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日里，一连串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贯穿了位于两排发乌了的树木的树冠背后的莫斯科。房屋里的灯光黄澄澄的，它们的星光般的一圈圈光环像从中间横剖开的柠檬。天空低低压在树梢上，周围的白色东西全都变成了蓝色的。

    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上，衣着寒酸的年轻人像准备牴人似的弓着腰在奔跑。有几个人我认识，大多数人我不熟悉，但毕竟都是我的同龄人，也就是说都是我童年时见到过的那些多得数不清的面孔。

    他们刚刚开始被人叫父名，刚刚被赋予公民权，并且刚刚了解到词语的奥秘：攫取、有利可图、据为己有。他们表现出一种值得更仔细地加以分析的匆忙情绪。

    世上有死亡和预见。未知的事对我们来说是亲切的，事先得知的事是可怕的，任何激情都是为了躲避即将临头的不可逆转之事而向一旁做出的盲目一跳。如果激情从共同的道路上无处可闪跳，那么活的物种就无处可生存与再现了，而宇宙逐渐毁灭的那种共同的时间就是在这条共同的道路上流逝的。

    然而，生命毕竟有它生存的地方，激情也有它可以闪跳之处，因为与共同的时间并存的还有会无止境地再现的永存的路旁种类，任何一种新一代东西都是其中之一。

    街上的年轻人弓着腰在风雪中匆忙地奔跑，他们尽管都有各自匆忙赶路的原因，但是驱使他们奋力前进的不是形形色色的个人动机，而是一种共同的契机，这便是他们的历史完整性，也就是说要贡献出热情，而这种热情正是无数次逃避末日的人类为自救而逃离共同的道路逃到他们身上去时所怀着的。

    为了不让他们透过必然性看到奔跑的两重性，为了让他们不发疯，不放弃已经开始的事业并统统在地球上吊自杀，林荫道树木的后面有一股历尽沧桑、非常老练的力量在担任警戒，并用它那双睿智的眼睛看着他们离去。守在树木后面的是艺术，它对我们了解得极其透彻，从而会使人一直都了解不透它是从哪些非历史的世界带来它那能以轮廓来看历史的本领的。它屹立在树木背后，酷似生活，并因这一相似而被容许存在于生活之中，正像妻子和母亲的肖像被容许悬挂在那些献身于自然科学——逐渐揭示死亡之谜——的学者们的实验室里一样。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这是斯克里亚宾、勃洛克、科米萨热尔夫斯卡娅、别雷的年轻艺术——一种进步的、动人心弦的、新颖独创的艺术。这艺术是如此出类拔萃，因此它不但不起会使人产生要更换它的念头，而且相反还会使人为了更牢靠一些而想要把它自创立之始再重做一番，不过要重做得更快、更热情、更完美。想要一口气把它重做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激情是难以想象的，而激情却会闪避一旁，这样一来得到的便是一种新的东西。然而新东西的出现并非像通常所想的那样是为了代替旧东西，而完全相反的是为了非常满意地复现样板品。当时的艺术就是这种样子的。那么当时的一代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跟我差不多年龄的男孩子在一九〇五年是十三岁左右，战前则快满二十二岁了。他们一生中的两个重要关头都正赶上祖国历史的两个红日子。他们的早熟童年和他们的应征成年都马上就负起了巩固过渡时期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神经对穿整个厚度地缝合了我们的时代，并殷勤地把它奉献给老人和儿童享用。

    然而为了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描述，必须回忆一下他们与其息息相关的那种国家制度。

    谁也不知道这是查理·斯图亚特[1]呢，还是路易十六[2]在统治。为什么在多数情况下都觉得末代君主才是君主？看来，世袭政权在本质上就带有某种悲剧性。

    政治上的专制君主只有在他是彼得[3]的那种罕见情况下才会从事政治。这样的例子是特殊的，并且会被人记住几千年。统治者常常更充分地受制于大自然，因为它不是议会，它的制约是绝对的。作为一条千百年来被人奉为准则的规矩，那个称作世袭君主的人是必须合礼仪地活过王朝史记中的一章的——也只是仅此而已。这里有着一种舍己精神的残余，这一角色里的舍己精神比蜂窝里所表现出来那种舍己精神更为赤裸。

    如果肩负这种可怕使命的人不是恺撒[4]，如果他们的经验不会变成政治，如果他们没有聪明才智——即唯一能使他们有利于死后命运去摆脱生前命运的那种东西，他们会怎么办呢？

    那么他们就不会滑行，而只会滑倒；不会潜水，而只会溺水而亡；不会生活，而只会习惯于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会使他们的生活堕落到外表光彩地混日子的程度。起初这种做法是以小时计点的，后来就以分钟计点了；起初是真心的，后来就是臆想的了；起初是无需借助于外援的，后来就要借助扶乩卜卦了。

    他们一看到锅炉就会害怕它的沸腾声。大臣们担保说，这情况是正常的，而且锅炉越先进，就越可怕。继而开始阐述国家改革的方法——把热能转化为动能，并宣称，只有在受到爆炸的威胁而又不会爆炸的时候，国家才能得以繁荣发展。于是，他们吓得眯缝起双眼，抓住警笛的把手，以先天的温文尔雅态度安排了霍登惨案[5]、基什尼奥夫大屠杀和一月九日[6]惨案，然后就尴尬地走开，走向自己的宝眷和暂时中断了的日记。

    大臣们都抱着头。这时才彻底弄明白治理广袤国土的都是一些不大聪明的人。解释变成空费唇舌，建议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他们一次也没有体验过抽象真理的广泛性。这是一群鼠目寸光、因循守旧的奴隶。再教育他们已经为时过晚，结局即将来临。遵奉罢官的御旨，让他们去听天由命吧。

    他们看到结局渐渐来临。他们急忙逃到家中最容易激动和最苛刻的人身边去躲避它的威胁和要求。玛丽亚亨丽埃塔[7]、玛丽安托瓦内特[8]和亚历山德拉[9]们在这场可怕的合唱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她们疏远进步的贵族，似乎广场对宫廷生活感兴趣，并要降低宫廷的舒适生活。她们开始重用凡尔赛的园丁、皇村的上等兵和平民出身的无师自通者，于是拉斯普廷[10]之流便浮出水面，飞黄腾达起来。他们永远也领悟不到为什么君主制会向民俗学意义上的人民群众让步，君主制对时代潮流所作的让步是与人们想要从真正的让步中得到的那一切东西截然不同，因为这是既有损于自己而又丝毫不利于他人的让步，通常也正是这种荒唐情况在暴露可怕的使命注定要失败的本质的同时，决定着这一使命的命运，并用自身所具有的弱点发出令人激动的起义的信号。

    我从国外回来时正赶上卫国战争[11]的百周年纪念。布列斯特铁路被改名为亚历山大铁路。沿途车站都被刷得雪白，钟楼上的打更人也都换上了干净的衬衫。库宾卡的车站大楼插满了彩旗，出站口加强了警卫。附近在举行圣上阅兵式，因此站台上铺着一大片松软的、并非到处都已踩平的新沙。

    这一切并没有使乘客回忆起它们所庆贺的那些事件。周年的装潢显示出沙皇统治的主要特点，即对祖国历史的无动于衷。要说这天的庆典有所反映，那么并不是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而是反映在火车的行驶上，因为火车停站的时间比规定的时间长，而且临时扬旗的停车信号也比往常更频繁地让列车停在野外。

    我不由得想起头年冬天去世的谢罗夫[12]，想起他所讲的给皇室成员画像时的情景，想起画家们在尤苏波夫家的绘画晚会上所画的那些漫画，想起库捷波夫版的《沙皇狩猎》所引发的大笑话，也联想起许多与此有关的绘画学校[13]里的一些琐事。绘画学校归御事部掌管，我们在那所学校里住了约二十年。我本也可能想起一九〇五年的情况、卡萨特金[14]的家庭悲剧和我的微乎其微的革命性，那革命性只局限于在哥萨克骑兵的马鞭下逞能，并在棉大衣上挨一马鞭而已。最后，至于那些守卫、车站和彩旗，那么它们自然预示着要发生一场最严峻的悲剧了，而绝非我那轻率的非政治倾向所认为的那种独幕轻歌剧。

    我所接触的那极小一部分人甚至是不足以用来评价整整一代人的，如果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就会说这一代人是不问政治的。我就会说，这一代人正是以它的这一面来对着我的，但它也是以这一面来对着时代，并发表自己的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首批声明的。

