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思想解放大潮与文学全面回归
“文化大革命”终结，新时期文学崛起，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安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新时期文学的崛起是从批判和否定开始的，也是以思想启蒙为旨归的。对庸俗阶级论与极端政治化倾向的理论清算，一方面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告别那个扼杀文化同时也是扼杀人性的专制时代，于是破除现代迷信与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开始了。清算极“左”思潮与推动社会变革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与新时期文学崛起的思想背景。另一方面，这种批判与否定又同时催生了新的文学理念与新的文学思维，“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从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中走出的作家们，开始了向文学自身的回归。同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带来了中国社会人学思潮的兴起，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思维方式越来越深入人心。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过去人为设定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的禁区被打破，创作者与研究者开始获得自由自觉的主体意识，“文学是人学”这一简明而至真的文学命题也逐渐成为文学界同仁的共识。当人们以文学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框架去重新审视诸多文学现象时，他们似乎才真正发现文学的审美特性与终极关怀所在。对人的生命意识与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注，对人的独立价值与人性丰富复杂性的重新确证，使新时期文学终于开始了新生的步伐。在安徽，为新时期文学崛起充当“清道夫”的人来自于安徽文学理论界。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对若干理论原则的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表现出安徽一批文艺理论家在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中“敢为人先”的批判勇气与理论锋芒。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与各种极“左”文艺观念的批判，为文学正名与回归开辟了道路。这里要特别提出李文群（苏中）和雨东（段儒东）两位批评家发表的两篇文章。针对当时某报刊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长篇论文中在立场、立论与例证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错误，李文群在《安徽文学》发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严肃指出不能用“四人帮”的观点批判“四人帮”，不能在拨乱反正中重新制造混乱。此文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崛起之时的第一篇争鸣之文，首开“文化大革命”后文学争鸣的良好风气。随后，雨东在《文艺报》发表《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针对北京某杂志发表的一组抹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意义的文章，作出针锋相对的理论批驳，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文艺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可以说是安徽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以陈登科、鲁彦周、公刘与严阵等为代表的一批在文坛享有盛名的老作家恢复了艺术创造的青春活力。一大批富有创作实力与艺术底蕴的中青年作家也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与创作精神，他们以卓越的创作成就，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崛起与深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构成全国文学主潮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朦胧诗以及“归来诗人”的代表性作家的方阵中，安徽人的名字都赫然在列。譬如：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潮流中的鲁彦周、张弦、刘克、祝兴义，朦胧诗派群体中的梁小斌，“归来诗人”的代表者公刘。
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学创作，其获奖作品之多、获奖人数之众，在全国范围内显得尤为突出。祝兴义的《抱玉岩》，张弦的《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引起轰动，并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评选，在全部获奖的34人中，安徽就占了6人，位列第一名的是张万舒的《八万里风云录》，再依次是公刘的《深思》、梁如云的《湘江夜》、韩瀚的《重量》、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公刘的诗集《仙人掌》获首届全国新诗（集）奖一等奖。此外，张锲的《热流》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严阵的长篇小说《荒漠奇踪》与刘先平的长篇小说《云海探奇》获全国儿童文学奖。一些作品虽然未获全国大奖却依然在全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譬如祝兴义的《杨花似雪》、刘克的《飞天》、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曹玉模的《桂花庵来信》、肖马的《钢锉将军》和《纸拷》、石楠的《张玉良传》、张锲的《改革者》等作品。
