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讲古玩的逸事,似乎自己的手也摩挲到了玉器和竹雕,摸到了时光的温润和沧凉。董桥说那是“包浆”,即“手泽”,和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所言“习染”相同,但这两个词比“习染”更具动感和想象力。包浆,有水的饱满和清润;手泽,有光的柔滑和亮度。“包浆”衬出中国士子“君子如水”的气质风韵,“手泽”晕出文人的幽寂隐逸的人生志向。董桥说:“岁数老的古器物人手长年摩挲,表层慢慢流露凝厚的光熠,像贴身佩戴的古玉器化出了一层岁月的薄膜,轻轻一抹,沉实润亮的旧气乍然浮现,好古之人讲究这番古意。”你看,时光从包浆里氤氲出来的是前朝云雾,是水的另一种形态,蒸出的可是名士飘逸的风骨呵。
而日本的“习染”,和他们所信奉的“风雅就是寒”、“风雅就是垢”有很大关联。他们讲究的是一种阴翳幽寂之美,喜欢盛在器物里优游闲静的颜色所带给他们的愉悦感。谷崎润一郎喜欢漆器,却不喜欢陶器,原因就是:“陶器杯一揭开盖子,杯中液体的质与色即一目了然,而漆器的妙处则在于揭开杯盖,将杯子送到嘴边时,这一瞬间的感觉,如何地优闲愉悦啊!人们虽不能明辩杯中“暗”里有何物,但液汁顺畅地在流动,可以从手感中体会;杯子边缘渗透着些微水汽,由此感知温暖的气流正在涌升;这气流带来的馨香,在送入口中之前细细品味,即可隐约地预感到杯中物的异常美味。这瞬间的心情,比之饮用浅白色器皿中所盛的西方化液汁,何啻天壤。可以说这是一种神秘的、富有禅味的心灵的享受。”日本式的唯美就是这般,用色香味组合成一种审美形态,为的是满足一份禅意。但是,细想一下,日本民族应该是很爱走极端的民族,不是唯美到极处,就是血腥至残酷。而中国士子追求的闲适还是一种求仕的无奈和理想的无凭吧。
人都有一股闲情,闲趣几多,闲情何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涵养,会生出不同的襟怀。还是喜欢董桥的话:“闲,得之内省者深,得之外骛者浅。内省是自家的事情,常常独处一室,或读书,或看画,或发呆,终于自成一统。外骛是应酬的勾当,迁就别人多过自得其乐,心既难静,身亦疲累,去闲愈远矣。”说到底,无欲心自闲,闲是一种感觉,是一怀学养,是一派心境,那些以隐士之名躲进山林的人,未必得闲之真趣,只不过是做给外人的一份姿态,愈引起他人的注意罢了。当然,这种偷闲之人还好过那一手品茗讲茶道、一手挥刀屠城之人。
最是李白的“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有味道。笑而不答,闲在心中,像董桥讲的著名瓷器收藏大家、银行家胡惠春生前抢救了许多流失海外的国宝,如他出力将王献之《中秋帖》回归北京故宫,家藏恭王府紫檀家具他整批送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他还将“暂得楼”所藏四明本《西岳华山庙碑》捐给北京故宫,多年集藏的明清私家名款瓷器也都送进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保管。这其实就是闲的最高境界吧,珍品收藏于心,情操溢漾在表,举重若轻,大家风范。齐白石刻过一枚“大匠之门”,来楚生篆过一方“大处落墨”,正好可以说明闲之妙境:越是旷达者越能大处落墨,也越能昂然走进大匠之门。这门指的是心灵的超越、人格的升华。
董桥先生说“闲”字最怕惹上太多正气和霸气,他讲了一个故事。阳明山国家公园里的中兴宾馆曾是蒋介石生前最后一处行馆,宾馆里到处都是桂花。有两层楼高的几株四季桂,还有一株名贵的丹桂。因“桂”与“贵”谐音,取的是“贵气临门”之意。有人问园中的老花匠:“当年可曾有人采下丹桂做江浙人最喜爱的桂花酱?”老花匠用手一指楼上总经理孔二小姐的房间,说她在楼上一凭窗就可以看到这株桂树,“谁敢碰她的花!”说得董桥也不禁一凛:“汉宫秋老,佳人迟暮,终归不许人间过问一树的荣枯。”一树的繁花恰似一时的繁华,孔二小姐固执地守着后花园的丹桂,其实放不下的还是尘世的虚荣和富贵呵。心不闲,气亦难闲。
所以,平常人虽不富贵,却可以在稻谋粱之余,寄意山水,钟情诗书,从片刻的闲散开始积累,慢慢地,就会达到闲逸的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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