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一

    一九〇〇年一个炎热的夏季早晨，停在库尔斯克车站的一列特快客车就要发车了。列车启动前，车外有个身披黑色蒂罗尔[1]式斗篷的人走到了车窗前。与他同行的是一位高个儿女人，这个女人大概是他的母亲或者姐姐。他俩跟父亲谈论一件令三个人都感到同样亲切的事，那女人时断时续地用俄语跟母亲交谈几句，而那位陌生男人则只说德语。我虽然熟谙德语，可是他说的那种德语我却从来没有听见过。因此，在这人山人海的站台上，在发车的两次铃声的间隔中，我觉得这位外国人好像是掺杂在众多人体中的一个朦胧影像，并非虚幻的人群中的一个幻影。

    在途中，快到图拉的时候，这一对男女又来到我们的包厢。他们谈到科兹洛夫的扎谢卡村没有供特快列车停靠的位置，他们不敢肯定列车长会不会及时通知火车司机在托尔斯泰的家乡临时停一下车。从接下来的谈话中，我明白了他们是准备去接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2]，因为她要去莫斯科听交响音乐会。她不久前还到过我们家。用列·尼·伯爵[3]这几个字来象征的那种无比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家里起着潜在的、却又是被烟熏到令人伤脑筋程度的作用，并且是不会因任何具体表现而变样的。这种情况是我在很早的童年就发现的。后来被家父、列宾和其他人的写生画重现出来的他的斑斑白发，在我童年的想象中早就与大概是后来常见到的另一位老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结合在一起了。

    谈了一会儿，他俩便告辞回自己的车厢了。过了不多一会儿，飞驰的路基倏地被刹住了车。白桦树闪闪掠过。路基发出刺耳的咝咝声，车厢联接盘在相互碰撞。从飞旋的鸣沙尘中轻松地露出了布满积云的天空。一驾双套空马车半转身离开一片小树林，踏着俄罗斯舞步，朝刚刚下了火车的人轻盈地飘过来。会让站上顷刻间降临了枪响一般令人不安的寂静，它一点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不是在这里停留的。他们向我们挥动手帕道别，我们也挥动手帕回礼。我们还看到马车夫是怎样把他们扶上车的。瞧戴着红色套袖的车夫把一条围裙递给女客，然后欠身整了整宽腰带，并把紧腰长外衣的下摆盘了起来。他马上就要扬鞭赶路了。这时火车已载着我们驰向弯道，那个小车站像读完了的一页书慢慢地被翻转过去，渐渐消失了。人的面孔和发生的事会被遗忘的，并像可以设想到的那样会被永远忘掉的。

    二

    三年过去了，外面是严冬。由于暮霭低垂，人们又身裹重裘，街道便显得拥挤不堪，其长度似乎也缩短了三分之一。街上静悄悄地飞驰着立方形的轿式马车和车灯。对常规礼节的继承，过去就曾中断过不止一次，现在算是终结了。它们被更强有力的继承性——个人的继承性的浪潮冲走了。

    我不打算细说此前发生的事了。人们以古米廖夫式的“第六感觉”在十年里揭示了大自然；植物学凭最初激情涌现出来报答植物的五花瓣凝集性；从鉴定手册中查到的名称使馥郁的花草安下心来，它们本来已急于想去找林奈[4]，就像急于想摆脱默默无闻状态去追求荣誉似的。

    一九〇一年春动物园里展出了一队达荷美的亚马孙女人。我对女人的最初感受是同对一列露体队伍、连成一片的痛苦和鼓声伴奏下的热带舞步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我比应该的时间更早地成为了各种制服的奴隶，因为我过早地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奴隶的制服。一九〇三年夏季，住在普洛特瓦河[5]对岸的友人家的养女在游泳时溺水了，那时我们住在奥博连斯克，而斯克里亚宾[6]一家人就住在我家邻近。一位大学生跳下去救她，结果却送了命，后来她几度从同一个陡崖上跳水自杀未成，终于发了疯。后来我摔断了腿，一晚间就摆脱了日后的两次战争，上着石膏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在这时候河对岸的友人家着火了，乡村的尖厉警报声像因发寒热而发抖似的疯狂乱鸣。斜角形的火光像一只放起来的风筝在猛烈地跳动，忽然把松明火光卷成筒状后，翻滚着潜入像馅饼心似的红灰色的烟层。

    那天夜里，我父亲愁白了头发，因为他和医生一起从马洛雅罗斯拉维茨市[7]骑着马回来时看见离家两俄里的林间路上火光冲天、烟雾腾腾，便深信这是他心爱的女人连同三个孩子和那条上过石膏的有三普特重的腿一起着火啦，而这条腿是不该抬起来的，否则就会永远变成残废。

    我已说过，我不想描述这些情景，让读者替我来完成它吧。他喜欢缠绵的情节和惊心动魄的事件，并会把历史看成为一个永无结局的故事。不知道他是否希望历史有个合理的结局。他惯常散步的地方就是他最中意的地方。他会全身心地沉湎于序言和引言之中，而对于我来说，只有在他愿意作总结的那种地方，人生才会展现出来。姑且不说，在我的理解中，历史的内在分段是以在劫难逃的死亡形象呈现出来的，在生活中也一样，只有在食物一部分一部分令人厌倦地被煮熟，完整地被吃掉，配备好的感情获得充分自由的那种情况下，我才会完全活跃起来。

    言归正传。外面是严冬，暮色中的街道似乎比平时短了三分之一，它整天都在跑腿当差。车灯旋风般地追赶着它，却在飞旋的雪花中渐渐落在后面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斯克里亚宾的名字满披着雪花，从海报上掉到我的后背上。我就用背包盖把它背回家，放在窗台上，让它在那里化成一摊水。这种崇拜使我颤抖，毫不掩饰地说，抖得甚于害寒热病。我每次见到他，脸色都会发白，因为发白后脸色才会随即涨得通红。他一跟我说话，我就会丧失理解力，并会听到我是在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下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问题的，但是到底答了些什么话，我自己却听不见。我知道他猜得到一切情况，但是一次也没有出面来帮过我。这说明他并不怜惜我，这也正是我所渴望得到的那种既得不到回报又得不到支持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它越是炽烈，便越能保护我不被他那妙不可言的音乐所摧毁。

    去意大利之前，他来到我们家辞行。他弹钢琴——他的弹奏是无法描述的，在我们家吃晚饭，高谈阔论，闲话家常，大开玩笑。我却一直觉得他好像很苦闷。开始道别了。响起祝福声。我的祝词像一小团血似的也汇入了大家的一大堆临别祝福之中。临别赠言是边走边说的，高呼声在房间门口此起彼伏地相互拥挤，并逐渐转移到前厅里去了。在前厅里，这些话语又归纳起来，急速地重说一遍，与此同时，他的皮大衣上的领钩久久地挂不进缝得过紧的扣环。门被碰响了，钥匙转动了两次。从钢琴旁，从那只被环形灯光照亮的、说明他刚才还在弹琴的乐谱架旁走过时，妈妈坐了下来，翻看他留下的练习曲，仅仅是前十六个小节就组成了一个乐句，它充满了惊人的成熟性，这种成熟性是世间的任何东西都补偿不了的。于是我连大衣也不穿，就光着头，冲下楼梯，在夜色中，沿着米亚斯尼茨卡亚大街跑去，想要把他叫回来，或是再看他一眼。