上述可见，安徽新时期文学在崛起阶段，其扛鼎之作大都为中短篇小说及诗歌文体，这显然与这些文体的成文规模与叙事特征是分不开的。当作家从漫长的人生噩梦中醒来，当他们重新获得文学书写的自由与权利时，文思喷涌，一吐为快，他们是那样迫不及待地要去揭示苦难烙印在他们心灵上的伤痕，痛悼在压抑与屈辱中逝去的青春年华，反思已经过去的民族的灾难与个人的厄运。于是，当我们与一个旧的时代匆匆告别而又急于去创新新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形式时，中短篇小说与诗歌就自然承当起思想突进与文学创新的先锋。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具有鲜明启蒙特色的作品往往是一蹴而就的，并带有浓厚的过去时代的特色，但它们已不是单纯的“匕首”与“投枪”，它们的文学诉求，不仅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是民心所向，并且是以创作主体与审美意识的自由自觉为背景与支撑的。所以伴随着思想启蒙而来的文学回归，体现在这些文体的最早实践中。
不久，安徽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显露端倪。陈登科的《破壁记》《三舍本传》出版，后者被称为是《风雷》的姐妹篇，极“左”思潮对人的异化，在作家直面人生的笔触中得到真实而深刻的表现；张锲的《改革者》和鲁彦周的《彩虹坪》则是在长篇小说领域较早地表现城市和农村改革风云的历史画卷；严阵的诗体长篇《山盟》以12000多行长诗形成一部跨越几十年历史长河的诗体小说，在文学形式创新上可谓独树一帜。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刘先平的大自然探险小说系列、石楠的传记小说系列以及彭拜的历史题材小说系列，引起了读者与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刘先平的《云海探奇》《呦呦鹿鸣》与《千鸟谷追踪》，被称为是大自然探险三部曲，作品把大自然的美妙奇异与少年儿童的童心童趣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理念，为大自然文学创作开拓出一片新境。石楠的《张玉良传》发表后所引起的轰动是不多见的。在12万多字的有限篇幅内，作家记载了一个当时并不为人多知的旅法女画家的传奇人生，这既是一个真实的传记故事，又洋溢着浓郁而浪漫的艺术色彩。她之后出版的《寒柳》等十多部传记小说，也都沿袭了这一种叙事基调与艺术风格。
应该看到，在新时期文学崛起阶段，安徽诗歌界起到了“敢为先声”的启蒙先驱的作用。这正应了别林斯基所说的：“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除了上述在全国评奖中所表现出的令人瞩目的实力外，这一时期安徽诗界老中青三代诗人联手共创佳绩，诗风蔚然大观，所体现出的集团优势与规模效应也令人为之动容。诗人公刘入皖后，很快推出《仙人掌》《离离原上草》《尹灵芝》等多部诗集。诗人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以清新明秀见长，复出以后的诗作却冷峻厚重。有深爱也有忧思，有激情也有愤懑，情思的婉诉和政论的锋芒融为一体，构成公刘诗歌独特的抒情风格；那沙的《关于自己的广告》收录的多是抒情短诗，其诗风与时代音响押韵合拍；严阵的《花海》《旗海》依然激情澎湃，浓墨重彩，但较之以前，也似乎多了些深沉与凝重。在中年一代诗人中，刘祖慈是佼佼者，有评论认为他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一诗，可能是诗歌界最早的表现民主与法制理念的作品。在他的诗集《年轮》等作品中，诗人为新时代新生活而歌唱，激励他人也燃烧自己。这一时期一批青年诗人也脱颖而出，梁小斌、梁如云、陈所巨、蒋维扬、沈天鸿等一批诗界才俊，也都在尝试着以不同的诗歌理念与诗歌表现元素抒发出自己的热情与理想。海子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诗潮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优美而深邃的抒情短诗，赢得了无数的读者与追随者。
新时期文学初期，安徽散文创作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公刘、鲁彦周、江流、韩瀚、刘祖慈、严阵、贾梦雷、白榕、徐子芳、刘庆渝、陈所巨、刘湘如等都有大量佳作问世，而王英琦、沈小兰两位青年女作家，也开始在散文领域崭露头角。王英琦散文的审美指向在于对人性美的追求与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挖掘，她的作品《热土》与《站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前者表现出对古朴的乡风民俗与纯净的人情伦理的向往与留恋，作家因此被称作“最早的文化寻根者”之一；后者则以反思历史的视角，坦露出对民族兴亡的悠悠情思。而沈小兰的《莫笑它无知无觉》《尘世的安慰》《掌心上的太阳》等作品，却以超然与平和的姿态，与一些早已过世的艺术大师对话，品评他人也在品评自己，深沉的思索却以轻松的笔调表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安徽的杂文创作同样是活跃的。这一时期的杂文，仍然是以针砭时弊的匕首式的杂文创作为主体，但同时知识杂文、养生杂文与休闲小品等都应运而生，为杂文文体的多样化与丰富性提供了基础。
在安徽新时期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令人关注的。老作家边子正曾是战斗英雄，他的作品多取材于战争年代，《敌后小英雄》《珍贵的课本》寓教于乐，孩子们乐于接受；徐瑛的《野鸭河》情节生动，幽默多趣；老诗人方君默以爱心和童心为孩子们讲故事，送儿歌，其情可敬；戎林则是多面手与多产作家，在长短篇小说、童话、寓言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创作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老作家的引导与辅助下，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正在迅速成长起来。
