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是四点半钟——报纸有时为了追求新颖，会宣布：本篇演说的发言人将在五点钟“在其腿上”[1]，仿佛发言人偶尔会站在其脑袋上似的。议员们一个接一个或者成群地拥进来了。那些能在过道中得到站立地位的、为数不多的观众，极感兴趣地仔细瞅着从跟前走过的议员，偶或有谁能认出一位议员，他就成了一名极重要的人物。你不时会听见这样的热切低语：“那是约翰·汤姆森爵士。”“哪一个？是脖子上挂着镀金勋章的那个人吗？”“不，不，那是传令员——那个戴黄手套的才是约翰·汤姆森爵士。”“这位是史密斯先生。”“啊呀！”“嗳，你好，先生！”——（他是我们的新议员）——“你好，先生！”史密斯先生站住，转过身来，神态温文迷人（因为这天早上到处流传着议会要解散的消息）；他抓住了那个心满意足的选民的双手，极其热烈地向他致意之后，就冲进下议院会客厅，突出地表现了他对公众利益的热情支持，从而在他的“同城人”的脑子里留下了对他极有利的印象。
人来得越发多了，热气和噪声也随之增加，令人讨厌。身穿号衣的男仆排列在过道的两旁，形成了一条通路，于是你把自己的身子缩得尽可能少占地方以防被撵出场去。你瞧见那个矮胖男人，嗓门嘶哑，穿蓝色上衣，白灯芯绒裤子和大靴子，头戴顶端古怪的宽边帽子，他已经不停地说了半小时的话，他那自高自大的模样惹得那群旁听者好不高兴。他是威斯敏斯特的大治安官。你不会不注意到他向刚走过的那位高贵的勋爵行礼时的优美神态，以及劝诫众人时那过分庄严的态度。这会儿他很生气，因为他背后那两个年轻人太无礼，在那儿始终只顾笑个不停。
“你认为他们今晚会分组表决吗，——先生？”人群中有个瘦小的人怯生生地问，他希望博得那位官员的好感。
“先生，你怎能提这样的问题？”那官员答道，声调响得惊人，并且生气地紧紧抓住他右手中的粗手杖。“请别问这样的话，先生，我要求你；请别问，先生。”小个子男人显得十分不自在，而人群中那部分不知内情的人则笑得前仰后合。
正在此时，在长过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傻乎乎地笑着的倒霉家伙。他已经设法逃过了楼下那个特别警察的注意，显然正庆幸自己已经溜到那儿了。
“回去，先生，你不准来这儿。”嗓门嘶哑的人一注意到那个冒犯者便大声喝道。
那个局外人站住了。
“听见了没有，先生——你回不回去？”那个高级官员接着说，轻轻地把那个闯进来的人推到五六码之外去。
“喂，别推我，”陌生人怒冲冲地转过身来答道。
“我要推，先生。”
“不准你推，先生。”
“滚出去，先生。”
“别碰我，先生。”
“走出过道，先生。”
“你是个自命不凡的小官员，先生。”
“是个什么？”穿靴子的大声嚷道。
“是个自命不凡的小官员，先生，而且蛮不讲理。”陌生人又说了一遍，他这会儿已怒不可遏。
“请别逼得我把你撵出去，先生，”另一个反击道。“请别——我受命要使这条过道通行无阻——是议长的命令，先生。”
“该死的议长，先生！”偷挤进来的那个人嚷道。
“来，威尔逊——柯林斯！”官员气喘吁吁地说，他真的被这句骂人的话吓得发了呆。在他的心目中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把这个人带出去——带出去，喂！你胆大包天，先生！”于是那个倒霉鬼被推下楼梯去，每一步都得跨下五级楼梯，每次停顿时都转过身子想往回走并且破口大骂，扬言要对那个总司令和他所有跑龙套的部下进行报复。
“让路，先生们——我请你们为议员先生们让路；”那个满腔热情的官员走在一连串自由党和无党派议员前面，转过头来喊道。