    二

    然而，文化是不会投入第一个想要它的人的怀抱的。上述的一切都必须经过战斗才能获得。把爱看作一场决斗的观点是适用于这一情况的。只有在具有斗志昂扬的爱好的情况下，艺术才会转过来面对少年，而且这爱好必须是激动人心的，必须是全身心感受到的，就像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一样。初涉文坛者的作品就充满着这一状态的种种迹象。新手们结成一个个小组。这些小组分为模仿派和革新派。这是一种激情的不可能单独存在的两个部分，这种激情是被人极其执着地推测到的，它已经使周围充满了小说的气氛，这小说是即将完成的，而并非尚在孕育之中的。模仿者代表那种没有热情和天赋的爱好。革新者则除了被阉割的仇恨，仅代表一种不动的好斗性。这是一次长谈的只言片语和行动，它们是被猴子偷听到的，并且是被断章取义地、也不猜想其鼓舞这场风暴的那层意义地拆零后传散开去的。

    然而，猜测中的当选者的命运已经高悬在空中了。差不多可以说出他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却还无法说出谁将会成为这个人物。从表面看来，几十个年轻人都是同样地不安定，都是同样地在思考，都是同样地想要标新立异。作为一场运动，革新活动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但是正如在各个时代的种种运动中那样，这只是一连串被摇奖机卷起来的彩票的一致性。运动的命运永远是运动，也就是机遇的机械移位的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从那时起就会有一张彩票滚出摇奖机，并会在出口处燃起中彩、优胜、出面亮相和青史留名之意义的熊熊大火。这场运动叫作未来主义。

    获胜者和当之无愧的中签者是马雅可夫斯基。

    三

    我们是在带着小组偏见的不自然的情况下相识的。此前很久，尤·阿尼希莫夫像一个诗人介绍另一个诗人作品那样给我看了收在《法官的罗网》中的他的诗。但这事是在模仿派的“抒情诗”小组里发生的，模仿派并不羞于表露自己的好感，因而在我们的小组里马雅可夫斯基被认为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友人，是一个巨人。

    可是在我不久后参加的那个革新派的“离心机”小组里（那是一九一四年春天的事），我得知舍尔舍涅维奇、波尔沙柯夫和马雅可夫斯基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即将同他们绝非儿戏地交换一下意见。将要与一个已经令我折服过一次的、从远处就越来越吸引我的人争吵的情景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惊异。革新派的独特性全在于此。“离心机”的诞生在整个冬季里伴随着永无休止的口角。整个冬季我只知道要遵守小组纪律，我只是在做为纪律而牺牲自己的趣味与良心的事。我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再一次出卖任何东西。但是这一次我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底的一天，天气很热，我们正坐在阿尔巴特街上的一家糖果点心店里。前面提到的那三个人大声谈论着，朝气蓬勃地走进店来，把帽子交给了看门人，一点儿也没有降低刚才被电车和出租运货马车的隆隆声压住的谈话的音量，神气活现地向我们走来。他们的嗓音都很动听。由此而产生了后来的诗歌朗诵路线。他们穿戴得很考究，我们则很邋遢。对手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上风。

    趁着鲍勃罗夫和舍尔舍涅维奇辩论的时候，——事情的缘由是他们有一次刺伤了我们，我们给予了更粗暴的反击，这件事总该有个了结才是，——我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马雅可夫斯基。好像我当时是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他。

    他把“a”音读成“Э”，这种读法就像用一小块铁板轻轻地振动他的发音，这本是演员的一个特点。他有意表现出的生硬态度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其他职业和其他社会地位的人的一个特点。在令人惊讶方面他并不孤立。他的伙伴们就在他身旁。其中之一像他一样在扮演花花公子的角色，另一个像他一样是个货真价实的诗人。但是所有这些相似之处不但没有冲淡马雅可夫斯基的独特性，反而使它显得更突出了。他不是在扮演个别角色，而是同时在扮演所有的角色，与扮演角色相反的是他在拿生命当儿戏。后面这一点毋需联想到他的未来结局就能让人一目了然的。正是这一点使人对他既眷恋又害怕。

    虽说任何人在行走和站立时都能让别人看到他的全身，可是同样的情况在马雅可夫斯基露面时却显得很奇妙，会迫使大家转向他那边去。自然的现象在他身上就好像是超自然的。原因并不是他的身高，而是另一个更普通和更难以察觉的特点。他会比别人程度更大地作全身亮相。已表露出来的和已确定下来的东西在他身上有很多，而在大多数人身上则很少见，因为他们只是偶尔地、只是在受到极大震惊的特殊情况下才会从尚未考虑成熟的打算和未实现的意图的黑暗天地中走出来亮相。他好似生存在为日后应付各种情况而大刀阔斧地度过一段巨大的精神生活的第二天，所以大家看到的他已处于这一生活的一大捆不可逆转的后果之中了。他坐到椅子上，就像骑在摩托车的鞍座上似的，身体前倾，切开并快速地吞咽维也纳煎肉排，斜着眼却不转过头去地玩扑克牌，威严地在库兹涅茨克大街上漫步，用鼻音瓮声瓮气地像吟诵弥撒曲似的哼着他自己或别人的作品中涵义特别深邃的片断，皱眉蹙额，越长越高，到处登台亮相。在这一切的背后，就像在已起跑的滑冰运动员的直线跑道那边似的，永远可以隐约地看到他的超前于一切日子的那一天——即他奇妙地起跑的那一天，这一起跑使他大幅度地和从容不迫地施展开身子了。在他的沉着的风度背后好像有一种类似于决定的东西，这种决定已付诸于实施，而其后果则已是勿庸置疑的。这种决定其实就是他的天才，与这份天才的相遇曾使他感到大为震惊，因此它成了他的终身选题，他毫不怜惜和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去完成这个选题。

    然而，他还年轻，这一选题所需要的形式还是后话。选题却是饕餮的，它不能容忍拖延。因此在开始时，为了投其所好，不得不先想到自己的未来，而姿势就是以第一人称来实施的预言。

    这些姿态在最高的自我表现的领域里是很自然的，就像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则一样，他从其中选出了外表完整的姿态，它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个最难摆的姿态，对于亲朋好友来说则是个最高尚的姿态。这个姿态他摆得完美无疵，以至现在几乎没有可能来评述它的底蕴了。

    然而，强烈的羞怯心正是他的肆无忌惮行为的动力，而他的虚假毅力下面则隐藏着非常多疑的和喜欢无端犯愁的优柔寡断性格。他的黄色棉袄的机理也是同样虚假的。他根本不是用它来抵制小市民阶层的西装上衣，而是用它来对付他自身的那种黑天鹅绒般的天才，这种天才的黑眉毛艳丽得腻人的样子早就开始使他感到愤懑不堪了，而这种感情在天赋较低的人身上则来得较迟。因为任何人也不会像他那样知道那种不会被冰水慢慢地激怒的天然火焰的全部庸俗性，也不会像他那样知道足以传宗接代的激情对于创作来说是不够的，创作需要的是能够延续人类形象的那种激情，也就是内在地类似于其他种种激情的、而新颖之处则内在地类似于一个新许诺的那种激情。

    谈判突然结束了。我们本该消灭掉的那些对手毫发未损地走了。达成的和解条件对于我们来说多半是屈辱的。

    这时外面天黑了，开始稀稀拉拉地下雨了。对手撤走之后，糖果点心店里空旷得令人压抑。屋里显现出了苍蝇、吃剩的点心和因盛过热牛奶而失去光泽的玻璃杯。可是雷雨并没有下成。阳光欢乐地洒在印有淡紫色小花点的护墙板上。这是一九一四年的五月。历史的波折已迫在眉睫。可是有谁去在关心想它们呢？丑陋的城市像是在《金色的小公鸡》[15]里那样闪耀着珐琅和金属薄片的光泽。杨树的绿叶亮得像是涂上油漆似的。这是最后一次涂上的刺目的草绿色，它们很快就要与这颜色永远分手了。我为马雅可夫斯基而发狂，并且已经在想念他了。难道还需要补充说我所背叛的根本就不是我想要背叛的那些人吗？