安徽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一复出便与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紧密联系起来。江流的《一枕铜官梦》、徐子芳的《陶铸生命最后四十三天》以及高正文的《部长家的枪声》等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与时代生活同呼吸共命运的报告文学家们，总是能够敏锐而迅速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紧随历史发展的步伐。所以，当凤阳的“大包干”悄然开始而尚未得到完全认可的时候，江流等一批作家便先后到小岗村及皖东许多乡村采访，并写出十余篇报告文学，其中有江流的《春回皖东》、刘祖慈的《重新飞起的凤凰》、徐子芳的《凤鸣中都》、温跃渊的《凤凰展翅》等。这些作品立足于时代的高度，以艺术的视角向广大读者报告了“大包干”这一新生事物崛起的必然性与勃勃生机，热情地歌颂了农村改革先行者们的博大胸怀与凛然正气，为安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篇章。这一时期活跃于报告文学领域的，还有张锲、陈桂棣、季宇、白榕、苏廷海等作家。
在思想解放大潮与文学全面回归的大背景下，安徽的青年作家群体迅速形成。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青年作家外，还有一批佼佼者如潘军、许辉、熊尚志、陈源斌、李平易、蒋濮、钱玉亮、严歌平、蒋法武等，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为安徽新时期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以他们为主力军的安徽文学队伍，将要开始新的文学征程。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安徽新时期文学中值得骄傲与怀念的一段历史。它的辉煌，来源于思想解放大潮下被压抑已久的思想热情、精神能量与文学冲动的突然释放与爆发；来源于对安徽文学界深厚而丰富的思想文化积淀和现实主义的沿袭与传承。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概括这一时期安徽文学的特征。（一）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学，无论是以祝兴义为代表的伤痕小说、以鲁彦周为代表的反思小说，还是以公刘为代表的“归来的诗”、以梁小斌为代表的朦胧诗，或是以张锲、江流等为代表的改革题材的创作，它们在文学的书写中所传达的强烈的现实批判与深刻的历史反思，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与创作方法作为审美支撑。现实主义这一传统的文学理念与创作方法，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发挥了领先和主体的作用。这是因为现实主义所包含的现实历史关怀和人文批判精神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诉求是一致的。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之所以成为“反思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并产生轰动效应，就在于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关注与敏锐把握，在于它对现实生活中人生境界和人性深度的真实展示，在平实的叙述中追求厚重生活内涵与人文精神的具象呈现，这构成了《天云山传奇》的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二）这一时期安徽作家的创作，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对文学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品都突破了对人性与人道主义题材的禁锢。艺术揭示人的生存状态与独立价值，几乎成为当时衡量文学作品思想深度与艺术境界的标尺。公刘的《仙人掌》、韩瀚的《重量》等作品都深刻触及人性的丰富底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在爱情题材的突破上为人们提供了范本；刘先平的《云海探奇》《呦呦鹿鸣》与《千鸟谷追踪》等作品，在大自然文学题材的开拓上，其前卫意识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三）文学题材的开拓与创新，带来了作品人物面貌的新的变化，一些在过去禁忌与少见的人物形象，成为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譬如刘克《康巴阿公》中那个始终企图确证自己身份的康巴阿公；石楠《张玉良传》中的传奇女子张玉良；肖马《钢锉将军》中党的高级干部李力；黄复彩《墨荷》中的那个僧者形象。一些在过去遭受批判的“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中间人物，也开始在我们的作品中出现。文学创作的开拓与创新带来了文学要素的丰富多彩，拓宽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空间。