    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传统出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它许诺给大家一张脸，按不同的样子给各人一张脸，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们大家只有按照我们爱过和有过机会去爱人的那种程度才成为了人。传统用环境的代号掩遮住自己，始终都不满意于人们给它编造出来的综合形象，但它又总是在向我们提供自己的任何一个最明显的例外。到底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是披着还不错的、勉强可以容忍的共同性的面貌离开人世的？多数人害怕传统要求童年做出的那种牺牲，所以他们认为无个性比有个性好。只有在我们是孩童时，舍己忘我地、怀着等同于距离之平方的力量去爱——这是我们的心要做的事情。

    三

    那天我自然没有追上他，大概也未曾有过能够追上他的念头吧。

    六年后，我才又见到他，那是他从国外回来以后的事。这段时间正好是我的少年时代。每个人都知道少年时代是漫长无边的。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它们都无法填满少年时代这座飞机库，它们会分散地或成堆地、不分白昼或黑夜地飞进去寻找回忆，就像教练机飞回机库去添加燃油一样。换句话说，少年时代是我们一生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胜过了整体。浮士德度过了两个童年，经历了不可思议的非凡生活，这种生活只能用数学上的悖论来衡量。

    他回国后，立即着手排练《狂喜之诗》。现在我多么想用一个较为得体的名称来代替这个散发着浓厚的香皂包装纸味儿的名称啊！排练是每天早晨进行的。福尔卡索夫斯基巷和库兹涅茨基巷浸沉在冰雪的泥泞中，去排练场要走过一段晨霭迷漫的道路。沿途死气沉沉，教堂钟楼上的钟锤高高地悬挂在雾中。每只钟每次都只发出一下叮声。其余的钟则像在斋日里似的，清心寡欲，默不作声。戛杰特尼巷与尼基特斯卡亚大街的十字路口上是一片泥潭，很像酒店里用蛋黄加白兰地搅拌成的饮料。车夫吆喝着把雪橇赶进融冰的泥泞中。前来排练的演奏员拄着手杖，在石铺路上敲出得得的响声。

    在这个时刻，音乐学院乱糟糟的，很像早起搞清扫的马戏场。半圆形梯形教室的一格格座位上空无一人，池座里却慢慢地坐满人了。音乐被强制地赶进棍棒中过了半个冬季，现在它用脚掌沿着管风的木壳吧嗒吧嗒地从那里爬出来。突然，听众开始像潮流般平静地涌了进来，是要把城市腾空后让给敌人。音乐被释放出来了。它是花哨的，音色丰满的、音量闪电般增大的，跃进式地散开在舞台上。它被调整好，它急促地趋向于和谐，在达到前所未闻的混响声后，突然旋风般地在低音度上戛然而止——所有的音全都静了下来，并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在台前的脚灯前。

    这是人类在瓦格纳[8]为虚构和乳齿象般的庞然大物所开辟的世界中的第一个居民点。在一块地上建起一栋抒情的虚拟房舍，这房舍的建筑材料完全等同于整个地块，是用宇宙尘埃烧制出的砖砌就的。交响乐编织的篱笆上升起了凡·高画笔下的太阳。窗台上放满肖邦的布满尘埃的文献。住户没有去触动这尘埃，然而却付出全身心去完成前人最良好的遗愿。

    听到这部交响乐，我不能不潸然泪下。远在排成最初的铅版校样之前，它就已深深嵌在我的脑海中了。这情况一点也不意外。谱写这部交响乐的那只手早在六年前就相当有分量地落在我身上了。

    这六年不是任其自然发展的生动印象进一步变化，又是什么呢？我在交响乐中遇到了一个幸福得令人生羡的同岁女人，这是不足为奇的。与它为邻就不可能不影响我的亲人、我的学业、我的整个生活。让我来说说这影响吧。

    人世间我最喜欢的是音乐，音乐领域里我最喜爱的是斯克里亚宾的作品。结识他之前不久，我才开始在音乐方面咿呀学语。在他回国之前，我曾师从现仍健在的一位作曲家。我只要再通过一门管弦乐法就好了。当时人们众说纷纭，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大家都表示反对，我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游离于音乐之外的生活。

    然而我没有绝对听觉，就是说我不具有听出随意取来的任何一个音的音高的才能。这一缺陷与总的音乐天赋毫无关系，但我的母亲却完全具有这一才能，这就使我心神不安了。如果说从一旁看来音乐好像是我的人生舞台的话，那我就不会关心绝对听觉了。我知道，现代的一些出类拔萃的作曲家就与绝对听觉无缘。有人认为瓦格纳和柴可夫斯基就可能没有绝对听觉。但音乐是我的崇拜物，也就是那个致命的要害点，其中聚集着我身上最迷信和最忘我的一切东西，因此每当我的志愿因傍晚时的某一个灵感而受到鼓舞，第二天早晨我便会因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上面提到的那个缺陷而急于去贬低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几部正正经经的作品。现在该把它们拿给我崇拜的偶像看了。我们两家是有深交的，安排一次会晤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我却怀着通常的极端态度去看待它了。这一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令我觉得像是一种无理纠缠的行为，这次在我的眼里就快要变成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了。在约定好的那一天，在我出发去斯克里亚宾临时居住的格拉佐夫斯基巷时，我带去的与其说是自己的作品，还不如说是我对他的那种早就超越任何感情的爱慕之心，以及因我造成了想象中的失礼而须向他表达的那份歉意。我坐在拥挤不堪的四号马车里，我的这些感情被挤压着、颠簸着。马车毫不留情地在棕色的阿尔巴特街上行进，载着我可怕地接近我的目的地。毛茸茸、汗涔涔的大乌鸦、马匹和行人陪着我在齐膝深的水里走向斯摩棱斯克大道。

    四

    那一天，我认清了我们的面部肌肉是怎样被训练出来的。当时我激动得喉咙也哽住了。我口干舌燥，喃喃不知所云，一边回答，一边一口接一口地呷着茶水，以免喘不上气来，或做出更糟的蠢事来。