    四

    第二天，我偶然在一家希腊咖啡馆的凉篷下碰到了他。一个黄色的宽大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平铺在普希金路和尼基塔路之间。几只瘦瘦的长舌头的狗，把嘴巴舒适一点地放在前腿上，伸着懒腰，在打哈欠。女佣们、亲家母与亲家母们在闲聊，在唉声叹气。蝴蝶瞬息间并拢翅膀，静静地停在那里，像是融化在暑热之中，但是又忽然开张翅膀，被不正常的热浪吸引到一旁去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小姑娘大约全身都汗湿透了，却还在不停地挥动着跳绳，用它那呼呼作响的圆圈抽打自己的脚后跟，让全身保持腾空状态。

    我老远就看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并把他指给洛克斯[16]看。他在跟霍达谢维奇[17]玩猜硬币正反面的游戏。这时霍达谢维奇站起来，付了输的钱，离开凉篷，向斯特拉斯特内街方向走去了。只剩下马雅可夫斯基一个人坐在桌前。我们走了进去，跟他打了招呼，就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提议朗读一段作品。

    杨树葱郁，椴树则显得灰溜溜的。几条睡眼惺忪的狗被跳蚤搅得心烦意乱，猛地用四条腿站了起来，朝天狂吠，似乎是在叫它作证人证明它们精神上无力反抗粗暴力量，然后又在睡意的支配下愤愤不平地躺倒在沙地上。火车头在已改名为亚历山大铁路的布列斯特铁路上发出尖而刺耳的汽笛声，周围的人在理发、剃须、煎烤、做买卖和走动，他们什么也未察觉。

    他读的是当时刚出版的悲剧《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我屏住气息，全神贯注地听。我以前从未听到过可以与它媲美的作品。

    这里有一切东西。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杨树、狗和蝴蝶。还有理发匠、面包师、裁缝和火车头。何必引证呢？我们大家都记得现在每个人都弄得到手的第十版描写这一神秘闷热的夏天情景的文本。

    远处有火车头在拼命鸣叫。在他那大声读出来的作品领域里也有着如同在大地上一样的绝对的远方。这里有着高不可测的崇高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也就没有独创，还有从生活的任何一点向任何方向展开的无限性，没有这种无限性，诗歌就只是一种暂时未被解除的误会。

    这一切又是多么简单。艺术被称为悲剧。它也应该叫这个名字。悲剧被叫作《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标题掩盖着一个简单得令人叫绝的发现：诗人不是作者，却是一首以第一人称诉诸于世界的抒情诗的对象。标题不是作家的名字，而是作品内容的姓氏。

    五

    说实在的，那次我把他整个儿地从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上随身带进了我的生活。但是他太巨大了，想在离别时留住他是不可能的。我也时常失去他。那时候他就会亲自让我想起他。用的是《穿裤子的云》、《脊柱长笛》、《战争与世界》和《人》。在离别期间里失掉的那种东西是如此巨大，因此也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提醒。他的提醒正是这样的。上面提及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我毫无思想准备时突然降临的。每一个阶段里，他都会长大得使人认不出来，整个人就好像第一次诞生似的又诞生了一次。看惯他是不可能的。那么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使人看不惯的呢？

    他具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品质。我的热情也是相对稳定的。它一直是为他而准备好的。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看惯他的过程也不应该会有什么突变。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他善于创作地活着的时候，我曾花四年时间去看惯他，然而并没有成功。后来在两小时十五分钟内我就看惯他了，这段时间是花在朗诵和分析非创造性的《一亿五千万》上的。后来我带着这一习惯苦闷了十多年。后来我忽然在泪水中一下子把它失掉了，那是在他像往常那样放开喉咙让人们想起他的时候，不过那声音已是从坟墓中发出来的。

    看不惯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握在手中的，随心所欲地时而使其开动起来，时而又使它停下来的那个世界。我永远也弄不明白一块磁铁的退磁对他有什么好处，这块铁掌为了保持外形的完整连一粒沙子也不肯去移动，而此前它却能激起任何想象，并能用诗行的韵脚吸住任意重的东西。一个人在新的尝试中已经走得这么远，却在他亲自预报的那个时刻里，在以诸多不便为代价而进行的这一尝试已成为他的切肤之需时，竟会如此彻底地丢弃它，这种人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在革命中的地位表面上是极其合情合理的，而本质上又是极其牵强和空虚的，它对于我来说将永久是个谜。

    不可能看得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悲剧，不可能看得惯悲剧内容的姓氏，不可能看得惯永恒存在于诗歌中的诗人，不可能看得惯被更强的人所实现的可能性，而不是不可能看得惯所谓的“有趣的人”。

    我正是带着这一股看不惯的怨气从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走回家去的。

    我租了一个窗口对着克里姆林宫的房间。尼古拉·阿谢耶夫[18]随时都可以从河对岸到我这里来。他会从C家姐妹——一个有着既深厚又多样的天赋的家庭赶过来的。我会在来客身上看到：以杂乱无章而给人深刻印象的想象力，佯装出一副不懂音乐的样子的本领，多愁善感，以及真正的演员天性所特具的滑头。我喜欢他。他迷恋着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使我不解的是他在我身上寻找些什么东西。对艺术，就像对生活一样，我们有着不同的追求。

    六

    杨树葱葱郁郁，金顶和白石建筑的倒影在河面上像蜥蜴似的奔跑着，这时我穿过克里姆林宫乘车到了波克罗夫卡火车站，并从那里同巴乌特鲁塞蒂斯夫妇一起到图拉省的奥卡河上去了。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就住在河边的别墅区里。到那里避暑的人多半是演艺界人士。

    丁香花还在盛开。它远远地从庄园里跑到了路上，刚刚在庄园的宽阔入口处举办一场既没有音乐又没有面包和盐的热闹的欢迎会。它背后是一个空荡荡的、被牲畜践踏得坑坑洼洼的、长满分布不均匀的青菜的院子，在院子里往下走很久才能走到楼房前。

    看样子夏天是炎热和富庶的。我在为当时兴起的室内剧院翻译克莱斯特的喜剧《破瓮记》[19]。花园里有很多蛇。每天都会谈论它们的问题。喝鱼汤时谈论它们，洗澡时也谈。有人建议我谈谈自己时，我就会开口讲马雅可夫斯基的事。这并没有错。我崇拜他。我把他视作自己的精神上的天际线。我记得第一个开始把他同雨果的夸张手法相提并论的是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

    七

    宣战后，阴雨天气开始了，下大雨了，女人们开始流出第一批泪水。战争还是件新鲜事，并以这一新意而显得令人发抖地可怕。大家不知道应该怎么应付它，并像踏进冰冷的水里似的投入了战争。

    本地人从乡里前往集合地点所乘坐的旅客列车都是按原先的行车时刻表开出的。火车开动了，一阵不像是哭声的、温柔得不大自然的和像花楸果般苦涩的咕咕声一边滚动着尾随它而去，一边用头撞击着铁轨。一个上了年纪的、不合夏季打扮地穿得过多的女人被人家用双手扶着。应征入伍者的亲属们一边用一些极简洁的话安慰她，一边把她搀扶到车站的拱顶下面去。

    这种只是在宣战后的头几个月里才有的送别曲，比曲中所倾诉的新媳妇和老娘们的悲痛更强烈。它在铁路沿线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听到它时，站长们会举手敬礼，电线杆会给它让路。它使国土改变样子，它披着阴雨天的锡色服饰，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因为这是一种亮得刺目的东西，这东西从过去的几次战争起就未被人触动过，是昨夜被人从密室中取出来，清晨再用马运送到火车旁来的，在被人押送出车站的拱顶之后，便会沿着凄凉泥泞的乡间小路运回家去。人们就是这样送走那些要么是孤零零地一个人，要么就是与老乡们一起乘坐在绿色车厢里进城去的自家人的。

    至于那些受训后被编入增补部队直接奔赴最恐怖世界的过往士兵，人们倒是无哭诉声地迎送他们的。他们穿着一套紧箍全身的军装，从高高的暖气货车上以非农民的姿势跳入沙土中，把马刺震得叮作响，还在空中拖曳斜搭在身上的军大衣。另一些人则站在车厢内扶着栏杆，不时地拍打着马匹，这些战马傲慢地用蹄子踢刨着肮脏的、有些地方已腐烂的车厢地板。小车站不会白白地献出苹果，不会伸手到口袋里去取答谢金，却会把脸涨得通红，用紧紧地别在一起的手帕的角捂着嘴窃笑。