你瞧见那个一副凶相的先生，他的面孔几乎与他亚麻布衬衫呈同样的灰黄色。如果他的面部表情具有那些用蜡仿制人面的天使所表现的思维，他那浓厚的黑髭就使他活像理发店橱窗里的塑像了。他是个民兵军官，是议院中最逗人笑的人物。他大踏步跨进下议院会客厅时，那副滑稽的庄严的神态，眼睛骨溜溜地转动着，很像廉价的荷兰钟里土耳其人的脑袋上的那两只眼睛，还有什么比这更妙、更可笑的吗？他总是随身带着夹在左臂下的那捆肮脏的文件，大家推测那是一八○四年的各种预算，要不就是一些同样重要的文件。他准时出席议院，他那自鸣得意的“听啊，听啊，”的喊声往往是引起大家吃吃地笑起来的信号。
有一次，有位议员竟然派人到老下议院的旁听楼座去问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人的姓名，以便向议长抱怨说那人正无礼地老是盯着他看，那位议员就是他！又有一次，据说他到贝拉米餐馆去——那似乎是非议员的人们被勉强容许入内的一个小吃部，他看见两三个人在吃晚饭，他知道他们并非议员，因此在那儿是不可能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的，于是他便去坐在他们正吃着饭的桌子上，脚上套着靴子，向他们开个玩笑！不过，他通常是没有恶意的，而且总是非常有趣。
凭借耐性，并且通过我们与那位警察朋友的一点小关系，我们设法来到了下议院会客厅门前，在开门让议员进去的时候，偶然可以瞥见议院的内部。里面的人已经相当多了，议员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正讨论着当天有趣的论题。
那个时髦人物身穿丝绒镶边和丝绒袖口的黑上衣，扬扬自得地戴着一顶多尔西式帽子。他便是“诚实的汤姆”，是一个大城市的代表。那个穿白衬里大氅的高个子是他的同僚——不是那个站在柱子旁的，有一头浅色头发拖在上衣后面领子上的。那个文静的、有绅士派头的人是很著名的人物，他穿蓝外套，灰裤子，围着白颈巾，还戴着手套，那件扣得紧紧的上衣大大地显示出他的魁梧体形和阔胸膛。他年轻时参加过很多战役而且像古代英雄一样战果累累，用的是上帝赐给他的双臂，别无他物。站在他身旁的那个其貌不扬的老人，的确是如今几乎已灭绝了的那类人的好样板。他是郡议员，而且从人们还不记得他不是议员之时就已经具有这身份。瞧他那件宽大的褐色上衣，左右各有一只大口袋。短裤和靴子，奇长的背心，背心下面摇摇晃晃地悬挂着一根银表链，褐色宽边帽，打成一个大蝴蝶结的白手帕，它那散开的四角从衬衫饰边下钻出来。这是一种如今很少见的装束，等到还穿这种衣服的几个人去世以后，它们也就会完全绝迹了。他会讲给你听有关福克斯[2]、皮特[3]、谢里丹[4]和坎宁[5]的长篇故事，会告诉你当时的议会管理得比如今好得多，那时他们总是在八九点钟才起床，除非在户外集会，这在事先自会通知大家。他极瞧不起议院里的所有年轻议员，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讲出什么值得一听的话，除非他至少一言不发地在议院里坐满十五年。他认为“那个年轻的麦考利[6]”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承认斯坦利勋爵[7]将来可能会有所建树，但是“现在他太年轻了，先生——太年轻了”。在议会先例方面是一位卓越的权威，他在酒后多话时会告诉你，某某爵士干了某某事，说他被政府委任为议院中政党的督导员时，把四个人从被窝中拖起来，要他们去投多数票，其中三个人在回家途中死去。又说有一次议会对于是否再去拿蜡烛这个问题怎样有了不同的意见。从前有一次议长办完公事之后，怎样偶然被撇下在椅子上，不得不独个儿在议院里坐了三小时，直到好容易才把一个熟睡中的议员唤醒，带回议院来，以便由他提议议长宣布休会。他还讲了许许多多内容相似的其他逸事。
这会儿他站在那儿，倚在手杖上，无限轻蔑地瞧着周围过分讲究穿戴的人群，想象着他在过去年代里目击老议院中的种种情景，当年他自己的精神更饱满，情绪更乐观，而且认为人们在那时候也更焕发出机智、才干和爱国主义。
