的一个小男孩引起的——就是头戴粉红色三角缎帽，帽上插着黑羽毛的那个人类的小样板。那两个穿蓝色上衣，淡褐色裤子、边来回走着边吸烟斗的男人是她们的丈夫。坐在对面分格座里的一群人颇能代表一般游客。他们之中有父亲、母亲、祖母，还有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被大家冠以“比尔舅舅”美称的人，而且显然他是他们中间的滑稽家。他们带着约摸半打孩子，不过这点几乎毋庸提及，因为在这地方这是理所当然的一回事。在那些“花园”里，每个妇女不管结婚了多久，必定会生两三次孪生儿。要以其他任何方式来说明幼儿人口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瞧，当比尔舅舅说“四杯茶，四十份黄油面包”，他那出色的诙谐使老祖母高兴得没法形容了；他在侍者领子上用胶纸粘上一条纸“辫子”，又惹得哄堂大笑。那个小伙子显然是同比尔舅舅的侄女儿结伴；比尔舅舅暗示的话，诸如“在宴会上别忘了我，这你有数。”“萨利，我等着吃蛋糕。”“我要当你们头一个孩子的教父——保证是个男孩。”等等。这既使年轻人窘迫又使长辈听了好不高兴。说到那位老祖母她简直高兴到了极点，只顾笑啊笑的，笑得一阵又一阵地咳嗽起来，直到大家喝过“用来暖一暖的姜水”才停下，这是在吃过茶点之后比尔舅舅吩咐给每个人来上一杯的，他说：“为的是免得晚上受凉，过了这么个惊人的大热天之后舒服一下，是合适的。”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人们开始离去。通往城里的田地上到处是人；人们疲累不堪地拖着小手推车，孩子们累了，用哭泣作为自己和大伙儿的消遣，或者采用了沉沉入睡的愉快得多的办法——妈妈们开始巴不得自己又已回到家里——情人们变得更多情，因为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来到——那些花园，在为方便抽烟人而傍树挂着的那两盏灯的光线下，显得很凄凉——而那些在过去六小时内不停地跑来跑去的侍者们，在清点他们的玻璃杯和收益时也觉得有点儿累了。
注释：
[1] 奥尔马克（Almack’s），伦敦一会场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是著名的社交场所，建造者是威廉·奥尔马克（William Almack）。
[2] 劳埃德商船协会（Lloyd’s），伦敦经营海上保险及船舶检查注册的机构。
[3] 荔枝螺，原文为periwinkles，又称海螺，滨螺。
[4] 玉黍螺，原文为winkles，又称食用蛾螺，滨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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