    九月将尽。河边谷地里有一片脏兮兮的金黄色榛树林，里面堆满了垃圾，活像是大火已被浇熄的火灾现场，它的枝桠是被狂风和偷摘坚果的人折弯和折断的，那是因顽强地抵抗灾难而弄伤所有的关节后的一副杂乱无章的破相。

    八月里的一天中午，凉台上的刀叉碗碟泛出了绿色，花圃被罩上了一层暮色，鸟儿也停止了啁啾。天空开始像摘隐身帽似的扯下被人蒙骗地披上身的那块明亮的网状夜幕。空无人烟的花园恶狠狠地往上斜睨着有损于它的自尊的谜语，这谜即将把大地变成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花园曾以它全部的根须多么自豪地感受到这片大地的巨大荣耀。一只刺猬滚到了小径上。一条死蝰蛇伏在它身上，像一根打了结的绳子，又像一个埃及象形文字。刺猬轻轻地摇晃了它一下，突然把它甩掉，并一动不动地停下来。它重新把一身的枯针收拢和撒开，并伸出和藏起自己的小猪脸。在整段犯糊涂的时间里，这个带刺的疑心病者一会儿把身体舒展成一只小靴子，一会儿又把身子缩成一只刺果，直到有预兆使它重新感到毫无疑问时，它才掉头钻进窝里去了。

    八

    冬天，C家姊妹之一——З.M.M娃迁居到了特维尔林荫大街。出入她家的客人不少。出色的音乐家伊·多布罗维因（我和他是朋友）常去她家。马雅可夫斯基也到过她家。那时候我已经惯于把他看成当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了。时间证明我并没有看错。

    不错，还有赫列勃尼科夫及其细腻的原作。但是他的一部分优点直到如今我也难以理解，因为我所理解的诗歌毕竟还是在历史中完成的，并且是与现实生活相协作的。还有谢维里亚宁[20]，他是个抒情诗人，是像莱蒙托夫那样用现成的形式直接分节地来抒发自己的感情的，并且正是以自己的坦率而敞开的天赋的这一罕有结构使人倾倒，虽说其作品中也有着粗制滥造的鄙俗用语。

    然而，马雅可夫斯基是诗坛的顶峰，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证实。每一次，当后来的一代人充满矛盾冲突地表现自己，并把发言权交给诗人的时候，无论是叶赛宁、谢里文斯基，还是茨维塔耶娃[21]，我们都能够在他们的代际联系中，即在他们代表时代向世界发出的呼吁中，听到同血缘的马雅可夫斯基腔调的回声。这里我不提诸如吉洪诺夫和阿谢耶夫此类的大师，因为今后我也将只限于谈论这条令我感到较为亲切的充满矛盾冲突的路线，而他们给自己选定的则是另一条路线。

    马雅可夫斯基很少一个人露面。他的随行人员通常是一些未来派诗人，即搞运动的人。在M夫人家里我看到了生平第一个煤油炉。这个新玩意儿还不会散发出臭气，谁能想到它会使生活变坏，并会在生活中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呀。

    干净的、呼呼作响的炉体喷射出高压的火焰。女主人和她的帮手们在煤油炉上一块接一块地煎肉排。她们的臂肘蒙着一层高加索人的黑巧克力色。当我们走出饭厅去看望女士们，并在技术上像未开化的巴塔哥尼亚[22]人似的俯身去看那只成为阿基米得[23]式的一种光辉发明之化身的发面煎饼状铜炉面的时候，冰冷的小厨房便变成了火焰国。于是我们会跑去拿啤酒和伏特加。客厅里，一株高大的圣诞树像与林荫路上的树木秘密串通好似的把枝梢伸向大钢琴。圣诞树的颜色虽说是阴沉沉的，但样子还是庄严的。整个长沙发上像堆满甜食似的堆满了亮闪闪的金银丝，其中有一部分还是装在硬纸盒里的。是从早晨起特地请人来精心装饰这棵圣诞树的，也就是在下午三时左右。

    马雅可夫斯基朗读他的作品，逗在座的人发笑，仓促地吃晚饭，迫不及待地等着大家坐上牌桌的那一刻。他客气得令人感到难受，并会很巧妙地掩饰自己常有的紧张心情。他出了一点事，身上正在发生一种转变。他弄清楚了自己的使命。他公开地摆姿态，却又暗怀着焦虑和狂热的情绪，以至于他的姿态上有着一滴一滴的冷汗。

    九

    然而他并不总是在革新派的陪伴下到M家来的。有一位诗人常常跟随着他，这个人光荣地经受得住那种通常指的与马雅可夫斯基为邻的考验。在他身边看到的许多人中，波尔沙柯夫是我毫不勉强地把他与马雅可夫斯基并列在一起的唯一人选。我可以在任何排列中听他们两人的诗作而无损于我的听觉。正像后来他同终生朋友莉·尤·勃里克[24]的更牢固的紧密结合一样，这一友谊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它是很自然的。跟波尔沙柯夫在一起，不必为马雅可夫斯基揪心——他不会出格，不会做出有损于自己的事。

    他的好感通常却会使人困惑莫解。这位诗人具有强烈得惊人的自我意识，在揭示抒情诗的要素方面走得比任何人更远，并以中世纪的勇气使这一要素贴近诗歌用近乎于宗派主义的视为同一的语言极力加以修饰的那个主题，但是他也同样广博地接住了另一个更具有地域性的传统。

    他看到自己的脚下有一座城市，它是从《青铜骑士》、《罪与罚》和《彼得堡》的底部逐渐在他脚旁升起来的，是一座披着薄纱的城市，这层薄纱毫无必要地被含混地称作俄国知识分子问题，实质上这是一座处在对未来作无穷猜测的思绪中的城市，一座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前途未卜的俄国城市。

    他紧抱着这种设想，并怀着这些深远的自省，像忠于职责一般地忠于自己那个偶然形成的、仓促地组成的和永远是平庸得有失体面的小圈子的一切侏儒式把戏。他对真理具有一种近乎于动物般的向往，却让一些任性的小人、一些具有虚假名声和虚伪追求的人簇拥在自己身边。还是说出要点吧。他自始至终一直都在运动老将们的身上寻找某种东西，可是他本人却早已永远摈弃了这场运动。这大概是一种致命的孤独状态的后遗症，这种孤独状态是一下子确定下来的，以后又被迂腐地自愿加深的，而迂腐有时会使人的意志朝着命运是不可避免的那个方向发展。

    十

    不过，这一切都是在以后才见分晓的。将来的古怪行径的征状当时还是很轻微的。马雅可夫斯基朗读阿赫玛托娃[25]、谢维里亚宁、他自己和波尔沙柯夫的关于战争和城市的诗作，我们夜里离开友人家后所踏入的这座城市是战争大后方的一座城市。

    我们在对于充满崇高精神的大俄罗斯来说永远是难考的交通和食品供应的科目上已经考得不及格了。早期投机倒把的幼虫已经从一些新词儿——单据、药剂、许可证和冷藏事业中破茧而出了。当早期投机倒把分子用火车车厢进行思考时，这些车厢日日夜夜在歌声的伴奏下急速地把大批大批精力充沛的本地居民运出去交换那些乘救护列车回来的残废居民。最优秀的少女和妇女们也纷纷去当护士了。

    前线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地点，后方无论如何也会陷于虚假的地位，即使它没有另外设法制造假象，结果也是一样的。城市躲在空话的背后，像一个被捉住的窃贼，尽管那时还没有人去捉它。像所有的伪君子一样，莫斯科过着一种表面上已提高的生活，它是鲜艳的，不过这是冬季的鲜花橱窗里的那种不自然的鲜艳。

    夜里，它好像是由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铸造出来的城市。城里所发生的那些事和这个声音所堆砌和抨击的那些事相似得如同两滴水。然而，这并不是自然主义者所想望的那种相似，而是把阴极和阳极、艺术家和生活、诗人和时代合而为一的那种联系。

    莫斯科警察局长住在M家对面的一幢房子里。秋天，报名参加志愿兵所需要办的一项手续使我在那里连续好几天碰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好像也碰到过波尔沙柯夫。我们彼此都秘而不宣办这一手续的事。尽管有父亲的支持，我还是没有把手续办完。不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同伴们那时也都毫无收获。

    说服我放弃从军念头的是舍斯托夫[26]的儿子，一个美男子，陆军准尉。他清醒而肯定地向我介绍了前线的情况，并警告说，我在那里看到的将只会是与我想要发现的那种情况完全相反的情况。这次休假后不久，他在返回前线后的第一次战斗中就为国捐躯了。