二 现代化历史进程与文学多元化实验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而跨入90年代，新时期文学告别了它的崛起和启蒙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被文学史家们或概括为是从文学启蒙到文学多元实验的时期，或概括为是现实主义多样化发展与现代主义中国化的时期，或被概括为从80年代“共名”到90年代“无名”的时期。总之，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出现了百舸争流与千帆竞发的新局面。有人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句唐诗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文学态势，也不无道理。当然，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是清晰的，那就是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蜂拥而至与中国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当代文学史家曾有这样的精辟论述：“90年代以来，尤其是逼近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中国在文化体制没有突变的情况下，能够如此迅速地与世界文化对接，如此深刻地融会于西方文化，‘五四’的沉重命题没有也不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它却使人们在‘全球一体化’的演进之中看到了新世纪文化的巨变，高速运转的经济物质发展的巨轮将中国悄然带进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轨道上，轻轻地、悄然无声地就消解了近现代以来那个十分沉重的启蒙文化语境，这就难怪一些原是五四文化启蒙的学者们，亦可能‘放逐诸神’而‘告别革命’了。”（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与前一个时期相比，8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学似乎难以产生轰动效应，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板块组合中，也似偏离了中心而滑向了边缘，这可能与这一时期文学自身的无主题变奏的性质与多元实验的“沙龙”倾向有关，更重要与更深刻的根源却在于商品化原则的蔓延涌流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文学意识形态色彩的消解与弱化。然而，真正坚守在文学这块神圣土地上的作家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审美努力。正是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文学氛围中，一批中青年文学家悄然登场，他们正乐于没有所谓主流文学理念与话语的束缚而进入主题自由创造的审美境地，于是在先锋文学与新写实小说等创作思潮中一显身手，在思潮分歧中不为所动，而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艺术品性出发，走自己熟悉的道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乐在其中。
在告别了新时期文学辉煌之后，安徽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整体向度与趋势上基本与全国文坛保持一致。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中，都涌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除了老一辈作家的继续探索与创作外，这一时期安徽一批中青年作家的创作也迅速成熟起来，其中的佼佼者如季宇、许辉、潘军、许春樵、陈源斌、熊尚志、李平易、严歌平、钱玉亮、沈天鸿、陈所巨、叶世斌、陈先发、叶匡政、余怒、杨键、潘小平、苏廷海等，他们在各自的文体领域辛勤耕耘、播种收获，成为安徽新时期文学中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
在先锋文学的探索中，潘军在安徽文坛可谓独树一帜。这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总是以高度自觉的小说意识与孜孜以求的文本实验而不断超越自我。潘军早期的创作虽然带有现代派色彩，但现实主义仍然是其创作的底蕴。然而从中篇小说《白色沙龙》开始，然后到《风》《和陌生人喝酒》，最后至《重瞳》，作家由此完成了其先锋小说的探索历程，使其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一部《重瞳》的文本价值也许已经超越小说文体自身，那种对历史文本的文学解构，那种对人们熟知的艺术秩序与阅读经验的颠覆，那种对情节、叙述与语言的任意组合以及对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刻意分裂，都寄寓着作家对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创造性的文学解读。与那些绝对保持形式主义美学指向的文学不同，潘军的小说既是唯美的，也是求真的，并没有陷入语言游戏与技巧摆弄的陷阱，他的全部文学努力似乎都是在寻找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某种沟通与联系的可能。
安徽的作家们似乎都不愿意公开举起流派与风格的旗帜。但从评论者的视角来看，很多作品仍然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追求平面书写与情感零度介入的新写实意向的影响。许辉的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者。笔者亦尤为欣赏其“举重若轻”的小说风范。《夏日的公事》应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以冷静而平实的叙事风格，表现着作家对生活真相与人生状态的密切关注。当然，在许辉的小说叙事中，生活与小说之间已经解除了想象关系，理想的“乌托邦”冲动已为日常生活场景所取代。作品所洋溢着的反讽意味以及由此导致的喜剧性风格，令人自然将其与当代性小说的审美趣味联系起来。仔细揣摩我们不难发现，反讽及喜剧性构成其作品的外在形式，其隐藏在文本叙事之中的精神内核却是严肃的批判态度与强烈的精神诉求。许辉小说的意境与他富有个性的人生阅读与生活体验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也与他所追求的隽永含蓄与从容淡定的文学态度息息相关。