    凸出的颌骨和前额上的皮肤在抖动，我挑动着眉毛，频频点头和微笑，我的面部表情是觉得痒酥酥和火辣辣的，脸皱得像一张蛛网，每当我摸到鼻梁处的皮肤皱褶时，我便会用紧握在手中的手帕一再痉挛地擦去额头上渗出的大汗珠。窗帘低垂，然而我仍能感觉到脑后窗外的巷子里弥漫着初春的朝霭。我面前，在男女主人之间，放着茶碗，散发着茶的醇香。主人们正以双倍的努力喋喋不休地说长道短，尽力想让我摆脱窘境。茶炊咝咝作响，蒸气袅袅上升。巷里蒸发的水汽和垃圾堆散发的沼气使阳光变得模模糊糊。烟灰缸里的雪茄烟蒂冒出的缕缕轻烟，像一把玳瑁梳子似的缓缓地从烟灰缸向有阳光处飘去，触及阳光后，它又感到厌烦地沿着光束斜爬过去，像爬在一块绒布上一样。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炫目的空气、热气腾腾的华夫饼干、冒烟的白砂糖和像白纸一样熠熠发光的银器的这种循环更换使人难以忍受地加重了我的惶恐心情。当我走进大厅，坐到钢琴旁的时候，心绪才平静下来。

    我弹奏第一个乐曲时，心里还有点惶惶不安，弹奏第二个曲子时，差不多已经克服了慌乱，而弹奏第三个曲子时，我竟然又感到了一种新的、没有料到的压力。偶然间，我的视线落到了听我演奏的那个人身上。

    随着演奏的渐进，他先是抬起头，然后扬起眉，最后神情焕发地离席而起，脸上堆着微妙的笑容，伴随着旋律的变化，根据旋律节奏的强弱配置轻盈地向我踱来。他喜欢这一切。我赶紧结束演奏。他立即向我说明，我在音乐方面的才能是用不着多说的了，因为我具有比音乐才能大得多的才能，而且在音乐领域里已有了发言权。他一边谈论着我弹奏的乐曲，一边坐到钢琴旁，把其中最吸引他的一段重新弹了一遍。这一短曲是复杂的，我并没有期待他能准确无误地把它重弹一遍，然而却发生了另一种意外情况：弹奏时他转了调，于是这几年来一直使我心神不宁的那个缺陷竟然从他的双手底下冒了出来，就像是他自己的缺点一样。

    我认为有说服力的事实胜过变幻无常的猜测，所以我又颤栗了一下，想到了两个可能。如果我向他坦诚地道出心中的块垒，而他则反驳说：“鲍里斯[9]，我也没有绝对听觉呵”，那就好了，那就是说，不是我死气白赖地缠着音乐，而是音乐命里注定是属于我的。要是他的回答涉及到瓦格纳和柴可夫斯基，涉及到调音技师等等，而我却已经开始谈那个使我心神不宁的话题，中途被打断后则已经吞下了回答的话：“绝对听觉吗？在听完了我对您说的话，您还要这样说吗？那么瓦格纳呢？柴可夫斯基呢？还有成百上千个具有绝对听觉的调音师呢？……”

    我们在大厅里踱来踱去。他一会儿把手放到我的肩上，一会儿又挽着我的胳膊。他谈论即兴弹奏的危害，还谈论应该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和怎样去写作。他把他的几部因难弹奏而遭人非议的新奏鸣曲，作为一直应该追求的那种简朴的榜样。他又举几只最平庸的浪漫曲为例，来说明结构复杂是应受到谴责的。奇特的比喻并不使我感到尴尬。我承认无个性比有个性复杂。不珍惜笔墨的长篇冗论之所以好像是通俗易懂的，是因为它内容空洞。正是因为我们被空洞的陈词滥调教坏了，所以我们才会把久别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闻所未闻的内容丰富多彩之作当作为对形式的追求。他不知不觉地把话题转入了更加紧要的教导。他问了我的学习情况。我告诉他我选中的是法律系，因为法律容易学。他建议我立即转入历史语文系的哲学分系。第二天我就照办了。就在他说话的那个时候，我正在思考已发生的那件事。我并没有违背我与命运的交易。我还记得预计中的那条坏出路。这件偶然事是否会使我心中的神失去光辉？不，永远也不会的——它会把我心中的神从原来的高度提升到新的高度。他为什么不肯对我提出的那个问题做出我一直想要得到的最简单明确的答复呢？这是他个人的秘密。有朝一日，虽说为时已晚，但他定会赏脸向我做这一错过时机的自白。他是怎样在少年时代克服了自己的疑惑的？这也是他个人的秘密，正是这个秘密把他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房间里早已昏黑了，胡同里亮着街灯，到了客走主人安的时候了。

    我在告辞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向他道谢。我心中有一种东西在升华。有一种东西冲了出来，获得了自由。有一种东西在哭泣，有一种东西在欢呼。

    街上的第一股凉意使人想到了房屋和远方。一整片杂乱无章的房屋在莫斯科和谐的夜色衬托下，从鹅卵石路面上拔地而起，耸向天空。我想起了家里的父母，想起了他们急不可待地准备提出的问题。不管我怎样总结，我的汇报除了最令人高兴的意义之外，就不会有任何别的意义了。我服从即将要做的陈述的逻辑，这才第一次把白天的幸福事情真的当成事实了。对于我来说，白天的事情并不是真实的。只是用于他人身上时，它们才是真实的。不管我带给家人的消息多么振奋人心，我的心里却还是感到不安。然而，我高兴地意识到我是不会把这番愁思灌进任何人的耳朵中去的，它将像我的未来一样留在下面，留在这条街上，和我的、此刻比任何时刻都更属于我的整个莫斯科待在一起。我沿着小巷彳亍而行，时常无必要地穿越马路。前一天，我还觉得世界好像一直是这样的，此刻这世界却擅自在我的心里融化和坍塌了。我走着，每转一次弯便加快我的脚步，心里却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夜我已经要与音乐彻底分道扬镳了。

    希腊会把年龄算得非常清楚。它会避免把年龄弄错。它善于把童年视为整体化的主要核心，封闭而独立地对它进行思考。希腊的这个本领从它的伽尼墨得斯[10]神话和许多其他类似的神话中就可窥见一斑。它的半神半人和英雄的概念里也融入了这一观点。按照它的想法，点滴的冒险和悲剧成分应该是相当早地被汇集成直观的、立即可以看到的一抔。大厦的某些部分，其中包括主要的宿命的拱门，应该是在开工之始一下子就被安置好的，以利于整个建筑日后的均衡关系。最后，也许死亡也应该是以某种难忘的类似样子被人体验到的。

    正因为如此，古希腊罗马文化虽拥有卓越非凡、令人诧异、像童话般引人入胜的艺术，却不知浪漫主义为何物。

    古希腊罗马文化是以后世再未出现过的苛求精神、以技能和任务的超人精神培育出来的，却根本不懂作为个人激情的超人精神。确保它避开这一点的是它把世间所有的一切非凡现象统统归入童年。当人按照它的方法迈着巨大的步伐进入巨大的现实生活时，他的步伐和周围环境就会被认为是平平常常的。