    波尔沙柯夫进了特维尔骑兵学校，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也应征入了伍，而我则在大战前夕的夏季那次免役后的几次体格复查中都获得了免役。

    一年后我去了乌拉尔。在这之前我到彼得堡去住了几天。这里的战争气氛不如莫斯科的浓。马雅可夫斯基早就住在这里了，当时他已经应征入了伍。

    像往日一样，首都热闹的交通被它那好幻想的、不会被生活需求所耗尽的广阔天地的慷慨气度掩饰得不大显眼了。街道本身的颜色就是冬季和黄昏的那种颜色，无须给它们的炽烈银光添上很多路灯和白雪就能使它们驰向远处和尽情嬉戏。

    我和马雅可夫斯基在利季约区闲逛，他迈开大步践踏着街道的里程标，我一如既往地对他能当配角和成为任何风景的画框的能力感到万分惊奇。在这一意义上，闪闪发光的灰色彼得堡比莫斯科更与他相般配。

    这是他创作《脊柱横笛》和《战争与世界》的初稿的时期。那时候他那本橘黄色封面的《穿裤子的云》已出版了。

    他给我讲他带我去见的那些新朋友的情况，讲他结识高尔基的经过，讲社会题材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渗进他的构思，并使他能以新的方式在固定的时间里定额均匀地工作。就在那时候我初次造访了勃里克家。

    把我对他的想法安放在《上尉的女儿》的半亚细亚式的冬季景色中，安放在乌拉尔山区和普加乔夫[27]的卡马河[28]畔，都要比安放在两个首都里更为自然。

    二月革命后不久，我回到了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从彼得堡赶过来，并在斯托列什尼柯夫胡同下榻。早晨我到旅馆里去看他。他起床，一边穿衣，一边给我读《战争与世界》的新篇章。我没有多谈我的印象。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反应。此外，他对我有多大影响，他心中是有数的。我开始谈论未来主义，并且说，要是他现在能公开声明让这一切都去见鬼吧，那就太好了。他笑了，差不多是同意了我的意见。

    十一

    前面已经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给我的印象和影响。然而，没有伤痕和牺牲的爱是没有的。我讲述了马雅可夫斯基是以什么姿态进入我的生活的。要谈的只是我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起了什么变化。现在我就来填补这一空白。

    那天从林荫路上回到家里，我心情激荡不安，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我意识到自己毫无才华。这还算不了什么。可是我觉得自己有愧于他，而且又无法弄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如果当时我年纪稍轻一点，我会放弃文学的。可是年龄妨碍我这样做。在变过各种之后，我已下不了决心去第四次改行了。

    发生了另一件事。时间和影响的一致性使我与马雅可夫斯基亲近起来了。我们有一些相同之处。我发觉了它们。我明白，如果我自身不采取什么行动，这些相同之处将来会越来越多。必须保护好他，使他免受它们的庸俗影响。由于我不会说出这一点，所以我决定放弃那种把我引领到他身边去的东西。我放弃了浪漫主义风格，于是就产生了非浪漫主义的诗作《超越街垒》。

    然而，我就此不准自己使用的浪漫主义风格下面隐藏着一整套世界观。这是把生活看作是诗人的一生的观点。它是象征主义者传给我们的，象征主义则是从浪漫主义者，主要是德国浪漫主义者那里承袭下来的。

    这种观点只是在某一段时间里支配过勃洛克[29]。凭它那为他所习惯的形式，它是不可能满足他的。他或者要加强它，或者是抛弃它。他终于舍弃了这个观点。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加强了这一观点。

    在自己的象征体系中，即在形象地与俄耳甫斯教[30]和基督教相通的一切东西中，在这个认为自己就是人生的标准并为此付出生命的诗人身上，浪漫主义的人生观是极其鲜明和勿庸置辩的。在这个意义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生和叶赛宁那用任何修饰语都形容不了的、想要自残和逃离到童话里去的命运体现出一种不易消逝的东西。

    然而，在传说之外，浪漫主义的这个计划是假的。被当作它的基础的诗人在没有非诗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这个诗人不是一个沉浸于道义认识中的活人，而是一个可供人观看的传记的“标志”，它要求有一个背景来突出自己的轮廓。与那些需要有上天才能被人听到的耶稣受难曲不同，这场悲剧则需要有庸才的恶意才能被人看到，正像失掉小市民习气就会失掉自己的一半内容的浪漫主义永远需要有庸俗表现一样。

    从供人观赏的角度来理解传记的这一观点是我生活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我曾跟大家一样持有这种观点。它在象征派那里还是非必要地宽容随和的，它还没有提出英雄主义的要求，还没有散发出血腥味，就在它的这个阶段，我与它分道扬镳了。首先，我是在抛弃以它为基础的浪漫主义手法的同时无意识地摆脱掉它的。其次，我也有意识地躲避它，就像躲避与我不相称的光辉一样，因为我让自己局限于干死板的手工操作活，害怕任何一种会把我置于一个不恰当的错误地位上去的理想化。

    当《生活，我的姐妹》问世时，人们发现它表达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革命的夏季里展现在我面前的诗歌的现实问题，于是我便对写出这本小书的那种力量叫什么的问题处之泰然了，因为它比我和那些包围着我的诗学概念强大得无法估量。

    十二

    冬季的黄昏、恐怖、阿尔巴特街附近的屋顶和树木从西弗采夫弗拉热克方向朝成月不拾掇的饭厅窥视。住宅的主人是一个留胡子的新闻工作者。他为人善良，然而疏懒成性，给人的印象是个老光棍，虽然他已有家小住在奥伦堡省。有空的时候，他才把桌子上足足摊了一个月的各种观点的报纸连同硬得像石头似的早餐残渣——早读间积存下来的像整齐的沉积层似的猪肉边皮和面包头搂在一起，一抱一抱地拿到厨房里去。在我尚未丧失良知之前，每月三十日炉灶下面总会出现呼呼作响的熊熊火焰，阵香扑鼻，活像狄更斯在圣诞节故事中所描绘的公司办事员和烤鹅的情景。天黑以后，民兵岗哨便会热情地用左轮手枪开起火来。他们时而一阵接一阵地，时而用杀伤力低得可怜的探询性点射朝着夜空射击，由于他们不能击中要害，而死于流弹的人则甚多，所以为人身安全计，我很想把街巷里的民兵撤走，并换上钢琴的节拍器。

    他们的噼噼啪啪的射击声有时会变成发狂的号叫声。那时候经常会无法一下子弄清楚这声音是外面的呢，还是家里的。这是我家书房里的唯一住户——一架带插头的便携式电话机在从完全失去知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的几分钟里呼唤我去接电话。

    那是有人打电话来请我到特鲁勃尼柯夫胡同的一幢别墅里去参加当时能到莫斯科来的全部诗坛人士的集会。我正是在这部电话里与马雅可夫斯基争执的，不过时间要早得多，是在科尔尼洛夫[31]暴乱之前。

    马雅可夫斯基通知我，他把我的名字列在他的海报上了，跟波尔沙柯夫和里普斯凯罗夫排在一起，同时还有他的几个最最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包括那个好像会用前额撞碎一俄寸厚的木板的人。那次我几乎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有机会像同一个外人似的同我爱戴的人讲话，并越说越气地一一驳斥他的理由来为我自己辩护。使我诧异的倒不是他的无礼，而是他在这时表现出来想象力的缺乏，因为正如我说的那样，事情的实质并不在于他擅自使用我的名字，而在于他令人遗憾地深信我离开的两年时间并没有改变我的命运和作业。应该先关心一下我是否还活着，以及是否已抛弃文学去干更好的行当了。对此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从乌拉尔回来后已经在春季里就同他见过一次面了。最奇怪的却是这个理由并没有被我接受。我毫无必要地一再坚持要他登报声明纠正海报，因会期已近，这事是办不到的，还因为当时我并无名气，这样做也是毫无意义的，只会显得拿腔作势。

    虽然我那时还把《生活，我的姐妹》藏藏掖掖，并试图掩盖我的变化，但周围的人若是认为我仍一如既往地毫无改变，那我就会受不了的。此外，正是马雅可夫斯基毫无成效地提到的那次春季谈话大概还在我内心深处暗暗地起着作用，因此在那次交换过意见之后竟还会发出这种不合逻辑的邀请，这就使我大为气恼了。