季宇是一个敏锐而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文学上的早熟、多产以及对各种文体的把握能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应为中篇小说《当铺》。作品清纯朴实而又蕴含深厚，通篇似乎都是恶恶相报，但惩恶扬善的主旨却无处不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功力在于写好人物，应该说《当铺》中的三个人物形象风采各殊，朱华堂吝啬精明与残忍，似乎是万恶之首、仇恨之源，但他的内心世界里仍然保留着亲子之情的角落；朱辉正无恶不作，是一个十足的魔鬼，但他的复仇之举又似乎情有可原，因为他长期遭受父亲暴虐的惩戒；田七最终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实施报复，看似不可思议，细想起来却明白这是为了报答老主人的知遇之恩。正是这种看似单一实为复杂的性格揭示，丰富与拓展了小说的人性内涵与文化魅力。季宇的小说艺术是独立自在的，也因此而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与独特魅力。他在这一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徽商》《权力的十字架》等，也都保持了自己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与审美境界。
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被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反响。作家从一个普通女子的生活遭遇中所挖掘出来的，是人的强悍的生命力与凛然的人格尊严。作品并没有停留在诉讼案的故事性铺陈，而是通过人物与故事的描写，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这种深刻的时代矛盾揭示出来，作家似乎自觉表达了农村女性人权意识的萌芽。
许春樵的《请调报告》和郭本龙的《二本平常》所表现的似乎都是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凡人小事”，未见重大的事件和尖锐的冲突，但却见微知著，普通人的生存危机与精神诉求由此可见一斑。沈海沉的《窟窿》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成功描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小说以近乎荒诞的笔调，掀开了旧体制下现代企业面目的一角。主人公的无所事事、委曲求全的生存状态告诉我们，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迎来现代企业的新生。李平易的《老龟煮不烂》，通过一只老龟来而复去的传奇故事，向读者展示出一幅惟妙惟肖的人生百态图，作家运用幽默诙谐的喜剧手法，让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思索人性的真伪与人生的真谛。李平易善于描写徽州生活的风俗画，但这部作品却是直指文化人格与世俗心态。孙志保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引起了读者与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中篇小说《黑白道》与《温柔一刀》堪称姐妹篇。这两篇小说都是以围棋为题材，围棋中见境界，围棋中见人生，两位棋手的人生困惑与精神危机，铭刻着历史变迁与时代生活的烙印，有评论者认为，孙志保的作品渗透着作家对人类精神危机的思考，此言可谓不虚。
20世纪90年代的安徽诗歌创作虽然没有80年代那样显赫，但依然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时有新人新作出现，也不乏在诗歌领域引人注目的优秀诗篇。在新时期初崛起的一批青年诗人中，继梁小斌、梁如云等之后，创作势头强劲、诗艺亦日臻成熟的当数陈所巨、沈天鸿等人。
陈所巨是与梁小斌一道参加全国第一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代表，由于参加诗会的作者大都是朦胧派诗人，所以也曾有评论者将陈所巨的诗作归类其中。20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陈所巨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他连续出版了多部诗集，其中以《阳光·土地·人》《回声与岸》为代表，诗人置身于秀丽江南的山水草木与文化民俗中，并以质朴、热情、亮丽的色彩画面为主调，热情歌颂新时期的乡村变革与人情冷暖，因而被称为“现代诗潮兴起后成名的极少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
人们对沈天鸿的认识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诗人，一是诗评家。这是自然的，也许只有诗人才能真正探幽诗歌世界的奥秘。当然能够做到这两者之间的统一，最起码可以说明诗人的创作是自觉的，它对诗歌文体的把握是从自我与个性出发的。《沈天鸿抒情诗选》就告诉我们这一点。
到了90年代，安徽作家的散文文体意识有了新的自觉。比较起80年代的散文创作来说，这一时期的安徽散文似乎更加注重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与自由想象，在实现艺术审美观的同时，以完成文体自身的纯净。潘军说：“我们谈的散文，概念既窄又难以言表，大约是指道理清楚、叙事明白、文笔朴素的文章吧。清楚、朴素，都是大难，都值得怕。”（《怕散文》）他的“红泥的记忆”与“戏园子记忆”等系列散文，果然清楚明白朴素，但又都情真意切蕴藉。他的那些与世界文化名人展开对话与心灵交流的系列散文，如《见证时间·凝视博尔赫斯》《达利的背影》以及《我所认识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等，读来既让人有恍然隔世之感，又分明是亲切、清新与高雅。潘小平的散文理念与创作实践同样引人注目：社会转型时期人格与价值的重逢，“文化失范”状态下文人的命运，市场法则所导致的伦理的倾斜与道德的丧失……这些都构成了她的散文作品的主要意向。她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现代主妇手记》《风雨书屋》《前朝旧事》以及《城市呓语》等系列散文，多数都表现出这样的基本格调与艺术特色。
进入90年代，王英琦的散文创作的势头仍然不减，她在进一步实践自己的“努力把散文写得更像生活，也努力使生活变得更像散文”这一人生观与文学观的同时，也在探索着散文创作的新境界，于是便有了《我们头上的星空》《人生大于著书》《无需援助的思想》等作品的问世，使她的散文增添了理性维度与思辨色彩。