你会非常想知道那个穿粗呢厚大衣的年轻人是谁，自从我们站在那儿以后，只见他对每个进入议院的议员都要走上前去讲两句话。他并非议员；他仅仅是个“传统的奴隶”，或者换句话说，是某家爱尔兰报社的一名爱尔兰记者，而且刚从他原来从未见过的一位议员那儿获得他第四十二张自由通行的特许证。瞧，他又走上前去——同另一个人讲话！天哪，他的帽子和口袋都已经装得满满的啦。
尽管那天要进行辩论的性质使我们对于成功不抱多大希望，我们还是想到旁听席去碰碰运气。你究竟在干什么呀？你难道要高举着你的入场券，仿佛它是一纸能使边门倏地打开的护符似的吗？多傻呀！你还是把它留着收进纪念册里去吧，如果它尚值得保存的话，你还是摆出个架势，把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插进背心口袋走到门前去吧。这个穿黑衣服的高大结实的人是看门的。“有空位吗？”“一英寸也没有——已经有几十个人在楼下等着看有没有人出来，他们便可以进去。”于是你便掏出钱包，又问：“你完全肯定没有空位了吗？”看门人贪婪地朝钱包瞥了一眼，答道：“我去看一看，不过恐怕是没有了。”他回来了，并且真诚地确实告诉你说你简直甭想走近旁听席，等待也没有用。你既然被拒之于下议院旁听席之外，在此情况下你还是回家去吧，要相信那地方确实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
于是我们顺着原路回头通过那条长长的过道，下了楼梯，穿过水晶宫的院子，在一个临时的小门前停住，它靠近上议院供国王出入的一个门。你有武装卫兵的勋章，因此可进入记者席，从那儿你可以还算清楚地看到上议院内部全貌。走那些梯级得小心点儿，它们不太好走；再走进那个边门——好啦。等你的眼睛一稍微适应那儿的一片烟雾和从你脚底下透上来枝形吊灯的炫目的灯光，你就能看见在上议院支持内阁的一边（在你右边）有一个不重要人物在讲演，四下里乱哄哄地响着嘈杂声，要不是这些人讲的是同一种语言，那真可与古代巴比伦人造通天塔[8]时的吵闹声相匹敌哩。
那引起笑声的“说得好，说得好”的喊声是发自我们那位蓄着小胡子的好战朋友的。他坐在正在讲演的那位议员后面靠墙的后排座位上。那位议员看上去同往常一样地既凶残又有才智。你朝四围扫视一眼，然后朝后退去；议院的主要部分和边座都坐满了议员，有的把腿搁在对面座位的椅背上，有的把腿尽量朝右伸出去；有的朝屋外走去；有的从屋外进来；他们全都在说说笑笑、闲荡、咳嗽、发出唉唉声、问话或者呻吟着；集中表现出各种吵闹和混乱，这是在所有其他场所都见不到的，就连在集市日的史密斯菲尔德[9]或者斗鸡场最热闹的时候也比不上。
但是我们可不要忽略了贝拉米餐馆，也就是上下两议院共用的餐室。内阁支持者和反对党支持者、辉格党党员和托利党党员、激进党人、贵族和鼓吹破坏者、来自议院边座的旁听者，以及低于律师职位的更受欢迎的外界人士，同样都可以随意进入那家餐室。好些体面的议员在进行剧烈辩论的整个过程中始终留在那儿，以证明他们具有绝对独立的见解，拿物质上的舒适来自慰，到即将分组表决的时候，才由政党的组织秘书召去。于是他们要么对凭良心说他们是毫不了解的问题“认真地投了票”；要么就发泄一下酒后喜开玩笑的勃勃兴致，大嚷特嚷“表决，表决”，偶尔还发出狂笑、叫喊、欢呼或者议员的其他打趣的话。
当你登上了那个狭窄的楼梯间，它从目前的临时下议院院址通往我们正在描述的地方，你可能会注意到靠右边有两个房间，餐桌已经摆好，准备开饭。这两个房间都不是餐室，尽管它们是专作此用的；餐室则在我们的左边，走过几步再往上走五六级楼梯便是。不过在我们还未登上楼梯之前，我们要请你在这间安着吊窗的小酒吧间门前停下，并请你特别注意一下那个身穿黑衣服、态度沉着、样子很老实的老人，房间里除了他没有别人。尼古拉斯（我们不妨说出这个老家伙的名字，因为如果他不是一个参加社会活动的人，谁又是呢？——而参加社会活动的人的名字就是公共财产）——尼古拉斯是贝拉米餐馆的主管，打从餐室目前最老资格的来客所记得的时候起，一直担任这同一职务，穿着完全同样的衣服，说着完全相同的话。尼古拉斯是个杰出的男仆——是无与伦比的拌色拉调味汁的能手——苏打水加柠檬的出色的调制者——把掺水烈酒同混合甜饮料掺和起来的专家——而且他尤其是个无可匹敌的乳酪鉴定家。如果在这位老人的气质中存在着虚荣这一类情绪的话，那便是他的自豪感；如果竟然想象得出世间有什么事能够扰乱他那无法穿透的平静心情的话，那就是对于他在这一要点所作的判断表示怀疑。