    十三

    几个月以后，在业余诗人A家，马雅可夫斯基使我想起了这场电话中的争吵。当时在座的有巴尔蒙特、霍达谢维奇、巴尔特鲁沙依基斯[32]、爱伦堡[33]、薇拉·英贝尔[34]、安托科尔斯基[35]、卡缅斯基[36]、布尔留克[37]、马雅可夫斯基、安德烈·别雷[38]和茨维塔耶娃。当时我自然不可能知道茨维塔耶娃将来会成为一位无与伦比的诗人。尽管我还不知道她那时已经有了像《里程标》那样的优秀作品，可是由于她那显眼的朴实，我本能地对她另眼相看了。可以感觉得到她身上有一种使我感到很亲切的性格，即随时都愿意放弃一切习惯与特权，只要有某种高尚的东西使她感到兴奋和心醉。于是我们交换了几句坦率、友好的话语。那次晚会上，屋里拥挤着两派人物——象征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她成了我对付这些人的一尊活的智慧女神像。

    开始诵诗了。诵诗的顺序是按照年龄排列的，没有收到什么情感上的效果。轮到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了。他站起来，用一只手抱住沙发靠背顶端的一块空搁板的边缘，开始读他的《人》。他像一幅浅浮雕作品似的（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他是这样的）高高地伫立在坐着和站着的那些人中间，时而用一只手支着他那漂亮的脑袋，时而用一只膝盖抵住沙发的长圆形扶手，朗读他那篇深邃而充满激越之情的诗作。

    安德烈·别雷和玛格丽塔·萨巴什尼科娃坐在他的对面。战时别雷客居瑞士，革命后他才回国。很可能他是初次见到马雅可夫斯基和听他的朗诵。他听得入了神，丝毫也没流露出欣喜之情，然而他的面部表情却更清楚地说明了问题。那张脸惊讶地和感激地对着朗读者。一部分人我看不见，其中包括茨维塔耶娃和爱伦堡。我观察着其余的一些人。大多数人都没有摆脱令人羡慕的自尊的框框。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名人，大家都是诗人。只有别雷一个人在忘情地倾听，他的思绪已被一种喜悦之情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这喜悦是不会吝惜任何东西的，因为在它觉得自己在那里像在家里一样自如的那种高峰上，除了牺牲和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之外，就别无他物了。

    在这次集会上，两个已竭尽全力的文学流派的两种天才的自我辩护当着我的面冲突了起来。有别雷在近旁，我感到一种自豪的喜悦，可是我却双倍强烈地感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在场。他的本质给予我初次相会的新鲜感。那次晚会上我是最后一次感受到这一点了。

    那次集会后，很多年过去了。一年后，我把他当作第一个听众，给他朗读了《生活，我的姐妹》中的片断，从他那儿听到了十倍于我指望从别人口中所听到的称赞。又过了一年。他在一个狭小范围内朗读了《一亿五千万》。这是我第一次没有什么话可对他说的。又过了很多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在国内和国外见面，曾试着友好相处，试着在一起工作，可是我对他越来越不理解了。这一阶段的情况还是让别人去叙述吧，因为在那些年里我遇到了我的理解力的极限，看来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硬要我回首那段往事的话，那么这回忆将会是苍白无力的，也不会给我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增添上任何东西的。因此我将直接转入我还要说完的那个话题。

    十四

    我来说一说世世代代一再重现的那种可以被称作为诗人的最后一年的怪事吧。

    人们会突然终止无法完成的构思。常常不会给它们的未完成形式增添任何东西，除了现在才允许有的一种相信它们已完成的新信心。这种信心也会传给后代。

    人们会改变习惯，刺刺不休地谈新的计划，对精神振奋赞不绝口。可是忽然间——完了，这结局有时是外力强制的，但往往是自然的，而且在那种情况下，由于不愿意自卫，它就很像是自杀。于是人们醒悟过来，并进行比较；刺刺不休地称道计划，出版《当代人》，打算出一本农民杂志；举办二十年的作品展览会，并想办法去搞到出国护照。

    可是正如结果所发现的那样，另一些人在同样的岁月里却把他们看作为被压迫的、怨天尤人的、爱哭诉的人。几十年来甘居寂寞的人也会忽然像小孩子怕黑屋子似的害怕孤寂，并会握住意外的来客的手，抓住不放，只要不让自己孤单一人留下来就行了。见到这种景况的证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活给了一些人很多保证，它并不会给每个人这么多的，可是他们对是非的判断却像是他们还从未开始生活过，过去也没有经验和依据可言。

    可是谁会理解和相信，一八三六年的普希金会突然被告知自己是随便哪一年的普希金——譬如说一九三六年的普希金。会降临这样一种时刻，在这种时刻，一颗再生的、扩大的心脏里会融入一些早已离开别的心脏去响应还活着、还在跳动、还在思维、还想继续活下去的那颗主要心脏之跳动的反响。一直在不断加剧的心律不齐，终于次数频繁得忽然均匀起来，并与那主要心脏的频率一致了，从此就与它合拍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了。这并不是一种譬喻的说法。这是感受得到的事。这是一种年龄——热血沸腾的真实的年龄，尽管这种年龄现在还无以名之。这是一种非人类的青春，它会怀着极其强烈的喜悦之情扯破既往生活的连贯性，以至于它会因年龄尚未被命名和需要有比较而靠自己的烈性变得最像死亡的。它就像死亡。它像死亡，但根本就不是死亡，绝不是死亡，只要，只要人们别希望二者全然相像。

    与心脏一起改变的是回忆和著作、著作和希望、已创建成的世界和还应该创建的世界。有时有人会问，他的私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现在您就会对他的私生活豁然明了的。一个巨大的、极其矛盾的地区在紧缩，在聚拢，在排列整齐，忽然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时猛地抖动一下后开始有血有肉地生存了。它睁开眼睛，深深地呼吸，把临时助它一臂之力的那种姿态抖落得一干二净。

    如果想起这一切是在夜里睡觉，白天活动，用两条腿走路，并被称作人的话，那么自然就会期待它的行为中也会有相应的表现。

    一个真实的、真实存在的大城市。那里正值严冬季节。那里天黑得很早，那里的工作日是在暮色沉沉的光照下度过去。

    很久很久以前它是可怕的。必须征服它，必须要摧毁它不认输的傲气。光阴荏苒，流年似水。它的认输被逼出来了，它的顺从已经成为习惯。需要极其努力地回忆才能想象出它当年是用什么东西才能引起那样的动乱。城里灯光闪闪，有人一边用手帕捂着嘴咳嗽，一边在噼里啪啦地打算盘。大雪覆盖了城市。

    要不是有这种新的、古怪的感受力，它那使人惊心动魄的庞大躯体就会不被察觉地从旁边一掠而过了。少年时代的羞怯与这一新生儿的脆弱性相比算得了什么。于是，像在童年时一样，一切东西又都再次被发现了。电灯、打字员、成套的门和胶皮套鞋、乌云、月亮和雪。一个可怕的世界。

    它竖起皮袄的后片和雪橇的靠背，它像一枚在地板上滚动的硬币似的，侧立着沿铁轨向前滚去，滚到远处后，它温柔地从侧立状态倒下来，跌进雾气中，雾中有一个穿老羊皮袄的女扳道工会俯下身去拉它起来。它又继续滚下去，越滚越小，充满了许许多多偶然事故，待在它里面稍不留心就很容易被扎破。这是一些故意想象出来的不愉快的事。它们是一些被故意无中生有地吹出来的事。即使是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但在与前不久还能被人得意地践踏的那些屈辱事相比之下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不能做这种比较，因为后者是在以前的那种生活里所发生的事，而粉碎那种生活则是令人兴高采烈的。噢，但愿这份喜悦能更稳定和更真切。

    这份喜悦是不可思议和无与伦比的，但是它会把人从一个极端抛向另一个极端，而生活中还从来也没有什么东西会这样把一件东西抛到任何东西中去的。

    这时人们会多么灰心丧气。这时安徒生和他的不幸的小鸭又会整个地复现。这时小题又会被人拿去大做文章。

    不过，也许是良心在撒谎吧？也许可怕的世界是对的吧？

    “请勿吸烟。”“请扼要地说明一下情况。”难道这些不是真实情况吗？

    “是这个人吗？他会上吊吗？请放心，他是不会的。”——“是爱吗？是这个人会爱吗？哈—哈—哈！他只爱他自己。”