这一时期的安徽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波澜不惊，但也时有优秀作品问世。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被认为是9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作者跋涉淮河两岸数千里，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现了两岸人民的生存状态。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盛赞这部作品“从这条河的特大污染思索着整个民族的命运，整个民族的未来”。
安徽儿童文学界这一时期新人辈出，杨老黑、伍美珍、韩进、王蜀、王国刚、邢思洁、李秀英、陈曙光等，都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大显身手：或自然传奇，或校园小说，或魔幻科普，或儿童歌谣……以他们为中坚力量的安徽儿童文学队伍正在走向成熟。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丰富而又复杂的阶段。社会转型与消费文化的兴起，使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与美学理念的冲击，使既定的文学观念、文学思维模式乃至于文本表达，都面临着分裂、颠覆与再生的境遇，文学的不确定性与无序现象成为常态。当然，新时期文学的脚步没有停止，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震荡与美学裂变，往往潜伏着文学提升与新生的可能。尽管完整而准确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学态势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来梳理与思考：（一）中篇小说文体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会。由于中篇小说的创作周期、叙事容量以及所可能传达的社会、文学信息与大众化时代的文学欣赏趣味趋近，由于大型文学期刊自觉的文体选择与顽强的职业坚守，当然也是由于优秀的中篇小说的传播影响及其与影视创作的联姻所带来的市场效应等原因，这就使中篇小说这种文体所遭受的非文学与非审美因素的冲击被降低到最低限度，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文学的一种优势文体。这种分析评价与定位，对于安徽文坛同样是客观而准确的。《清明》对安徽文学发展的价值导向特别是中篇小说文体的自觉推崇是有目共睹的。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学一线的安徽中青年作家，他们都有过中篇小说创作的经历与收获，他们也大都是在90年代这一时段内以某种中篇作品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与叙事策略，并借此赢得读者与评论界的认同。（二）这一时期安徽青年作家队伍迅速走向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为安徽文学界增添了新的创作力量，也为安徽文学的观念更新与艺术探索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与文本实验的基础。青年作家群充分发挥他们知识结构新与当代意识强的创作优势，在文学的叙事、结构与语言的创新上，努力超越传统文学形式的规范与格局；努力拓展文学文本的新的可能性空间；努力接近现代性审美趣味与大众读者的欣赏要求；努力挖掘当代文学发展中新的意义生成与市场前景，从而避免了有可能出现的“失语”与“中断”现象，使安徽的文学创作在风潮迭起的90年代前后，能够相对平稳地前进。（三）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被称为无主题变奏和多元化实验，但是我们仍然在各种文学派别的作品中依稀可见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现世关怀与人文精神使创作主题不可能远离自己的生活土壤。从启蒙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转变，虽然旨在弱化与解构文学政治化的倾向，却使文学以另一种形式更加贴近生活自身。
三 走向理性探索与文学精神深化
新世纪的到来为安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但从文学史研究的视角来看，新世纪发展至今的文学走向，仍然是承袭与延伸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精神向度与艺术探索进程。但承袭与延伸的走向是深化，是文学内容与形式上的不断创新。回首20世纪最后两个年代，文学从辉煌走向沉寂。在经历了所谓文学边缘化与文学无主题变奏所带给作家们的心理失衡与创作无序的状态后，作家们又开始了对于文学回归本体并走上多样化道路之后的新的精神思索与自我定位。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终因其超前与虚无的内在规定性而曲高和寡，悄然退出了文学主潮的角逐；而90年代一度引领文学潮流的新写实小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辉煌以后，终因其疏离社会矛盾与淡化人生理想等“世俗化”“平面化”倾向而改变了作为文学主角的姿态。当然，与先锋小说不同，新写实小说自身所具有的写实品格，以及这种小说理念的兼容性与文本叙事的弹性空间，使它在文学多样化指向的今天，仍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与发展前景。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各种审美流派的文体实验走向式微，当代文学创作开始出现令人关注的叙事转向。这些变化在新世纪的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这些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在安徽文学中也是这样。
也许是世纪之交的“百年情结”的影响，也许是由于理性的探索所带来的思想积淀与文化精神的深化，安徽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上升的势头：这其中有鲁彦周的《梨花似雪》，潘小平和曹多勇的《美丽的村庄》，完颜海瑞的《天子娇客》与《归去来兮》，许辉的《没有结局的爱情》，许春樵的《放下武器》与《男人立正》，陈所巨与白梦的《父子宰相》，裴章传的《李鸿章》，王国刚的《淹没地平线》，伍美珍的《非常QQ事件》，王蜀的《蓝色魔域》，等等。
