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这样写扬州：“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说得真好，多让人神往。“烟花三月下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唐诗凝结了风光之美和诗人情致，也让扬州作为一种江南意象，散着脂粉烟花味道，漫着旖旎繁花，成为中国文人一个遥远的梦境。
江南美，小桥、流水、粉墙、黛檐、斜风、细雨，陌上轻烟，满径落红，雕栏镂窗，湖上画舫，还有唐诗宋词，江南直直地成为一种意境，烟笼寒水月笼纱，涵蕴自然，晕染心情。白居易有“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韦庄有“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皇甫松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杜牧有“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汤显祖“肠断江南，梦落扬州”。江南风景好，是文人归隐之所，他们渴望在那里洗濯沧桑疲倦的心。南北朝时，陈伯之叛梁北逃，他的好友丘迟以书信相劝，一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竟让他思乡情切，最终归梁。南朝的陆凯自江南寄梅花，送给居长安的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赠友一枝梅，送友一季春，移情于梅，移江南景至塞北地，让范晔感动不已，虽是寒冬，他的心头已然是一片春天了。
古代的文人士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保持内心的完整和道德的完善是他们一生的追求。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难免被妒嫉、怀疑和中伤，他们被世俗的风雨摧残得零落成泥，只有抱着书箱，担着自己的美政理想，默默地退出，或躬耕田亩，或经营笔墨，或仗剑远游，将一怀苦闷和委屈消隐在山水之中。而婉约轻柔、细腻敏感的江南，最宜慰抚和平静心灵。所以，江南成为文人心中永远的精神故乡。
俞平伯和朱自清二人都写过一篇《桨声灯影里秦淮河》。俞平伯眼里的秦淮河“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他猜想这是被青溪的姊妹们薰染，还是匀得她们脸上的残脂？“密匝匝的绣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饧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更哪里论到哀嘶”。朱自清看到的秦淮河水碧阴阴厚而不腻，仿佛六朝金粉所凝。于是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想着《桃花扇》及《板桥杂记》，仿佛看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情景，船成了历史的重载，“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
俞平伯和朱自清两人各用文字兰桨，划出一痕痕绿波涟漪。前者是香艳柔靡的，后者是温婉悲悯的，亦都见出不凡功力，文中有画，画中有文，而秦淮河漾漾柔波已荡然于胸了。记得俞平伯是在茶店里吃了一盘干豆腐丝和两个烧饼后，脚步斜歪，几分醉意，踅上了夫子庙前停泊的画舫，懒洋洋躺到藤椅上，对着船夫喊“快开船罢”，于是桨声响了。因为江南燠热郁蒸，只有坐船游河才一消暑气，和宋朝人将船驾至芦苇深处纳凉之举相似。而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是傍晚摇撸归家，河滩上的邻人拿水泼了家门口的泥地，搬出小方桌，摆上蒸干菜，准备开饭，很平常的江南家居生活，透着凉茶般的温意和清淡，比之俞平伯的名士风雅更多了一层亲近。他们的江南是闲适的，是可以佐餐生活的小菜，远在异他乡时，口里会生出涎水，心里会长出青草，再忆起张翰辞官归家食莼菜羹的逸事，无限乡思扰梦乡了。
江南，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概念，更是一个人文概念，唯美，典雅，深藏于古代士子的梦中，成全了中国古代园林般精致细腻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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