    五

    此后不久，一个夜晚，我参加了酒鬼协会“谢尔达尔达”的一次集会，那是十来个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组成的一个团体。我想起了我曾答应要给此前朗诵过戴默尔[11]诗作的优秀译文的尤里昂·阿尼希莫夫带去另一位德语诗人的作品，我认为后者优于他所有的同时代人。这一次又像从前发生过不止一次那样，诗集Mir zur Feier[12]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落到了我手中，接着这本诗集又在雨雪泥泞中逃到了木板铺地的拉兹古利亚伊，藏身于杂乱地堆在一起的受潮的古书、传统书籍与青年人的新作之中，以便在被杨树下面的阁楼里的秃鼻乌鸦吓傻后能怀着新的情谊——即灵敏的嗅觉回家，再次回到城里的一扇门里去，当时那里的书并不多。现在该谈谈这本集子落到我手里的经过了。

    事情是这样的。六年前，在十二月里的一个黄昏——那些黄昏连同那条到处都看得到雪花的神秘鬼脸的静悄悄的街道一起，已被我在本文中描述过两次，我也跪着爬来爬去，帮助妈妈整理父亲的书架。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已被揩布抹干净的、从四面被插进去的印刷品像内脏似的回到了已开过膛的书架上，这时从摇摇晃晃、最不听摆布的一摞书里忽然掉出来一本褪了色的灰皮小书。我纯属偶然地没有把它重新塞回去，而是把它从地板上拾起来，然后拿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很多时日过去了，我爱上了这本诗集，不久又爱上了同一只手签赠给我父亲的另一本与它结伴的书。但是过了更多的时日后，我才弄明白这两本书的作者莱内·马利亚·里尔克应该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个夏季里，我们在一个被人遗忘的林间小站的转圈子的路段上丢下的那位德国人。我跑去找父亲求证我的猜测，他证实是对的，可是却想不通此事为什么会使我感到如此激动。

    我不是在写自己的传记。我是在别人的传记有此要求时着手写它的。我和它的主角都认为只有英雄才配有真正的传记，而诗人的经历根本就不适于采取这种形式。一定要写，就得搜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来凑数，而它们则会证明诗人对怜悯之情和强制手段做出了让步。诗人使自己的一生具有如此自愿地大起大落的坡度，因此它不可能被放在传记的垂直线中，而我们却希望在那里看到它。诗人的传记是无法在他自己的名下找到的，而是必须到别人的名下、在他的一群追随者的传记中去寻找。多产的个人越是孤僻内向，他的生平事迹就越具有集体性，而且毋需用任何寓意手法。天才作家的下意识领域是无法度量的。在他的读者身上产生的一切感受就构成了这一领域，但他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是他无从知晓的。我不是在用自己的回忆来纪念里尔克。相反，这回忆是他赠予我的礼物。

    六

    虽然我的叙述涉及了音乐，但是我并没有提出什么是音乐，以及是什么原因使我喜欢上音乐的这个问题。我之所以不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在三岁时的一个夜里醒来后发现整个视野已提前十五六年沐浴在音乐的光辉之中了，因而也就没有机会去感受音乐的问题，而且还因为音乐现在与我们的主题再也没有关系了。然而，那个问题主要是在艺术方面，在整体而言的艺术方面，换句话说，是在诗歌方面，却是我所回避不了的。我既不会从理论上，也不会以足够概括的形式去回答它，但是我要讲的许多话都将是我能替自己和自己的诗人对它所作出的回答。

    太阳是从邮政总局后面升起，然后滑过基谢尔尼大街，降落在涅格林卡区[13]的。把我们住的半所房屋镀成金黄色以后，它从午饭时起渐渐转到餐厅和厨房里去。我们的住房是公家的，房间都是由教室改建的。我在上大学，读的是黑格尔哲学和康德哲学。那时候在与朋友们的每次会晤时大家都会陷于绝望之中，不是这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都会发表一通新产生的灵感。

    大家经常在深夜里互相唤醒。这样做似乎总是有迫不及待的正当理由。要是被唤醒的人正在做梦，他会感到羞愧，因为他会觉得做梦是无意中被人发现的他的弱点。然后，我们会立即动身，像到隔壁房间去一样，到索柯尔尼基区[14]去，到雅罗斯拉夫铁路的道口去，从而把被视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不幸的家里人吓得心惊胆战。那时我正跟一位富家姑娘相好。大家都清楚我是爱她的。她只是抽象地、挂在嘴上用更加睡不着的虚与委蛇的话说说而已地参加这些夜游。当时我给人家上几节收费很低的课，为的是不向父亲讨钱。每逢夏季，家里人出去避暑，我就留在城里靠自己挣的钱过日子。我靠节衣缩食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幻想，其结果是我的生活里又增添了饥饿，并在空荡荡的住宅里把黑夜彻底变成了白昼。我只是还在拖延与音乐的诀别，但它在我心里已经与文学交织在一起了。别雷和勃洛克的作品的深刻性和魅力不可能不在我面前展现出来。他们的影响与一种胜过简单的愚昧无知的力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十五年来，我为音乐而放弃了语言，这种自制行为注定会标新立异的，正如另一种残疾注定会演杂技一样。我和一部分朋友一起同“缪萨革忒斯”出版社有了联系。从别人的嘴里，我知道了马尔堡市的存在：柯亨[15]、纳托尔普[16]和柏拉图的作品取代了康德和黑格尔的作品。

    我有意信手拈来地描述那几年的生活。这些特征我本来是可以再增加，或是用别的特征取代它们的。然而，上面列出的特征已经足以达到我的目的了。我用这些特征像在一张草稿纸上，大体上勾画出我当时的真实生活，然后立即就问自己：在哪里和由于什么原因从这一真实生活中产生了诗。回答这个问题我无须多费心思。这是我记忆犹新的唯一感受。

    它是在我的回忆深处从这一连串断断续续地出现的特征中、从它们的不同发展进程中、从较因循守旧的特征的落伍和它们在后面堆积的沉渣中产生出来的。

    爱情流逝得最为迅猛。有时候，当它在自然界的头脑中显露出来时，它会抢在太阳前面。但是因为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可以说，太阳虽然几乎是一直在跟爱情争高低，却经常占优势地在向前推进，在把房屋的一侧镀成金黄色以后，再着手把另一侧镀成青铜色，用一种天气取代另一种天气，并转动着一年四季的沉重大门。而其余的一连串征兆则是尾随其后，保持着不同的距离，缓缓而来的。我常常听到并非始于我的那种愁闷的唿哨声。这声音从我脑后袭来，既是在吓人，又是在求人怜悯。它出自于被甩掉的日常生活，不是在威胁说要刹住现实生活，还是在乞求人们让它归附于早已远远超前了的新鲜空气。在这一回顾中就包含着那个叫做灵感的东西。生活的那些最华而不实的非创造性部分，由于自己滚离得过远而在呼唤，希望人们特别关注它们。非活物之影响所及更为深远。这是静物画——画家们最喜爱的一个领域——的模特儿。它们积聚在生机勃勃的宇宙的最远处，并处于静止状态，却会使人们对宇宙的运动着的整体有一个最完整的概念，就如同任何一种在我们看来像是反差的极限。它们的布局就表示一条界线，惊讶和同情在这条界线外面是无用武之地的。科学在那里起作用，在探求现实生活的原子基础。