完颜海瑞的《归去来兮》被认为是国内近期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一个新的突破。这部作品以清康熙年间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作为题材，艺术地再现了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趋势，同时充分体现了历史题材的当代性观照——康熙收复台湾与当下中华民族统一在历史精神与民族精神上的同一性价值指向。小说以人本与民本的理念观照历史，主要人物施琅与姚启圣充分展示出人物性格内涵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完颜海瑞在小说的叙事上是有独到之处的：戏剧化的情节设置与细腻而集中的细节描写相得益彰，而历史叙事、民间叙事与传奇叙事又各得其所、和谐统一。从《天子娇客》到《归去来兮》，作家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许春樵的《男人立正》表现出作家对社会转型时期底层生活与弱势群体的人性关怀与道德呼唤。同类题材的创作被认为是新世纪文学书写的一个热点。这部小说的叙事言说是从下岗工人的居住地——76号大院开始切入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陈道生，并不是在粗鄙的实用主义困境中趴下的软骨头，而是一直努力站立着并艰难行走的男子汉。他在不断的自我救赎中寻求着新生的希望，不幸与不公并没有成为他放弃道德与信义的借口，八年舍命还债的经历，正是一个小人物以简单的道德信念与平常的生活搏斗，对人性人格的一次庄严确证。
许辉的《没有结局的爱情》虽然看似平常却别具一格，作为都市言情小说，作品艺术地体现了现代都市人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人性与人情的多变与复杂在流畅与轻盈的小说叙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主人公刘康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情感危机与价值冲突，不是在激烈的对抗中形成的，而是在轻松与平庸中形成的。天生的浪漫气质与平庸的生存环境引发了主人公在情感上的新的追求，这种婚外恋尽管有悖于伦理道德，但却又是真实的存在，“没有结局”的处理可见作家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最终态度。
中篇小说依然是新世纪安徽文学的优势项目。季宇的《猎头》，程鹰的《余韵》，李平易的《留梦的银尘》，张子雨的《打死我也不相信爱情》，李国彬的《罗拉》，钱玉贵的《遭遇城市》，曹多勇的《好日子》，郭明辉的《一个人的陷阱》，舟扬帆的《我的同学宋元明》，赵宏兴的《我走了》，苗秀侠的《遍地庄稼》，余同友的《夏娃是什么娃》以及韩旭东的《二丫的暑假生活》，陈章永的《一巴掌》等，这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着商品大潮所引发的欲望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展示人物的命运沉浮，揭示当代人的情感困惑与精神危机，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拯救与道德关怀，这种新的小说理念的实践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对现实生活中未明状态的浓厚兴趣与艺术观照，体现出这一批中青年作家的当代性意识与文学的胆略，他们笔下的小说场景尽管未必是生活真相的全部写照，但的确是他们对一种生活状态与情绪状态的艺术体验。
诗歌在新世纪依然没有走出低谷，但仍然有一批诗人矢志不移。叶世斌是安徽当代诗坛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诗集《在途中》等作品，就曾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诗人努力寻求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手法的完美整合。在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验与审视中，诗意地呈现了生死与爱痛、悲悯与感恩、罪恶与救赎等人类普遍性的情感追问。叶世斌的诗作重想象、象征与隐喻，体现出清美、内敛、智性的艺术特色。赵宏兴的《身体周围的光》，表现了诗人对生活中色彩与光亮的敏感与寻求，传统的意象与现代的技巧在赵宏兴的诗歌中得以恰如其分地融合。吴昭元是一位晚熟的诗人，当诗歌门庭冷落，似乎逐渐淡出大众视野的时候，吴昭元却迸发出旺盛的诗歌创作热情，他的以江南雨为意向组合的三部曲《绿雨》《雨江南》《雨魂》，立足于锦绣江南的山河土地与乡风民情，从自然物象与生活细节出发，借助于意象、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法，深情地表现了诗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注。诗的意境含蓄典雅，格调明快，诗味隽永。著名诗人严阵的长篇抒情诗《含苞的太阳》16000多行，以一种博大的政治关怀和文化器识，表达了对民族命运与祖国前途的深情关注，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理想与追求——“我爱你，我的中国”。读来让人感到激情涌流。