不过我们没有必要对你讲这一番话，因为你只要有那么一点儿观察力，瞅一眼他那整洁而且显得很灵敏的脑袋和面孔——他那条整洁的白颈巾打成了一个笨拙的结，由于过去二十年经常把颈巾折叠了往里塞，不知不觉已变成一条小辫子似的衬衫褶边——他那教人看了很顺眼的身子穿着一套刷得很干净的黑衣服，这一切要比我们的拙笔为他写上一篇专文更能使你们了解他的真正的性格。
如今尼古拉斯是不得其所的；他不像过去在议院旧址那样可以瞧见餐室；在那里，他所处的玻璃室有门直通餐室，为了更年轻的询问者的利益并开导他们，他会站上一小时，显然非常高兴地答复他们恭恭敬敬地探询的关于谢里丹、珀西瓦尔[10]、卡斯尔雷[11]以及天知道的其他人的问题，他回答时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总要加上“先生”两字。
一如所有像他这把年纪、这样身份的人，尼古拉斯对当代的衰败现象有着出色的见解。他很少发表任何政见，不过在正要通过一一八三年的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时候，我们设法获悉尼古拉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但在首届改革后的议会举行会议之后不久，我们却因发现他是个顽固不化的托利党党员而惊讶不已。可怪的是：有些人出于需要才改变他们的主张；有些人是出于私利；还有些人是出于灵感；可是尼古拉斯竟然会在任何方面起变化，这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同时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他极力反对授权大城市市区选出国会议员的条款也十分令人费解。
我们终于发现了那个秘密；原来大城市的议员总是回家吃饭。这些坏蛋！至于另外增加一些爱尔兰议员，那就更糟了——肯定是违反宪法的。哎呀，先生，一个爱尔兰议员走进餐室吃饭，三个英国议员的饭量也抵不上他。他不喝葡萄酒，喝起不另外计费的啤酒来，半加仑半加仑地灌下去；然后回到曼彻斯特大厦或在米尔班克街的家里喝掺水威士忌酒，结果怎么样呢？唉，企业亏本了——的确亏本了——就是由于他们的惠顾。尼古拉斯真是个古怪的老家伙，而且像议院本身一样完全是议院所在的大楼的一个部分。我们真不知道他有没有离开过他老待着的那个场所。在那场大火的次晨，我们原想会从报端读到一则悲惨的新闻，说在火烧得最猛的时候，只见一位身穿黑衣的体面老先生站在上面的一个窗口，宣称他坚决要同地板一起塌下去。他一定被人硬拉了出来。不管怎样，他被弄出来了——他又在这儿了，就像他一向的那个样子，仿佛自从上一届会议以来，一直处在装帽子的硬纸盒里似的。他在那儿，一如我们已经形容的那样，天天晚上都待在那个老地方。由于有个性的人不多，忠实的仆人更少，我们但愿他能长久待在那儿。
你在餐室里坐坐，而且也及时注意到在房间那一头的大火炉和烤肉的铁叉转动器，房间的另一头则有一只小桌子，是用来洗玻璃杯和滴干水壶的，你还能看到对着圣玛格丽特教堂那扇窗子上方的一口钟、那些松木桌子和蜡烛、织花桌布以及没铺地毯的地板，还有桌子上的盘子和瓷器、火炉上的烤肉架，以及另外一些这地方所特有的奇形怪状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就要你注意两三个在场的人，他们的地位或者荒谬的举止使他们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这会儿是十二点半钟。