    然而，正因为没有第二个宇宙可以让人像揪头发似的揪住现实的顶端，把它从第一个宇宙中拎起来，所以为了操纵它——这也是它自己所呼吁的，就要得到它的写照，就像受制于数量方面的单平面性的代数正在做这件事一样。但是我始终觉得这种写照好像是摆脱困境的办法，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一直认为目的就是要把被描写的东西从冷轴移到热轴上去，是要把过时的东西放出去追赶生活。我当时的见解与我现在的想法没有多大差异。我们描写人，就是为了给他们披上天气。我们描写天气，或描写与天气毫无二致的大自然，就是为了给它披上我们的激情。我们把平日生活曳进散文是为了写诗；我们把散文拖进诗歌是为了搞音乐。我就把这种行为最广义地称作为艺术——根据世世代代的人正在撞击的那只活生生的人类之钟所提出的艺术。

    对城市的感受始终都与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地方不相符的原因就在于此。心灵的冲击一直会把它冲到被描写的背景的深处。在那里，云朵在呼哧呼哧地原地踏步，不计其数的炉子喷出的烟推开重云，横悬在空中。在那里，倒塌的房屋的台阶埋入雪中，宛如一排排地泊在岸边的船只。在那里，纵饮无度的生活正在用沉静的吉他木片翻修苟且度日的可怜的丑相貌，端庄持重的妇女快要在酒瓶旁被煮熟了，她们满脸通红地搀扶着摇摇晃晃的丈夫走出门来，冲到夜间汹涌而至的马车夫行列之下，像刚刚爬出蒸气腾腾的浴缸，走进澡堂的凉爽的桦木穿衣间。在那里，有人服毒自杀，有人点火自焚，有人泼硫酸给情敌毁容，有人身着缎子衣服去举行婚礼，有人踱进当铺去典当皮裘衣服。在那里，我教出来的留级生在等我来上课，摊开着书本，坐在那里摆出一副干巴巴的嬉皮笑脸，彼此偷偷地眨着眼，充分显出低能的模样，像一棵棵番红花。那里还有一所半遭人唾骂的灰绿色大学，它那上百间的讲堂一会儿发出嗡嗡的嘈杂声，一会儿又变得鸦雀无声。

    教授们让眼镜的玻璃镜片在怀表的玻璃表面上一滑而过，然后抬头倾听下面的齐声回答，仰视天花板的拱顶。学生们的头便脱离制服的上衣，像成双成对的朋友似的靠长长的细绳悬挂在绿色灯罩的旁边。

    每天我都好像是从另一座城市来到这座城市似的，在这些休闲时刻里我的心跳总会加剧。如果那时我去看医生，他定会认为我可能是害疟疾。然而慢性急躁症的这些发作，用奎宁是治不好的。这种古怪的汗是由这些大众的改变不了的粗糙性、他们的没有被任何东西从内部消化掉的浮肿的直观性所引发出来的。他们活着，并走动着，活像是在摆姿势。要是把他们合并到一个居民点里，那么他们中间便会在想象中耸立起一根传播流行的注定结局的天线。寒热病正是在这根臆想中的天线杆的底座旁边降临的。它是由这根天线杆输向另一极的电波所引起的。在与远处的那根天才天线杆交谈时，这根天线呼唤那里的一位新的巴尔扎克到它的乡里来。可是只要稍稍远离一点这根不祥的天线杆，心里马上就会有短暂的平静降临。

    譬方说，我听萨文[17]的课就不会发冷发热，因为这位教授算不得是个怪物。他讲课确有才气，这才气会随着课程的发展而增长。时间对他并不抱怨。它并不急于冲出他的论点，没有跳着跑到通风口里去，没有慌忙地朝门口奔去。它没有把炊烟吹回烟道，从屋顶滚下来以后也没有抓住飞驰到风雪中去的电车挂车的挂钩。不，时间一头扎进，同时也随身把我们带进英国的中世纪或罗伯斯庇尔的国民公会，而与我们一起被带进去的还有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大学的直抵屋檐的高大窗户外面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我住在一间带家具的收费便宜的客房里，健康情况依然良好。同住的有几位大学同学，我们在那里教一群成年学生。这里没有一个人显示出是才华横溢的。然而，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不奢望从任何来源获得遗产，所以他们才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地去摆脱生活打算把他们钉在其上的那个死点。就像其中有人被留在大学里的那些教师一样，他们对于自己的职称来说是不大有代表性的。小官吏和办公室职员、工人、仆役和邮差都到这里来上课，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另一种人。

    置身于这些精力充沛的人们中间，我不会发冷发热。在少有的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我经常从这里顺路拐到邻近的一条胡同里去，那里的兹拉托乌斯特修道院的后院厢房里群居着一些花匠。那些在彼特罗夫卡[18]零售鲜花的孩子们就是在这里买进各种各样的里维埃拉[19]花卉的。批发商从尼斯[20]订购花卉，在他们的地盘上无须花几文钱就能买到这些名贵花草。在新旧学年交替之际，我会在一个美好的夜晚忽然发觉，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灯下上课了，三月里的明媚黄昏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光顾我们上课的那些肮脏的客房，后来在课后根本就不肯在旅馆门口多滞留一会了，——每到这个时刻我就特别想要到花商那里去看一看。走出家门口，街道马上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出现在我的眼前，它不是像往常那样压得低低地披着冬夜的头巾，而是微微蠕动着嘴唇在叙述一个枯燥的故事。春风时断时续地吹拂着坚实的路面，发出阵阵沙沙声。好像披上一层真皮似的胡同在瑟瑟发抖，它等第一颗星已等得不耐烦了，然而贪婪而闲散得出奇的天空却令人难忍地拖延着星星的出现。

    走廊里气味很难闻，空箩筐堆得快要碰到天花板了，箩筐上贴满了外国邮票，邮票上盖满了名气很大的意大利城市的邮戳。门上蒙着毡子，房门打开时便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一大团热气滚出了门外，像是有人要出来方便一下似的，从这团热气中已经可以揣测得出一种极其令人激动的情景。穿堂对面，在逐渐变低的上房深处，一群卖花小孩挤在一扇古代要塞才有的那种小窗前，接过如数清点的货物，把它们塞进篮筐。在同一间屋里，老板的几个儿子在一张宽大的桌子旁默默地开拆着刚刚从海关运来的包裹。对折得像书本似的橘黄色衬纸下面，露出了芦苇编的新盒子。紧靠在一起的冰冷的三色堇是整块整块地取出来的，很像是一层层蓝色的风干的玛拉加[21]酒坯。它们使这间很像看门人住的房间里充满熏人欲醉的芳香，从而使黄昏前屋里的朦胧光柱和地上的阴影看上去都像是用湿润的深紫罗兰色的草皮裁剪出来似的。