新世纪安徽散文的创作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引人注目的有韦斯琴的《让我慢慢地靠近你》，赵焰的《思想徽州》，叶静的《秋天里的单音节》，张武扬的《青花的韵味》，王文忠的《苦爱》，水庆中的《心河集》，阎红的《误读红楼》，邢思洁的《坐看云起》，等等。韦斯琴的散文优美而蕴藉，洒脱而厚重，包蕴着三种审美情结：书画情结、女性情节、乡恋情结。她文笔清丽，叙事委婉，刻意追求散文与诗画交融的境界。赵焰的散文追求的是书卷气与感染力的完美融合。他常常以优美的散文笔调与独到的思想见解，来解读历史悠远、博大精深的文化现象。《思想徽州》中的历史意味与文化韵味，使赵焰的散文境界有了新的提升，这是一个被评论界普遍看好的散文作家。张武扬的散文显示了作者文化底蕴的深厚而独特，特别是游记，寄情山水、追问历史与感悟人生，构成了其作品在内容上的重要特色；而《青花的韵味》平实、端庄和典雅，这正是作者对散文风格追求的自我写照。将军作家杨洪立新世纪以来出版多部杂文集，他的杂文既鞭挞假丑恶，又歌颂真善美，文笔平实而老辣。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态势，既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理念与文学实践的延伸与发展，又潜伏与预设着新时期文学的未来走向。理性总结新时期文学30年最后一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无疑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与价值。（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激活与超越。作为对形式主义文学观念的反拨，对历史与现实的热情关注以及对人性人生的无穷解读，成为众多作家水到渠成的文学选择。于是我们看到：现实场景与生活内容重新成为小说家自觉的审美观照与艺术表现的对象；现代诗潮中诗人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并出现了所谓“生活化”的诗人；地域文化与历史事件向来是叙事类文学所看重的题材，当下也大量出现在散文文体的创作中。当然，新世纪文学对现实历史的关注及人文精神的弘扬，并不是与传统现实主义理念简单对接，与以前相比较，当下的这些作品，并不是偏重于从人的观念关系去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出发去表现现实冲突，这就使文学更加逼近了现实生活，拓展了文学真实的深度与广度。当然，对于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现象的理性分析还正在深入，传统或经典的现实主义与具有现代特征的现实主义能否融会贯通？由文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给出答案还有待时日。（二）多元的艺术探索。对于文学皖军在艺术探索上的检验，重点不在于某一部作品或某种局部性的突破和成果，而是在于有一批富有创新意识的作家自觉不懈的实践精神。在文学叙事上，我们已经很难以文学教科书的定义，来涵盖当下文学作品的叙事体态与叙述风格了，从整体上来说，单纯而整一的文本规范已经失去了约束力。很多作家在自己的文体创作中，都试图突破传统的文学以主体全知的面貌出现的叙事模式，或突出强调主观感受，或有意逃避主观介入，而让场景与画面出现冷静呈现，文本的实在空间与意向空间交相映照，拓宽了文学的艺术空间。（三）存在问题与发展空间。与同一时期全国文学发展的水平相比较，安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作为表现生活质量与历史厚度的长篇小说创作，对于剖析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精神超越与情感转折的心路历程，展示改革开放的时代演进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的风云变化，还缺乏春秋笔墨与艺术探进。中篇小说创作虽然是安徽的优势项目，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仔细观察，这些作品在题材开拓上似乎还存在一些空白，譬如，对那些与信息时代密切相关的体现科学文明进步状态方面的领域关注不够；对于那些为人民大众情思牵挂的社会现实事件，缺乏应有的文学敏感。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与儿童文学等文体领域，在新世纪虽然人才济济，但要与安徽前辈作家的显赫业绩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这种状况固然与某些文体的整体生态环境有关，但主体的努力与创造性的发挥程度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图像视觉时代”的到来，文学的传播方式泛化，电视、网络乃至于手机都已迅速成为文学的载体。文学的“阅读”概率与范围正在萎缩，同样文学图书市场对所谓纯文学的排斥，也为文学的传播形成压力。如何应对文学新的生存发展环境，这也是文学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安徽新时期的文学评论是与文学创作同步并进的。积极参与这方面活动的评论家有苏中、张禹、沈敏特、梁长森、胡永年、王多治、徐文玉、余昌谷、段儒东、唐先田、钱念孙、王宗法、唐跃、吴章胜、王达敏、谢昭新、方维保、杨四平、黄书泉、韩进等，他们一方面敏锐地关注全国文坛重大理论争议并积极参与，一方面对安徽作家的创作成果进行建设性的研讨与评论，热情地支持安徽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成为文学皖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同时，《清明》《安徽文学》《文艺百家》《诗歌月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等文学刊物以及相关报纸的文学副刊，也为安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的时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新时期文学30年的波澜起伏，却让我们感到它是那样漫长与深邃。今天，当我们共享改革开放30年的胜利果实时，我们同时也在收获着文学30年发展与进步的喜悦。安徽新时期30年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是同步的。它对于安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新一代的皖军一定能够创造安徽文学美好的明天！
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照了《安徽地方志·文学卷》（1949—1989）；同时参考了众多评论家有关安徽新时期文学的评论文章以及1993年以来安徽文学奖（后改为安徽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文学类）的相关评述资料，一并感谢。
《文艺百家》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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