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昌医生至今我也未能与他见过面。而且，在与他通过这次信后，也没有继续联系过。在行医多年的时光中，类似的病人，他当然遇到过许多，为这样的病人撰写的病历大概也会不计其数。但我宁愿相信，在他的笔下，决不会有别的病历，会像这封信这样，缜密的科学分析中，也包含着一个医生对陌生的作家的热爱。
最后一次见到沈先生，是在他逝世前的两个星期。那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下旬，在前往贵州参加一个笔会之前，我去看望他。
他依旧坐在他的藤椅上，同几年前相比，显得更加苍老。或许因为没有戴假牙的缘故，脸庞也更为消瘦。右手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萎缩无力，搁在靠背上。左手也极少动弹，置放在左腿上。他说话虽然有些含混不清，但思路很清晰。和其他一些我所熟悉的老人一样，谈到往事时，他的记忆好得让人吃惊。有时说到高兴处，说着说着，他便抿嘴想笑，又笑不出来，得憋上好久，才呵呵地笑出声来。那神情，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
几年来，同沈先生和萧乾先生我都有较多的来往，很为这两位曾经有过二十多年深厚友谊的朋友，在晚年友谊破裂而遗憾。三十年代，他们之间，其师生和朋友之情多么令人羡慕！残缺，毕竟令人惋惜。我曾经分别询问过他们后来关系破裂的原因，他们各持己见。我历来觉得，文人间的恩怨，有时的确是难以判断是非的，每一个人都会有理由认定自己正确。我无意搅进任何一件文人纠纷之中，特别是我这样的年轻人，更没有资格来评说、化解像他们这样的老人之间的矛盾。可是，面对两位我所熟悉和尊敬的老人，我从内心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在晚年抛弃前嫌，重归于好。真能如此，该是极好的事情。
这些年来，沈先生在许许多多的评论文章和回忆录中，被强调的是他的平和、恬淡，与世无争，耐得寂寞。《边城》及许多描写家乡湘西生活的小说中的意境、格调，无形之中，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同他本人的性格混为一体了。那是一个默默地承受命运的压力，没有刚劲，没有锋芒的平和文人。他的生活，似乎一直就是甘于寂寞地度过，不过问文学创作以外的一切，不计较世界和人际间的是是非非。
他真的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灵、鲜亮亮的青菜之间。他愿意这个样子挤在故乡人中间。在拥挤碰撞之中，他一定是在重寻流逝已久的感觉，那些存在于天性中的种种朴实、天真、自由、轻松。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他在同故乡拥抱，同他的童年拥抱，也同他不安分的灵魂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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