    然而，真正的奇迹还在后头。老板走到院子的尽头，打开砖石结构的贮藏室的一扇门，抓住地窖的盖环，提起窖盖，于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就在这一瞬间令人眼花缭乱地变成了现实。在干燥的地窖底部像太阳似的间断地亮着四盏扁球形的“闪电”马灯，按色泽和品种挑选出来的一束束热气腾腾的红牡丹、黄雏菊、郁金香和银莲花在大木盆里盛开怒放，像是在同灯光较量。它们在呼吸，并感到激动，活像是在相互竞争。全部被软刺串在一起的湿漉漉的茴芹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它像浪潮一样猛力冲掉了金合欢的含花粉的芳香味。这是像冲淡得发白的露酒似的水仙在散发清香。但是在这场像狂风暴雨般激烈的争奇斗艳中获胜的却是紫罗兰的黑色蝴蝶花。它们是深藏不露和疯疯癫癫的，像黑多白少的眼珠似的，用自己的与世无争态度引人入迷。它们那甜滋滋的清香从地窖底部升起，并填满了宽阔的入口。嗅到这气味后，胸口会发闷，就像患上胸膜炎似的。这气味会使人想起一种东西，接着便会消逝而去，让人的意识受到愚弄。看来，促使它们每年都要回归的土地概念就是春天的几个月份根据这种香味得出来的，有关得墨忒耳[22]的希腊神话的源泉也离此不远。

    七

    那时节和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自己的诗歌习作看成是一个不幸的弱点，也不期待其中有任何佳作。有一个人，名叫谢·尼·杜雷林，他那时就用自己的称赞支持过我。这是因为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同情心。别的朋友已经把我看成是一个几乎已立稳脚跟的音乐家了，所以我细心地把青春期的这些新的征候瞒着他们。

    然而，我却热情认真地攻读哲学，因为我认为未来事业的开端可能就在它附近的某个地方。我们班上读的课程范围就像授课方法一样与理想相距甚远。这是已过时的形而上学和羽毛未丰的启蒙运动的奇特混合体。这两种思潮，为了和谐相处，各自放弃可能还是属于它们的最后一点残余的想法。哲学史变成小说文学式的说教，心理学则退化成小册子风格的肤浅思想。

    像什彼特[23]、萨莫索诺夫和库比茨基这种年轻的副教授无法改变这种风气。然而也不能埋怨年长的教授们。他们受制于在当时已露出苗头的必须把课讲得极其通俗易懂的要求。扫盲运动正是在那时开始的，而它的参加者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多少有点知识基础的大学生只好努力自学，越来越依恋于模范完美的大学图书馆。学生们的好感分属于三个人。大多数人倾心于柏格森[24]。格丁根的胡塞尔[25]学派的门徒则在什彼特身上得到支持。马尔堡学派的追随者们没有领导人，他们自行其是，结成一些始于谢·尼·特鲁别茨科依[26]的个人传统的偶然的分支团体。

    年轻的萨马林是这个圈子的一位优秀人物。他是俄国最佳的过去的直系后裔，此外还靠不同等第的亲戚与尼基塔大街拐角处的一幢大楼本身的历史有联系，一学期两次地出席随便哪一个讲习班的另一种聚会，就像一个已独立门户的儿子按时要回到父母家里去参加一次家庭团聚的午餐会。这个又高又瘦的怪人走进会场，东张西望地寻找座位，从而使学术报告人中断发言，使会场变得鸦雀无声，而他自己也因此而感到很尴尬，直到他踏着咯吱咯吱作响的台阶走上梯形教室的半圆形木板听众席，并坐到最边上的一张长凳上为止。然后，只要一开始讨论报告的内容，刚才如此费劲地被拖到天花板下面的全部轰隆隆和咯吱咯吱的响声便会以焕然一新和令人认不出来的形式回到下面去。责备过报告人的第一个失误后，萨马林会从那儿抛出即兴地引自黑格尔或者柯亨作品的某个论点，让它像一只球似的沿着大抽斗式的有棱角的台阶滚下去。他心情激动，说话时会吞掉一些单词，但声音生来就很响，从童年到断气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平稳的音调，既不会低声细语，也不会大声吆喝。他发不出颤舌音，这一点总是一下子就暴露出他的血统关系。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有在重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我才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并在聂赫留道夫身上又看到了他。

    八

    虽说特维尔林荫道上的那家夏季咖啡馆没有招牌，但是大家都叫它Ｃaｆé ｇｒｅｃ[27]。冬季它也照常开张，那时它的用途就难以猜摸了。一天，洛克斯、萨马林和我在那间空荡荡的咖啡馆里相遇了。这事纯属偶然，事先并未做任何安排。不仅是在那天晚上，恐怕是在已过去的整整一个季节里，我们都是它的唯一一批顾客。天气渐渐转暖，开始有春天的气息了。萨马林走进来，刚刚坐到我们桌前，便口若悬河地议论开了，还拿起一块干饼干，把它当作合唱队指挥用的音叉，开始用它来给自己发言的逻辑重音打拍子。一段由周而复始的肯定和否定组成的黑格尔式的无穷论横向穿过了咖啡馆。可能是我把我选定的副博士学位论文题告诉了他，这就使他的思路从莱布尼兹[28]和数学上的无穷性跳到了辩证法上的无穷性。他忽然谈到了马尔堡市。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有关该市本身而不是有关学校的故事。后来我确信，关于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和诗歌创作只能像他那样来陈述，当时在屋里通风机的喧嚣下，我觉得这种陶醉于其中的描述听起来非常新奇。他突然想起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喝咖啡和只坐一会儿。他把拿着报纸在角落里打盹的老板惊得一跃而起，在得知电话有故障后，便一头冲出冰封的椋鸟巢般的小咖啡馆，造成的噪声比他进来时还要响。很快我们也站起来了。天气变了。起风了。风开始猛撒二月的雪糁。它落在地上，形成一只只整齐的8字形线桄。在它拼命地绕来绕去的动作中有点海上作业的味道。在海上，缆绳和鱼网就是这样像层层波浪一圈一圈地被叠起来的。一路上，洛克斯几度谈起他喜爱的司汤达，我则没有接茬儿，这是因为风雪扑面。我忘不了刚才听到的那番话，我可怜那座城市，正如我想到的那样，我永远也看不到它的，就像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

    以上是二月间的事。四月里，一天早晨，妈妈告诉我，她挣了几个钱，再加上节省家用，积攒了二百卢布，她把这笔钱赠给我，并建议我到国外走一走。我得到这笔赠款，心里高兴又觉得突然，更感到受之有愧。这种复杂的心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为了弄到这样一笔钱，就必须在钢琴上叮叮地历尽不少苦头。但是我没有拒绝不收的勇气。路线是无须选择的。那时候，欧洲的各个大学一直都在互通信息。我当天就开始跑机关，从莫霍瓦亚大街带走了少数文件和一点宝贝——这是两个星期前马尔堡大学刊印的一九一二年夏季学期预定讲授的详尽课目表。我手执铅笔研究这份课目表，无论是在走路时，还是站在机关的有栅栏的柜台前排队时都没有放下它。我的焦急神情令人在一里开外就感觉得到我的幸福心情，我一面用它去感染官员和文书，一面自己也不知道地催着他们办本来就不算太复杂的手续。