由于分组表决还要过一两个小时才举行，有几个议员不喜欢去站在议院的酒吧间那儿，也不喜欢去侧面的窄房间里去睡觉，就来到这儿闲荡以消磨时间。那个特别不顺眼的长相难看的男人，戴着一顶微带褐色的白帽子，黑裤子的裤管套在靴子外面，遮住了一半靴统，他正倚在烤肉用的热反射板上，显然在欺骗自己，相信自己是在思索什么。他是那种把本区全体选民的智慧集中于一身的下议院议员的一个极好的典型。瞧他那顶无法形容的深色假发，如果说它原是褐色的，就是由于用久了便透出黑色来；如果说它原本是黑色的，那么就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它有了略带铁锈色。瞧他那副像马的眼罩似的眼镜，如何丰富了他那张非常聪明的脸孔的表情。你倒正正经经地说说自己可曾见过表现出如此迟钝透顶、无可救药的脸或者如此古怪地凑合起来的外表吗？他并非一个了不起的雄辩者；不过当他真向议会演讲时，他就会滔滔不绝，势不可挡。
那个刚向他打过招呼的尖鼻子的小个子先生，是议会的议员，他曾经当过郡长，如今是一名业余消防队员。人们看见他和那只著名的消防队的狗在那次议院大火中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们跑上跑下，跑进跑出，跑到人家的脚底下，挡住了所有的人的路，并且深信自己办了大好事，他的大声叫喊和狗的吠声闹成一片。事后狗默默地跟着救火车回到狗窝里去，那个人事后却喋喋不休了几个星期，令人讨厌之极。不过由于议院不再起火，他也就不再有机会写信给报社，说他为了保全那些画像，怎样把它们从框架里割下来，以及怎样为国立下其他大功，于是他便逐渐陷入他原有的安静状态。
那个身穿黑衣的女子——不是那个“星期日账单”从男爵才抚摸过她的下巴的那位，而是两个中较矮的那个——“简”；她是贝拉米餐室的青春女神[12]。简像尼古拉斯一样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的主要特点是对大部分来访者极端轻视；她的品性是喜欢受人爱慕，只要注意下述情况，你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她身旁那个年轻议员在她耳旁含含糊糊地低声说些不知什么（因为他的话由于某种原因变得相当口齿不清），这时候，她听了多么高兴，她又怎样开玩笑地将一把叉子的柄朝他挽住她的那个手臂戳了一下，作为回答。
简在巧妙地反驳人家方面是个能手，并且她毫无保留，无拘无束，妙语连珠，这有时也使得局外人听了感到十分惊讶。她同尼古拉斯也开玩笑，不过显然她对他是十分敬重的；而尼古拉斯对上述玩笑以及他望着在过道上偶或发生的一种乡村式的嬉闹欢跃（这是简的唯一娱乐）时所表现的呆头呆脑、无动于衷，是他的性格中颇有趣的一个方面。
在餐室更远的尽头的一个角落里，坐在桌子旁那两个人是这儿多年来的常客；其中一人曾经同一个辉煌时期的最最显赫的人物在屋子里欢宴过多次。后来他到上议院当议员了；他的大部分酒友都与约里克[13]同命运，于是他也较少来贝拉米餐室了。
如果他这时候吃的是晚饭，那么他究竟能在什么时候吃午饭啊！第二块大牛排消失了，而且根据窗上方那口钟，他是在四分四十五秒钟之内吃了头一块的。可曾有过像这样的一个福斯泰夫[14]的化身呢？他刚才为了要喝牛排的过多的卤汁，用餐巾围在下巴下面，此刻且瞧他取下餐巾时盯着那块斯蒂尔顿干酪的那副馋相吧！他又怎样兴致勃勃地喝着用锡镴壶盛的、特地为他取来的黑啤酒。听一听他的嘶哑的嗓子，这时候已被胸中一层层的结实的食物和大口大口的浓酒所压低了。说说看，你可曾见过这样一幅道地贪吃者的写照呢？他究竟是不是你会看作参加过谢里登为议员所举行的宴会、后来自愿驾了出租马车把他送回家、而且在无意中搅乱了整个宴会的那个人？