    一个真实的、真实存在的大城市。那里正值冬天，那里十分严寒。尖声呼啸的零下二十度的空气，像柳条制品挂在夯入地下的木桩上似的横贯在马路上。一切都蒙上了薄雾，一切都隐匿不见了。然而在心情如此喜悦的时候，难道会感到如此悲伤吗？那么这不是第二次诞生吗？那么这不是死亡吗？

    十五

    户籍登记处没有测试真实的仪器，真诚也不可能用X光来透视。为了使登记有效，只需要经办手续的人有一只结实有力的手，此外就什么也不需要了。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有任何疑义，不会再审议任何事情了。

    他会亲笔写下临终前的一封信，把自己的宝贵财富明确地呈交给世界。他会以迅速地、不做任何修改地加以执行的实际行动来测试和透视自己的真诚，于是周围的人就会开始讨论、怀疑和对比。

    他们把她同她的前辈们相比，可是她只可同他一个人相比，同他的全部过去相比。他们揣测他的感情，却不知道不只是可以在一段时期里爱，甚至可以永远地爱，即使不是永远地爱，那也可以在逝去的全部时日里爱。

    然而天才和美女这两个词早就变得同样庸俗了。两者有多少共同之处啊。

    美女从幼年起行动就受到限制。她长得俊俏，这一点她很早就有所悟。她唯一可以与其完全无拘无束地相处在一起的那个人就是所谓的上帝世界，因为与别人一起同行一步都难免要使他们伤心，或者使自己伤心。

    她在长成少女后走出大门。她有什么意图？她已经收得到存局待领的信了。她让两三个女友了解她的秘密。她有了这一切。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她是出去幽会的。

    她走出了大门。她希望夜晚能注意到她，希望空气能为她而心颤，希望星星能对她有所理解。她想要享有树木和栅栏以及世上的万物在它们不是处在床头而已置身于户外时所享有的那种盛名。但是，如果有人硬说她有这种愿望，她就定会报之以大笑。她一点也不会去想这种事的。不过，她在世界上还有一位疏远的兄弟，一个极其寻常的人，他比她本人更了解她，并且是对她彻底负责的。她健全地喜爱健全的大自然，并且还没有意识到她永远也不会抛弃与宇宙友好相处的念头。

    春天，春天的一个傍晚，坐在长凳上的老太太们，矮矮的栅栏，毛茸茸的白柳。微微透出低度酒的浅绿色的、暗淡的天空，尘土，故乡，干涩而刺耳的谈话声。周围的声音干枯得像碎木片，一片宁静也像浑身扎满它们的刺似的变得热辣辣的。

    有个人正沿着大路迎面走来，就是她很自然地应该碰到的那个人。她高兴得反复地说，我正是出来见他一个人的。这话部分是对的。谁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尘土、故乡、春天宁静的夜晚呢？她忘记她走出大门的目的了，可是她的腿却记得。他和她向前走去。他们两人结伴同行，走得越远，碰见的人就越多。由于她全心爱着这个同伴，所以她的腿使她感到非常难受。可是它们继续把她带向前去，他和她彼此勉强跟得上对方。突然间路变宽了，行人好像也少了，可以憩息一下，眺望一下周围了，但常常就在这个时候，她那疏远的兄弟也会来到这里，他们就会相遇，这时不管发生什么事，反正都一样，反正一句完美的“我——就是你”会用人间一切可能有的纽带把他们系结在一起，并会自豪地、充满青春活力地和困倦地用一枚奖章把一个侧面像印到另一个侧面像上去的。

    十六

    四月初的莫斯科正处于回潮冬天的白雪皑皑的呆滞状态。七日开始第二次融雪，十四日——即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的那一天，对春季里万物复苏的新景象还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看惯了。

    听到噩耗，我叫奥丽嘉·席洛娃去了现场。我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会使她摆脱自己的哀痛。

    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被枪声激起的一圈圈波纹还在向四面八方扩散。噩耗撼摇着电话机，使人们的脸变得毫无血色，并驱赶着他们奔向卢比扬斯基胡同，穿过院子，进入一座楼房，楼里的整条楼梯上早已挤满了从市里赶来的熟人和楼里的邻居。他们流着泪，相互挤在一起，像是被这事件的巨大压力逼得贴在墙壁上似的。最早通知我不幸消息的亚·契尔尼亚克和罗马金走到了我跟前。与他们一起走过来的还有任尼娅[39]。看到她，我的面颊痉挛地抖动了起来。她哭着叫我赶快跑上楼去，可是就在这时，人们已用一副担架从楼上抬下遗体，遗体连同头部都已蒙上罩单。大家跟着蜂拥而下，并把门口堵住了，因此待到我们挤出人群时，救护车已经驶出大门。我们跟着它奔向根德里柯夫胡同。

    大门外，生活在照常进行，它是无动于衷的，好像是白叫生活似的。那个柏油铺就的院子是这类悲剧的老参与者，它已经留在我们身后了。

    腿脚虚弱无力的春风在橡胶般的泥泞地上徐徐拂动，好像是在学步。公鸡和孩子们大声叫嚷着，想让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早春时节，尽管城里有喧嚣嘈杂的谈生意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却还是会奇怪地传到大家的耳朵里。

    电车慢慢地爬上什维瓦雅山坡。那里有一段路，先是右边的人行道，接着是左边的人行道靠得离电车很近，以至于你会抓住车上的吊环，不由自主地俯身去看莫斯科，就像俯身去扶滑了一跤的老婆婆那样，因为它突然四肢着地地降落下去，百般无聊地把自己身上的钟表匠和修鞋匠全部拿走，把一些屋顶和钟楼拾起来重新排列一番，然后便蓦地站了起来，抖了抖衣襟，把电车驱赶上一条平坦无奇的街道。

    这一次，它的动作是开枪自杀者作品中的一个极明显的片断，即极像他本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浑身颤抖了起来，《云》[40]里面的那阵著名的电话铃声自行在我的心里震响起来，好像是有人在我身边大声发出的声音。我站在穿堂里，站在席洛娃身旁，俯下身去想给她提示那首八行诗，但是我感觉到“我”对于我来说是渺小的……

    我的嘴唇像手闷子里的手指那样合拢得紧紧的，我激动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根德里柯夫胡同尽头的那个大门口停着两辆空汽车。一群看热闹的人围在它们的四周。

    前厅和饭厅里有的人站着，有的坐着，有的戴着帽子，有的没有戴帽子。他躺在里边，躺在自己的书房里。前厅通往莉丽娅[41]的房间的那扇门敞开着，门口站着阿谢耶夫，他把头紧靠在门框上哭泣。屋里深处，站在窗前的是吉尔萨诺夫[42]，他缩着头，全身颤抖，在无声地啜泣。

    像湿漉漉的愁云般的哀悼在这里也时常被忧虑的低声谈话所打断，就像追悼结束后那样，在一场像果子酱般甜腻的祈祷后，人们低声细语说出的头几句话总是干巴巴的，听上去就像是从地板底下冒出来似的，并且还带有一股老鼠味儿。在一次这样的中断时，马统靴里插着一把木工凿子的看门人轻轻地走进房间，卸下冬季御寒用的窗框，毫无声响和慢慢地打开了窗户。外面的天气，不穿大衣还是会冷得瑟瑟抖的，所以麻雀和孩子们都在用无缘无故的叫声激励自己。

    告别遗体后，踮着脚走出房间时，有人轻声问，是否给莉丽娅拍了电报。л.А.г.回答说拍了。任尼娅把我拉到一旁去，因为她注意到了л.А.г.承受这次灾难的重荷时的那股勇气。她哭了起来。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一只手。

    从窗口投射进来的是无限世界的虚幻的冷漠神情。天空里，似乎在大地与海洋之间，有一排灰色的树木在守卫着疆界。我望着那些布满待放叶芽的树枝，尽力设法去想象它们后面老远老远的、拍电报去的那座不大可信的伦敦。那里很快会有人尖叫一声，向这边伸出手来，然后晕倒。我的喉咙梗塞了。我决定再一次走进他的房间。这次是要去尽情地痛哭一场。

    他侧卧着，脸朝着墙，面色阴沉，身材高大，床单直盖到下颏，像睡着了似的半张着嘴。他高傲地扭过头去不再理睬大家，就连躺着时，就连在这一梦乡中，他也顽强地想要站起来冲出去，逃到某个地方去。他的脸使人想起他自称是个二十二岁的美男子的那个时期[43]，因为死神使他那种几乎从来也不会落入它魔掌之中的面部表情变得僵硬了。这是人们用来开始生活而不是用来结束生活的一种表情。他在生气和发怒。