    我的计划自然是斯巴达克式的。火车要乘行速最慢的，买三等车票，到了国外，如有必要甚至可以降为四等，然后选定城郊区的一个村子，赁一间便宜房子栖身，伙食是面包夹腊肠和茶。妈妈的自我牺牲要求我要十倍的吝啬。用她的钱还应该去一趟意大利。此外，我知道，大学的入学费以及某些讲习班和选修课程的费用将吞食掉我的很大一部分钱。但是，即使我有多达十倍的钱，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不会放弃这一规划。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去使用剩余的钱，但是世间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把我诱上二等车，也不会使我在饭馆的桌布上留下任何痕迹的。我只是在战后时期才开始容忍并要求过舒适和安逸的生活，而当时的条件是困难重重，不容许我把任何装饰品和宽容心引入我的住房，于是我的整个性格也就暂时不能不改变了。

    九

    我国还在融雪，天空的倒影正一块块地从雪面冰层底下浮到水面上来，就像从描图纸下面滑出来的一幅要描的画，而在整个波兰苹果树的花却在盛开，它像斯拉夫派构思的一个罗曼国度似的，按夏季的方式无眠地从早到晚、从东到西地在我的眼前飞逝而过。

    柏林给我的印象是少年们的城市，他们在前一天收到了礼物：短剑和头盔，手杖和烟斗，真正的自行车和成年人穿的常礼服。我在第一个出口处就碰到了他们，他们还没有习惯于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所以每个人都在用昨天刚收到的那些礼物摆架子。在一条漂亮的大街上，书店橱窗里的一本那托尔卜[29]的逻辑概论把我吸引住了，于是我走进去买它，心里直觉得，我明天就将实实在在地见到它的作者了。两昼夜的路程中已经有一夜是我无眠地在德国境内度过的，现在我将要度过第二夜了。

    只有在我们俄国，三等车厢里才设置折叠的高板床，而在国外，要想少花钱旅行，就得在夜里受点罪：四个人坐在一条被扶手分割开的深深地刨出来的长凳上打盹。虽然车厢单间的两条长凳上这一次都是任我使用的，但我还是毫无睡意。只是偶尔，隔一段较长的时间，才会上来几个到下一个区间去的乘客，多半是大学生，彼此默默地点头打过招呼后，他们便会消失在温暖的夜色之中。旧的乘客下车了，新的上车了，每次更换乘客时，站台的顶下都会出现一座睡着的城市。远古的中世纪第一次展现在我眼前。它的真实性，像每件原作一样，是鲜明而又吓人的。在旅行途中，我把熟悉的名字从我读过的书本中一个个地抽出来，就像从历史学家制作的布满灰尘的剑鞘中抽出来钢剑一样，并铿锵有声地把它们读出来。

    在驰近它们时，列车会挺直身子，像一个由十节铆接的车厢组成的穿锁子甲的怪物。车厢之间的皮褶子会膨起来和垂下去，像锻炉的风箱。啤酒在洁净的酒杯里被车站上的灯光照得透明。安在如石头制成的粗滚轮上的行李车，像空车似的沿着石铺的站台平稳地开走了。高大的月台拱顶下面停放着短嘴火车头的汗淋淋的躯干。看来是低矮的车轮开了个玩笑，在全速转动中突然停了下来，从而把这些火车头抛到了如此之高的地方。

    从四面八方涌向这空荡荡的混凝土站台的是它的六百岁的祖先们。被棚架的斜梁肢解后的墙也在活动自己睡着的壁画。墙上画满了宫廷少年侍卫、骑士、姑娘和红胡子的吃人生番；盔式面罩的筛状贴面板上，圆筒形的衣袖接缝处和妇女前胸的十字紧衣绳上都一再出现像装饰图案似的方格板条。房屋差不多紧挨在放下的窗跟前。我彻底震惊了，躺在宽大的窗缘上，忘情地低声发出如今已过时了的那种欣喜的赞叹。天色依然黑沉沉，在抹过灰泥的墙壁上勉强可见到野生葡萄的那些像是在跳舞的黑色枝蔓。又掀起一阵暴风，带来煤炭、露水和玫瑰的气味，这时飞驰的夜色中突然向我袭来一把火星儿，于是我赶紧拉起窗子，琢磨起吉凶未卜的明天。现在该说说我那次是到什么地方去和去干什么了。

    天才的柯亨创建了马尔堡学派，这个学派是由柯亨的前任、以《唯物主义史》一书而闻名我国的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30]打下基础的，它有两个特点使我折服。第一，它自成一家，是在连根刨掉一切，以一片净土为基础的。它不赞同各种各样“主义”的惰性的陈规陋习，因为这些“主义”总是抓住经许多道手得到的那种对自己有利的渊博知识不放的，始终都是不学无术的，并且永远都是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不敢在历代文化的自由空气中重新审视自己。马尔堡学派不受制于术语上的惰性，而着眼于本源，即着眼于思想在科学发展史中所留下的真凭实据。如果说流行的哲学说的是这个或那个作家在想些什么，而流行的心理学说的是一个普通人是怎样想的，如果说形式主义的逻辑学教的是在面包铺里应该怎样思考才不会算错找头，那么马尔堡学派感兴趣的则是科学在它的二十五个世纪的连绵不断的著作中、在世界发明的紧张的起点和终点旁边是怎样想的。在这样的一种似乎是为历史所赞同的位置上，哲学又回复了青春并变得无比聪颖，从一门有问题的学科变成一门探讨问题的古老学科，而它本来就应该是这么一门学科。

    马尔堡学派的第二个特点是直接由第一个特点派生出来的，并可归结为它对历史遗产持有求全责备的严谨态度。这个学派绝不会对过去采取令人讨厌的姑息态度，即不会把过去看成是一个养老院，而且里面有一小撮身披厚呢斗篷、脚穿平底凉鞋或头戴假发、身披独袖上衣的老人在信口开河，并以科林斯柱型、哥特式、巴洛克式或别的随便什么建筑风格的离奇东西来为自己毫无道理的判断作辩护。科学结构的同类性对于马尔堡学派来说就是一种与历史上的人的解剖同一性一样的定理。马尔堡里的人熟谙历史，并且不停地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兰西和苏格兰的唯理论和其他尚未研究透彻的各种学派的文献中拖出一件又一件的瑰宝。马尔堡里的人用黑格尔学派的双眼来观察历史，也就是说观察得极其精辟和概括，同时又不超越逼真得合理的准确界限。譬如，这个学派从不侈谈世界精神的发展阶段，而是谈论伯努利家族[31]成员间的来往通信，但它同时也知道，任何一种思想，不管它时过境迁了多久，只要它是在办事时就地遇到的，都必须完全接受我们的合乎逻辑的评注。否则，我们就会对这个思想失去直接兴趣，它也就会成为考古学家或探讨服饰、风尚、文学、社会政治思潮等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了。