他的嗓音和外貌与坐在同桌上的那个发着吱吱的尖叫声、瘦小个子的老人形成了多么有趣的对照啊。那老人每次开腔都拼命提高他那像矮脚鸡似的粗哑的嗓子，每讲一句话都要先咒骂一下自己或者别人的眼睛。这位人们管他叫“船长”的人是贝拉米餐室多年的常客；议会开会（简把这事看成是极大的罪恶）以后，他便经常在此逗留，成了一只能行走的掺水酒精的贮存器。
那个老贵族——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个老人——因为他的贵族爵位是较近时间才获得的，他要来了一大杯热的混合甜饮料；另一个则又是咒骂又是喝酒，喝了又骂，一边还抽着烟。议员们每隔一会儿就急匆匆地走来报告说：“财政大臣驾到，”他们要了一杯杯掺水白兰地，以便分组表决时能支撑得住。已经定了晚饭的人纷纷退掉，准备下楼去。这时候，突然铃声大作，从过道上传来“分组啦”的喊声。这一来就够了，议员们匆匆忙忙地冲出去。房间一下子空了；嘈杂声很快地消失了；只听得最后一双靴子踩在最后一级楼梯上发出的吱吱声，你就此被孤单单地留下来与一大堆牛排做伴了。
注释：
[1] 原文为On his legs，英文口语，有：站立，忙个不停，站起来发言，站住脚等多种意思。此处照字面直译。
[2] 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英国雄辩家、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
[3] 皮特（William Pitt，1759—1806），英国首相（1783—1801；1804—1806）。
[4] 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英国戏剧家，生于爱尔兰。三十岁以后从政，当过议员及重要官员。
[5] 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英国政治家、首相（1827）。
[6] 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e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小品文作者、诗人和政治家。
[7] 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1799—1869），英国杰出的政治家、1832年英国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积极支持者，于1852、1858和1866年三度任首相。
[8] 古巴比伦人要建造一座塔顶通天的塔，受到上帝的惩罚，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突然彼此不通，造不成那座塔。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1章。
[9] 当时伦敦的肉市场。
[10] 斯潘塞·珀西瓦尔（S.Percival），英国政治家，生于1762年，于1812年遇刺身亡。
[11] 罗伯特·斯图尔特·卡斯尔雷（R.S.Castlereagh，1769—1822），英国政治家。
[12] 原文为Hebe，希腊神话中在奥林匹斯山上替众神斟酒的女神。此处指女招待员。
[13] 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一个国王的弄臣，他死后，头颅被人挖出来。
[14] 约翰·福斯泰夫（John 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一个机智、乐观、爱吹牛的肥胖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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