    过道厅里忽然活跃起来。避开早已在人群中无声地悲痛的母亲和大姐单独到来的人是亡者的妹妹奥莉加·弗拉基米洛夫娜。她的亮相显得既威严又热闹。她人未到，先传来了她的声音。独自一个人走上楼梯时，她像是在与某个人大声谈话，显然是在对哥哥说话。然后露面的才是她本人，她像走过一堆垃圾似的从大家身边走过去，走到哥哥的房门前，举起两手轻轻一拍，站住了。“沃洛佳！”[44]她叫了一声，声音响彻全楼。过了一小会儿，她声音更大地叫了起来：“他不吱声！不吱声呀。他不回答。沃洛佳呀，沃洛佳！！多么可怕！”

    她要倒下了。人们扶住了她，并急忙着手帮她恢复知觉。刚一苏醒过来，她就迅速地走到遗体旁边，在床脚的一头坐了下来，急匆匆地恢复了她那得不到回应的单方面的对话。我像我早就想要做的那样失声痛哭了起来。

    在出事现场是不能这样痛哭的，因为悲剧的随大流的精神很快就在那里取代了开枪自杀这个事实的新鲜感。那个柏油铺就的院子像硝石般散发出一股把在劫难逃奉若神明的恶臭味，也就是城市里流行的那种伪宿命论的恶臭味，这种虚假的宿命论是以猿猴的模仿性为根据的，并认为生活就是一连串顺从地铭记下来的强烈印象。那里的人们也在恸哭，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受到震惊的喉咙伴随着无理性的降神动作在再现楼房、救火楼梯、手枪枪套和一切会令人因绝望而恶心和因杀人而呕吐的东西的痉挛动作。

    妹妹是第一个尽情地以自己的方式哭他的人，就像人们哭伟人似的。在她的哭诉词的伴奏下，大家也像在管风琴声的伴奏下似的哭得惊天动地。

    她哭得没个完。“给他们准备澡堂子！”马雅可夫斯基自己的声音愤懑地说，这声音已被改得很适用于妹妹的女低音。“再可笑些。大家都哈哈大笑过了。大家都呼唤过了。——可是他居然这个样儿了！——你为什么不到我们家来玩呢，沃洛佳？”她哽咽着，拉长着声音说，但又立即控制住自己，急遽地坐到了离他更近一点的地方，好像是突然提醒一个活人似的说：“你还记得吗，记得吗，亲爱的沃洛佳？”随即开始朗诵：

    我感觉到“我”对于我来说是渺小的，

    有个人执拗地要从我体内挣脱出来。

    喂！

    是谁呀？！是妈妈吗？

    妈妈！您的儿子病得很重。

    妈妈！他心中起了大火。

    请告诉姐妹们——柳达和奥莉雅，

    他已经走投无路。

    十七

    我晚上到他家时，他已经躺在棺材里了。白天里把房间挤得满满的那些人已经换成了另一批。相当的静。差不多没有人哭了。

    忽然间，我似乎看到了他的一生就在下面，就在窗下，它现在已是彻底逝去的一生了。它以一条类似于波瓦尔斯卡亚街那样的两旁栽满树木的宁静街道的样子从窗下开始通往一边去了。第一个站在墙脚旁的这条大街上的是我们的国家，即我们那个硬要闯进时代并已被永远接纳进时代的、前所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国家。它就站在下面，可以唤它一声并拉住它的一只手。它有着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异常之处，这使它看上去有些像死者。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此醒目，简直可以把他们当成孪生兄弟。

    于是我同样非必然地想到，说真的，这个人对这个国籍来说是唯一的公民。其余的人也斗争过，也牺牲和创造过生命，或者是也忍耐过和困惑过，然而他们都是逝去的那个时代的土著居民，尽管他们也有差别，却都是它的好乡亲。也只有在这个人身上，时代的新现象才会像气候般地溶入他的血液之中。他整个人都因时代的一半尚未实现的古怪行为而显得很古怪。我开始回忆他的性格特点，他那在许多方面都是很特殊的独立性。它们可以用驾驭事态的熟练技巧来解释，这些事态虽说是指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的，但尚未产生出轰动性的效应。他从小就被未来宠坏了，这未来相当早就已被他所掌握，看来还是没有费很大力气就掌握住的。

    一九三〇年

    （桴鸣译）

    注释：

    [1]查理·斯图亚特（1600—1649），英格兰君主，史称查理一世，1649年被处死，至此斯图亚特家族被排斥在王位之外，直至1666年查理二世复位。

    [2]路易十六（1754—1793），法兰西皇帝，在位时间是1774—1792年。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

    [3]彼得一世（1672—1725），俄国沙皇，1682年即位，1689年亲政。

    [4]恺撒（约公元前102—前44），将军、政治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5]1896年5月尼古拉二世登基，政府在莫斯科霍登广场向群众散发礼物以资庆贺，因秩序大乱，据官方统计死伤两千多人，民间称此次惨案为“霍登惨案”。

    [6]1905年沙皇军警镇压彼得堡和平请愿的工人，死伤三千多人，成为1905—1907年革命的导火线。

    [7]玛丽亚亨丽埃塔（1609—1669），英王查理一世之妻。

    [8]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之妻。

    [9]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1872—1918），俄皇尼古拉二世之妻。原名阿丽莎·里森达姆施塔特。

    [10]格·拉斯普廷（1872—1916），俄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幸臣。托博尔斯克省农民，以巫术及骗术入宫得宠，1916年为青年贵族所杀。

    [11]指1812年俄国人民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

    [12]瓦·谢罗夫（1865—1911），俄罗斯画家。

    [13]全称为绘画雕塑建筑学校。

    [14]尼·卡萨特金（1859—1930），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

    [15]民间故事，经常以木偶剧形式演出的儿童剧。

    [16]作者的大学同学。

    [17]弗·霍达谢维奇（1886—1939），俄罗斯诗人，1922年出国，死于巴黎。

    [18]尼·阿谢耶夫（1889—1963），俄罗斯诗人。

    [19]亨利希·封·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剧作家，《破瓮记》是诗体独幕剧。

    [20]伊·谢维里亚宁（1887—1941），俄罗斯诗人。

    [21]玛·茨维塔耶娃（1892—1941），在俄罗斯时出版过《黄昏纪念册》（1910）、《神灯》（1912）、《两本书的摘录》（1913）、《少年诗篇·1912—1915》（1915）、《里程标》（1921），1922年流亡国外，1939年夏回到苏联，1941年自杀身亡。

    [22]阿根廷南部地名，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开化较晚。

    [23]阿基米得（约前287—约前212），古希腊数学家、科学家、发明家。

    [24]马雅可夫斯基的女友。

    [25]安·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罗斯女诗人。

    [26]列·舍斯托夫（1866—1938），原姓施瓦尔茨曼，俄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

    [27]叶·普加乔夫（约1742—1775），俄国农民起义（1773—1775）领袖。

    [28]伏尔加河的左支流，也是最大的一个支流。

    [29]亚·勃洛克（1880—1921），俄罗斯诗人。

    [30]希腊的一种秘传宗教，其教义的基础是古代传奇的半神半人俄尔甫斯的训诲和箴言，该教强调因果报应和灵魂转世。

    [31]拉·科尔尼洛夫（1870—1918），沙俄将军，反革命首领之一。

    [32]尤·巴尔特鲁沙伊基斯（1873—1944），立陶宛诗人。

    [33]伊·爱伦堡（1891—1967），俄罗斯作家。

    [34]薇·英贝尔（1890—1972），俄罗斯女诗人。

    [35]帕·安托科尔斯基（1896—1978），俄罗斯诗人。

    [36]瓦·卡缅斯基（1884—1961），俄罗斯诗人。

    [37]达·布尔留克（1882—1967），俄国诗人、画家，俄国未来主义派诗歌代表人物之一。

    [38]安·别雷（1880—1934），俄罗斯作家，象征主义理论家与代表人物。

    [39]帕斯捷尔纳克当时的妻子。

    [40]即《穿裤子的云》。

    [41]即莉丽娅·勃里克。

    [42]谢·吉尔萨诺夫（1906—1972），俄罗斯诗人。

    [43]马雅可夫斯基二十二岁时写的长诗《穿裤子的云》开头有这样的话。

    [44]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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