    独立思考和历史主义这两个特点都一点也没有说明柯亨体系的内涵，但我并不打算谈，而且也不会开始谈论它的实质。然而，这两个特点说明它是具有吸引力的。它们说的是它的独特性，即它为当代意识的一部分在有现实意义的传统中占有那个有现实意义的位置。

    作为当代意识的一分子，我正在朝引力中心飞驰而去。火车越过了哈尔茨山脉[32]。在一个烟雾迷漫的早晨，火车钻出森林，像中世纪的挖煤工似的让千年古城戈斯拉尔[33]打从身边一闪而过。稍后也飞驰而过的是格丁根。沿途城市的名字变得越来越响亮了。对它们中的大多数，火车都没有屈尊下就，而是开足马力从途中把它们抛开。我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像陀螺般滚走的城市的名称。围绕着有些城市掀起了一些详尽的古老传说。它们会像卫星和星环似的加入这些城市的周转循环中。有时，地平线会像《可怕的复仇》里所描绘的那样变宽，于是一些小城和古堡里的土地就会一下子冒出数道烟雾，并开始像夜空那样令人感到焦躁不安。

    十

    在我远行的前两年里，“马尔堡”三个字是我从不离口的。中学课本中有关中世纪宗教改革的章节中经常提到马尔堡。“中间人”[34]甚至为儿童出版了一本小书，书中写的是十三世纪初被葬在马尔堡的那位匈牙利的伊丽莎白[35]。任何一本布鲁诺传记都会在他在从伦敦回乡的不祥之路上讲过学的那些城市中提到马尔堡。但是，无论令人多么难以置信，在莫斯科时我却一次也未曾想到过，我刚才提到的马尔堡和我为之而吃力地啃导数表和微分表并一下子就从麦克劳林[36]的作品转到我完全啃不动的麦克斯韦[37]作品上去的那种东西之间是有着同一性的。必须提着衣箱，从骑士旅馆和老邮局旁走过，它才会第一次在我面前出现。

    我向后仰着头，气喘吁吁地站着。我的眼前高耸着一个使人头晕目眩的斜坡，坡上分三层依次排列着像石头模型似的马尔堡大学、市政厅和一座八百年的古堡。我刚刚走了十步，便不知身在何处了。我想起，我把我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遗忘在车厢里了，现在它与挂钩、网袋和烟灰缸一起都是再也追不回来的。钟楼上的大钟上方悠闲地停留着朵朵轻云。它们似乎很熟悉这个地方。然而它们对我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可以看得出，它们像这个巢窝的看守人似的不会离开这里。四周是一片中午时分的寂静。它是在与下面的一片平原的寂静联络。两片寂静好似都在总结我的傻相。上面的寂静通过丁香花醉人的芳香与下面的寂静互通信息。小鸟在等待时机地啁啾。我几乎没有看到人。纹丝不动的屋顶好奇地想要知道这一切将会有什么结局。

    街道像哥特式的侏儒紧贴在陡坡上。它们一条条相互座落在另一条的下面，并用自己的地下室监督着相邻街道上的顶层阁楼。奇特的盒式建筑挡住了它们的狭隘通道。一层层越往上越宽的街道是平铺在突出来的原木上的，它们的顶板几乎相毗连，并在马路上空相互伸出手臂。街道上没有人行道。不是所有的街道上都可以让道通行的。

    我忽然明白了，罗蒙诺索夫[38]在这些街道上漫步了五年，但是此前必有他初到的一天，那时他身上虽然揣着莱布尼兹给他的学生沃尔弗[39]的介绍信，却还是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从那天算起，马尔堡并无变化，但仅只这样说还是不够的。要知道，对于那个年代来说，它就已经是一个小得出人意料的古老城市了。只须回头一顾，你便会哆嗦一阵，并准确地重复时隔很久的同一个动作。像当时——即罗蒙诺索夫的时代一样，密密匝匝地分散坐落于脚旁的瓦灰色石棉瓦房顶，使这座小城看上去就像是一群在活泼地飞向被撤换的饲料槽时着了魔的鸽子。我重复了那个人二百年前的颈部肌肉动作——我颤抖了。镇静下来以后，我发觉布景已经变成现实，便动身去找萨马林所推荐的那家廉价客栈了。

    注释：

    [1]地名，位于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区。

    [2]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

    [3]即托尔斯泰。

    [4]林奈（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教授。双名法的创立者。

    [5]位于俄罗斯中部，鄂喀河的左支流。

    [6]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无调性音乐的先驱之一。

    [7]地名，卡卢加州的区中心。

    [8]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毕生致力于歌剧的改革与创新。

    [9]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

    [10]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美少年，为宙斯掠去充当众神的酒僮。

    [11]戴默尔（1863—1920），德国作家、诗人、表现主义先驱之一。

    [12]德文，《祝贺我》，里尔克的早期诗集。

    [13]莫斯科的一个区。

    [14]莫斯科东北部的一个区。

    [15]柯亨（1842—1916），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的创始人。

    [16]纳托尔普（1854—1924），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领导人之一。

    [17]亚·萨文（1873—1923），俄国历史学家，英国自由资产阶级史专家。

    [18]莫斯科古老街道之一，是莫斯科中心区的一条繁华街道。

    [19]地中海北部沿海地区，因气候适宜于花草的生长，是欧洲花卉的供应基地之一。

    [20]法国南部城市，地中海北岸避暑胜地。

    [21]西班牙南部地中海岸的城市，以盛产红葡萄酒闻名。

    [22]希腊神话中掌管农业的谷物女神。

    [23]古·什彼特（1879—1940），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胡塞尔学派追随者。

    [24]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变的哲学”的创始人，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

    [25]胡塞尔（1859—1938），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

    [26]谢·尼·特鲁别茨科依（1862—1905），俄国公爵、宗教哲学家、教授。

    [27]法文，希腊咖啡馆。

    [28]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

    [29]保·那托尔卜（1854—192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30]弗·朗格（1828—1875），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的代表人物。

    [31]十七至十八世纪间瑞士的一个家族，三代人产生过八名数学家、物理学家。

    [32]德国最北部的大山脉。

    [33]德国城市，位于哈尔茨山北麓。

    [34]俄国的一家启蒙出版社（1884—1935），成立于彼得堡，后迁莫斯科。

    [35]伊丽莎白（1207—1231），匈牙利公主，许配图林根领主，夫死后，从事慈善事业。

    [36]麦克劳林（1698—1746），苏格兰数学家。

    [37]麦克斯韦（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

    [38]米·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科学家、文学家。

    [39]沃尔弗（1679—1754），德国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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