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趣者,童心也。稚言妙语,憨态可掬,童心可鉴,透明,清洁,毫无机心和城府,却是最明媚的阳光,照射着这个世界和心灵。《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孩子的一句话,揭开了虚伪,将丑陋曝于光下,反衬出成年人的可笑与可鄙,一语惊醒梦中人,其实他们并未在梦里,只为了取悦皇帝才伪饰自己的心灵。我们哀怜众生的同时,也不得不哀叹强权扭曲改变着人性。童时的纯真在岁月的磨砺下,污浊了,模糊了,见不出清澈和鲜灵了,扯来“成熟”做遮羞布,其实底里不过是功利和庸俗。
文学家中不乏真纯挚趣之人,如沈从文的朴拙简单,汪曾祺的风雅闲适,巴金的平易真诚,丁聪的天真率性,都是缘于那一份天趣。俞平伯在《中年》里说:“人生变来变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男的爱女的,女的爱小的,小的爱糖。”想来想去,可不就是这样简单,简单之后,又有一番深刻。无论文学,无论艺术,能够成大家者皆是儿童,我指的是他们那一怀童贞之心、天然之趣,还有浅中见深、拙里寓奇、亦庄亦谐的作品。所谓“大智若愚”当是形容其丰姿和风骨吧?
那一份天趣呵,才是天才永恒的创作激情。毕加索的画形似涂鸦却荡着童趣,看似随意,其实天然,缘于他始终不肯长大、始终不肯一息消泯的童心。因此而成一派艺术巨匠,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真的灵魂让人怀想,徐志摩整日求人家许自己一个未来,张国荣灰心负气地问为何至此。然而天真的灵魂,往往也是软弱的,他们是不能与这冷硬生活摩擦至白头的。所以,怀天趣者,有时和功利的尘世是分隔的,难融其里,只能自己珍存心底,洒在纸墨间,而我们也才窥到他们心灵的芳华。
女人因为有了这天真愈变得纯稚,若玻璃般透明,却只能放在案上赏心悦目,一不小心就会跌碎,碎成一地的伤心。要倍加呵护,轻拿轻放,勤于擦拭,一旦尘埃染上,灰颓得更让人伤感。
《菜根谭》里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闲笔一抹,就是一派意境,尽自己的想象去铺排风景。恰好,是不费一笔、不多一字的闲适和淡然;本然,是不刻意、不炫示的风流和风度。当得起“恰好”和“本然”四字的,虽不多见,却一定是笼清风一袖携明月一轮之人。因为这四字已氤氲出儒家的悲悯、道家的飘逸和禅士的智慧。
“恰好”和“本然”说来轻松,其实是需要深厚的功力和聪颖的悟性,在时间的打磨下自然溢发的情性和主张。就像钱钟书的简朴人生,不张扬的为人之道,却在《围城》里淋漓尽致地点染出知识分子的形象,入木,入心,是大家风范,趋至“本然”之境。如厨间大师傅,刀功的分寸把握,火候的高低拿捏,是有说道的。差之一分一毫,可能菜的色香味就要打折扣,佳肴不成,反累了大师的名声。所以,一桌的美馔,是在大厨的“恰好”到位的火候和适意的翻炒下成就的。
有阅历的人生,有深邃的思想,有老到的文笔,有悠远的心境,才能将文章和人品做到极处,而这极处有时就是一番童心。论此,丰子恺不能错过。
子恺居士的《缘缘堂随笔集》,还有他的一幅幅小画,稚拙,憨趣,看似毫无机心,却是智慧蕴藉。是一种深藏不露的高明,是一份至情至性的纯洁,他的视角是诡谲的,他的笔法是灵动的,他的语言是风趣的,他的叙述是畅达的,他的墨线是简淡的,而这一切,皆是因为他的心是清澈的。
谦和的丰子恺,儒雅的丰子恺,就是这样用字和墨,挑破红尘心机,却原来成人的圆滑老练权术钩心,不过是一场转瞬成空的游戏,还不如孩童的无忌童言来得真实而确切。一言,一举,一行,无遮无拦,一笑嫣然后,片刻的沉默,悠长的咀嚼,渗进腑内的回味。
为文要有童心,做人更需有童心。时光淘下的,有青山,有绿水,有英名,有美文,还有一颗颗童心。读书就爱读清洁童稚的文字;爱人也爱真纯透明的人。儒雅的男人从来都是童心可掬稚态灿然,蔚成一怀慈悲,让人时时怀想和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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